中国工会之根
——明清行帮组织与秘密结社

■豫秦

中国工会之根
——明清行帮组织与秘密结社

■豫秦

说起工会组织，应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尤其是产业革命之后劳资矛盾的产物。对中国而言，也是舶来品。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劳资矛盾也随之问世。然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会运动其伊始，则是从老祖宗留下的尤其是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后所盛行的行帮会党开启了中国工会运动的准备与先声。

明代后期（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40年代）直至清朝中期，中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手工工场、包买商等资本主义萌芽。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初步形成了一支雇佣工人队伍。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诞生的工人群体，失去独立生产经营手段和人身依附关系，从封建农耕行业中分离出来，只能依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维持生计。他们既受雇主的剥削，还受官府、行会、包工头等各种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艰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早期手工业或苦力的行帮工人逐渐产生反抗意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组织形式。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等，开始出现了行会及依托地缘、业缘的公所、会馆等组织。随着雇佣工人队伍的日益壮大，行帮组织开始形成。伴随封建政权的更迭，工人中还出现了秘密结社等组织。

首先，伴随工商业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江南等地区开始出现了按行业等组建的行会组织。行会组织是混合组织，既包括了生产组织者，也包括了从事这一生产的劳动力雇佣者。如江西景德镇，其从唐发展到清代，成为全国知名的制瓷中心。繁多的制作工艺使得该地区形成所谓“八业三十六行”。诸如“三窑九会”、“五府十八帮”、“客帮瓷商”、“柴行”、“船帮”等，各有规矩。工人与雇佣方同在某一组织，遵守各自帮规。烧窑工人要向窑户交钱买位置，才能有工做。工人有偷拿私人物件时，情节严重的，所属组织即“砍草鞋”，将其开除并驱逐出境，该工人将永远不得再来此地谋生。

其二，这一时期的工人群体已经出现大量来自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劳动力集中于一些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清代雍正年间苏州砑布业较为发达，有砑布为业的工匠1万多人，其“家住江南、江北各县”、“皆系外来单身游民”。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因而雇工“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骛”。所谓“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依托地缘的同乡会馆或公所等组织。如公所或会馆作为同乡组织，联络乡人，互相提携，举办善事，可以说发挥着类似社区中心的作用。乾隆以后，不少会馆向公所转变。如苏州仙翁会馆后改为纸坊公所，东越会馆伟蜡烛公所等。会馆的演变和公所的大批成立，使手工业工人队伍日趋扩大、集中，并逐渐淡化地域的狭隘意识，会馆出现了业主与手工业者共存的情况。这不仅促进了手工业的分工和商业的发展，而且有利工人的联合，为其“齐行叫歇”式的罢工提供了较方便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其发展壮大，富商及业主掌握会馆的话语权。因而从清前期开始，一些手工行业的雇佣工人从雇主操纵的行会中分离出来，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些雇工组织，有的叫帮，有的叫会，有的叫堂。有的设有会馆或是公所。如《乾隆游江南》即对广州地区的雇工组织与雇主组织有记载：“这西家行，都系手作，单身汉字十居七八，争强斗胜，惹祸踊跃。一经有事，东家亦不敢组织。否则即上会馆知照通行，不接这家字号生意”。雇工建立的组织称为西家行，雇主的称东家行。各行立有规矩，设有先生，也叫师爷。由工人自己推选，有工资，负责料理内部文件、对外交涉。遇事先由两家先生先行交涉。如不能解决，则另做斗争。清代四川盐场的工人组织炎帝宫组织，定有行规，买有田地。其曾聚集众人与富荣盐场的大井造主“八大号”斗争，赢得了“闲班”，即休息日和改善伙食待遇等胜利。

其三，工人自发组织的发展。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行会面临自由竞争而闭关自守，众多的雇工与苦力因无法加入行会，得不到行会的保护。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纷纷自建组织。如苏州踹布匠，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德等煽惑工匠”，“结党创立会馆”；有“邢春林等创立踹匠会馆，唱戏有据，敛据有据”。他们与业主斗争频繁、激烈，有时甚至“传单约会，千百景从”。雍正二年（1734）《永禁机匠叫歇碑》记载：“苏州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唯有不法之徒”，“倡为帮行名邑，挟众叫歇”。这说明在苏州丝织业中，手工业工人为联合罢工而创建了行帮。1800年上海金属加工业的13名白铁工就创立了菊社，每当秋天菊花盛开时，菊社便举行年会，白铁工人聚集一堂，礼拜其行业神李老君。后来上海的铜铁器商店合并经营后，菊社便吸收这两业工人加入。如景德镇制瓷业中，更是行帮盛行。满窑工分博洋、都昌两帮，个有自己窑址、范围，不能逾越。烧窑工属于都昌帮。装小器的坯工有“五府十八帮”。这些行帮维护雇工利益，与雇主相对立。这期间，因工值得高低，银子的成色和伙食的优劣而爆发的频发罢工，都是这些行帮头所组织、领导的。

其四，结合业缘与地缘，工人中秘密结社迅速发展。秘密结社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并避免敌人的搜查和追捕而结成的秘密团体。它组织严密、帮规严格、内部等级森严，有共同信奉的宗旨和彼此联系的一套暗语，招收和发展成员有一定的仪式和手续。明、清两代参加秘密结社的有农民、游民、商贩和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苦力、矿夫。清朝时又叫秘密结社为会党，其宗旨除清帮外，几乎都与“反清复明”有关。其中最著名而且对中国近代工人运动有影响的，是洪帮、青帮及与二者有关联的会党。

洪帮，又称“红帮”或“洪门”。“洪帮”或“洪门”的名称，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也暗寓着“洪武门下，英雄辈出”，匡复明朝充满希望。“洪帮”创立后，其组织遍及全国，会众达百万。其中有大量手工业工人和苦力。该组织自成立之时起，即遭清朝官府残酷镇压和搜捕。为了生存及发展，有些地方“洪帮”也改变名称，如鸦片战争前后的“哥老会”、“三合会”、“小刀会”、“红枪会”、“天地会”，以及传入海外华侨中的“致公堂”等，都是其派生的秘密结社。

青帮，又称“安清会”。据传它始于清康熙年间，而正式成立“安清帮”是雍正四年（1726年）。其成立的宗旨原本是受清朝官府支持及豢养的负责漕运的行帮组织。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每年都要通过运河从江南和河南、山东等地运送大批稻谷进京，供应朝廷所需。早在明朝时，据记载，漕运船只已有11775艘，拥有运夫121711人。清时，漕运几经整顿官府限定漕船10254艘，拥有雇工约20万人，是一支声势浩大的粮船运输队。但由于南粮北运京师过程中，沿途贪污、盗窃甚至抢劫之事屡见不鲜。为此，清廷曾起用于成龙、施世纶等先后督漕，严刑峻法，都无明显效果。后乃由翁雍（德正）、钱坚（德慧）和潘清（德林）三大帮头承办漕运。自此，凡用船工、水手和码头工等都必须加入“青帮”，严格训练。然后采取分帮包干，严密护卫，从而使漕运得以畅通和安全。“青帮”虽晚于“洪帮”，但由于得到官府的支持、庇护，又独霸南北大运河的漕运，加上二者有反清和安清的根本分歧，因此这期间，二者尖锐对立，互争雄长及地盘的争斗经常发生。

鸦片战争后，随着南粮北运所以靠的传统漕运为轮船和海运代替。“青帮”为避免衰落、瓦解，开始改变局限于漕运的发展方向，成为遍及全国与各阶层的帮会组织。加入“青帮”不仅有航运、码头、搬运、矿山等部门的手工业工人、苦力，也有城市和工业区的近代企业中的产业工人。由于这些组织有大量工人成员，有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势力与影响，因此，它们对中国工人运动，尤其是早期的工人运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工人组织有着显著的“双重性”特点。一是组织斗争的双重性。工人主要按照行业、职业或地域组织起来。其经常在工资、工食等方面组织雇工与雇主、包工头斗争，维护雇工利益。这促进了雇主与雇工的阶级分化，促进了雇工的团结、斗争精神。与之同时，每个行帮却仅维护本行帮雇工利益，并非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其具有排他性、垄断性和保守性，不利于工人阶级自身团结。二是行帮组织对待封建主义具有两重性特点。他们反对雇主、包工头和官府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但其组织及斗争方式却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如供奉祖师或神灵，发动斗争时，要发誓祭神，或者抬神游街。特别是其常被一些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勾结的帮会头目所利用，对行帮内外的工人进行欺诈勒索。一些雇工、雇主共同建立的行会或是隶属于同乡会馆的帮会，在雇主与封建士绅的把持下，经常成为对工人压制、剥削、模糊工人阶级意识的组织。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