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历史观

2017-02-16 11:53熊召政
美文 2017年1期
关键词:仁义形势苏东坡

熊召政

大约在34年前的1982年暮春,我的老师徐迟约我同来黄州游览东坡赤壁。走进二赋堂,他问我《前赤壁赋》有多少字,《后赤壁赋》又有多少字?我惭愧不能回答。他又问我能否背诵?我说少时背过。于是在他的要求下朗读。背完《前赤壁赋》,他说,你不用背了。接着说:“《前赤壁赋》538字,《后赤壁赋》358字。我认为这两篇赋是中国散文的高峰,至今无人逾越。这么短的文字成为经典,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奇迹。”

徐迟先生对苏东坡的赞赏对我的触动很大。其实,在成为徐迟先生的学生之前,我已经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1972年的暮秋,我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来黄州参加一个座谈会时,就专程参观了东坡赤壁。那时的东坡赤壁,荒凉、萧瑟。我来的季节正好是《后赤壁赋》中所描述的“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但在赤壁山上,却看不到《前赤壁赋》所形容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当然,更不可能“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了。在无尽的沧桑岁月中,长江早已改道,赤壁之下,已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是另一个时空中的灿烂画卷,那画卷,属于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吾生也晚,再也无法在这里领略“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山胜景了。

好在苏东坡的作品在近千年的岁月里,一直传颂不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走入他的时空,品尝村妇珍藏的美酒,享受巨口细鳞的江鱼。微醺之后,再随着他一起欣赏不可复识的江山,观看横江东来的孤鹤。

在我的书房里,我请一位画家为我画了四条屏,是四位古代文学家的造像,他们分别是屈原、李白、苏东坡与曹雪芹。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中,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不在少数,对他们,我都怀有景仰之心。但上述四位,我个人尤其偏爱。从个人的性情、才情来看,毫无疑问,苏东坡又是这四位里我最为心仪的一位。

关于苏东坡文学与书法的造诣,不用我饶舌,迄今为止,他依然是无人超越的峰巅。但是,作为一位大文豪,他仍有一些被人忽略的地方,或者说,他的文学的造诣,淹没了他的其他方面的才华,譬如说他的史学的建树,就被人们严重低估,也被史学界所忽略。

苏东坡的史学著作,并非如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那样有洋洋大观的专著,而是在他的策论中可看到他独具卓见的史识与史胆。苏东坡文集十之七八是文学,诗词歌赋、散文(含序、说、记、传、铭、碑、颂、赞、偈、表、奏议、制敕等各种文体),每一种文体中皆有杰作。他的论有五卷,策有四卷。在《策》中,还杂有《书义》《迩英进读》两卷。这八卷策论中,收有146篇文章。研读这些文章,就不难发现,苏东坡对历史上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思想大家,几乎都有专论,而且还论得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对历朝历代的兴危得失,他也认真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

浏览他的策论,我们会发现苏东坡并非激进的变革者,相反,他推崇的是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德与礼是让社稷安宁、吏治清廉的两大法宝。但对德的认识与界定,他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在《形势不如德论》这篇文章中,苏东坡一开头就说:

《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夫尝不以籍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读这一段话,首先要理解形势这个词的意义。形势不是今天大家所理解的形容词,而是指的大地山河的面貌,与我们今天理解的风水,庶之近之。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讲的就是形与势的关系。所以说,形势对应的是地利。中国的古人对形势最为看重。各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大都依山傍水,如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市,无不都是形势佳妙的首善之地。

但选中的吉利之地不一定就国运兴隆。所以说形势不如德。苏东坡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把形势分为两种,一种以人为形势,一种以地为形势。

以人为形势,这人,指的是君臣。蘇东坡说“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相须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臣为形,君为势。在苏东坡看来,周朝的衰败,起因是“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但是,被周天子信任的诸侯最终都不服从朝廷的管理。究其因,是“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他引用刘颂的话:“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邻,近多违而远虑固。”

这以人为势的大意是,君德寡不足以服众,则社稷势危;臣德薄不足以牧民,则民怨沸腾。所以说,君臣都心存敬畏。常怀忧患,以民为天,则天下形势安定,就是古人所说的“河清海晏,四海升平”之象。

苏东坡说的第二点,是传统的形势论,即以地为形势。但是,他将秦与汉两朝做出比较,他说:

有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也,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形势之因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自救也。

这一席话,让我们理解苏东坡对秦汉两朝建都长安的看法。在冷兵器时代,长安是中国最为理想的建都之地。秦岭有百二雄关之险,加之黄河阻隔,历代兵家,很难突破潼关攻入关中。秦灭六国,其战争都是在潼关之外进行,这地域形势有点像今日之美国,美国建国以来,除了南北战争,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战火都没有烧到美国本土。但秦和汉为什么都没有借地势的险峻而守住国门呢?其因就是“大臣专命,危自内起”,朝廷君臣德衰,再好的形势,再大的天险,也不能阻挡国家的衰亡。

在《诸葛亮论》这篇文章中,苏东坡更是一针见血指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义为德的内涵。东坡同孔子一样,是周的追崇者,认为周即德的楷模。同时批判秦取天下凭借的是诈力,即欺诈和武力。在东坡的策论中,对于秦与汉的议论较多,且多取批判的态度,在《论秦》《论商鞅》《论始皇汉宣李斯》《论养士》诸篇中,对秦国政治特别是秦始皇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因为在东坡看来,秦的政治运作中多狡诈、缺诚信、讲利益、轻仁义,这是缺德的表现。他由这个历史观去审查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杂用仁义诈力,这是诸葛亮终究不能恢复汉室,壮大蜀国的真正原因。当然,这是苏东坡的一家之言。

关于德,东坡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三首》的文章中,这样定义: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至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

道德二字,为老子创造,他写作的《道德经》,乃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可称为华夏智慧的宝典。用今天的话解释,道即客观规律,德即是遵循客观规律而做人做事。东坡赞成老子的道德观,但他以诚言道,以仁言德。若用今人的语法逻辑,则应该是以仁言道,以诚言德。符合客观规律即为仁,以诚信的态度遵循客观规律即为德。当然,东坡先生如是说,也没有错到哪里去。他坚持认为,诚信之外没有道,仁义之外没有德。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君臣归仁,天下归心呢?苏东坡认为,只有建立“礼”的制度。

在《礼以养人为本论》这篇文章中,苏东坡阐述了他对礼的看法: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苏东坡认为最好的社会是崇尚道德,人人都以圣贤为楷模,他认为尧、舜、禹三代就是这样的社会,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建立礼仪制度。

所谓礼,作简单的理解,就是在伦理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伦理的最基本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君臣对应的是国,父子、兄弟对应的是家。在古代,国家的概念就是伦理的概念,也就是礼制的概念。

孔子是特别注重礼制建设的,他说“吾从周”,就是遵循周朝的礼仪制度,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克己复礼”。他想恢复周礼,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乏善可陈。苏东坡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很失望。当时的宋朝,北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两国连年战争,人民无法休养生息。有鉴于此,在寇准的主导下,宋与辽在河北的一处名叫澶渊的地方签订了停战的盟约,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朝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机会,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腾飞,社会上出现了诸多乱象,如官场的冗官与腐败,朝廷的苛捐杂税,民间的重利轻义风气的形成。这期间,出现了王安石主导的改革。苏东坡认为王安石的改革的动机是为利而驱使,对礼制的建设有破坏,故不同意。在《思治论》一篇中,他说道:

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亦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

苏东坡熟读历史,但并不就历史说历史,做死学问,而是关注当下,为社稷苍生的安全与福祉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澶渊之盟以后的五六十年间,人心思变是一个总的趋势。针对当时朝迁的三患:宫室祷祠之伇兴,钱币茶盐之法坏,频年用兵而财力空虚。朝野之间的议论很多,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在苏东坡看来,无论是民间的游谈聚议,还是朝迁的变政易令,都没有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

通过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完成朝野之间社会进步的利益诉求,从道理上讲这是没有错的,但苏东坡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变政易令的心情过于迫切,变革的方法存在问题,其变革的结果与本来愿望相去甚远。在《思治论》中,他进一步阐释他对变革者的批判: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也有之矣。

在这一段文字里,苏东坡对当时推行的新政指出了问题:

1.新政提出者的心态不健康,“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

2.部门利益为重,将新政变为权力的游戏,“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

3.缺乏改革的整体思路,“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矣。”

4.新政推行有头无尾,说得好听,却无实绩。“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

不难看出,苏东坡对新政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但为何新政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苏东坡也讲了两个原因:

1.“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这是说各部门推行新政,却不了解“上”的想法,这个“上”,按惯常的思维,应该指的是皇帝。朝迁之主对国家的认识,对政局的把握,是新政施行者必须深入了解的先决条件,但“百官有司”往往为本部门的利益所驱使,忽略了“上”的思想。

2.“规摹不先定”,这里所说的规摹,既可视为顶层设计,也可以说是立规矩。没有顶层设计,又不先立规矩,新政的推行必然会“用舍系于好恶,废兴决于众寡”。

从苏东坡一贯的思想来分析,这“规摹”即属“礼”的范畴。

國家为什么要制“礼”,就是用怎样的规矩与制度去治理天下。在《韩非论》一文中,苏东坡发表了他的高见:

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源,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则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从形而上的观点讲,礼的制订是为了保证德的施行。德即仁义,德是内涵,礼是形式;从形而下的观点看,礼的制订是建立国家的秩序。礼法乃刑政之源,国家制订法律,是为了保证礼制的实现,对于国来说,礼法是为了解决君臣的关系问题;对于家庭来说,是为解决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问题。礼与法,一是从道德层面,一是从法律层面来约束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行动。

在道德、礼法诸方面的思想,苏东坡并无太多的创见,但他将儒家的这一政治理想落实到社会治理及个人操守方面,可谓身体力行,不遗余力。而且,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他也以道德、礼制为标准,常常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关于诸葛亮的评价,前面已经说过,再举一两个例子,先说伍子胥。

伍子胥本楚国世家,后因楚平王杀了他的父、兄,他逃到吴国,辅佐吴王,使吴国成了霸主,然后率吴国兵马击溃楚国军队,攻到江陵,对楚平王掘墓鞭尸。这一点,一直遭人诟病,湖北人尤其不喜欢他,苏东坡却为他辩解,他在《论伍子胥》文中说道:

父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

东坡认为伍子胥兴吴灭楚,并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替父报仇,这是必须尊崇的礼制。

另外,苏东坡从道德出发,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有两大罪,第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第二是“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他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他进而言说:

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忘躯者,相踵也。

这几句话,已是恶毒的咒骂了。在苏东坡的策论中,他不止一处指责司马迁的历史观,说他“退处士进奸雄”,重黄老之术而轻儒家之学。其实,司马迁是特别尊敬孔子的,在《史记》中,将孔子列为世家,可见分量之重。司马迁从社会发展及社稷安亡的角度,充分肯定商鞅与桑弘羊变革社会,勇于创新的政治功绩,在今天看来,这是司马迁值得肯定的地方。偏偏苏东坡指责他对这二人的褒奖是“退处士进奸雄”,将社稷功臣视为奸雄,这也是苏东坡的历史观。

从以上所讲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苏东坡的历史观是保守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雅一点,我们可以称为士,俗一点,可以称之为文人。但是,若要认真研究,则士与文人还是有区别的,士乃社会的中坚,文人乃生活的附庸。苏东坡在《正统论三首》的总论中说过:

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扫除天下所有的不正之风,即是正;将天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与各阶层的民众统一起来,就是统。正统二字就是这样来的。正统又分为政统、道统。政统是国家、社稷的管理者,礼法的推行者;道统是社会思想的提供者,道德的维护者。从中国古代的经验看,凡是政统与道统两者对社会及民众的看法一致,国家即是强盛期。凡是两者产生矛盾,国家与社会便进入多事之秋。苏东坡所处的北宋中叶,政统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道统价值观的分裂非常明显。苏东坡在《策略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则然,不知其然则然者,是拱手而待也。”这句话很有见地。苏东坡也指出了当时中国的忧患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历史中的哪个朝代,还是每个朝代形成的弊端,都不会相同。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困境也不会一样,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社会的弊端莫不产生于价值观的分裂。

无论是政统还是道统,其价值观很难得到统一,而且道统作为道德的维护者,一般都会采取文化上的保守态度。今天,我们特别注重创新,但在历史中,守成一词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过创新。苏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儒者可与守成论》,专门讲守成的问题。他始终认为恪守三代圣人留下的思想及治国治民的经验,就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物阜年丰的局面。放在闭关锁国的时代,这种守成的态度,兴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守成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在古代,天下是中国;在今天,天下是全球。国与国之间,利益为先,弱肉强食,我们若不创新,不强大,就会有灭族灭国的危险。

在苏东坡所居的公元十一世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应该是士的责任与担当,可视为一种美德,是君子的无可厚非的选择。但在今天,一味地守成,做人还是可以的。但以此为标准来治国,则可能导致衰败。道德可以约束人心,但礼法的作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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