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贝多芬

向迅

一

时间一晃就到了9月。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月份，疯狂的夏天虽然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但大势已去，天气终究会日渐一日地凉快下来，秋天即将到来。而北方的秋天似乎来得要更早一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小城，已在树梢上瞥得见它的端倪了。

可就是在这个美好的月份，我们的父亲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绝望的日子，我们这个家庭也将迎来有史以来最艰难最迷惘的日子。

8月下旬，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胸部难以忍受的疼痛已在不知不觉间波及腰腹和肩背，4月的头疼病再度发作……这些症状已严重影响到他的睡眠质量，就如他在武汉对我说的那样，“晚上几乎不能睡觉。”

遗憾的是，他和母亲都只是对这些症状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身体仍然没有一点好转？却从未想着要去医院。或许也是想过的，但是出于某种难以言说的顾忌——这种顾忌应该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农民家庭——他并没有把这个想法表达出来。即便是在我一再嘱咐他赶紧去县人民医院检查的前提下，他依然在家里自行“观察”了三五日。

记得9月行将到来之际——8月27日？我以为父亲已去了医院，打电话给他，却意外得知他还滞留在家中。便急切地问他为何还不动身？

只见父亲在电话那头像被人挟持着舌头一般吞吞吐吐地回答道：“怕天意有变，苞谷会烂在田里。你妈掰苞谷去了，我在家里看屋。”停顿了两秒钟，他继续说道，“我再观察两天。万一不行，马上就去。”

我在电话里急得直跺脚，觉得母亲简直是太糊涂了，却又不好发作。

我知道母亲心疼苞谷——那是牲口们一年的口粮，担心大半年的辛苦所得在收获之际打了水漂，但应该分得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可我不忍心责备母亲。这么多年来，家里的那几亩地都是她一个人苦心经营，其间滋味，除了她本人外，他人不可道也。如果那一阵子果真下了雨，黄灿灿的苞谷都烂在了地里，不知她是如何心疼呢。

2015年9月的第一天，父亲在母亲将最要紧的农事忙完之后，终于背着简单的行李——其实什么也没有带，一只被我扔在家里不准备继续使用的双肩包而已——怀揣着未知的命运，搭车到了县城，就诊于我们曾经遭受过冷遇的人民医院胸部内科—— “命运”这个小丑，再一次富有戏剧性地把父亲推到了这个尴尬之地。这是不是已经体现出某些宿命意味？

只是这一次，没有人陪他——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外地工作，而家里又须臾离不开母亲。如今的农村形势已不比历史上道不拾遗的年代，况且猪栏里还有好几头肥猪需要她终日伺候——他孤身一人。

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件往事，就觉得愧对父亲——我们让年过花甲的他独自面对了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无情的判决；每当我在电视里看见“父亲”住院儿女们都会陪伴在身边嘘寒问暖的镜头时，我就觉得无地自容。

大哥和妹妹是否与我感同身受，是否也会对此感到愧疚？我无从知道，也没有问过他们。与父亲一样，我们都习惯于把感情埋藏在心底而羞于表达。

这一次，父亲没有拒绝医生的要求——事实上5月份那次，也不是他拒绝，而是被在心底打着小算盘的我一口拒绝了——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忐忑不安地住进了医院。这大约也是我的建议。而这建议，与我在四个月前陪他去县城的朝阳观旅行一样，带有某种补偿性质。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毫无保留地说，对于父亲的这次住院，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我认为已到了非住不可的地步，他的身體状况确实令人担忧；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无须过分忧虑，除了肺结核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这种可能存在的情况外，大概不会出现比这更坏的，更令人紧张不安的检查结果了。

或许大家都这么认为——在最开始的那几天，我们（自然也包括父亲在内）都是在心平气和地等待检查结果。可一个星期以后，结果仍然没有出来，据说还在等待最关键的一个检查项目的病理报告的出炉。

那项检查，美其名曰检查，实则是一个带有相当风险的体内外科手术，后来，我在武汉陪父亲做过一次。

做这项检查时，家属不仅要全程陪同，还要签字画押，因为在施行手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出血、纵隔气肿、外伤性气胸、窒息及心脏停搏等意外事故，术后也可能出现多种并发症，诸如持续不停地咯血、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父亲把这项检查习惯性地称之为“做胃镜”，实际上是支气管镜检查。

那天，当我把父亲从手术台上扶起来时，我注意到他毫不掩饰地用手揩了好几下血红的眼睛；穿过手术室时他步履踉跄，胸脯剧烈起伏，既像是摸黑赶路，也像是有人在身后十分粗鲁地推搡着他。

事后，父亲给我形容过做这项检查时的感受：“就像有一台绞肉机在你的胸部不停地搅动，五脏六腑都被绞成了碎片。”

而在建始人民医院做这项检查时，他是独自面对这残忍的一切。如果术前也需要签字的话，他必然是自己在那张带有某种协议性质的本应该由家属签字的纸上郑重地签下了他的名字：向北阶。

他需对自己的签字负责，对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不良后果买单。

这是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忽然想起的，以前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以此类推的话，自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被年过花甲的父亲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我们并不知情，也就不知道他的痛苦。

事实上，对于病人而言，仅仅是那些漫长的黑夜就够他们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渐渐对检查结果产生了怀疑——准确地说，是对自己的病情起了疑心。“怎么还不出来呢？”在他打满了问号的言辞间，我感觉到了他的担忧，感觉到了他的紧张情绪，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惶惑不安。

我们大多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在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面前，我们不免会展开丰富的想象，会猜测各种各样的结局。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往最坏处想。

我后来陪父亲在同济医院治疗时，才意识到我们的体验与病人的体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等待检查结果时的心情，与刑事犯在法院等待审判结果时的心情并没有什么两样。既怀着侥幸心理，又充满了对于命运的恐惧。

在那段百无聊赖却又惴惴不安的日子里，父亲都想到了什么呢？我从来没有与他探讨过这个问题，就像我从来没有与他这位农民父亲探讨过人生理想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即使问了，他也不一定告诉我。

我那时虽然也有些着急，但总认为应该不会出现更坏的结果，所以我还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不要胡思乱想。

二

2015年9月上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吃过午餐后准备回家午休，刚跨进小区的那道铁门，手机便在我的口袋里扑通扑通地像刚刚装进篓子里的鱼一样很不安分地跳跃着。我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跃着一个陌生的恩施号码。在犹豫片刻之后，我疑惑地摁下了接听键。

出现在我耳畔的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的声音。他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恩施普通话。

“我是建始人民医院的医生，你的父亲现在我们这里治疗。”

我一下子莫名地紧张起来，忙不迭地问：“结果出来了吗？”

“是的。”

“情况怎么样？”

“你等一下，我到办公室外面去跟你说。”

随即，我听到了一片模糊的嘈杂之声，同时听见了我的心在胸腔里像青蛙跃入水面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扑通扑通”直跳。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无数种猜测在那一瞬间像海边的潮水一样蜂拥而至，却又被我一一排除——可我在他小心谨慎的语气里捕捉到了一种不祥之感。半分钟后，手机里又传来他的声音。

“刚才你父亲在旁边，我不方便说。”

“您直说——”我咬着牙齿问。

“经过检查，你父亲的情况比较糟糕。”

“具体什么问题？”

“我们怀疑是肺癌。肺鳞癌。”

我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头皮像触了电，一阵麻意直抵肺腑，握着电话的右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紧接着，牙齿也跟着哆嗦起来，声带也跟着哆嗦起来，整个身子都跟着哆嗦起来——就连我身旁的那棵需双手合抱的柳树，也跟着哆嗦起来。

这是个令人眩晕的中午。

我在9月尚且有几分灼人的阳光下感到一阵阵寒意正从我的胸腔向全身的每一个角落扩散。

我“突然感到心里有什么垮掉了，好像一根绷紧的弓弦猛地折断了。”（这是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笔下一个叫恩沃依埃的男孩在他知道与他一起生活了三年的伊克美弗纳被父亲杀死后的感受。）

隔着几个月的时光，我依然能看见这一天的自己。我看见他站在耀眼的阳光底下忽然变得更矮了，更加瘦削了，像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儿。他的身体打着冷战。他的牙齿咬不住字。他的手握不住手机。那副无所适从的样子，就像父亲最喜欢看的谍战片里被识破了身份因为过度紧张而划不燃火柴的情报人员。

过了半晌，我才调整情绪，故作镇定地和医生说话。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颤抖着问。

“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癌症分为四期的话，那么你父亲的情况至少已经到三期了。你懂吗？”医生说。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建议转院吧。到州中心医院看看。但是像你父亲的这种情况，他们敢不敢做还是个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价值，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

挂掉电话后，我长叹一声，然后就像影子一样从地面飘了起来。砖红色尖顶黄色外墙的房屋，墨绿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木，各式各样的汽车，林荫道边红顶白壁的垃圾站，与我擦肩而过的行人的面孔，都显得遥远而模糊。我住了将近一年的小区，忽然变得无比陌生。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眼睛里嗡嗡作响，鼻子里嗡嗡作响，嘴巴里嗡嗡作响，胸腔里嗡嗡作响，脑子里也嗡嗡作响，被包裹在一片白光中的世界也在嗡嗡作响。像是多年前叮咬过我的那一群愤怒的马蜂，又从那片密不透风的山林里飞了出来，把我裹住了。

说不定又是另外一番情况——周遭像蝉声一样密集的喧嚣之声在我接听电话的那一刻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天地间只剩下了我越来越响、频率越来越快的心跳声，忽轻忽重的脚步声以及急促、不规则的呼吸声。

事实上，我已经无法还原当时听到那个结果时的真实感受以及生理反应。上述的文字，除了我和医生的对话外，看起来更像是虚构。

可我马上想到，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未尝不是某一位小说家虚构的一部永远没有尽头的长篇小说的最新章节。这部长篇小说，驳杂多元，难以定义，你可以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穿越小说，自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我在另外一些小说家的笔下读到过太多不按常理出牌却又合乎情理的故事，譬如说一个意外事故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忽然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推到了危险的漩涡里……

可我从未想到，这样充满了某种悲剧意味的故事，会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这个历经劫难，如今即将过上好日子的家庭身上。

这个中午，与影视剧里的人们在听闻某个意外事故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我一时也不敢相信医生刚刚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是真实的——即便是今天，我仍然不敢相信父亲真的患上了癌症。

前一年早春，他还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跑到新疆打工呢；2月上旬，他还通宵达旦地给我装修新房呢，还在我的婚礼上发表过简短的致辞呢；后来祖母去世，为了她的后事安排，他还与他的弟弟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呢；4月中旬，就在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之后，他还打算用微薄的薪水买一辆老年车呢……

那两个该死的汉字，仿佛青面獠牙的魔鬼，令人恐惧不安；也像两块压在胸口的千斤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现在，当我用笔书写这两个汉字时，竟然也能在繁复的笔画和怪异的字形里捕捉到它们所代表的邪恶力量的凶煞。它们丑陋的容貌，简直像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毒蜘蛛，叫人不寒而栗。

根据某种可怕的常识理解，一个人如果被癌症这个魔鬼纠缠上了，那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中，等待着他的，已不是充满了希望的黎明，而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越来越漫长的黑夜，是死神的召唤——尽管死亡是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愿意像这样毫无准备地被剥夺掉继续生活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数月之后我依然无从知晓自己在这个中午是怎么跌跌撞撞地来到小区的那个圆形的露天广场的，只记得当时确切而又模糊的感受：我仿佛置身于一块见不到人烟的荒原，眼睛乃至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如雾霭般深沉的迷惘充斥着。

那种感觉——“好像一根绷紧的弓弦猛地折断了”的感觉，也即尼日尼亚男孩恩沃依埃在看见父亲时明白好朋友被杀后的感觉，依然强烈地绑缚着我。或者说自医生口中得知结果的那一瞬间开始，这种在内心深处戛然升起的感觉就不曾离我而去。

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父亲，上述感觉依然会在我内心深处戛然升起，随即会有一阵隐痛在身体里四处蔓延。

这个中午，我焦灼地踟蹰于广场北边已经泛黄的草坪上，活像一个弃婴。

在一阵晕眩中，我看见阴影在大地上像河流中的泡沫一样，从台阶之下，从草坪周边的灌木丛中，从回廊茂密的藤蔓之下缓缓浮现，继而肆无忌惮地疯长起来；我还看见布满阳光的天空，正一块一块地塌陷，露出一个个巨大的洞孔……

可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如果检查结果可信，那么生活这列循规蹈矩的火车即将脱离既定的轨道，它将载着我们向着一个未知的方向驶去。

三

父亲正在做什么呢？这个念头忽然在我嗡嗡作响的脑海里像一道闪电划过。

为了那个神秘而未知的结果，他已等待多日。

我犹豫着要不要给他打一个电话，可我握着手机，翻开与他的通话记录的页面，怎么也摁不下那个一触即发的拨打键。

在这个9月上旬的中午，我不敢听见父亲尚且清脆的声音。我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像几天之后，大哥在视频里一看到父亲就没有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一样。我害怕敏感多疑的父亲从我反常的声调里获知真相。我害怕那个还不能完全确定的“真相”，会让父亲精神崩溃。

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又急切地想把这个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的结果告诉给他人。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承受它的沉重。我胸闷得就快窒息了。

我犹豫不定地——却又像是唯一的选择——拨通了大哥的电话。他还在上班。机器的轰鸣声自电话里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没一会儿，那萦绕在耳畔却又显得遥远无比的轰鸣声就熄灭了——在得知父亲的检查结果后，大哥关掉了他正在操作的机器。

与此同时，我们两兄弟在这个阳光灿烂却又愁云密布的中午也像那臺断掉电源的机器一样沉默了下来。

现在想来，大约是某种带有宿命性质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在我开口的那一瞬间石化了我们并不活跃的思维，堵住了我们各自蠕动着的嘴巴。

那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确实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会发生这样令人绝望的事；我们根本不敢想象，好端端的父亲，有可能即将离我们而去。他才六十一岁呀。多么年轻。

按理说，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们，应该具备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可以坦然地面对或者接受一些事情了，可我们从未经历过比这还要严峻的事情——十多年前的那件曾经让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低谷的往事，已相形见绌，显示不出它的分量了。

沉默之后，我们断断续续地谈论起了父亲。谈起了他一生的坎坷，谈起了他可悲的命运——眼看着就要安享晚年了，却又遭此厄运。我们因此在电话里不时唉声叹气，仿佛某些不能被我们所接受的事情已成不可挽回的定局。

顺着这条比较悲观的思路往前走，一个残酷至极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万一父亲有什么不测——请记住，在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措辞了，唯恐自己的嘴巴变成乌鸦的嘴巴——母亲该怎么办？

我们都远离母亲。大哥带着家眷常年谋生于广东省的某个小镇，我和妻子从长沙辗转到了这座交通不便的北方小城。离家最近的，就数在武汉工作的妹妹了，但她要在两者之间往返一趟，至少也得两天时间。何况她迟早是要嫁人的。

根据实际情况而论，在我们三兄妹中，最终会回到故土生活的，恐怕只有学历不高的大哥——我和妹妹的户口早已迁出了小镇——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去。或许要到五十岁吧——抑或更晚。

“母亲该怎么办？”我们一时都给不出答案。是大哥早日结束打工生活回家种田，我辞掉公职回乡当个自由撰稿人，还是妹妹在家里招个上门女婿，然后就在镇上谋份差事？或者是将母亲接出来，与我们兄妹中的任意一人共同生活？好像都不太现实。这实在是上帝出给我们兄妹的一道难题。

我不禁想起了命途多舛的幺舅母。这一年夏天，幺舅因为肝癌发作在短短的二十余天时间里就撒手而去，身患糖尿病连行走都显得不易的幺舅母不得不在山大人稀的村子里独自生活。她的儿女，我的表兄妹们，都出门在外。

这个叫人难以置信的意外事件至今仍让我不甚唏嘘。

记得在幺舅病逝之后，母亲曾在与我的通话中无限怜悯地表达过她对我们的幺舅母——实际上，我母亲与他的堂哥，我们的幺舅，并无血缘关系的担忧之情：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

没想到这么快，那种可怕的命运很有可能就要降临到母亲自己头上；她也很有可能与我们的幺舅母因为某种类似于同病相怜的现状而变得更加亲密。

已不记得到底是我们聊及的话题触及了我脆弱的神经，还是想到父亲真的有可能来日无多，我的情绪终于失控，两行泪水喷涌而出，声音哽咽，一时竟不能成言。我蹲在那块在每个冬天都会被白雪覆盖的草坪上掩面而泣。

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

等我胡乱抹干眼泪，忽然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孩子。尽管我在外闯荡多年，经济相对独立，现在更是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而且正计划要个孩子呢。

我也因此而意识到，父亲对我们而言，是何等重要。我几乎不能想象，假如他真的离我们而去，缺席于我们正在展开的美好生活，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如何糟糕，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还能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下去么？

即使生活的车轮与时间的车轮、历史的车轮一样依然滚滚向前，我们家的大房子也将变得空空荡荡；客厅、厨房、卧室和楼梯，椅子和饭桌，将变得空空荡荡；那道回廊似的阶檐，将变得空空荡荡；宽阔的院坝以及院坝前的那些道路，将变得空空荡荡；我们家日渐繁茂的花园，将变得空空荡荡；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乃至我们的感觉，都将变得空空荡荡。

除了记忆，一切都将变得空空荡荡。而记忆，尽管会在一个时间段里无限膨胀，但它最终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模糊。那才是最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们不能失去父亲。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我们不能成为精神上的孤儿。

我飘满了云团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

我在电话里对大哥和盘托出了我的计划：让父亲即刻动身前往武汉最好的医院复查。说不定是误诊呢。就像父亲给我讲述的那个故事一样。

长我三岁的大哥在电话那头表示同意，并表态道：“爸爸吃了一辈子苦，即使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想办法给他治疗。”

四

“记忆欺骗了我。”正如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其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说的这样，就在我准备讲述接下来我给父亲打电话这件事情时，我再一次被自以为是的记忆所欺骗。

原以为我将这件事记忆得相当牢靠，就像我们惯常在形容我们对一件重要事情记忆之深时所说的那样：我将永远记得，我将毕生记得——如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时，依然能够清晰无比地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样。

可令人沮丧的是，我忽然忘却了该如何讲述这件堪称悲凉的往事，尽管这件事带给我内心的震撼，一点也不逊色于钻石般的冰块带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父亲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恐惧和喜悦。

思来想去，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应该出在这里：我一直纠结于，我终于鼓起勇气给父亲打电话时的时间，究竟是那个沉闷而压抑的中午，还是因为在电脑上查询了几个时辰与肺癌有关的知识之后而变得异常绝望的下午。

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机立断地绕开这个一时难以确定的时间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我的讲述的，但我又因为这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难以改变的叙事洁癖而为接下来的叙述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此障碍不仅让原本流畅的叙述发生短路，还产生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我遗忘了更多的事情。大脑里一片空白。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现在因回想不起来与这件往事相关的细枝末节而痛苦。那些细枝末节，在我看来，隐藏着太多足以让我窥见一个最为真实的父亲的秘密，可是，它们像粉末一样，早已在时光中分崩离析。

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至少耽搁了四天时间。在这几个异常难熬的日子里，除了必要的休息，外出到一家快餐厅就餐，偶尔与妻子到公园散步外，我几乎从早到晚都像木偶一样枯坐在电脑前。

我心急如焚地坐在那里，要么盯着显示屏里已经打开的文档发呆，要么随手从被我摞在电脑左侧的一堆外国小说中抽出一本胡乱翻起来——我希冀甚至暗自祈祷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能够被灵感之神光顾，以打通眼下这个关节。

然而几天下来，仍是毫无头绪，直至这个上午，事情才出现了那么一点转机。

这个上午，看不见身影的鸟儿像往日一样在窗外婉转啼鸣，不知从谁家飘荡出来的流行音乐在小区的公共空间里回旋往复，树木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它们轻柔而富有教养的动作，像是因为沉浸于音乐而情不自禁地跟着舒缓的旋律用枝条合起了节拍。

按理说，这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上午，与业已成为历史的那些个上午并无特殊之处，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奇迹，可就因为我坐在客厅摆放电脑的那个角落里，于万分焦虑之时偶然聆听到了这些平日里被我忽略的声音，目睹了那些发生在我眼底的微妙变化，忽然就想起了什么。真是不可思议。

我记起来了。尽管我依旧不能确定，我终于鼓起勇气给父亲打电话时的时间，究竟是那个沉闷而压抑的中午，还是因为在电脑上查询了几个时辰与肺癌有关的知识之后而变得异常绝望的下午，但是我与父亲的通话内容，竟然一句紧接一句地像飞扬在五线谱上的那些音乐符号一样自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

那时，父亲的身边吵吵嚷嚷的。根据那些声音判断，他不像是坐在医院的病房里看电视，而像是挤在大街上看热闹的人群里。

“您在哪里啊？”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哦，在河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若有所思般地提高了嗓音回答道。停顿几秒钟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民族风情园这里。”我想象得出，他在说话间是把头抬起来瞄了一眼那个牌坊的。牌坊上刻着那几个字。

很显然，他并沒有把注意力放在与我的通话上，而是正在关注其他的事情。以前，他在新疆打工时，我给他电话时也遇见过与此类似的情况——后来才得知，他那会儿正专心致志地玩扑克牌呢。

“您在那里散步啊？”我好奇地追问。

“没有……”他言之不尽地说。

“那您在那干嘛？”我继续满腹狐疑地问。

“哦，我在算命。”他遮遮掩掩地回答道。

听到这两个字，我的心里猛地一沉。几乎是同一瞬间，一个念头就像是夜晚拖着尾巴的流星一样划过脑际。我随即压低了声音，差不多是用一个父亲的口吻对他说：“好好的，算命做什么？”那口气听起来有些严肃，更像是批评。

“都说算得很灵……”他像个孩子似的嗫嚅着辩解。

“那都是假的。”我没有好气地打断了他。实际上，我是担心那算命先生像瞎猫碰见死老鼠一样，误打误撞地“推算”出一个与父亲的命运恰好重合或者说惊人相似的结论，而将父亲引入歧途，让他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

“……”他支吾了好一会儿，可终究没有说出什么。好像是有什么话不方便当着算命先生的面说出来。

于是，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下来。间歇，我还能听见他与别人交谈的声音。想必是正在让那先生解说抽签的卦辞或看手相吧。过了半晌，见我没吱声，他急急忙忙地又像是有些不块地对我说，“还有其他事儿没？没有我就挂了。”

电话里尚且回响着“嘟嘟嘟”的忙音，一阵巨大的酸楚就已哗啦一声从我的肺腑之间像海边拍击着礁石的浪潮一样涌上了心头，继而涌出了眼眶。

我怀疑父亲已经知道了那个让人不敢面对的结果，至少是预感或猜测到了情况不是很妙，不然他不会那样迫切地在街头花钱请人测算自己未来的命运。

在我的意识里，一个人只有到了山穷水尽之时，才会怀着微弱的侥幸心理下这一步险棋。万一是一步死棋呢？一个预知到自己死期的人，该抱着怎样的心态继续在这个看起来越来越美好的人世间生活？

果不其然，等晚些时候我再一次打电话给他让他办理出院手续时，他终于犹豫着提出了那个可能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徘徊在他心间的疑问——

“中午的时候，医生跑到办公室外面给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啊，就说您的病情有些严重，需要转院治疗。”我依然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他。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不好对我说，把我瞒着呢。”父亲将信将疑却又像是卸下了什么心头重负似的对我说道。继而又与我商量，“我就去恩施看一下吧。”

“还是去武汉吧。那边的医院到底过得硬一些。”我说。

“那就去汉口吧。”像是没有了选择一样，又像是下定了一个多么重大的决定似的，父亲犹豫了半晌，最终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商议他启程前往武汉的时间。他说，已问过医生，大约要明天中午才能将出院手续办理好。又及，“估计还得回家一趟，这次来以为两天时间就可以出院的，也就没有带换洗衣裳。”

我没有同意他回家的计划。觉得来回折腾太耽搁时间了，也担心他每况愈下的身体吃不消。我想让他早点到武汉治疗。于是告诉他，回去一趟挺麻烦的，不如让母亲搭车给他把衣裳送过来。

父亲对此建议不置可否，算是默许了。

第二天上午，但凡闻见一点汽油烟子，胃部立即就会翻江倒海的母亲，坐了两个小时的面包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县人民医院，给父亲送了一套干净衣裳，还给了他一笔生活费。

我没记错的话，母亲在这一天不止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晚上，她在电话中一改往日里干脆利落，说起话来仿佛能把屋顶的瓦片震落下来的做派——她的这个习惯与美国当代作家珍妮特·沃尔斯的母亲毫无二致：“每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总是那么开朗热络，好像我们前一天才一起吃过饭。”——竟像是躲着谁的耳目一样，神情紧张地低声问我：“你爸爸到底是什么病？”

我回答说：“肺结核。只不过时间长了，情况有些麻烦。”

母亲疑惑不解地问：“那他怎么对我说是癌呢？”

我回答说：“他是医生啊，他胡乱猜测呢。不过，医生倒是说过可能是肿瘤。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决定让他去武汉检查的原因。”

母亲再一次紧张不安地问：“肿瘤不就是癌么？”

我随口胡诌道：“肿瘤是肿瘤，癌是癌。只有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才会转变成癌。肿瘤一般都是良性的。”

母亲松了一口气，然后提高了几分音量十分肯定地对我说：“我想也不是癌。如果是癌的话，人早就不在了。哪还能管到现在呢？”

我不想纠缠于此，以免露出破绽引起母亲的怀疑，于是转移了话题。但总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身体里回旋：父亲是怎么知道那个结果的呢？

后来，我在与妹妹讨论这个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时，我才恍然大悟，父亲带到武汉的那张出院小结上不是清清白白地写着“疑为肺鳞癌”的诊断意见么。

我一直在想，那一天，当父亲从裤兜里掏出眼镜盒，将那副廉价的老花镜规规矩矩地戴在眼睛上方，继而在膝盖上铺开那张盖着医院公章的出院小结，连猜带蒙地认出那几个字时，是什么反应？

我在公判大会现场目睹过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在听到“立即执行死刑”判决的那一刻被吓得尿了一裤子的情形，也在电视剧和电影里面见惯了病人在知道检查结果时因为一时无法接受而瘫软在地的情节，但是我想象不出父亲独自一人面对那份从某种意义而言相当于死亡通知书的出院小结时究竟是什么感受。

他是怎样从那片足以吞噬一切的黑暗里走出来的呢？

我知道，那副残忍的画面，对我而言永远是一个谜。因为我并不在现场。沒有一个家人在现场——我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而且都能找出冠冕堂皇，不容置疑的理由。即使是后来父亲差不多进入了半昏迷的嗜睡状态，被母亲紧急召回的大哥依然认为父亲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而以工作为由带着妻儿重回广东。但是这个并不确定的画面，又时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烁。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数月之后，我终于自母亲口中窥见了一丝端倪。

母亲说，她给父亲送衣裳的那个中午，父亲请她在一家街边餐馆吃过一顿午饭。那是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县城相聚，第一次在县城下馆子。

在这个值得母亲一辈子纪念的中午，父亲点了一菜一汤，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动过一筷子，似乎也没有说话的欲望。他一直看着母亲吃。

母亲问，你怎么不吃？

父亲说，不想吃。

母亲鼻子酸酸的，爬满了皱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但她还是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将桌子上的饭菜收拾干净了。

母亲至今记得，这顿饭一共花了十九块人民币。

她还记得，这一天的父亲，神情恍惚，目光呆滞，像是挨了一记闷棍。

“坐在我对面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她记忆犹新地说。仿佛那无法复制的一幕，就在她的眼前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