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产业化

王欣芳

作为国内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目前申报各级“非遗”项目140余项。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北川人眼中极为重要的文化记忆。这是古羌文化的后青春期诗歌，也是一场以商业手段进行的文化救赎。

羌族工艺的产业化试水

不打样，不绘线，凭着对山川人物、花鸟鱼虫的深入观察了解，随心挑绣出美丽的图案。羌绣古老，用色率真质朴，其不仅是羌族人民装饰生活的手段，更是他们传达信仰，讲述本民族历史的重要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位于北川巴拿恰商业街的“北川绣娘”展厅中，几位羌绣绣娘寻光而坐，初时稍显拘谨，但很快便回归平常状态，手上飞针走线，时常要跟旁边伙伴比量一下或者聊两句家常，绣花绷子上则渐渐呈现花样纹饰：串枝莲象征纯洁爱情，牡丹代表丰盛，瓜果是丰收，蝴蝶则代表福气。

张桂熙是“北川绣娘”的创始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穿了一整套墨綠色羌族袍服，瓦片帽和衣襟上满是精美羌绣，围裙却只用原白棉线勾出纹路。记者赞叹，她只简单说明：“我喜欢墨绿和牡丹。”

张桂熙本人即是出色绣娘，曾经辞掉铁饭碗下海经营羌绣服装。2008年汶川地震后，张桂熙在原有事业基础上成立公司，招纳北川本地羌族绣娘，设计开发各类羌绣产品。

羌绣针法丰富，多采用挑花、纳花、纤花、链子扣与平绣等。挑花精巧细致；纤花和纳花则显得清秀明丽；链子扣则刚健淳朴、粗犷豪放。根据风格不同，设计成迥异的工艺品种。在展厅中，你可以看到用链子扣简单勾勒线条的卡包，也有绣着羊角花的皮包。一件旗袍上金凤翱翔，仔细看，才发现是金丝盘绣的工艺，据说制作了近半年，是一位客户定制的。此外，张桂熙的产品还包括精美的云云鞋，古意盎然的羌绣绣片，以及丝巾、礼服等定制产品。

张桂熙的展厅只是北川羌绣产业化的一个缩影。在北川，羌绣产业化既是非遗项目的保护和继承，也是汶川地震后重建和民族记忆复兴的需要。目前，当地多采用“公司+职能部门+农户”的模式，由职能部门组织农户羌绣技能的培训和提升，再由公司寻找订单，创造更多产品。此外，北川还建立羌绣产业基地，按照“文化+创意+科学+旅游”的模式，打造以羌绣为特色的中国刺绣文化博物馆群落，集羌绣文化研发、创意设计、艺术技能培训、传习体验、刺绣工坊、民族服饰等开放式可观式的加工区，会展中心及艺术家村为一体的特色园区。

相比之下，北川水磨漆非遗工艺传承人朱红志更倾向于创建自己的工作室。

羌族水磨漆艺全部由手工操作完成，工艺极其复杂。“仅抛光打磨一项就有近10道工序。”据朱红志介绍，羌族水磨漆均以木料为胎。打整好白坯后，第一次上漆称为“上厚灰”，即用生漆、石膏、瓦粉、瓷粉等混合调成泥状，在坯胎上打上一层厚底。晾干后，将坯胎放入水中，用红砂石、砂纸等磨粗灰；之后再漆一次，又用麻柳树制成的木炭，细细打磨；等所有工序完成后，还要多次用草灰、人头发、手掌打磨抛光。

在采访现场，朱红志正在为一对刚刚上好面漆、约60厘米高的花瓶“点睛”。以山羊毛画笔蘸取矿物质颜料，在未干的漆面上创作出一幅写意山水。“水磨漆画必须要快，1个小时是上限。在干了的漆面上，画不出这种水乳交融、光亮如镜的效果。”

研习水磨漆工艺40余年的朱红志是目前北川县唯一能够掌握水磨漆全部制作工艺的人。他创办工作室，除了制作花瓶等装饰器具，还有大件家具。在传统的水磨漆家具中，漆器的纹饰主要是羌族先民的图腾崇拜和对自然的模仿，逐渐形成了凤穿牡丹、喜鹊登枝、火盆花开、万字符等几十种纹饰。同时，制作的方法也有彩绘、雕刻、镶嵌和堆漆4种。

为了创新特色工艺品，朱红志不断融汇出新，大玩混搭，蛋壳、金、银等都被他运用到水磨漆器开发上来。

订单应接不暇的惊喜背后，朱红志却稍有些焦虑。“我年纪大了，创意有限，但年轻人却很少爱好这一行。”这几年，收徒传道成了朱红志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认为最具天赋的“学徒”是自己的儿子，但那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成都工作。

生产性保护的青春期躁动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2016年9月，已经评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86人。作为国内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目前申报各级“非遗”项目140余项。

5.12地震后，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中的400多件羌族文物悉数被毁，许多掌握羌族传统技艺的传承人遇难，为数不多的山地原著羌民也逐渐转向河谷地区迁移，包括羌绣文化在内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开始出现萎缩的状态，并出现断层现象。

实际上，许多非遗项目是羌族历史的传承关键，更是北川灾后精神重建的重要载体。目前，北川的非遗保护和传承项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抢救保护措施，以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间试图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借助商业力量，对传统技艺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北川人眼中极为重要的文化记忆，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越来越多的北川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遺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

这与中国各地手工艺非遗资源的商业化趋同。由于大多数非遗工艺项目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非遗主题垂直电商平台“e飞蚁”上线，专门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推广平台，主打电商+营销+线下园区模式，帮助他们对接市场，联合销售手工艺产品。

資本的风也正在吹来。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遗专板”上线，打造非遗产业产股权交易专业市场和资源整合平台。按照计划，非遗专板将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宣传、商业模式梳理、国际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服务。一个月后，由武汉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非遗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将面向全球募集，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采取专业项目投资运作方式解决非遗保护瓶颈问题，让非遗产品在市场、政策、金融方面得到支持。

当古老的传统与文化迎头撞上现代商业世界，非遗不可避免地开始拥抱现代技术、互联网、品牌和资本。传承之路并不平坦，但是，经由商业这扇打开的窗，或许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技艺在未来依旧生生不息。

如何复活文化基因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表示，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经济潜力较大、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那一部分则被搁置一旁，由此造成“非遗”被割裂与分化。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遗”。

“博物馆保存、展示的是一些过去的、原有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保护的应该是一种活的文化——‘原生态文化。”杨华武是北川县青片乡生人。汶川地震后一个月，死里逃生的杨华武依靠援建者提供的60万启动资金，着手组建北川羌族民间艺术团，先后组织数百场慰问演出。

“许多人不理解，地震刚结束就载歌载舞。但我很明白，演出不是为了遗忘，而是抢救人们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传承。”杨华武对仅存的原生态羌歌、舞蹈形态进行深度考察、了解，通过影视多媒体方式去收集整理。

曾经，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杨华武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与著名导演相比，他的底气在于羌族文化的底蕴和沉淀。

祁秋生是杨华武艺术团的团员之一。他原是羌族释比（相当于汉族的“端公”），羞涩且沉默，安静的在火炉旁制作一只口弦。后来他吹奏羌笛、口弦，敲响羊皮鼓，还跳了一段敬神的舞蹈。我感觉彼时他在进行一种外人无从感受也无法干涉的交流，他的眼中没有作为记者的我和我的摄影同事。

杨华武和他的艺术团每个月发给祁秋生3800元，祁则制作定额的羌笛、口弦和羊皮鼓，必要时为艺术团排演提供原生态的灵感。如今，杨华武的艺术团招来老中青有机结合的81名团员，而且其中还有32个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涵盖了羌年、释比、羌笛、口弦等七八个项目，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羌文化传承体系。

目前困扰杨华武，乃至张桂熙和朱红志们的关键，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出口结构的调整，基层（如政府和商业机构如何）为农村的“非遗”项目的生产提供渠道，一个是“非遺”的保有者和传承者如何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

但有一点，杨华武们是坚定的，即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