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道思想看陶渊明的隐逸之道

2017-02-22 12:11韩星亚
青年文学家 2017年2期
关键词:隐逸道家陶渊明

摘 要:陶渊明作为隐士的典型代表引发了无数学者对他的研究兴趣。关于陶渊明隐逸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学术界一直众说纷谈。儒道思想对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使诗人具有了济世的壮志与安贫的节操,道家思想则使诗人具有崇尚自然与自由的追求。在战乱频频、重视门阀、官场相互倾轧的东晋时代,徘徊于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的陶渊明,最终实现了儒家学说的道家化,从而走向独善其身的归隐田园之路。

关键词:陶渊明;儒家;道家;隐逸

作者简介:韩星亚(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3

陶渊明是几千年来隐逸士人的杰出代表,其隐逸思想历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钟嵘在《诗品》中评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1]。儒家和道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儒家主要提倡以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走有为的人生之路,道家则追求回归生命的本质,走自然无为的出世道路。因而一些研究者在解释陶渊明先出仕而后归隐的人生道路时,认为其思想变化是先儒后道,由儒入道,且前期受儒家影响多,后期受道家影响多[2],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虽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是其主流思想,但是归隐思想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它同道家崇尚自然、追求隐逸的思想相互融通,对陶渊明从归隐田园到超脱世俗、自得其乐的逍遥境界及平和心境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儒家思想的济世与安贫

曾经显赫的家世,以及年少时饱读诗书的经历使得陶渊明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陶渊明非常认同儒家思想,且拥有济世苍生的壮志。然而这种济世之心却与黑暗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这使得诗人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但陶渊明吸收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在归隐田园中能够安之若素,坦然处之。由此,陶渊明的出仕及建功立业的追求恰恰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其归隐田园也深受儒家洁身自好、固穷守节思想的影响。

(一)儒家的家学渊源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地位显赫,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官职略低一些,到了诗人这一代家道中落。其九岁丧父,后与生母孟氏及同父异母的妹妹搬到外祖父—东晋名士孟嘉家中生活。可以说陶渊明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就是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陶侃出身寒微,然其求知上进,刚毅刻苦,能把国家安定放在首位,治军谨严,终因战功赫赫从一介平民跃升为执掌兵权的大司马。陶渊明当然会对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曾祖父引以为傲,并希望能像陶侃一样建功立业。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此人学识渊博,其家中藏书甚多,这给陶渊明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外祖父家中,陶渊明认真学习了儒家的《六经》及文、史之类的书籍。他曾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他以儒学后人自居,拜儒家“至圣”孔子为“先师”,并发出感慨“先师遗训,余岂之坠”(《荣木》其四)。又在《命子》中提到希望下一代能够“温恭朝夕”和“尚想孔伋”,即像孔子的孙子一样把孔学发扬光大。朱自清《陶诗的深度》[3],根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诗运用《论语》典故共三十七次,可见其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

(二)济世苍生的壮志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陶渊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首先,在重视门第的东晋时代,作为一个官宦世家的子弟和深受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诗人极为看重自己的身世,他希望通过建立功名来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其次,东晋末期,政治腐败,世道混浊,且发生了孙恩卢循等多次叛乱,晋室王权岌岌可危,人民苦不堪言。作为元勋之后的诗人秉承乱世出英雄的信念,自然而然希望能够在乱世中把握时机,像曾祖父一样建立盖世功业,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建功立业的理想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如其《拟古》之八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充分反映出诗人少年时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杂诗》之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由此可以看出,诗人少时即志向远大。然而重视门阀的腐朽官僚制度与陶渊明显得格格不入,他在《感士不遇赋并序》中曾感叹:“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诗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陶渊明虽直至中年也壮志未酬,然其在归隐田园之后,儒家的济世之心依旧深藏于他的内心。诗人在《杂诗》之二中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到了晚年依然壮志于怀,譬如《读山海经》之十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诗借赞颂精卫、刑天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感叹时光流逝,功业未建,可见其始终摆脱不了济世之心。鲁迅对此评论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4](《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又如在《咏荆轲》中所看到的“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这既是对荆轲的赞赏,也是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隐形体现。朱熹评论道:“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的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的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5]陶渊明出仕则安邦济民,归隐又不忘忧国忧民,儒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显而易见。

(三)安贫乐道的情操

陶渊明出生于衰落的仕宦之家,自幼体弱多病,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的,然而田园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无奈。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第三年,他的房屋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光了,他不得不暂居在船上,生活变得非常贫困。如其《杂诗》之八中写道:“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疾贫灾祸不断,晚年的陶渊明贫穷得常常挨饿。如其在《五柳先生传》中所云:“环赌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以说,贫穷不仅仅是陶渊明的生活常态,而且多次严重到成为他违背心愿而出仕的直接诱因。但当时门阀制度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阶级所操控,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很难进入仕途,因此陶渊明极受轻视,所任官职非常卑微。诗人对当时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官场腐朽作风极其悲观失望。尽管后来由于桓玄的家族背景与陶渊明的家族背景有相似之处,且两家是世交,这促使诗人走向了桓玄的幕下。在桓玄手下,陶渊明避免了士族的歧视,同时找到了一个较为理想地发挥才能的地方,自傲又自卑的诗人在心理上逐渐趋于穩定,这一次他一干就是四年半。然而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企图图谋篡晋。忠君爱国的陶渊明怎肯与其同流合污成为反叛之军。之后,陶渊明先后出任刘裕的参军与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但时间都相当短促。他对当时黑暗的政治以及桓玄、刘敬宣这些拥兵自重的军阀非常失望。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随后即归隐田园。此次归隐,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6]这段记述充分说明了陶渊明不为生存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践踏自己的尊严。儒家讲求“君子固穷”[7](《论语》卫灵公)的精神以及个人道德的修养,“忧道不忧贫”的思想无疑使陶渊明能够坚持固穷。“固穷”二字在陶诗中多次出现,如“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葵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竟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归去来兮辞》)。安贫乐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荣木》中“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咏贫士》之四中“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当安贫与求富在陶渊明心中发生矛盾时,他常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长交战,道胜无戚颜。”安贫乐道的高尚追求,使诗人逐渐适应了田园隐逸生活并最终释怀且乐在其中。

二、道家思想的隐逸与自由

陶渊明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然” 是他对人生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是一种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状态。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面貌而存在,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归真。归隐田园既能自给自足、远离世俗,又能回归自然。在长时间拥抱自然的生活中,达到了物我合一、任真自得的超越心境。

(一)归隐田园——形体层面

陶渊明“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田园隐逸生活,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士大夫所向往,但他身居田园时遭受的痛苦却常常被大家忽略。诗人是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其少年时代的,而且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里度过的。这让他对农村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对田园生活也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当诗人志不得伸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他,便更容易地接受了道家回归自然的思想,并把田园当作自己的理想王国。但在身居田园的前期,仕与隐的矛盾却困扰着诗人,使他万分痛苦。即使在诗人辞去彭泽令,坚定地准备隐居以及后来过上隐居躬耕的生活之后,他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如《杂诗》之二所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也有一些描写其隐居快乐,表现其隐居决心的诗,如“且共欢此隐,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虽然这是诗人的真实感受,但也是诗人坚定自己归隐田园的决心,因而也恰恰体现了诗人面对仕与隐这对矛盾的复杂心态。值得注意的是,归隐田园是解决诗人自身痛苦的最好方式。在时断时续的官场生涯中,其所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均表现了对行役之苦的深切悲叹,因而归隐田园有利于诗人摆脱行役之苦。仕宦生活还有一个坏的方面,就是不能纵情肆志。陶渊明在其诗《杂诗四首》之二中所云的“暂为人所羁”,《归园田居》之五中所云的“误落尘网中”和“久在樊笼里”就是对这种不自由生活的描述,因而归隐田园即使诗人从空间和形体上避开了官场的种种困扰,也成为诗人获取自由的重要途径。

(二)追寻自由——精神层面

陶渊明从困顿中解脱达到真正的自由与他“崇尚自然”的人生追求密切相关。“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且老庄都以自然为至高之境。《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9]在陶渊明看来,人同天地万物一样,均来自于自然。诗人说自己是“质性天然,非矫厉所得”,“天然”即指一种本真的存在状态。当天然、质朴的心灵遭遇尘世玷污之后,人们往往会失去本真的自我,亦即失去了自由。因而詩人所谓“回归自然”,便是指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梁启超先生也说:“陶渊明一生都是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10]如诗人在《与子俨等疏》中所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保持与俗世的距离,完全沉潜于自然生息中,全身心地去体认自然,并沉醉其中,由此获得极大的身心愉悦,这种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的人生境界在除陶渊明之外的魏晋诗人中再无第二人。在“质性自然”和“欣豫心境”的导引下,诗人形成了自然顺适的人生观,因而经常会参与一些纯粹的毫无功利可言的活动,如饮酒、劳动、郊游、弹琴、读书、作诗、会友等等,每每这时,诗人会自然而真诚地投入其中,在与人、事、物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人生乐趣,达到物我合一。

陶渊明既是诗人,同时也是哲人、思想家。纵观其三仕三隐的人生经历,儒道二家的思想对其影响深远。儒家思想使其具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壮志,然而当面对官场的相互倾轧,自身的抱负不能施展时,陶渊明便选择了躬耕田园。当儒家的“安贫乐道”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在陶渊明的心中相互融通后,仕与隐所带来的种种困扰与痛苦便得以解脱,从而达到一种诗意般的和谐统一的心境,获取了真正的精神自由。

注释:

[1]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261页。

[2]任重、陈仪:《陶渊明转向道家的思想轨迹》,《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3]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568页。

[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9月版,182页。

[8]饶尚宽:《老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63页。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版,235页。

[10]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研究》,第一卷,台湾九思出版社,1977年第1版,280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9.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12.

[4](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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