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评析

陈 萍,胡作友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评析

陈 萍,胡作友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佳作，语言凝练，论述严谨，寓意深刻。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以及翻译操控的三个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使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很大的转折。文章将文本翻译置于改写理论的框架中，主要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三个角度解读宇文所安《文心雕龙》的英译本，分析三者对宇文所安英译本的操纵，从而论证分析改写理论对宇文所安译本的适应性。

《文心雕龙》;译本评析；改写理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

一、引 言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巨著，全书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部分，论述严谨，字字珠玑，堪称文学批评之典范。《文心雕龙》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历史瑰宝。朱自清曾赞誉道：“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中，中国只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1]可见《文心雕龙》对文学批评影响之深远。

学术界对《文心雕龙》英译的研究较早，研究角度也是呈现多元化。譬如，刘颖梳理了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研究发展状况以及其英译成果，为国内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2]。钟明国不仅梳理了《文心雕龙》在西方的英译成果，而且总结了主要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改进之处[3]。范祥涛以文化专有项理论为支撑，分析了《文心雕龙》英译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及其翻译的制约因素，开启了国内研究的新视角[4]。杨国斌对比分析了施、黄以及杨氏夫妇《文心雕龙·神思》的英译本，认为理解也是翻译，从风格、文体、时代的角度解读了三个译本，作出了中肯的评价[5]。综上所述，在学术界中,绝大多数研究者从整理研究作品和对比英译本出发，鲜有学者从改写理论这个角度去研究《文心雕龙》的英译，本文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参照，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研究，通过探究宇文所安译本的翻译特色，研究其影响因子，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大因素对翻译行为的约束，分析改写理论在宇文所安译本的适应性，从而在翻译研究中呈现出一个新的视角，使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纯语言转换的模式，拓展翻译研究领域。

二、《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特点

宇文所安译作《中国文论读本》(ReadinginChineseLiteraryThought)于1992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译作是中国古代经典文论的集大成者，不仅涵盖了《文心雕龙》，而且还包括《诗大序》《文赋》《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早期的经典。其中宇文所安选取了《文心雕龙》中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18个章节进行系统的阐释和翻译。此译本强调文化性和文学性平衡的重要性,堪称西方学术界中国传统文论译作的代表之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从而推进中西方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从总体上看，宇文所安英译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其一，宇文所安从文本出发，主张用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故事,即采取文本细读方式，按照“原文-译文-关键词解析-文本思想评价”这四个步骤进行文本分析，同时采用了注释、章节筛选等多种方法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书末还附有“基本术语集注”，便于读者理解其译文和中国传统文论术语的内涵；其二，译文的语言极具逻辑性，采用了典型的英语式表达，字词的翻译展现了汉语的深远意义，句法翻译上通过增减词语、重构语言实现了中西方语言的特点转换，修辞上保留了比喻、对偶本身的特色，还原了文字之美；其三，宇文所安采取了相对直译的策略来诠释中国文学理论的内涵，在文体风格和句式结构上都基本上遵循于原文。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宇文所安译本的这三个翻译特色呢？下文尝试从改写理论的三个操纵因素——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来分析此类翻译风格。

三、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的操纵

1.意识形态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的操纵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学说，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诞生而产生，蕴藏在一个国家和集体的政治思想之中。正如卢卡奇所论述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对现实的思想描述的一种反映，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意识形态出现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则是缓解社会冲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社会的同质的存在。意识形态是以直接的方式从当下以社会的方式生存着的人们中所产生的。”[6]翻译作为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社会实践，其实是两种非相似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的一种活动。

宇文所安在《文心雕龙》的英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抉择受到了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7]。首先，从社会客观环境的意识形态来看，宇文所安于20世纪耶鲁任教时接手了《文心雕龙》翻译的工作。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以“观念史”为主流，“观念史”旨在从文本中抽取观念去研究，仅仅关注现象而忽略了细节，仅仅呈现了知识的框架，并未呈现“活的思想”。宇文所安试图在流行的研究方法之外，创造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因此他的翻译采取统一的模式，一段原文，一段译文，接着是对该段文本的解说以及评述，这种方法改变了过去从文本中抽取观念的做法，从文本出发，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长期被遮蔽的文学细节皆被生动地呈现出来。正是当时社会文学批评领域的单一性才促使宇文所安去挖掘一种新的翻译模式、一种独特的改写文本。其次，为了避免提到一些西方学者不熟悉或者不感兴趣的书名以及作者，宇文所安对章节进行了选译，从50篇中筛选了18篇进行翻译评论。另外，西方读者并不熟谙《文心雕龙》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术语，因此宇文所安最后附有“基本术语集注”，其中对术语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有益于西方读者对中国概念词汇的理解。同时为了使西方读者能够进一步原汁原味地感受汉语的魅力，宇文所安在一些重要术语的翻译中附加了拼音；由于中国文本中深刻又精确的思想一旦经过英译之后容易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宇文所安采取了注释这一补救策略，在他看来，如果不附加一些系统的解释，译文就毫无意义。

例1：人文之元,肇自太极[8]194。

译文：The origins of human pattern (jen-wen＊) began in the Primordial[8]194.

注：Tai-chi,the Ultimate,the primordial state of from which the differentiated world came into being.

该句出自《文心雕龙·原道》，宇文所安将“人文”译为“human pattern”的基础上附加了拼音“jen-wen”,“wen” 标记上了星号，标志着该术语添加到“基本术语集注”，对“文”有了进一步的解释，“文”起初是指玉上面的“花纹”，接着从国家、天文学、文学层面对“文”进行了定义，扩大了读者的知识面；并且在 Primordial 后添加了注释，太极是最初的状态，一切都从其中诞生。宇文所安通过拼音、注释、术语集注这三个策略将该句诠释得淋漓尽致，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如此翻译方法正是上述“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所制约。

综上所述，在社会的大语境意识形态的操纵下，宇文所安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翻译模式，译文与解说同步，整体结构构思新颖，足以见得宇文所安改写水平的高深；在中西方文化差异客观存在的操纵下，宇文所安为了西方读者更准确更容易理解中国深奥的传统文本，采取了注释、附加拼音以及术语集注的策略，过多的解释也许略显繁琐，但避免了读者阅览时一头雾水。这一翻译模式有效地实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从而使译作风靡天下。

2.诗学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的操纵

在改写理论中，诗学因素是操纵翻译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文学技巧、主题、人物、情节及象征等要素的综合；二是指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即文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9]。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翻译学家应该摒弃传统的语言评估方法，转移到原文历史和诗学再现上。一旦诗学形式再现被怠忽，原文的诗学美感则会被泯灭。一定的诗学传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并且译文读者的审美爱好和译者本身的诗学修养以及追求也是操纵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10]。王友贵教授也指出在文学系统的内部操控机制中，其关键成分是诗学[11]。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的诗学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面主要从字词、句法和修辞三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诗学影响了《文心雕龙》字词层面的翻译。《文心雕龙》间错而不断，句间暗藏押韵，文词独具音乐性。在字词的翻译层面上，《文心雕龙》不仅体现出诗学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特点，也展现了汉语意义的深广。在字词的处理上，宇文所安凭借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自己对汉语关键词的理解以及自身的诗学修养，精准地理解并译出文中的关键词的内涵，也体现了汉语诗学的博大精深。

例2：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8]191

译文：As an inner power,pattern is very great indeed,born together with Heaven and Earth.And how is this?[8]191

宇文所安将“德”译为“inner power”，“德”字在汉语中多表示“道德、品行”之义，依宇文所安的诗学观之见，“德”是人的内在所具有的高贵品质，是人的内在力量、内在品质。有了“德”的力量，外在的世界或个人就能够被这种力量耳濡目染。

例3：惟人参之，性灵所锤，是谓三才[8]192。

译文：Only the human being,endowed with the divine spark of consciousness,ranks as a third with this pair[8]192.

对于通假字的理解，宇文所安也有独到的见解，将“参”译为“third”,古汉语中“参”通“叁”，表示“三分”，在开天辟地之初，只有天、地二分，人类的出现，形成三分，故并称为“三才”。由此可见，宇文所安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典故也有一定的了解，对“参”的翻译也是恰到好处。

其二，诗学影响了《文心雕龙》句法层面的翻译。《文心雕龙》作为刘勰的精工之作，内容丰满，语言精练，句型更多是四字成对，朗朗上口。然而，这与英语的构句形式相驳。中国人受“易经”哲学的影响，强调“整体统一、万象归一”；而西方人则更注重分析、逻辑推理，追求“一生万物”。这两种思维方式统称为“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不同的思维方式使得英汉语言的结构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综合思维下的汉语重意合，无词形变化，词汇手段构成语法形式，顺从语义逻辑和动作先后顺序；而分析思维下的英语重形合，富于词形、语法形式，善用关系词、连词、不定式、动名词及分词来表达句意关系[12]。因此，宇文所安大多情况下通过打破原文句式，实现翻译的转换，有时甚至增减词语，重构语言，以体现语言的分析性思维的特点，迎合西方读者的语言特色，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

例4：明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8]231。

译文：Since there are constants in name and basic principle,the forms are necessarily endowed with some prior substance; But since the continuities and mutations are limitless,their number must always be infused with new sounds[8]231.

汉语诗学精于凝练，重于韵律，《文心雕龙》又是诗中之最。该句前后对应，组词工整。然而，宇文所安在译文中补充了因果关系词“since”，表示“因为”，其因“明理有常”“通变无方”，其理“体必资于故实”“数必酌于新声”。这样的增补遵循了西方人分析型的思维方式，很好地满足了英文的句式逻辑，也清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其三，诗学对修辞层面的翻译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修辞在文章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有锦上添花之用意，《文心雕龙》中修辞形式丰富多样，常见的有比喻和对偶。因此在这两种修辞手法的处理方面，宇文所安坚持在直译的原则上，尽量保持中文的含义和结构与原文本一致，突出修辞本身的那份感染力和生动性，还原原本诗学的美感。

例5：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8]225。

译文：We may compare its (wind and bone) function in literature to the way in which a bird of prey uses its wings[8]225.

该句出自《文心雕龙·风骨》篇，句中的“其”指代“风骨”，意为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文辞的美学要求。在修辞层面上，句中以“翅膀”对“鸟”的重要性比喻“风骨”对“文章”的不可或缺，此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宇文所安将“譬”用一个短语“compare…to…”来表达，选择沿用原文比喻使得原文的诗学得到传递，保留了中文比喻原本的寓意，也令西方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诗学的魅力。

例6：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8]210。

译文：If one climbs a mountain,one's affection (qing) are filled by the mountain.If one contemplates the sea,one's concepts (yi) are brought to brimming over by the sea[8]210.

原文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看起来整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对称的句子或词组来表达某种含义的方式[13]。在汉字的表达中，对偶已是上乘诗学手法，不易释义，更何况将其翻译成外语来赏析。上例中“登山”与“观海”呼应，“情”与“意”呼应，“满”与“溢”相对，“山”与“海”相对。“情”“意”同义，“满”“溢”同义。反观宇文所安的译本，用两个if从句来对应原句，自我的情感被外物“充满”了，因此补足了主语one，而且两个句子的从句与主句最后一个单词均一致(即mountain，sea)，还原了原文本的诗学形式，保留了对偶的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深层次地传达了原文的修辞诗学意境。

综上所述可知，非实体的诗学因素无形中在字词、句法和修辞方面操纵着宇文所安的翻译策略。这种非实体的诗学因素涵盖了宇文所安的个人诗学态度和中英文语言层面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宇文所安注重不同文化之间诗学形式的传递，翻译过程中避免破坏原文本的文字之美以及修辞效果；在处理语言差异上，宇文所安分析英汉语言的差别，灵活地增删词语，以达到意义的准确传递，这也足以折射出宇文所安深厚的语言功底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精通。要使译文得到更好的传播和接受，诗学的确是译者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宇文所安的诗学策略可谓恰如其分。

3.赞助人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英译本的操纵

赞助人是一个能够对文学系统施加规约性作用的实体[14]，是推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创作、改写的权力，可以是个人或者机构，包括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出版社、大众传媒等[15]。赞助人的主要任务是委托译者从事翻译活动，负责发表刊登译文，保证译文广为流传[16]。尤金·奈达指出：“在翻译时，译者要斟酌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去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不同的编辑和出版商。”[17]宇文所安在翻译过程中，赞助人也时刻操控着他的翻译策略。

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赞助下，宇文所安完成了《文心雕龙》的翻译工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913年，相当于我国1912年创设中华书局的时间，隶属于哈佛大学，是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出版社。出版品主要以学术著作及半严肃之作品为主，学科范围涵括人文、社会以及行为科学等等。哈佛出版社不仅将学者的学术成就传播弘扬于学术界，还致力于成为联系学者和普通民众的纽带。其立足哈佛，放眼全球，专注于学术出版，传承学术、弘扬文化，成为对学术界影响最深远的思想的源泉。哈佛出版社的宗旨是：增强哈佛的学术声誉，提高美国社会的学术水平。埃利奥特校长在哈佛长达40年的任期中，主要把注意力放在教育与出版印刷之间的关系上。依他之见，大学具有三个直接的作用，第一是教学；第二是以书籍的这种形式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大量汇集，也就是所谓的大学出版活动；第三是研究，把目前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新的真理[18]。作为高学术的代言人，哈佛出版社也间接地规定了宇文所安译本的受众是学术界对中国文论感兴趣的西方学者，面对这类具有学术造诣的读者群体，也就决定了译本要体现学术性以及具有中国文论的特点，将中国传统文本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因此宇文所安选择了践行直译的原则，与原文亦步亦趋。正如宇文所安所讲：“In most cases,I have decided to agree on a literal awkwardness in translation that will permit the English readers to see something of how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really works.This relative literalness is not attractive; but in texts of thought,especially from the Chinese,grace in translation is usually a symbol of vast concessions to the conceptual habits of the translation' s audience.”[19]他不惜打破文体的界限，直逼文学的本身，促进了西方学术界对《文心雕龙》译本的研究热潮，从而促进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中西方文论的交流。

例7：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8]285。

译文：Those who give intense reflection to producing literary works try to outdo one another in novelty and beauty; most of them are inclined to polish their diction (ci) ; but are unwilling to study the art (as a whole)[8]285.

上述译文可以看出宇文所安采用直译的方法，逐字逐句地翻译。运用定语从句更明确地定义出“精虑造文”的含义：“Those who give intense reflection to producing literary works”；用两个单词novelty(新颖)和beauty(美丽) 分别来更好的呈现“新丽”的寓意；在“练辞”“研术”的处理上，宇文所安将其看作动宾结构，用动词短语来体现“polish their diction”“study the art”，原汁原味地向人们展现了《文心雕龙》这部鸿篇巨制的独特魅力，便于学术界人士的研究。

综上所述，如果说意识形态和诗学属于“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操控着翻译实践，那么赞助人可以被看作“一只看得见的手”时刻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翻译是赞助人制约下的一种社会行为活动，赞助人“这只看得见的手”左右着译介的兴衰、翻译的策略、译者的选材以及译语的选择。为了使译文达到赞助人哈佛出版社的期望，宇文所安在翻译策略上选择了以相对的直译为主。在中西方学术界，宇文所安英译本好评如潮，多次被选入中西方文论研究生课程的教材，让更多的中西方文论爱好者了解刘勰《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进一步宣扬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

四、结 语

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受社会客观因素的制约的个体，翻译行为亦如此。翻译实践活动难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改写理论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一创新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三个因素的操纵下，译者的翻译策略会作出调整，作出一定的妥协。《文心雕龙》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译本众多，其中宇文所安译本堪称“大家之作”，其言辞沁人心脾，其思想豁人耳目。本文通过结合改写理论和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视角逐步举例研究，论证分析了改写理论在宇文所安译本的适应性。翻译活动如同舞蹈活动，译者如同舞者，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如同镣铐，脚上带着镣铐的舞者虽不能无拘无束地去展现自己的舞姿，呈现的舞姿却依然如此惊艳。

[1]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4):1010.

[2] 刘颖.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译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2):142-147.

[3] 钟明国.西方《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现状、方法与不足[J].外国语文，2013(5):119-123.

[4] 范祥涛.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及其制约因素——以汉语典籍《文心雕龙》的英译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6):61-64.

[5] 杨国斌：《文心雕龙·神思》英译三种之比较[J].中国翻译,1991(4)：43-48.

[6] 王晓元.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J].中国翻译,1999(2):10-14.

[7]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16-23.

[8]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伦[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9] 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56-60.

[10] DELISLE J.Translation:An Interpretive Approach[M].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88：48.

[11] 滕梅,曹培会.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对外翻译——外文局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外翻译活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75-80.

[12] 张小曼,胡作友.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策略运用[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08-112.

[13] 杨柳，衡浏桦.《道德经》的诗学特色与翻译[J].中国翻译,2011(6):21-23.

[14] LEFEVERE A.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Text，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 [J].Modern Language Studies,1980(4):5-6.

[15] 张青青.改写理论之赞助人系统——武曌对《大云经》与《华严经》翻译的操纵[J].外国语文,2011(6):125-128.

[16] LEFEVERE A.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6.

[17] NIDA E.A Fresh Look at Translating[M]//BEEBY A,ENSINGER D,PRESAS M.Investing Translation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0:3-12 .

[18] 沙敏.哈佛大学校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51.

[19] OWEN S.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M].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5-16.

(责任编辑 郭立锦)

Ideology,Poetics and Patronage:Analysi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Wenxindiaolongby Stephen Owen

CHEN Ping，HU Zuoyo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Liu Xie' sWenxindiaolongis one of the greatest monograph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concise language and systematical discussion.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and three manipulating parameters-ideology，poetics and patronage,make paradigm shift in terms of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According to rewriting theory,this paper is presented to show an analysis of Stephen Owe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Wenxindiaolong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poetics and patronage,exploring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hree parameters on Stephen Owen'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emonstrating that the rewriting theory is adaptive when interpreting Stephen Owen's English translation.

Wenxindiaolong; analysi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rewriting theory; ideology; poetics; patronage

H315.9

：A

：1008-3634(2017)04-0077-06

2016-10-31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6YJA740013);2014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4D140);2015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2015AH0034A);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JS2015HGXJ0074)

收稿日期：陈 萍(1991-)，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生；胡作友(1969-)，男，安徽巢湖人，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