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与中原繁荣的相互影响

2017-02-24 00:48冯西西
关键词:中原地区大运河运河

冯西西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隋唐大运河与中原繁荣的相互影响

冯西西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隋唐大运河是隋唐宋金时期连接中国南北水陆交通的最重要水道,运河水道的流通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繁荣,中原地区的安定也保障了大运河的水运畅通,二者的相互关系最终影响了当政王朝的兴衰。同时,中原地区通过大运河连通到海上丝绸之路,对当时的中外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大运河;中原地区;海上丝绸之路

隋唐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曾是贯穿中国南北的水陆交通大动脉,流经诸多区域和城市。全汉昇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运河连接南北、促进王朝兴盛的观点,且论述中更侧重了对南方经济地位的影响[1]35,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并影响至今。把隋唐运河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论著不少,但多侧重某一城市或某个方面。历史上广义的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唐朝时一般指河南道(包括今河南省全境,山东省、安徽省的一部分)一带,宋朝时也基本是指以东西两京(今开封市、洛阳市)为中心的地区,位于运河的中心位置。1984年,田余庆撰文将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另辟蹊径,但没有突出中原地区的地位[2]。本文所说的中原采用宋朝时中原的概念,以河南省为主要区域,讨论中原地区的繁荣和大运河水运的相互影响:大运河的开凿巩固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中原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了起来,使得深处大陆腹地的中原能够多方面进行对外交流。同时,中原地区的繁荣对大运河的流通及其他沿岸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大运河区域的中心地位。

一、隋唐大运河的流通与中原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变迁

隋唐大运河的流通巩固且提升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唐高宗下令建都洛阳时便提到洛阳承大运河之利,“通赋贡於四方”[3]147,因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开封的复兴也得益于大运河。开封在战国时名噪一时,然秦灭六国后被降级为县,直到北周才又从县治变为州治,开始有所复苏。而开封真正成为核心城市,则是在大运河开通之后。当时的开封称为汴州,位于汴河(通济渠)要冲,汴河在汴州“经中而过”[4]2,时人称其“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3]7649。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当时的核心城市,直至后来成为都城。后晋高祖石敬瑭迁都开封,其认为:“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5]1020就是因为开封的漕运地位。宋太祖想要从开封迁都别处,被李怀忠劝阻:“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咸仰给焉。”[6]9022也是把开封的漕运优势放在第一位,可见大运河的开凿对开封成为都城具有重要作用。

洛阳、开封的中心地位交替也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隋朝时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枢纽,促使隋唐两朝建都洛阳。唐玄宗时期裴耀卿改革漕运,使得江淮物资可直达关中,无需经转于洛阳,洛阳的中心地位便有所下降。唐代宗时刘晏再次改革漕运,物资更无需经过洛阳,转而使开封成为漕运的中转站,此后开封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逐渐成为政治、经济都最为核心的中原城市。

除洛阳、开封外,另有不少中原城镇的发展也受到了大运河的影响,如河阴县。唐开元二十二年,“置河阴县及河阴仓……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7]2115是指为便利东南漕运而修筑了河阴仓,又为了此仓的管理而分出汜水、武涉、荥泽等地为河阴县。可见河阴县的产生与繁荣也得利于大运河。大运河的流通巩固了洛阳的繁荣,复兴了开封,产生了河阴,以此三城观之,可见证大运河对中原地区繁荣的影响。

因为中原地区处在大运河的中心位置,“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3]6754,统治者控制了中原的枢纽城市便相当于控制了整条运河,从而影响王朝的兴衰,所以在军事争夺中,占据这些城市至关重要。安史之乱中,张巡坚守运河要冲睢阳,挽救了唐王朝。时人称:“无睢阳则无江淮,贼若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积,根结盘踞,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殱夷,而旷日持久……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3]4377对张巡之功赞赏极高,也从侧面反映了睢阳对运河流通的巨大影响。唐德宗时李希烈造反,攻占汴州,“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8]6438,运河阻塞,因此使政府蒙困。这都说明枢纽城市不仅受到大运河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着大运河的流通状况,并最终影响到整个政局。

当时的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运河的中原段也颇为重视。为加强对运河的管理,唐玄宗任命李杰为陕州水陆运使,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设河南、江淮转运都使,其后转运使的设置逐渐增多。水陆转运使最初的设置在陕州,后来正式设置的第一批就包括今天的河南省大致区域,都处于中原地区。

二、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运河文化的繁荣

大运河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影响是最为直接的。洛阳“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3]323;汴州“水路辐辏,实曰膏腴”[7]2435;荥阳“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9]5708;睢阳“刀布辅辏,万商射利”[10]4730。可见诸多中原城市在当时的繁荣都离不开大运河的流通。

大运河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物资流通及文化交流。唐玄宗时期韦坚于长安开凿广运潭,潭中置二三百小船,以牌表之,有广陵郡船、南海郡船、豫章郡船等凡数十郡,各船上放有当地特产,如广陵的锦、镜、铜器、海味,南海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的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等,可见当时南方各地物资都可通过运河抵达京师[7]3222-3223。宋朝时各地上贡,无论是“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 “诸州钱帛、杂物、军器”,还是“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均依赖水路运送京师[6]4251。除租税粮食外,各地的特产、稀有物种等都大批运至,这些物资的送达,既满足了朝廷的需要,也丰富了中原的市场。

随着大运河水运带来的物资流通,南北方的文化风俗等也进行着交流。南北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原地区,开封在唐时就“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3]7649,宋时则“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11]1。具有文化代表性的茶叶也通过大运河由南传北,唐中期后,北方饮茶之风日盛,这些都表现了中原地区融汇各地文化的繁荣景象。

中原地区的物资、文化等也随着运河的流通走向了四方。永济渠自洛阳通涿郡,是向北方输送军饷粮食的运输线,隋炀帝三伐高丽,大部分供给由洛阳通过永济渠输往涿郡;五代时期的湖南,“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9]9394,运河开通后大有改观,从侧面反映出北方物资对南方经济与社会繁荣的重要性。由此可观,水上交通的便利,使得各地商人、官员等可以来往于运河之上,将各地的特产、风俗、文化、技术等带往其他区域,运河的流通不仅促进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还在运河流域形成了独具运河特色的风俗与文化,影响深远。

三、隋唐大运河成为连接中原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

中原地区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很受瞩目,然毕竟其地处大陆腹地,唐宋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中期后,因陆上丝绸之路的不便,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被拓展,向东可达朝鲜半岛、日本,向南可达东南亚、南亚,甚至达到红海、波斯湾沿岸。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使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能直接传播海外,也使中原地区通过大运河的连接实现了与海外的交流与沟通。多国使者、商人把海外物产、异域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直接交流到了中原。

唐朝时新罗人可沿海路至楚州,而后转经运河至长安等地,楚州等地还设有“新罗坊”,以便入唐的新罗人停歇居住;当时其他外国使者入唐,以及外来物品入贡,大多先通过海路进入明州、广州等港口,再由港口经运河转往长安。不仅如此,宋朝时外国蕃商在获得允许后,也可在东京等地贩卖物品,而当时“陆路不便,悉从水路”[12]49,故而这些蕃商自沿海至东京等地时,大运河就成为其首选路线。

唐朝时政府已设立市舶使于广州,宋朝又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这些地点大都处于运河沿岸,以便于外来人员或物资进入内地。政府为加强对其管理,市舶司等机构也一般设在海路与运河的相交之处。

外来交流频仍的同时,中原地区的物产也因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直接畅销于海外,当时的输出物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书籍等。这些物品通过运河送至广州、明州等地,然后出海,远销各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陆路至沿海的运输方式,但当时陆路的运输速度远不及水运。另外,运输瓷器等易碎品,陆路的安全性完全比不上水运,所以运输对外物资到沿海,运河水运是当时占据绝对优势的选择。

唐宋时通过水运、海运对外交流的还有文化、宗教、科学技术等,如多国上贡的物品中有“火珠”[7]5270,火珠可利用凹凸镜聚焦的原理点火,时人不一定知道原理,但的确运用和交流了物理知识;瓷器外传也同时将先进的制瓷工艺、造窑技术等带到了国外;当时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书籍交流更多,这不仅是造纸术、印刷术日臻成熟的表现,书籍的内容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如医书促进了输入国医术的发展;饮茶之风被频繁的海外交流带出国门,茶文化得以被传播;日本的圆仁法师,经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一线,随遣唐使入唐,历经扬州、赤山各地并到达长安传教求法,促进了中日的宗教与文化交流[13]20。

隋唐大运河的水运带动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丰富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也使得灿烂的中原文化广泛传播海外;同时,中原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大运河的中心枢纽,且在政治军事上对大运河的流通有着决定性作用,其在大运河水运中的中心地位无可替代。所以,如果没有隋唐大运河的流通就没有中原地区的进一步繁荣,而如果没有中原地区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安定,则无大运河的顺利流通。历史证明,二者的相辅相成,保证了唐宋时王朝的兴盛,两者共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全汉昇.唐宋帝国和运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

[2] 唐宋运河考察队.运河考古[C]//田余庆,李孝聪.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乐史,王文楚.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 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1] 孟元老,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 王栐,诚刚.燕翼诒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王兰锋)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rand Canal of Sui-Tang Dynas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FENG Xixi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The Grand Canal of Sui-Tang Dynas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north-south waterway during the period of Su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Central Plains was the center of the canal.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anal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and in turn the stabil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guaranteed the smooth waterborne transport of the Grand Canal. Eventually, their relationship influ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dynasties. In addition, the Central Plains was connected to the Sea Silk Road through the Grand Canal, which ha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exchange at that time.

the Grand Canal of Sui-Tang Dynasty;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the Sea Silk Road

2016-12-12

冯西西(1992—),女,河南濮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K928.4

A

1008—4444(2017)02—00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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