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的社会关怀

2017-02-24 10:59刘贻伟
关键词:伦纳德福斯特霍华德

刘贻伟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论《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的社会关怀

刘贻伟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立足处于转型时期的爱德华时代,通过描绘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个人选择和行为方式,凸显了当时社会在阶级、物质、文化、精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裂痕,同时也肯定了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霍华德庄园》中蕴含着福斯特对当时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思索,即倾向于用“连接”的方式来凝聚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弥合裂痕,摒弃缺陷,为社会发展提供乐观的图景。其可行性虽见仁见智,但作为文学探索本身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霍华德庄园》;爱德华时代;社会问题;“连接”

《霍华德庄园》(1910)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最成熟、最优秀的早期作品,它奠定了福斯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乔治·汤姆森 (George H. Thomson)将这部作品与贝多芬著名的《第五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进行比较:“如果有人追问《霍华德庄园》的意义所在,答案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正如追问《第五交响曲》意义的人会得到各式各样的答案一样。”[1]百年以来,有关《霍华德庄园》的评论和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大部分评论家将这部小说作为典型的“英国状况”小说来读,试图结合该小说来探讨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级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亦有评论侧重于研究该小说其他方面的特点,如小说的结构、文体、叙事;小说与音乐的关系;小说中的相关哲学思想;小说与意大利或德国之间的联系;福斯特本人的经历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等。在笔者看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英国未来的思索正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霍华德庄园》其实是“对当时盛行的与贫困的加剧、帝国的衰落、种族的衰微等状况有关的众多焦虑的一种虚构性表达”[2]。

福斯特创作这部作品的时间属爱德华时期。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在英国已经崭露头角。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名论断“1910年12月前后,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3]即是就此而言的。彼时与福斯特同时代的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等将自己的注意力日渐转向了人的内心活动,越来越关注意识本身,更加强调人内心主观世界的真实。但福斯特的小说却依然聚焦于社会现实,关注着个人与外在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这一点与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的基本关怀是一致的。1946年福斯特曾坦言:“我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思想最后的几个奉行者之一 (I belong to the fag-end of Victorian liberalism)。”[4]因此,1910年左右身处文学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福斯特是一个站在现代主义的开端以维多利亚时期的方式关注爱德华时代社会问题的作家。作为福斯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霍华德庄园》中蕴含着福斯特对当时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思索。细读之下不难发现,福斯特并没有将现实生活直接照搬到艺术创作之中,以模式化和脸谱化的方式生硬地表征社会现实,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在他那里是站不住脚的。他力图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人物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各有其缺陷,但他们的优点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可否认。《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的思索是相对客观的,他在反思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福斯特所进行的反思并非是要否定一切,而是在肯定英国社会的发展成就和优良品质的同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他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探寻也并不是抛开以前已有的东西独辟蹊径,而是在继承以往成果和固有优秀品质基础之上进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斯特是一个改良论者。“这部小说旨在确定并拒绝英格兰错误的那一部分,并建立起一个积极的结构形态:(小说)结尾就是为了提供这样一个结构形态;小说的叙事序列通过一系列的选择和拒绝而小心翼翼地向着那个结构形态推进。”[5]在《霍华德庄园》中,反思、凝聚与探索构成了福斯特社会关怀的主要内容。

一、对错利弊:纠葛中的反思

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经济增长放缓,繁荣的步伐停滞不前[6],逐渐不复19世纪中期如日中天的辉煌。欧洲和北美在商业等方面与英国的竞争亦加剧了人们的不安情绪。贫富差异极大动摇了社会的稳定性。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对国家退化的担忧”[7]。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工业发展持续推进,汽车、火车等被更广泛地应用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城市化迅速扩展,社会依然呈现繁荣的态势。这样矛盾式的割裂同样延续到了人们的个人选择和行为方式上:由于经济背景和教育养成等的差异,人们或痴迷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享受,对精神生活不屑一顾;或无视现实状况而盲目执着于精神追求,鲜有能执两用中者。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应当怎样应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未来又在哪里?《霍华德庄园》里的人物对此做出了回应。

《霍华德庄园》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威尔科克斯父子为代表,他们强调物质财富、不重视精神和情感、但有实干精神;第二类以施莱格尔姐妹为代表,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精神世界丰富,热爱文学和艺术、生活无虞、有自己想法和见解;还有一类以小职员伦纳德为代表,他们生活窘迫但自尊自爱、有自己向上的追求,却缺乏有效的基础和途径,最后竟因虚幻的追求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者对霍华德庄园的原主人威尔科克斯夫人的塑造,也因她对文化差异持宽容态度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人物各自的所思所为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和那座象征意味浓厚的霍华德庄园一起体现出了小说的社会关怀。

小说中的人物蕴含着强烈的反思性,他们身上的缺陷与优秀品质分别昭示着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社会中的积极因素。二者的纠缠体现出人物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威尔科克斯们的缺陷非常明显:他们太过于强调物质财富而对精神生活、个人感情、甚至亲情都有些无动于衷。“凡是威尔科克斯家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了。在他们看来,个人感情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8]111他们就像是马修·阿诺德笔下的非利士人一样,注重实效,只顾追求物质利益,而缺乏对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关注[9]。在谈到她和保罗之间的事情时,海伦曾对玛格丽特说:“我看见在场的别人都那么平静,却只有保罗害怕得要死,生怕我说出那件错事,我一下子觉得威尔科克斯全家都是骗子,只是一面由报纸、汽车和高尔夫球俱乐部垒成的墙壁,一旦墙壁倒塌,我在墙后就什么都找不到,只有恐慌和空虚。”[8]29

对于文学和艺术,他们认为:“除了有益于陶冶性情,也是胡说八道。”[8]27仿佛只有物质才是唯一的真实。只要听说有人写信来,查尔斯总是问人家想要什么。“‘想要’对他来说,是行为的唯一原因。”[8]118对于自己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丰富与否,人文修养是否足够,这些人就无法顾及了。这从他们对待房产的态度上就可看出端倪:他们有八处房产,但那只是财产而已,并无个人情感的投注,也缺乏家的温暖和精神的寄托。霍华德庄园对于威尔科克斯太太来说是一种精神[8]118,但这种精神在威尔科克斯父子那里却被忽视了。他们是在“收集”房子,就像“收集蝌蚪”一样[8]206。亨利的心路历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威尔科克斯家整体的一种状态:“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忽略了灵魂之路。”[8]227在对待穷人的态度上,他们也显得很是冷漠:查尔斯对待火车站的搬运人员颐指气使;其父亨利则更是认为“不存在什么‘社会问题’,世上只有富人和穷人,过去一直是这样,今后也一直是这样[8]234”,其冰冷傲慢的态度跃然纸上。缺乏人文精神和情感热度的威尔科克斯们仿佛是一架架只追求财富的机器,强大而冰冷。

但威尔科克斯父子绝非一无是处。他们的实干精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的。亨利经营着一家“帝国与西非橡胶公司”[8]217,小儿子保罗常年在非洲打拼。正是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遍布于世界各地的英国人缔造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他们“收集”房子,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反映了其实干和开拓精神,“可是威尔科克斯家族彼此却不能住得很近,连家产都不能相距很近。他们具有殖民主义精神,总是在开拓一处地点,白人可以在其中履行职责而不为人知”[8]248。玛格丽特对亨利一家的这种精神很是赞赏,她坦言几千年来如果没有像威尔科克斯这样的人在英格兰实干,那么就不会有她们所享有的那种生活,也不会有火车、轮船,甚至她们也许连野蛮的生活也过不上。

施莱格尔姐妹每年各有六百英镑的收入,而且利用遗产进行的一些海外项目投资“一本万利”[8]14,因此不用为生计发愁。她们热爱文学艺术,热衷于参与到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去,关心像伦纳德这样处于社会底层但却追求高雅文化的人的生活。她们家“总是笼罩着政治、经济、美学三位一体的气氛”[8]65。在精神、情感、对穷人的态度等方面,她们的确要比威尔科克斯家的人更为积极丰富,更具人文色彩。然而她们并不算完美。玛格丽特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对现实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行动力却并不强,似乎总在进行着妥协,逐渐依附于亨利。海伦怀孕之后亨利拒绝她在霍华德庄园住宿,玛格丽特除了抗议之外,毫无办法。与玛格丽特相比,海伦的激情更为热烈,行为也更莽撞。但海伦的激情并不能掩盖她行动力和实干精神的不足。伦纳德失业陷入窘境之后,海伦不得不去找“始作俑者”亨利,希望他可以有所行动,但遭亨利拒绝后却也束手无策。眼见伦纳德夫妇的生活日益窘迫,她甚是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并助伦纳德走出困境,她委身于伦纳德并试图送给他五千英镑的支票。这不但没能从根本上逆转伦纳德的境况,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毫无疑问,精神、情感、人文关怀是极其重要的。然而这些不是无本之木,它们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方才可行,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如果这世界全由施莱格尔小姐们构成,那它将是一个没有血色的灰色去处。”[8]31-32

年轻的小职员伦纳德·巴斯特“站在上流阶层的最边缘。他不在最底层,但他看得见最底层,有时他认识的人掉下最底层就销声匿迹了”[8]53。不想被底层所吞噬的强烈愿望是他寻求更高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动因。但在缺乏基本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文化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并不能消弭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鸿沟。伦纳德最终认识到“人有了工作,夜间行走才是美好事情”[8]289、“真实的东西就是钱,所有别的都是梦”[8]290。福斯特将读者的注意力聚焦于伦纳德的文化追求,“通过伦纳德在文化追求和阶级身份之间的挣扎和象征性死亡来反讽阿诺德关于文化超越阶级并战胜阶级的这一思想的不切实际”[10]。但伦纳德也有自尊自爱的一面。当他们夫妻二人处于困顿之中,甚至连房租也交不上要被赶出住处的时候,海伦委托蒂比给他送去五千英镑的支票,但伦纳德却原封不动地把支票退了回来,还写信说“自己不需要钱”[8]310。这样的行为选择虽然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但不得不说它体现了伦纳德身上的闪光点。

通过对不同人物类型的刻画,福斯特对当时英国的人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他的反思是客观、柔和、积极的,他不仅明确指出了人物的缺陷,更着笔墨表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和积极因素。发现弊端不是唯一目的所在,修正或抛弃弊端,凝聚优点和积极因素更为重要。

二、瑕不掩瑜:积极精神的凝聚

上述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促进英国社会发展必不可缺的优良品质和积极因素,又存在着种种缺陷。只有去除他们身上的缺陷,将他们的优秀品质“连接”起来,才有可能为英国的未来积蓄力量。现实不仅使施莱格尔姐妹放弃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多了几分实际的考量,也让亨利执着物质财富的倾向发生了改变。玛格丽特和亨利的婚姻,海伦和保罗的爱情都可以视作凝聚和“连接”优秀品质和积极因素的文学尝试。而亨利最后的疲惫不堪、伦纳德之死、查尔斯入狱等都是去除缺陷的象征。

施莱格尔家和威尔科克斯家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相互吸引的力量存在。在讲到海伦和保罗的故事时小说提到:“她当时已经陷入情网,不是和一个人,而是和一个家庭。”[8]26玛格丽特认为她们家的女性气息太浓厚了,有点阴盛阳衰。她对弟弟蒂比缺乏真正的男子气概很是不满,直言:“我希望我们家有个真正的男孩子。”[8]49海伦虽然在感情上受到过保罗的伤害,但也承认施莱格尔家和蒂比需要“一点威氏的精神”[8]50。可见,女性占主导的、注重文学艺术和精神世界的施莱格尔家需要威尔科克斯家实干开拓有阳刚气概的“武士和猎人”的精神。施莱格尔家同样吸引着威尔科克斯家,那个所谓过着“‘电报和怒气’的外在生活”[8]124的家庭。在亨利向玛格丽特求婚时,玛格丽特能明显地感觉到亨利的局促。她很清楚,亨利“为了那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苦苦挣扎……他渴望志同道合,渴望爱情”[8]200。玛格丽特也因亨利的求婚而感到巨大的喜悦,备感幸福。他们二人之间看似有天壤之别,但他们的婚姻却是如此两情相悦,如此自然,一切看上去水到渠成。

婚姻关系确定后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在亨利的影响下,玛格丽特“感觉自己渐渐地实际起来了”[8]294。她处理杰基事件的方法清楚地展现出了她的变化。海伦认为亨利应该为伦纳德的潦倒负责,所以将已经被裁员的身处窘境的伦纳德和他头脑有些不清晰的妻子杰基带到了亨利之女埃维位于奥尼顿山庄的婚礼现场,欲向亨利讨个说法。孰料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过于此。杰基竟然是亨利十年前在塞浦路斯的情妇!杰基认出了亨利,让亨利倍感尴尬,也让玛格丽特深感受伤。但处理这件事时她却始终站在亨利的立场上,并未对亨利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她将伦纳德夫妇安置到旅馆,并劝说海伦不要再继续帮助他们。玛格丽特深爱着亨利,她相信有朝一日会用自己的爱把亨利改造成一个更好的男人。“亨利必须得到宽恕,通过爱改造得更好,别的事情都不重要。”[8]295她心里明白,为这件事大闹一场甚或与亨利决裂于事无补,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益处。与其这样还不如用爱改造亨利。“男人为战争而生,女人为取悦武士而生。……女人没有肌肉,只有神经,无法赢得真正的战斗。”[8]314与海伦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相比,玛格丽特的领悟是多么的痛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妥协性的领悟和想法显然更有利于生活的正常进行。而亨利对玛格丽特的爱也越发深沉了,他不仅对她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自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的聪明没有给他带来麻烦,而且,他真的喜欢看她阅读诗歌或者有关社会的东西,这点正好让玛格丽特有别于别人的妻子”[8]313-314。玛格丽特和亨利的婚姻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追求的结合,是理想主义与实干精神的结合,是他们二人分别所代表的优秀品质的结合。正如玛格丽特给海伦的信中所讲的那样:“灵魂世界优于世俗世界,对此别想得过多。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把二者调和起来。”[8]124

海伦和保罗短暂的爱情故事也是小说试图凝聚两人亦或两个家族的优秀品质的一次尝试。在全书中,保罗虽仅出现数次,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地从事海外生意,可被视为在海外从事殖民活动的英国人的一个缩影。他有着和父亲亨利一样的实干精神和对财富的渴望。海伦最初对保罗动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保罗身上的这种“威氏精神”所吸引。因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比你的一打社会改革家对世界更有好处”[8]27。虽然两人最终没有成功结合,但已经表现出了相互的吸引和彼此“连接”的欲望。当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成福斯特在小说中所写的这种商人形象。劳伦斯在1922年写给福斯特的信中就认为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给予那些商人荣耀是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11]。但不管怎样,以威尔科克斯为代表的具有实干精神的商人对大英帝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重要作用却也不容否认。正所谓瑕不掩瑜,全面认识和凝聚不同人群中存在的优点对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是有益的。对此福斯特显然十分清楚。

小说《霍华德庄园》不仅表现了对不同人群优点的吸纳接收,同时也通过人物命运的突变对去除人物身上的缺陷进行了表征。伦纳德之死就是一例。上文中曾讨论过伦纳德的优点,他努力向上,相信勤奋,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他所渴望的那种变化就会到来”[8]58。而且他自尊自爱,颇有几分“不食嗟来之食”的味道。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努力方向和途径却是错误的。在连自己和妻子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条件下,怎么可能通过研究罗斯金、去女王厅听音乐会、研究名家画作等文化提升的方式达到出人头地、让人另眼相看的效果?而且他行动力不足,缺乏实干精神,在失业之后就毫无办法,任凭自己的境况一步步恶化。文化是极为重要的,缺乏文化的人是干瘪而不完全的。但不顾自身具体的处境,在连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都没解决的情况下就视文化为提升阶级地位唯一通衢大道的人则是可悲的。伦纳德在霍华德庄园之中被劈头盖脸的书砸死就意味着他试图通过文化来改变自身处境的失败。他的死不仅否定了这条道路,更是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幻想砸了个粉碎。

非但如此,伦纳德的死也改变了查尔斯的命运。和其他威尔科克斯家的人一样,查尔斯重物质追求而轻精神和文化提升。他无意中将伦纳德伤害致死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他对精神和文化的漠视乃至鄙视的态度。像伦纳德那样不讲前提地将精神文化视为上升的唯一通途是错误的,但只重物质而鄙精神亦是不可取的。在伦纳德的意外发生后,查尔斯被判入狱三年体现了作者对他身上过重的铜臭气的否定,也体现了文化和物质是不可对立的,应该调和而存在。通过小说,作者不仅希望将人与社会中的优良品质凝聚起来,也试图将其中的缺陷性的东西去除掉。惟其如此,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未来才更有希望。

三、传承、改变:对未来的探索

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反思人与社会存在的问题、肯定并凝聚其中的优秀品质和积极因素的同时,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进行了一些文学性的探索。福斯特的思想和文笔都是温和的,他在小说中所进行的一些探索一如既往地反映了他温和的风格。霍华德庄园在这些探索中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意象。在福斯特精神深处,“这栋房子是一个理想,一个乐园”[12]。对威尔科克斯太太来说,庄园是“一种精神”[8]118,这种精神不仅仅指向过去,指向乡村田园,指向对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反抗,它更象征着一种宽容的精神:对差异的宽容、对外来者的宽容、对新事物的宽容等。值得注意的是,霍华德庄园不是亨利的财产,而是他的前妻威尔科克斯太太(鲁丝)从娘家继承的财产。从庄园管家埃弗里小姐那里我们得知,这庄园从鲁丝的祖母那时候开始就“从来没有树立过‘不得进入,违者法办’的牌子”[8]332。到了威尔科克斯太太那里,这种包容的精神依然没有改变。她虽然热爱田园,有些怀旧,对霍华德庄园怀有深厚的情感,对愈演愈烈的房屋改造不太理解,但她并不墨守成规,并不拒斥对庄园适时进行一些改造。她允许亨利在庄园原先养马的地方修建一个车库[8]83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时代在变化,“小型农场的时代结束了”[8]250。汽车是当时现代文明的一个典型代表,允许修车库证明她并不拘泥于自己的田园情怀,对现代文明也是接纳的。她所反对的应是对田园和其所代表的精神的过度破坏。立遗嘱让玛格丽特拥有庄园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霍华德庄园和威尔科克斯太太的这种包容精神。她并未囿于社会常规将庄园传给与自己精神并不契合的亲属,而是将庄园交给可被视为自己精神继承者的知己玛格丽特——这个外来者。威尔科克斯太太的包容态度超越了血缘的界限,指向了精神的契合。这是一次令人钦佩的升华,这种包容范围更加广泛,寓意更为深刻。虽然其间经历了许多波折,玛格丽特最终还是得到了霍华德庄园。她也没有辜负威尔科克斯太太的期望,将这种包容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在玛格丽特的影响下,霍华德庄园变得逐渐可以接纳所有人。小说结尾处亨利、玛格丽特、海伦及她与伦纳德的孩子等人都住进了霍华德庄园。这一情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蕴含着对所有人的接纳和对所有人优秀品质的凝聚。伦纳德虽死,却是死在了霍华德庄园,庄园里留下了他的印迹。他的孩子在象征层面上也被赋予了他身上的闪光点,他那些可圈可点的精神并不会因他的死亡而烟消云散。这些人的聚集与玛格丽特密不可分,是玛格丽特使一切发生了改变。她改变了亨利,使因查尔斯入狱而心力交瘁的亨利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亨利不再只盯着物质财富不放,开始关注身边人的感受,开始关注亲情。他的财产分配关顾到了所有人:他把钱留给了其他人,并且一改以往的态度,承认了前妻将庄园留给玛格丽特的遗嘱,还特意叮嘱其子女“我就把霍华德庄园彻底留给我的妻子了……在场的诸位都要听明白;等我死后,你们大家不准觊觎,不准无事生非”[8]414。这与当年烧毁威尔科克斯太太遗嘱的亨利,与拒绝海伦在庄园住一晚的亨利有天壤之别。海伦也发生了改变,她不再讨厌亨利,变得“喜欢亨利”[8]409了。这是海伦对亨利的变化和他身上那些积极精神和优良品质的肯定。是玛格丽特身上的与威尔科克斯太太、与霍华德庄园一脉相承的宽容精神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海伦大声宣称:“是你做了这一切。……你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家。难道你没看出来……你的生命具有英雄色彩吗?”[8]411

小说最后提及,玛格丽特打算在她死后将霍华德庄园留给海伦的儿子。这个孩子几乎与书中所有人都有联系:他是海伦与伦纳德的孩子,玛格丽特和亨利的外甥,也是霍华德庄园的继承人。他超越了几家人之间阶级的藩篱和认知的局限,身上蕴藏着丰富的潜力:施莱格尔家的人文精神,威尔科克斯家的实干精神,海伦的理想主义和激情,伦纳德的自尊自爱,还有威尔科克斯太太和玛格丽特的包容精神。姑且不论小说的结局是否具有可行性,但就其象征意义而言,他有自己独特的文学使命。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三个家族所代表的英国社会上、中、下各阶层的未来。如前所述,爱德华时期的英国社会在阶级、物质、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痕,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尝试将这些裂痕加以弥合,社会发展才会更有希望。

作为这一社会转型期的作家,福斯特在其众多小说中都尝试用“连接”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霍华德庄园》中海伦儿子成为庄园继承人的结局正是通过“连接”进行弥合的另一象征性表达。其可行性虽见仁见智,但作为文学探索本身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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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EAUMAN N M. A biography of E.M. Forster [M]. London: Hodder&Sroughton, 1993.

Social Concerns Reflected in E.M. Forster'sHowardsEnd

LIU Yi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Focusing on the transitional Edwardian Age, E.M. Forster'sHowardsEndmanages to represent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issues such as class, material prosperity, culture, and spirit through the vivid characterization of figures with different class and family background. Meanwhile, the novel also skillfully represents the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HowardsEndcan be read as an embodiment of Forster's contempla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s. Forster tends to believe that if the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society can be combined together and the negative ones being discarded, then the society can have a potential of a brighter future. To “connect” is an available approach to achieving this goal. Although the feasibility of such an approach could be further argued, as a literary exploration,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society.

HowardsEnd; Edwardian Age; social problem; “connect”

2017-04-17

刘贻伟(1989-),男,甘肃榆中人,博士生。

I106.4

A

1008-3634(2017)05-0042-06

(责任编辑 谢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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