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湖湘文化与长沙旅游文化

余求根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试论湖湘文化与长沙旅游文化

余求根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的文化象征，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湖南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省会城市长沙旅游业的发展。论文从区域文化与现代旅游业发展的角度，立足对四大区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和湖湘学的阐述，挖掘湖湘文化的精髓，并就湖湘文化对长沙旅游文化的构建和影响进行分析，对长沙的湖湘文化影响进行系统归类，为长沙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

荆楚文化；湖湘学；湖湘文化；旅游文化

长沙市作为内陆城市，同时作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也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长沙的旅游业由起步到发展到飞跃，可以说是中南各城市中的佼佼者。“旅游兴市、旅游强市”已经成为长沙市政府决策中的关键词，2006年长沙市旅游业旅游总收入222.6亿元，发展旅游业也已经成为长沙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作为四大区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的集结地，延续千年的湖湘文化赋予了长沙的钟灵敏秀，同时也留下了蜚声海内外的旅游文化资源。湖湘文化作为湖南的文化象征，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湖南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省会城市长沙旅游业的发展。

一 湖湘学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长期来在现今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与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和吴越文化并称四大区域文化。最早称湖南为“湖湘”者是五代十国时担任潭州军府事的武陵人周行逢。[1]2湖湘学这一名称，是朱熹首先提出来的。[2]182他称张栻为张湖南，称其学说为湖南学。元、明、清以降，“湖湘学派”的称呼被学者们沿用，但同时又有“湖南学派”、“湖南一派”、“湖南道学”、“湖南学统”、“潭学”、“湘潭学派”、“湘学”等一些称法并列。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则多盛称“湖湘学”、“湖南学”或“湘学”。[2]22而真正称之为“湖湘文化”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文化热”，海内外学者对于独具特色的湖南区域文化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从而便创造了这个名词。[3]

湖湘学是指湖南地域中产生的思想学术，包括历代湘人所创造的学术思想，以及外籍学者在湖南所形成、提出的学术思想。湖湘文化则是一个历史性的区域文化概念，它有着特定的外延。它至少包括两个层次，即思想意识、学术观念、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社会意识文化和心理、性格、民风、民俗等社会心理文化。湖湘学只是湖湘文化中社会思想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湖湘学作为一种思想学术的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精英部分。

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一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性格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栻，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让人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

二 湖湘文化对长沙

现代旅游文化资源的构建和影响

（一）楚人入湘的文化冲撞——“屈贾之乡”

荆楚文化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湖湘文化深受荆楚文化影响，一度成为荆楚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则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继续存在着。长沙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3000多年，长沙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和“蛮”和“濮”等古民族的居住地，殷商之世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属古三苗国。在这一时期，湖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才渐趋明朗，举世闻名的四羊方尊等一批青铜重器的出土便是最好的证明。春秋中叶，楚国在南方崛起。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和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便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湖南境内原土著居民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者湖南的土著民族，另一方面也推广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都有了一定的进步，至战国时期，长沙属黔中郡，是楚国的军事重镇和重要粮食产地。到目前为止，仅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楚墓即达3000多座。发掘材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的城市。[4]

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新兴的封建制度文化和充满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楚人入湘后，即在湖南设县任尹，封君封邑；同时输入楚国文字，带来了中原的文献典籍和传播当时北方较为先进的礼仪习尚及其文化思想。湖南土著居民信奉的原始宗教与楚人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相互影响、融合，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独具湖湘特色的宗教和神话；此外由楚人和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和水准。[2]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马王堆汉墓、三国走马楼吴简和长沙窑便是这一时期最好的证明。

长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有“名人故里”、“屈贾之乡”之誉。随着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冲撞，及至秦汉，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开始逐步形成。湖南境内的楚文化与新进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汉文化。长沙自秦汉以来就是湖湘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曾是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的都城，是名人会萃之地，许多名人对城市的发展作出过直接的贡献。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放湖湘十年，曾来长沙，作有不朽诗篇《渔父》《怀沙》等著名诗篇，后于楚国城破之时在汨罗投江自尽。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作有《吊屈原赋》《鵩鸟赋》等汉赋名篇，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两位爱国文学家，才华横溢，境遇相似。他们的精神强烈的感染了湖湘后人，历代长沙文人均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因此被称为“贾长沙”，而长沙则被誉为“屈贾之乡”。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祠，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吊。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两汉至隋唐，长沙名人之会聚，更是灿若满天繁星，光耀天地。东汉时期又有出任长沙郡太守的“医圣”张仲景、三国名将孙坚（曾率先起兵征讨国贼董卓，因此后人诗赞“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行”）、关羽、黄忠，东晋名臣陶侃，南朝文学家颜延之、史学家裴松之，唐代名将名臣李靖、褚遂良、裴休，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李邕、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李商隐等或游历长沙，或供职任事，或讲学论道，他们都在长沙的史册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二）朱张会讲的理学道统——“道南正脉”的发源地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湖湘学派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昌盛。两宋时期由于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江西移民的大举内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比以前大有增加，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历代都要突出。“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地位被最终确立，湖南的手工业和制茶业、冶炼业都相当发达，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交易兴旺。由于经济的发展，湖南的地方文化也在全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理学重要学派——湖湘学派。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周敦颐，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对于湖湘文化的影响也不大。湖湘学派的真正创立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和胡宏父子。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所著的《春秋传》和《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继承和发扬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在南岳衡山讲学二十余年，著有《知言》和《五峰集》等。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称许他是“卒开湖湘学统”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彪居正、孙蒙正、赵孟等，而以张栻最为出名。黄宗羲《宋元学案》曾评价张栻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张栻最开始在长沙筑城南书院授徒讲学，后主要以岳麓书院为学术据点。岳麓书院历经千载，瀚墨流香，弦歌不绝，办学不已，故有“千年学府”的美称。岳麓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北宋天禧二年，真宗赐以“岳麓书院”的门额。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张栻到书院主持讲事，朱熹闻名也从福建赶来书院讲学，并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刻石嵌于讲堂的两壁，所刻四个字笔力遒劲，是岳麓书院道统源流的象征。绍熙五年，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说法。历代的文献史籍上还把岳麓书院和孔子讲学处并提，誉为“潇湘洙泗”。（北宋王禹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也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岳麓书院在元及明初百年内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明中叶，才得以重建。清王朝对岳麓书院不仅非常重视，康熙、乾隆先后为书院赐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湖湘学派就是深深植根于湖南这块土地上，是诸多成分的养料把它逐渐润泽滋生发展起来的学术群体。在其形成过程中，它不可能实行自我封闭，不能不接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湖湘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和湖南土壤粘连在一起的学说。[5]

（三）经世致用的船山学略——求强求富思想的孕育地

杨昌济曾说过：“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展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余韵，久而益新。”湖湘学说在元明时期经历了低谷，到了明末清初，湖湘学复盛，其代表人物当推王船山。王船山（1619－1692），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其在衡阳县石船山下著书立说数十年而终，故称船山先生。清顺治五年（1648年8月），王船山怀着一腔忠愤，毅然举起“抗清复明”的战旗，追随南明朝廷抗清，后失败，南明灭亡。王船山为避清廷缉害，避身湘西，隐居衡阳县石船山下竹花园构筑湘西草堂，潜心著述。王船山隐居著述40余年，以为后世提供经世致用之学为出发点，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对他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写下《黄书》、《宋论》、《读通鉴论》、《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相宗络索》、《庄子通》、《俟解》、《噩梦》、《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等多达四百余卷、八百万言的煌煌巨著。梁启超《儒家哲学》说：“张学自南宋断后几百年，至清初又继续起来了。”“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威。”直到道光以后，时移势异，其学说渐为社会重视众人竞相刊刻船山学略，尤为重要的一次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重辑《船山遗书》并广为刊发。船山学说大行于世，几代三湘士人，从中获益殊深。无论是中兴将相，还是维新志士，亦无论是“师夷长技”的洋务派，还是攘夷排满的革命党，无不私淑其人，嗜读其书。曾氏兄弟出于整饬纲常。维护世道之需，处处取资于船山。革命人士推阐船山的变易哲学，湘中维新派常以之为变法改制的先贤。反满复汉的民族革命兴起后，船山学说更大行于世，如毕永年“少读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可以说，王船山是湖湘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上承张栻，下启魏源、曾国藩。梁启超《儒家研究》：“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咸丰、同治以后，湖湘学说在湖南的影响更是深远，风云人物辈出。近代湖南士人为了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船山学略的经世致用思想有机的结合，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建湘军、兴洋务、平疆乱，为湖湘文化在全国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国藩也因此被视为清末湖湘文化的化身。其后，在戊戌变法中，更是涌现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和唐常才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在长沙设工厂、兴学堂（时务学堂）、创学会（南学会）、办报纸（《湘报》），使维新风气弥漫全省、波及全国。正因为有了这一批改革先驱，长沙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城。[6]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本可以躲进外国使馆并出逃海外，但他为了整个民族利益，毅然以自己的生命唤醒四万万中国人民图强变法，临刑前他慷慨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壮举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四）“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死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

20世纪初期，满目疮痍的满清王朝为了救亡扶危，开展了长达10年之久的清末新政运动。清末新政虽未能挽救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但却给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开启了一扇门，湖南在这一时期，矿业迅速发展，一越为全国主要产矿区；轻工业也有所发展。尤其是新式文化教育和军国民教育方面得到大力推广。近代工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和新式文化教育的普及引起社会心理文化层面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反帝爱国思潮、排满革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军国民主义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等等都要求革故鼎新、振刷国运、希冀国富民强。湖南的士人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练器强兵、君主立宪、改革图强已经不能救中国，湖湘文化的后继者黄兴、宋教仁、杨毓麟、秦力山、章士钊等人便该弦易辙，把反帝爱国与建立民主共和结合起来。长沙便成为了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1903年，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在长沙成立了国内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在居留长沙的岁月里，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了一所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时“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还与社会上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取得了广泛的联系。数月之间，便打下了创建革命团体的基础。并筹划发动长沙起义，从此“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1906年，革命党人在长沙公葬蹈海英雄陈天华（湖南新化人）、姚宏业（湖南益阳人），声势浩大、悲壮激烈，毛泽东曾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同年12月，又爆发了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清起义——萍浏醴起义。随后反清革命运动在长沙风起云涌，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波澜壮阔，席卷全省。1911年5月的长沙保路运动则揭开了湘、鄂、川、粤四省保路运动的序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发动长沙起义，光复全省，又率先出兵援鄂，有力的支持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加速了清朝统治在全国的灭亡。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集团中，湖南人以其人数之多、知名度之高、影响之深远，格外引人注目。

随着五四救亡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长沙又成为我国新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蔡和森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1920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于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成立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又组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随后又在长沙领导了湖南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26年5月北伐军入湘，7月占领长沙，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沉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湖南的统治。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浏阳文家市胜利会师后，又率领工农红军进军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土地革命战争中，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一举攻克长沙，威震全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为全国抗日的大后方，长沙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来湘，使长沙获得了抗战“文化城”的美誉。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湘南军政当局在“焦土抗战”政策的指导下，放火焚烧长沙，使千年古城变成一片废墟。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的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取得重大胜利，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长沙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不后于人。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将军领导的长沙和平起义，尤为壮举，对加速全国的解放战争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长沙现代旅游文化资源的归类

长沙作为湖湘文化千年延续的承载地，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长沙留下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也给长沙留下足以影响全国的文化旅游资源。旧式的观光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通过旅游获得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旅游的新目标。湖湘文化的完整严密和广博精深，旅游资源的丰富与独特，使得湖湘文化旅游更具有期待性和可鉴赏性，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遗存以及自成一家的文化思想，都将使得湖湘文化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7]

长沙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文化价值含量高，素有“伟人故里，山水名城”的美誉。长沙是我国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遗存丰富，文化绚丽多彩，现已发掘春秋古墓300多座，战国古墓1800多座，汉墓8000多座，保护完好的出土文物2万多件，全市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8家，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文物举世瞩目。有象马王堆汉墓、岳麓书院、爱晚亭、西汉长沙王室墓、麓山寺、开福寺、石霜寺、密印寺、天心阁、长沙古窑、炭河里商周遗址、北津城遗址、浏阳文庙、云麓宫、贾谊故居等一大批湖湘文化古遗存；同时也有一批近现代革命遗址，如：清水塘、刘少奇故居、雷锋纪念馆、新民学会旧址、杨开慧故居、徐特立故居、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烈士公园等；同时结合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一批新景观，如：晓园公园、南郊公园、盆景园、世界之窗、海底世界、湖南民俗文化村等；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熔基、曾国藩、黄兴等伟人风采足以令长沙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山、水、洲、城”的绝佳风景，也足以令国内外旅游者叹为观止。

结语

“文化兴市，以文立市”以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动力，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素质的整体状况，决定着一个城市旅游业的形象。充分利用湖湘文化在长沙的各种文化旅游资源，致力于城市整体文化旅游氛围的营造，改善旅游大环境，加大发展湖湘文化旅游的力度，丰富文化旅游产品的种类，使长沙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向多元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同时，控制旅游开发对湖湘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地区文化实行有效合理的保护，使长沙的文化旅游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1]王兴国,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2]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周秋光,夏石斌.近代湖湘文化述评[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0,(5).

[4]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5]杨金鑫.湖湘学源流论[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6]梁小进.试论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地位和基本构成因素[J].文史拾遗,2016,(4).

[7]王玲莉.论湖湘文化与旅游发展[J].文史博览·理论,2007, (1).

（责任编校：张京华）

G127

A

1673-2219（2017）03-0090-04

2016－11－27

余求根（1976－），男，湖南岳阳人，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与湖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