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毛文龙奏本探析

李伟强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崇祯二年毛文龙奏本探析

李伟强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向崇祯帝上呈了四封奏本。分别是“为兵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为禁海改运，饥军绝粮，谨进登候旨等事”“为请发敕谕以励属国、以防祸萌事”和“为三军命若悬丝，孤臣势如累卵，亟恳圣明俯赐干断以清粮饷、以活饥军事”。这四封奏本集中展现了明东江镇和朝鲜、后金三方的关系，以及以东江镇为视角的明金辽东战局。

毛文龙；崇祯；奏本；东江镇；朝鲜

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向崇祯帝上呈了四封奏本。分别是“为兵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1]130、“为禁海改运，饥军绝粮，谨进登候旨等事”[1]134，“为请发敕谕以励属国、以防祸萌事”[2]710a和“为三军命若悬丝，孤臣势如累卵，亟恳圣明俯赐干断以清粮饷、以活饥军事”[3]203。收录在民国时期中研院史语所刊印的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明清史料》、上世纪末浙江古籍出版社刊印的毛文龙庶子承斗辑录《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新世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编纂的《中国明代档案总汇》中。这四封奏本集中展现了明东江镇和朝鲜、后金三方的关系，以及以东江镇为视角的明金辽东战局。

一、毛文龙奏本的内容

1.毛文龙奏本的主题

奏本是臣僚上呈给皇帝的一种文书形式。“人臣言事章疏曰奏”[4]17a。“奏，进也。从从廾从屮。屮，上进之义”[5]215上。明代奏本有固定的书写格式，如“某衙门某官臣姓某等谨奏为某事，备事由云云。今将原发事由，照行事理，备细开坐。谨具奏闻。洪武(印)年月日，某衙门某官臣姓某、某官臣姓某”[6]440下，这是一般情况下奏本的书写格式。另外“如有勾问职官或支拨钱粮之类”，臣僚需作答复时，就将“谨奏为某事”后面的内容改为“某事云云缘由毕，前件事理拟依某律科断施行”或“某事云云缘由毕，前件云云伏候敕旨”。如奏本内容为“奏请”，那么还需在正文后写“伏候敕旨，谨奏”。

现观毛文龙的四封奏本，都严格按照规定的奏本格式，遵照的便是“某事云云缘由毕，前件云云伏候敕旨”这一条规定，可见毛文龙四封奏本的内容都为“奏请”之作，向崇祯帝请求允许，申请物什。

明代奏本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具题本投进。若诉私事，丐私恩者，不许”[6]441上，即规定了奏本只在臣僚向皇帝陈述私事时才能使用。公事上报，就使用另一种文书形式——题本。题本与奏本的分别十分明确，“谨奏为某事”改写为“谨题为某事”，“谨奏请旨”改写为“谨奏请旨”[6]440下。可见毛文龙在四封奏本中陈述的事情，都认作是自己和崇祯帝之间的私事，而非东江镇对后金、对朝鲜的军政公事。

2.毛文龙奏本中的官衔

毛文龙奏本开篇罗列了其头衔“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挂征虏前将军印、总兵官、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四种。这四种头衔并非全为官职，只有总兵官、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为具体的官职。四种头衔的排序是按照等级和荣誉的高低排列的，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是毛文龙一生所获最高的官衔，正一品。

毛文龙仕途的第一次转折从他孤军收复镇江开始，受到了君臣重视，官位节节高升。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天启帝将“援辽总兵关防给毛文龙”[7]天启二年六月.丁卯条，随后不久，“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7]天启二年六月.戊辰条，十二月，“援辽总兵毛文龙以登抚所遣管运参将黄胤恩、推官孟养志等发到粮饷并布匹、军器、火药等物，复蒙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具疏谢恩”[7]天启二年十二月.辛巳条，在此时，毛文龙升任总兵。

至于毛文龙获得“挂征虏前将军印”的具体时间，史无明确记载。天启六年五月①，毛文龙在上呈崇祯帝“为遵旨奏报直陈熟策等事”[8]384中提到“欲喻西虏连络之情，以绝奴酋西贿之路，镇印万须查给。旧征虏前将军印，向为西虏熟识，即东江能与西虏往来要约，无印不足以取信，请查给之”。可知，毛文龙至晚在天启六年以前就已经拥有征虏前将军印。而毛文龙在这封奏本中请求天启帝重新赐予他旧曾有过的征虏前将军印，是因为将军印只有在“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9]1662并非长久拥有的。由此也可知毛文龙初次被赐予征虏前将军印时，正当是“有事征伐”时。毛文龙初受皇帝和朝廷之命外出征伐便在毛文龙收复镇江后，受到了君臣的重视，明朝新设东江镇，军镇辖地为海外诸岛，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长久统领东江镇，同时授予征虏前将军印，给予较大的权力自由。

明代将军印的由来，据天启朝内阁辅臣朱国祯笔记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颁制谕及将军印于边将。云南总兵官佩征南将军印，大同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广西总兵官佩征蛮将军印，辽东总兵官佩征虏前将军印，宣府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甘肃总兵官佩平羌将军印，交佩征夷副将军印，宁夏佩征西将军印。有旧授制谕者，封识缴回。印惟征虏大将军为最终”[10]64。又据明清之际林时对笔记记载，“天下要害，置总帅者十有二，而挂将军印者九。宣府曰镇朔，大同曰征西，廷绥曰镇西，宁夏曰征西，甘肃曰平羌，湖广曰平蛮，云南曰征南，两广曰征蛮，而辽镇所挂者征虏前将军印也。万历间，又添设征辽，此外又有平虏将军印，非大征伐，不轻假人。将军印凡流官曰挂，佩而即缴亦曰挂，京营戎政则曰掌”。[11]12可见将军印并非一般将领能够获得的殊荣，即使是镇守“天下要害”之地的重要将领，也不会全部赐予将军印。

并且，毛文龙获赐的征虏前将军印，原本是赐予辽东总兵官的，毛文龙的官衔自始至终都仅为平辽总兵官，而从未担任过辽东总兵官。经查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镇守总兵官年表》知，天启二年(1622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间，仅有祁秉忠、朱梅、祖大寿三人担任过辽东总兵官。从毛文龙统辖东江镇实际经历来看，平辽总兵的职权范围远比辽东总兵小，毛文龙却越过辽东总兵，获得了征虏前将军印的荣誉。可见天启帝对于毛文龙的重用和赏识，这也与毛文龙统领的东江镇在天启年间发挥了重要的军事贡献有关。在此也可以看出毛文龙进入崇祯年间后再没有被授予新的官衔，奏本中罗列的官衔仅仅代表了他在天启年间取得的成就，这又与毛文龙在崇祯初年的经历相关。

3.四封奏本的时间

奏本中的时间节点十分有助于奏本的解读。“为请发敕谕以励属国、以防祸萌事”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二十日写完的，随后从东江镇发出，漂洋过海，层层传递，终在四月十三日传到崇祯帝手中，那么这封奏本从毛文龙写完，到送达崇祯帝手中，其间竟经历了近三个月。四月十三日，崇祯帝对奏本作出了批复，又通过一系列程序下达兵部，由兵科抄写，发还东江镇。下达兵部的时间是四月十六日，中间又逾三日。

其中可见，首先是奏本传送时间之慢，效率之低；其次是东江镇至京师路途遥远，消息迟滞，这与毛文龙在奏本中反复陈说的运粮问题有共通之处。毛文龙在“为兵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中也提到，“于三月初二日，海冻初开，接得去冬十月邸报”[1]130，其间逾五个月之多，而如此迟缓的原因，一则是出于“海冻”，船无法航行。其次，恐怕也避免不了是消息传送中制度和执行人员怠慢的原因。

（3）近年来，胜利油田积极在外省进行石油勘探工作，成绩显著，但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对开发的技术要求较高，且与其他大型油田竞争也较为激烈，使得产量提升缓慢。

“为三军命若悬丝，孤臣势如累卵，亟恳圣明俯赐干断以清粮饷、以活饥军事”是五月十一日到达崇祯帝手中的，五月十四日，崇祯帝的批复意见下达到兵部，其间也逾三日。照此效率，那么崇祯帝五月十一日下达兵部的奏本，如果也要按照东江镇发往京师那般耗上近三个月，毛文龙至早也得到八月才能收到。而毛文龙早在六月初五日时就被诛杀，极有可能至死都没能接到崇祯帝的批复。而该奏本的主题是“为三军命若悬丝，孤臣势如累卵，亟恳圣明俯赐干断以清粮饷、以活饥军事”，涉及非常紧要的东江镇军情，这也成为了目前档案可查的毛文龙生命中的最后一封奏本。

“为兵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是三月十三日写完的，“为禁海改运，饥军绝粮，谨进登候旨等事”是四月十八日写完的，虽然暂时无从知晓这两封奏本的其他时间节点，但从上面两封奏本的处理情况来看，必定也是耗时实多，效率极低。

二、崇祯初年明金辽东战局与明金鲜三国局势

崇祯初年，明金战争已逐步发展到关键时段。明新君崇祯帝在解决完朝内魏忠贤案后，全心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后金的事业中，以图扭转前朝军事屡败局面。与此约同时，后金新汗皇太极因其父努尔哈赤命丧袁崇焕手，对明朝尤为嫉恨，加紧战备，图谋击明。天聪汗与崇祯帝先后即位，展开了新形势下的明金对战，“明金战争进入第二个时期即双方对峙时期”[12]72-75。

朝鲜方面，朝鲜仁祖在明天启年间废光海君自立，至此已有六年之久。较之明金两国君位更替、朝政更张的形势，朝鲜在朝政上比较安稳。但其国内经济和军事形势却并不如是，仁祖在即位后，虽执行亲附明朝，疏远后金的对外政策，却终究迫于后金强大的实力和本国严重的灾荒而屈服于后金。

自后金崛起后，明朝与朝鲜联络的陆路途径就被切断，主要通过海路，从渤海接近明朝，在登莱上岸，从山东转陆路进京。在这个过程中，毛文龙凭借东江镇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明朝与朝鲜的联络中发挥重要作用。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正是为了牵制毛文龙及东江镇，方才建议崇祯帝更改朝鲜贡路，也在侧面反映了毛文龙在明、鲜联络中的作用。②

东江镇以皮岛为中心，“东联属国，北控奴巢，西窥辽沈，南济登莱，扼要岀奇”。列岛“皆星罗棋置分布沿岸”，东江兵“水陆互练，在舟为水兵，登岸为陆兵，出没无常，多寡莫测”。在毛文龙的率领下，往往突袭后金后方，出奇制胜，给后金带去极大的困扰，后金兵“长于陆，不长于水，沿海处处受敌，处处设备”。[13]26a毛文龙驻守东江镇数年，充分利用东江镇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同时积极联络朝鲜，借朝鲜有形、无形的援助，在后方大大牵制了后金，使其不敢倾力攻明关宁一线。在明金战争的整体战局中，毛文龙联合朝鲜在后金后方强硬地开辟出了东线战场，打破了明金在辽东关宁一线的鏖战，东江、关宁东西遥望，使后金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后金也意识到了朝鲜和东江镇对自身后方的威胁，面对朝鲜亲附明朝，联合东江镇袭扰自身后方的行为，以军事行动作出了回应，在天启末年已经第一次征服朝鲜，迫使朝鲜在表面上疏离明朝，臣服于己。③

崇祯初年，明金两国战争更为激烈，朝鲜越来越成为明金两国争取、拉拢的对象。为了更加有力地调动朝鲜配合明朝打击后金，发挥东江镇作为东线战场的作用，提高东江镇及毛文龙的地位，毛文龙积极向崇祯帝阐述自己的决策，请求崇祯帝支持他的行动。

毛文龙在奏本中说道，“朝鲜贴枕奴酋，虽曰中国之外藩，近成夷夏之战场。如奴欲攻臣，必假道于鲜，而臣屡伐奴，亦由路于鲜。盖奴酋之却步寇关，所虑臣兵以掣尾。”再次肯定了朝鲜在明金对战中的战略地位。但是，朝鲜因为与毛文龙联系紧密，后金“恨臣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往往杀戮掳掠，……自从兵戈扰攘，辄越九年，不惟挫边疆之锐，括海内之膏而林木，朝鲜大是凋敝哉”。

后金每当毛文龙“于鲜地拨马络绎”时，往往“蓦地寇边”，目的便是干扰朝鲜与毛文龙的联络，“图鲜国之附以攻臣，除臣之掣尾以视关”。“每以势逼，每以利诱”，以各种手段争取朝鲜。毛文龙对此深为忧虑，自谓常援助朝鲜度过一时困境，抵御后金袭扰，“屡以米粟布匹劳结其国，尤恐升斗之水不足以济涸辙焉。”“天启七年(1627年)间，奴酋踞鲜地屯马，臣即率步将夜入，伏兵纵火烧屯，而奴众四溃，至今四道之地，奴弃不屯。”但是，仅凭毛文龙东江一镇的力量，“枵腹衽革，且益饷之请未俞，器械之疏未允”，实难抗衡后金。

因此，毛文龙的对策就是以朝廷的名义笼络朝鲜，以朝廷的力量扶持朝鲜。早在天启年间，毛文龙便向天启帝阐述了这项决策，并坚信这项决策是能够拱卫明朝的“永为封疆计”，可惜天启帝尚未应允落实便撒手人寰。到崇祯初年，毛文龙再次积极、自信、狂热地向崇祯帝阐述这项决策，“请亟赐温谕一道，发慰鲜王，协力进兵，同心荡寇。庶奴酋间谍难投，而外藩顿消他念矣。”毛文龙这次奏本似乎得到了崇祯帝的支持，崇祯帝在接到奏本后，批复道，“既为朝鲜声援，又分饷赈荒，该国忠顺，当益坚感附，何待敕谕，方杜祸萌”[2]710b，对毛文龙的决策表示十分认可，也催促毛文龙尽快落实，却并未给毛文龙和东江镇实际上的支持，毛文龙的“永为封疆计”实际再次落空。

最后，不仅毛文龙被杀，东江镇三军将士也“命若悬丝”。明朝虽然重派了将领，但新派将领缺乏对东江镇的统领经验，无法深刻体会东江镇在明金鲜三国中的重要地位，更无法在明金紧张对峙的局势中采取灵活有力的方式立足。东江镇旋即沦陷。

结语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向崇祯帝上呈的四封奏本，内涵丰富，信息关键，是毛文龙研究的重要史料。毛文龙的奏本，反映了毛文龙与东江镇在明金鲜三国局势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巩固东江镇实力，增强明朝对峙后金的优势，毛文龙向崇祯帝陈述了他的战略意见，极力拉拢朝鲜。但由于其本人不受崇祯朝君臣的器重，他的战略意见最终遭遇失败，东江镇很快就被后金攻破，明金鲜三国的平衡被打破，明朝与后金对峙的辽东战局逐渐失去优势。

注释

①这封奏本的时间，《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为“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两朝从信录》记载为“九月。平辽总兵官上言，为遵旨奏报，直陈结局疏”，如二者记载都无误，那么可知这封奏本写完的时间在五月，到达崇祯帝手中为九月。

②明、鲜相互联络的陆路途径指民间、军事往来。朝鲜向明朝朝贡是通过海路途径的。请参见吴一焕《17世纪初明朝与朝鲜海路交通的启用》(《历史教学》1996年第12期)。

③后金第一次征服朝鲜并未在实际上使朝鲜臣服于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朝鲜仍多次配合明朝对抗后金。请参见孙卫国《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1] 毛承斗，辑.贾乃谦，点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2] 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M].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1932.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六册[Z].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说文解字.夲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 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丑集下·大部[M].清康熙五十五年内府刊本.

[6] 申时行.(万历)明会典.卷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明熹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1962.

[8] 沈国元，著. 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两朝从信录(选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9]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中国古代禁书文库[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

[11]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辑[M].台湾:大通书局，1987.

[12] 周喜峰. 简论明金君臣与明金战争[J]. 历史教学，2005(5).

[13] 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卷六·海集一[M].明崇祯六年刻本.

Class No.:K248.3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Study of Mao Wenlong 's Memorial to the Throne in 1629

Li Weiqia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In 1629, Mao Wenlong wrote four pieces of memorial to the throne to Chongzhen Emperor respectively. They are "report on the insurgency of the soldiers, the danger of life and so on", "report on changes in waterways, serious shortage of soldiers and other things" ,"report on the issue of documents to comfort the country, to avoid the incident occurred", and "report on the risk of life of all the soldiers, the request to quickly pay grain rates". This four four pieces of memorial to the throne in general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Ming dynasty, Korea and the Jin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reflects the war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Jin dynasty in Liaodong battlefield.

Mao Wenlong; Chongzhen emperor; memorial to the throne; Dongjiang town; Korea

李伟强，在读硕士，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15级。研究方向：明清史。

1672-6758(2017)08-0027-5

K248.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