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我不敢直视你的双眼

多少次，想说说我的陈文森老师，可就是提不起笔来。是为那份悔意？那份迷惑？还是那份负罪感？可能都有吧。

时光返到1965年，年少的我迈上了新台阶，考入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自治区重点中学的一切都让人欣喜，新老师、新学校、新课程最是新奇。气度非凡的英语老师，二十七八岁，英姿焕发，个头不高，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道浓浓的剑眉，足以让我们感到肃然、尊重、亲切和信任。也隐约感觉到了他的一副傲骨。

听说了，听说他是印尼华侨。为啥回国？怎样回的？国内有他啥亲人？我们很想知道，但再也没多知道一点。听说了，听说他是共青团员。这可是我们每个青年所要追求的目标呀。一个爱国侨胞，一个进步青年，一门崭新的学问迎向了我们。学英语，我很是向往，听姐姐时不时冒出句乌里哇啦的外国话，心里早已发痒。从ABC开始，我总嫌学得太浅太慢，恨不得把陈老师肚里的学问一下掏空，自己一下也变成陈老师。

陈老师是邻近班级的班主任，课上，他一丝不苟，以特有的个人魅力调动着整个课堂上的活跃气氛。他的发音美极了，他的文章也写得刚劲有力。课下，他和同学们滚在了一起，看那几个小男生吧，上课瞎调皮，下课也玩不出个正经儿样，场上的篮球总是从陈老师的手中飞向篮板。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常是观众，也常拍手叫好。

我是班里少有的住校生，和陈老师班上的住校的同学吃住在一起，自习在一起，打闹也在一起，陈老师对我也较为熟悉。中午我们常在他教研室录听我们自己朗读的外语，不敢相信，我们读得那么美，简直就是陈老师的翻版。一节课上，朗读课文点到了我，我全会，也想大声念出来，可我不敢让全班静听我抻直舌头说的外国话，嘴上贴了封条样死站着，巴望着陈老师快快地让我坐下来。可我无法逃避那温和而又信任的眼神，所以我放开胆子，张嘴念了出来……

陈老师和英语课是我们的最爱，我们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着他，一点也不比他以前教过的物理课的学生差。

他对学生爱得出奇，他竟为那白发满头的数学老师占用了十几分下课时间，为耽误了我们的眼保健操，冲那资深的老教师动了肝火，像自己的孩子受到了伤害一样。他是那样认真，为了我们，大概刀山他也敢上。

自责呀，一个深深的自责让我悔到今日。

那是个学习气氛浓极了的课间，我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他嘴里随即吐出了一个英语单词，对他来说可能是个很自然的称呼，可凭着我那刚略知一二的外语水平，我觉得他在称我为“小姐”，而至今我也不敢肯定我说得就对，也不敢咬定老师说的就是那个词，也许一切本来就很正常，可我当时只感到脸在发烧，烧到了耳根。

要命的是， “文革”风暴很快刮来了，我们开始胡闹了，用稚嫩的眼睛恨恨地、狠狠地盯着“放过毒”的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虎口一样吞噬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像被神驱使着，又像被鬼捏着，我竟把笔端指向了我所敬重的陈文森老师，挖空心思罗列开了他的“罪行”，于是乎，那个被我认为最耻辱的称呼成了我的重型炮弹，我要轰向他了。

也许是运动之所向？也许是我表现得够积极？有人通知我在年级的批判会上发言，我的批判对象就是陈老师。也许是场面太大？许是良知未泯？我躲在角落里，拿发言稿的手一直抖个不停，想到陈老师不知在哪儿静静地听着，我更是抖得厉害，我怕极了上台那一刻的到来。

也许是时间不够了？也许是我的稿件不够分量？不知是老天对我的成全，还是对陈老师的同情，还没待我上台，批判会就结束了，我长长地，长长地缓了一口气。

无知呀，无知。学校操场上，一堆学生混乱着，一队“低头认罪”的老师队伍扩大着，只要有谁喊出个老师的名字，这老师就在一片打倒的声浪中被拉出示众。被冠以资产阶级罪名的陈老师也遭厄运。数双伸向他的拳头中也有我的，我的拳头竟鬼使神差地触到了他的后脑勺上。没等他回头，我自己竟被吓傻了，那时全部的威严依然在他身上，被震慑的是我不是他。他回了下头，那利剑下的锋芒并没落到我的身上，可我却把头垂得很低很低。

无聊呀，无聊。没课上的几个学生百无聊赖中转悠到了陈老师的平房单身宿舍前，很快，他的门上被挂上了破筐，筐里还有只死蛤蟆。我不是主谋，也不是主犯，但那里有我的坏笑和怪叫。

无奈呀，无奈。社会还在乱着，一切还没有是非曲直之分，只是要“复课闹革命了”。一群放荡不羁的学生回归了教室，虽然血统论、派别争斗还让我们相互仇视着，但学习的欲望很一致。听说那天是物理课，没课本，又不见老师，同学们乱作一团。陈老师，是陈老师给我们讲课来了。他又登上了熟悉的讲台，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眸子盯着一双智慧而又伤情的眼睛，而我却不敢直视那双眼。

电阻、电压……黑板上剛刚有了几个刚劲的字，突然，突然我们的陈老师掉转身去，眼里似乎还有泪。那一刻，大概所有的冤屈唤着他；那一刻，大概全身的血液上了头。他拔腿出门，快步离去。

教室里静极了，静了好长时间。我们仿佛要以几年中少有的安静来面对老师的怨气和义愤，以我们的安静唤回陈老师的回归。陈老师，我们真的需要您！

陈老师的傲骨在滴血，我的肢体在风化，几十颗心在飘浮。

可叹呀，可叹。晃晃荡荡毕业了，学习了七年的我们结束了学业，以知青的名义奔走在下乡之路上。陈老师、李老师等老师们又会奔向何路呢？谁也顾不得谁，谁也不知道谁了。

在几年的连队生活里，几经风雨的战友们凑在一起笑谈着过去的事情。突然一个来自外校的战友朝我提起了那个破筐，那只死蛤蟆，并一口肯定我是主谋，他在不断嘻哈着。我没有半句辩解，更是笑不出来。如果能换回陈老师的谅解，我愿承担一切。尽管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些，尽管他还不一定记得我这个学生。

当我们离校门越来越远，而感情越来越近的时候，也是改革开放阳光普照中华大地的时候。

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目光停留在省报一行醒目的大字上，自治区政协委员、优秀教师、侨胞杰出人物……一大串光环罩在陈老师头上。啊！浊世总有清流，历史终还陈老师公道。

这虽完全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可还是止不住的惊喜。陈老师，我多想当面向您说声“对不起”，向您深深鞠一躬。

笔拿出来了，纸也摊好了，还是说说吧，还是以信的形式让老师接受学生的心灵忏悔和对他的敬重吧。

其实，我见过他了，只是他并不知道。在商场前川流不息的人群里，眉眼间仍然气宇非凡的他被我一眼认出。顷刻间我如木桩般钉在原地，凝神注目的是我，默了滔滔言说的是我，隐了恻恻情怀的是我。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面对他，我做不到如在泥潭中找到了一条小路那样坦然而归。

现在的信又能给他捎去什么呢？我终是没有勇气，只是在心里写着一封永永远远的信。

岁月在颠簸，奉献的人在颠簸。

不可接受的是， 我向在母校读高中的女儿打听陈老师时，她开口竟是“那个小老头老师呀”。她说得那般轻巧，我听得却那般沉重，我永远想不出陈老师的小老头样，心中的他总是剑眉高扬。更不可接受的是，他竟被癌症夺去了只有六十二岁的生命。我愿这只是个误传，问了好多人，好多人都说是真的，好多人都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没听够他讲课的人很多，他在阶梯教室里声嘶力竭地为高考生们上物理大课，他把知识无私地撒给了一拨又一拨人，对他的啧啧赞美声穿越了两代人，逾越了沟沟坎坎。太可惜了，他虽桃李满天下，对大地而言是种景观，但对他而言却是牺牲。太可惜了，他走得太匆忙，太阳也没来得及拢住他的光芒，他的人生路上只有浩大和坦荡，铺满了学生的高校录取书，洒了一路的苦汁和心血，却没给他还未成年的孩子留下一点可享受的钱财。

风啸中，我伸手抓住一张刮来刮去的白纸，纸上啥也没有。陈老师早把纸上的有与无给了我们，他自己也“事如春梦了无痕”了。可我分明看到“太可惜了”几个字。对陈老师，我能看到的只有这样几个字了。

附：陈文森老师的女儿陈莎莎代表家属，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看了吴雅兰女士的文章，我和母亲都哭了。

作为家属，首先想说，谢谢她！我的爸爸如果在世，有这一句道歉，他一定是原谅的。“文革”是整个国家的灾难，无论是被批斗的，还是参与批斗别人的人，其实都是受害者，不应该让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承受一辈子心灵的不安。

不知道当年二中有多少认真教书的老师，在我们的操场上被当众侮辱、殴打。看到这样的文章，作为晚辈，我只想说：当历史忘记了，幸好还有心灵在场。二中的学生，就该是这样的。

那场尊严被剥夺、人与人互相欺压、家毁人亡的运动，有可能重演吗？答案应该很简单：当整个民族承认并思考，才是避免灾难的最好方式。這些年，很多地方反思“文革”。比如我母亲的母校青岛二中，今年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在“文革”中含恨离世的语文老师举行公祭。学生们在海边，面对老师的遗像集体鞠躬。半世纪，老师在天堂听到了第一声道歉，那些已经白发的学生们，也终于安放心愿。我的母校复旦，校史馆也一直展示着“文革”，告诉我们，曾有多少复旦大学的老师在运动中罹难。

今天，如果你闭上眼睛，脑海里仍然有“文革”的混乱场面挥之不去，建议你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后代。讲述是一种解脱，也是一份教育。好的教育，首先让人成为“人”：明辨是非、明晰真理、敢于拒绝，而不是在强权之下，充满恐惧的一生。

愿我们的校园和国家永远宁静，灾难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