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基础、形成机制与策略选择

陈琼洁

(周口市眼科医院,河南周口466000)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基础、形成机制与策略选择

陈琼洁

(周口市眼科医院,河南周口466000)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特点日益显现。新常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型、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不复存在、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红利转换的内部环境奠定了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基础。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动力不足、技术进步成本上升决定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面对新常态,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坚持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式认识和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

一、文献综述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解读,指出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新一届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中国当前经济,并非简单的新词制造,而是党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是对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所谓“新常态”,从字面上来看,是指有异于旧质的相对稳定状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新常态”,首先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判断,指出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复杂发展环境;其次,它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正式告别粗放高速的“常态增长”,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发展阶段;最后,它代表新一届领导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对坚持深化改革的决心。了解新常态的阶段特征,掌握新常态的现实基础和形成机制,是中国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的基本条件。

随着新常态的不断推进,人们对新常态的研究不断深入。关于“新常态”特点目前认识基本一致,主要包含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和多挑战四大特点。明确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中国适应新常态的基础,潘云良[1]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加积累的风险日益突显和释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传统经济发展优势的消逝,中国经济开始持续下滑,经济发展特征发生明显改变。刘伟、苏剑[2]指出供给上生产成本的上升、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需求上投资收益率下降、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迫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胡家勇[3]指出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和增长基数日益庞大,传统粗放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潜在的生产率不断下降。薄伟康[4]指出资源消耗达到极限、环境污染不堪重负、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三大需求拉动作用下降、结构性矛盾突出、外向型增长面临调整等因素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因素,新常态下中国要注重速度、质量、效益和效用的协调发展。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刘世锦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指出,进入增长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实现经济转换过程中财政金融风险的有效把控和化解,二是实现非贸易部门经济效率的有效提升,三是在经济发展中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并指出解决以上问题深化改革是关键。毛振华[5]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种风险,如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货币供给、消费尚未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实体经济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和监管套利过于严重、货币流通中流动性过剩、实体经济资金短缺等问题,中国应争取时间窗口,加快形成宏观风险释放机制,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胡晓琪[6]基于新李斯特经济学视角,研究了新常态下中国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发展,指出新常态下中国新兴经济体面临转型困境,提出了注重生产活动本地化、注重保护战略性新兴产业、注重发展全面教育、注重捍卫国家货币金融权等四大措施。马良华[7]指出目前中国面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贡献率偏小、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政府职能错位、资源环境约束加大、老龄化加剧、生产成本加大等问题,中国要加快改变战略措施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

关于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新机遇,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增速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增长趋于平稳且动力更为多元,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稳定,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得到释放四大机遇。在西部大讲堂演讲上,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总结了未来十年或是更长时间内中国发展的七大机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会、中西部崛起的机会、技术变革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和新兴市场业态发展的机会。在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辜胜阻表示新常态下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也将迎来更多机遇:人口城镇化机遇、经济服务业机遇、发展低碳机遇、产品高端化机遇、社会信息化机遇和经营国际化机遇。而发展新机遇迫切需要发展新动力,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创新步伐。

如何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新对策。方福前[8]指出新常态下中国要重构宏观调控新体系。以往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一直建立在“可控性”信念基础上,而“可控性”难以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相融合,同时,中国宏观调控目标存在多重性,易发生冲突、多变、调控失调和结果失衡等问题。因此,新常态下中国需要重构宏观调控新体系,包括调控理念、目标和架构的重构,以此来更好地解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需管理不合理等问题。余斌、吴振宇[9]指出新常态下中国需要转变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与思路,在目标上,要把增长目标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在政策上,要坚持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市场活力,积极培育增长新动力。郜若素、蔡昉、宋立刚等[10]研究表明,随着结构性风险的日益积累,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彰显,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严重,新常态下中国需要加快增长模式转型,积极推动要素市场自由化,建立与新兴市场相适应的宏观政策框架,同时不断转变政府角色,促进创新与产业升级。方竹兰[11]指出区域发展的动力源于多维创新,要通过科技与制度的协同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徐永德[12]指出新常态下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重点,从目标取向、实施原则、突破手段、评价标准和实施主体五个方面制定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转型路径,并就中国产权制度、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创新驱动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于新常态的研究,多是从含义、特征、挑战、机遇、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较少涉及新常态的形成根源。本文将对新常态形成的现实基础与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以此加深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基础

新常态下中国最显著的经济特征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前3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9.9%,其中有多个年份GDP增长高达12%以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年均增速下降2～3个百分点,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正式进入7%～8%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阶段。除此之外,中国经济也出现了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特点。这些新特点不仅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已经或者即将发生诸多改变,而这些条件和环境奠定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基础。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改变促使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第一,全球经济不景气,总需求增速放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增速明显放缓。全球总需求不足和贸易主义的抬头,大大挤压中国外需的增长空间。第二,全球经济仍面临深度调整的压力。金融危机后,为了更好地保护本国经济,加快本国经济复苏,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一系列经济干预政策,引导本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加之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约束日益强化,全球经济仍将难以摆脱深度调整的压力。第三,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孕育。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呈现出新迹象、新特点,再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新技术、新能源、新兴产业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第四,国际政治领域的变化。金融危机后,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近年来经济长期保持低迷状态,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随着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化、新趋势,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态势,促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从内部环境看,经济增长条件的巨大变化迫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1.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些经济成就主要依靠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通过资金、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增加,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这种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也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得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日益加重。一是中国资源消耗大。以能源消费为例,在占有量上,中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在消耗总量上,中国能源消耗排名世界第二,大大超过中国能源自身的承受范围。2013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占世界20%,而当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12.3%,表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低于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从时间上看,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二是中国环境污染严重。在水污染上,中国水质不断下降。据统计,在饮用水上,目前约有3亿农村人口无法喝上安全饮用水,约6000万城镇人口饮用水水源质量不合格。在土壤污染上,中国土壤受重金属污染严重,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程度日益加深。目前约有5000万亩土地属于中重度污染耕地。在空气污染上,大气污染严重,雾霾等极端天气日益增多。2013年,中国中东地区大范围、高频度出现雾霾天气,严重危害人民生活。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温室气体排放、物种灭绝日益严重,大自然原有的生态系统不断退化。旧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倒逼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

2.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出口占中国GDP比重较大,经常保持在20%以上,最高达到35%左右,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经济需求低迷,中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近两三年来,中国出口一直增长缓慢,已经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2015年3月,中国进出口总额17 55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5%。其中,出口8868亿元人民币,下降14.6%;进口8687亿元人民币,下降12.3%。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然而经济复苏根基尚不稳定,未来全球经济仍然充满较大变数。同时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了限制进口、激励出口的贸易政策,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出口。如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上,美国和欧盟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地区,但2011年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在美国的需求份额长期停滞不前,在欧盟的需求份额缓慢下滑。中国出口竞争力低下、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在阻碍着中国出口的发展。

3.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基本稳定,起伏较小;出口对经济有着直接影响,但有较大的或然性;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但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2013-201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明显下滑,高投资时代难以持续,见图2。在中国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是中国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投资的变化对中国总投资变化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制造业的变化大多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及出口产业带动。因此,可以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高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交通和通讯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内容,而目前中国公路设施较发达、通信工具普及率较高,两者未来投资增长空间有限。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供给过剩。以住宅投资为例,仅2014年为51.5亿平方米,折合4800万套,且2014年中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再创新高,高达6.2亿平方米,可知,目前中国住宅投资已基本满足居民的住宅需求,未来中国住宅投资将明显下降。随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出口增速的回落,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由此可知,随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高投资高增长的时代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势在必行。

图2 2013-2014年各月投资增速

4.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红利悄然转换。成本上升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2014年中国16～60周岁的劳动力人口为91 583万人,比上一年末减少371万人,劳动力年龄人口已经连降三年。同时城镇就业人口收窄, 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1070万人,增量明显低于2012年和2013年。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资源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劳动力供给的紧缺,必然会引起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企业产品成本上升,大大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给中国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其加快改进企业技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竞争力,使得以低成本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其次是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上升。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资源约束不断增长,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矛盾日益突出。2013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8.1%,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31.6%。资源红利的消失,生产成本的上升,大大压缩了经济增长的利润空间。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机制

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悄然改变的内部环境奠定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基础,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有着其固有的形成机制。

1.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是一种自然趋势。其中不少国家经济增速变化较大,直接由8%以上的“高速挡”切换至4%左右的“中速挡”。日本1950-1972年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高达9.7%,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快速下滑,1973-1990年经济回落至4.26%左右,1990年以后经济增速甚至只有0.85%;韩国1961-1996年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为8.02%,而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负债率过高的影响,经济持续下降,1997-2012年经济增速仅为4.07%;中国台湾1952-1994年GDP年均增速为8.62%,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速换挡到4.3%。因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都会经历一个速度、结构、质量等全方位的转换过程。随着后发优势的递次释放,后发追赶型国家将依次经历起飞、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和增速回归5个不同阶段,经济增速呈现出倒“U”型曲线[10]。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属于追赶型高速增长阶段,而随着“后发优势”的减弱,经济高增长潜力减小,中国进入追赶型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中国后发优势内涵与强度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追赶进程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从现实情况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是一个国家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的必经阶段,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更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或地区先后经历了经济增速换挡,经济增速平均由8.3%降到4.5%。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四个经济体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2.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长期超过第一和第三产业,平均保持在45%以上。近年来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仅为43.9%,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中国逐步由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研究,钱纳里指出工业化对收入增长有着很高的相关关系,工业比重上升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因此,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也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预测了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指出在保持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比重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劳动力将会流向服务业部门;此时要实现服务业的均衡增长,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相比,总体经济增长率将逐步下降。而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社会劳动供给量都保持不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趋于停滞。因此,在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劳动力供给量逐渐减少的背景下,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渐下滑。

3.消费尚未完全成为新的增长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出口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较为稳定。近年来,随着投资和出口增长率的不断降低,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不断提升。2012年消费占GDP比重开始超过投资,消费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主要动力。然而,目前中国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内需不足导致消费动力不足。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为56.5%,拉动经济增长5.3个百分点;2012年消费对GDP的贡献为55.1%,拉动经济增长4.2个百分点;2013年消费对GDP的贡献为50.0%,拉动经济增长3.9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力的下降,表明中国消费发展仍存在显著不足。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正处于增长动力切换期,原有增长动力投资、出口发生了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导致内需消费不足的原因:一是受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居民更倾向于储蓄,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且储蓄存款余额不断增长;二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三是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阻碍了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有效开发。因此可知,消费尚未完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短期内消费难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4.技术进步成本上升,学习型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改革开放以来,凭借自身的“后发优势”,中国科技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有效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前落后的技术水平恰巧为中国的学习和模仿提供了较大空间,成为这30多年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引擎。但在技术自主研发上,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较低,自主创新贡献较低。随着中国技术不断更新,中国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技术进步空间不断缩小,学习型技术进步在中国逐渐消失。因此,为了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积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进步成本不断提升,技术更新速度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增速的下滑。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策略选择

新常态下中国要准确把握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坚持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式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中国要坚持深化改革,积极激发市场活力,不断创新拓宽新道路,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主义公平,以深化改革促进中国转入经济新常态。

1.实现宏观调控新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给中国宏观调控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出现了传统调控失灵、政策空间受挤压、政策搭配要求更高等问题。新常态下中国要加快探索宏观调控新思维、创新宏观调控新思路,全面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关系。宏观调控要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突出位置,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有效结合。同时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在供需管理上,更加注重供给管理,调控方式要由需求管理为主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实现供给的有效管理。在调控方向上,注重定向调控,加快深化区间调控,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2.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近年来中国财政金融风险问题日益加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政府债务、金融监管、货币供给、银行体系、房地产、产能过剩等方面。在风险防控化解中,要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部风险的关系,有序释放局部风险,防止系统风险,以改革强化风险约束、增进发展效率。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推进债务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债务风险监控。有效评估和规范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合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水平。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完善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机制和奖惩机制。建立全面、系统、动态更新的不动产网络信息系统,不断提高房地产信息透明度。加快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推动征地制度改革和集体土地入市交易,增加房地产有效供给,重点满足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优胜劣汰。在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上,坚持企业自主原则,防止政府过度干涉。

3.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化。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企业盈利、财政增收、就业充分、风险控制、民生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等目标,在这些目标中实现企业盈利是重中之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新常态下企业盈利转型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广东、浙江、南京等地企业的发展可知,成本过高是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六项成本。因此,随着新常态下人口、资源红利的消失,生产成本的提高,要以降低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化。通过改革深化的突破,逐步降低相关成本。

4.以高成长服务业为引擎开创新常态的新局面。服务业显著增加是经济新常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服务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最大、新增长点最多的重要领域。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也是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点之一。中国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改造升级生活性服务业,培育拓展新兴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水平提升、结构优化。将现代管理理念融入服务业,积极培育服务业发展新优势,着力推动现代物流、金融、信息服务、文化旅游、养老及家庭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重要领域。以服务业为依托,加快对外开放,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实现服务业对内开放,打破各种隐性壁垒,鼓励国内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军服务领域,加快实现国内外资本公平竞争。

5.加快创新驱动新发展。改革与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积极提升核心竞争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创新驱动的经济日益显著,创新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加快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加快推进中国传统落后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过多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企业竞争新优势。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加快形成一批新兴行业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题、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构建创新平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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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9476(2017)01-0107-05

10.13450/j.cnkij.zknu.2017.01.24

2016-09-10

陈琼洁(1967-),女,商丘柘城人,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经济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