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浩辉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北京 100084)
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辨
——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之比较
□靳浩辉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北京 100084)
儒家对礼治的崇尚凸显出中国“礼仪之邦”的特征,礼治作为儒家的传统,成为其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相比于儒家,基督教自创建以来,就彰显出浓厚的法治色彩,经过悠久历史的嬗变,法治逐渐内化为基督教的传统。从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将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与儒家的礼治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两者具有旗帜鲜明的价值分野,主要体现在自律与他律,差级与平等,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集权与限权四个方面。
礼治;法治;中西法治文化;儒家;基督教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礼治”的基础。周公鉴于取代商朝后复杂的政治状况,通过制礼作乐,将以前纷乱繁杂的礼加工、整理、补充,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具有系统性的一整套规范体系。最具影响的是,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
通过制礼作乐,周公将“礼”转化为维护分封制、等级性和宗法等级制的周礼,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调,为后世儒家正式提出“礼治”培育了思想的土壤。
“礼治”的开创者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屡出不断。面对“礼崩乐坏”的严峻形势,孔子锲而不舍地提倡“正名”的思想,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