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现代性批判的神学向度及其世俗化的不可能性
——评《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温 权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哲学问题研究·

别尔嘉耶夫现代性批判的神学向度及其世俗化的不可能性
——评《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温 权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分别以个体存在、创造自由，以及人—神关系为切入点，围绕体验性的精神拯救对客体化奴役的战胜，在神学—伦理学交汇的临界点处，依照它所内涵的善—恶辩证法，对现代文明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内向性地叩问。在他看来，寓于现代性图景当中有关理性与自由的宏大叙事，既滋生了以社会实验为代价的革命诱惑对人类神圣信仰的亵渎，又造就了由平淡无奇的庸俗世界所构成的世俗历史对个体末世情怀的阉割。投射在神学维度，它们无疑上演了上帝与信徒、自由与必然、危机与拯救的三重悲剧。鉴于此，别尔嘉耶夫试图从被扭曲的现代历史内部，重塑已然异化的人类精神并恢复上帝之于自由的绝对意义，从而在神与人、信仰与创造的共轭体系中，终结现代性危机的历史性原罪。但是，这一设想因其神秘主义的弥赛亚情怀无法在客观世界获得普适性的践行可能，故而终究是一种宗教学的玄思。后者无疑揭示了别尔嘉耶夫的现代性批判不过是精神与客体悲剧的继续。

别尔嘉耶夫；现代性批判；客体化；精神；自由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周来顺博士，于2016年出版了新作《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作为目前探讨俄罗斯宗教哲学问题为数不多的优秀成果之一，该书的问世，既标志着对该领域代表人物核心思想进行解读的范式，发生了从表观的逻辑性梳理向内在的问题式分析的嬗变；又开启了这些问题所涉及神学指向对人类现代生存样态予以关照的可能。按照作者的学术判断，一方面“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探讨的宗教问题、民族性道路问题，实则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的，是现代性问题”；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在其深层则是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具有难以估量的尖锐性与复杂性，故而，别尔嘉耶夫的理论旨趣，就是“站在时代之巅，以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化的视野来思考和写作……并通过对现代社会危机实质的分析，通过历史哲学的建构来克服这一危机”[1]2。

鉴于此，不难看出，《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的整体理论架构，围绕别尔嘉耶夫宗教神学的历史意识，同现代性历史图景之间的否定关系展开。在学理上，这突出地表现为神性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在精神与客体彼此博弈的棱镜中紧张的对峙态势。根据相关侧重点的不同，别尔嘉耶夫的现代历史批判主要包括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存在论批判、现代性革命诱惑的精神性反思、现代性核心内涵的神学式重构等。

一、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存在论批判

应当说，现代文明发展史同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理性沙文主义对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强制规训密切相关。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凭借理性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秩序性想象，现代性已然从社会历史角度为自身的合法性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并且伴随着理性被再度矮化至狭窄的科学领域，它对外界的秩序性把握又成为科学准则的机械推广。见于社会历史维度，这势必引发工具理性对非秩序性存在的压制。要言之，现代性赖以维系的科学理性，对社会发展的预期，以铲除矛盾性为首要任务。后者“无论在学术中或社会上，都常常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而在许多地方都拥有着惟一的正当性。因此，分歧被当成失礼抑或冒进，而风险则标签化为不可靠、愚蠢以及无价值”[2]。它在确保现代社会平稳运行的同时，彻底泯灭了个性之于世界图景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现代社会的全部成果都是疏离人性的理性宏大叙事在世俗世界的表征。它们“没能理解个性的问题，没能理解人的问题。他们的主体不是人，根本不是个性”[3]。与之相反，它们仅仅具有客体化的认识论意义。而“在客体化过程中，一切生命都将死亡，存在会消失。认识成了客体化，但在客体化里无法达到认识的目的。这是认识的悲剧”[4]13。至于悲剧本身，则反映了逻辑的乐观主义对人类真实历史的非法篡改。 对此，在《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极其尖锐地指出了当今时代的深层危机，即“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活动的强化发展的统治下，精神的积极性被削弱了……在生命的外在方式的严格理性化和智力发展的高水平上，生命的真正意义丧失了”[1]100。

在《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别尔嘉耶夫在论域深层实则指认了一个关于现代性自我完善的悖论。

一方面科学理性建立权威的同时，现代性本身则处于失控的边缘。“技术潜能及其应用的变幻不定，无规则和反复无常的发展……会导致‘临界质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技术创造的世界却无法被技术控制。”[5]现代性的失控，实则是科学理性的失控。当它的作用范围越过社会中人的存在时，丧失规约的理性秩序将成为囚禁人类的牢笼。于是，理性的秩序将演变为无法质疑的权威，“在与历史延迟感结合并置于空荡荡的政治舞台之后，这一实验(科学理性指导下的社会工程——笔者注)进入了全盛。正是这一结合，将人转变为建构新秩序的砖瓦，抑或转变成清理建筑工地时必须清除的瓦砾。它最终地并且不可逆转地剥夺了人的道德主体的权利”[6]。如此一来，与个体精神相对应的就不是一个存在论的话题，而是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但是，这恰恰证明“认识论是一种分裂，它破坏认识的可能性……因为他所走的路不能把他引向存在……在其整个认识之路上，他所面临的仍然是认识，而不是存在”[4]5。

另一方面，人类存在价值的崩溃，又预示着现代理性的沙文主义倾向。对宏大叙事所构想秩序的偏执，直接引发对所谓“异类”的清除。那些处于现代性秩序之外的“他者”，或者选择服从，或者被无情地消灭。于是，秩序成为理性恐怖的代名词；对秩序外事物的圈禁，则是科学理性参与社会实践的必然。现代理性无论表征为秩序，还是权威，都是以唯一者的角色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当中。言下之意，为现代性所树立的理性权威具有超越人类存在的先验性质。进而以它为前提的现代性秩序，就披上了形而上的伪装，呈现出所谓的中立性。而这通常包含双重的奴役，即“一是将个人的力量奉献给社会理想、国家理想、文化理想等；二是与此同时应严格服从永远起作用的生活道德规范的约束”[1]102。而后者的最终旨趣，就是使个体的存在“服从于井然有序的真理和善并以此让世界走向秩序，走向强制的、暴力的统一与联结”[7]99。别尔嘉耶夫将之称作个体存在向客体化世界的堕落。它导源于人类最初对理性的自由运用，而后者很容易在恶的诱惑中，使存在的自由“以致命的方式变成为必然性与奴役”，其消极后果毋宁是，“当人的自由陷入分裂与自我肯定的世界时，人就处在自然必然性的控制之下，他就变成了低级自然力的奴隶”[7]97。换言之，现代性宏大叙事最大的悖论，就是在反映个体存在样态的自由辩证法中，人类价值向世俗世界的堕落。

二、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革命诱惑的精神性反思

作为推动现代历史进程的激进动力，由宏大叙事激发的暴力革命，无异于加速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它往往是所谓绝对真理或至高美德自我外化的手段，并因此获得了凌驾于个体存在之上的抽象权力。对此，别尔嘉耶夫曾充满顾虑地指出：“在革命里发生的是客体化过程，是人的本质向客体化世界的异化。”[8]228按照《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叙述思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革命愿景的充分完善性与革命手段的相对贫乏性总是相伴相生。一般来说，为宏大叙事裹挟的社会革命，总是以实现个体彻底的自由解放为初衷。但后者通常以游离于社会正义体系之外的超验性哲学体验的方式出现。它意味着一种编年体上的断裂。虽然革命“需要新人和新习惯，人民要在共和主义的模子里被重新锻造。而且，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被检查，找出旧制度的腐化痕迹后彻底扫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9]然而，行之有效的重塑方案却没有被及时提出，反而以笼统的自由观念敷衍了事。其恶果毋宁是公民对自由的摈弃。这集中体现为“在新的、由获胜的人民从君主那里借用的主权概念中……它可能会陷入自相残杀的斗争之中，从而使国家难以控制。它可能蕴涵着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暴，从而使其成为自己的最坏敌人，并把民众带入到一种呼唤着‘我们不想要自由’的集体政治歇斯底里症之中”[10]。这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毋宁是关于自由的空洞说辞，向历史开出的空头支票。它必然伴随着理性的真空，以及蹩脚的民主与专制思想的媾和。在这样的情形中，“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自由，革命总是与自由的精神相敌对的。与之相反，在革命的本原中，黑色的潮流束缚着人”[11]。至于这种黑色的潮流，不过是不受社会正义法则规约的极端革命憧憬，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否定。其实质，毋宁是暴力带来的社会性奴役。

其次，是革命初衷的激情浪漫性与革命结果的平庸世俗性总是并行不悖。应当说，在以绝对自由和最高道德为目标革命运动中，“一切社会阶层，都消除了……它的目的就是普遍的目的，它的语言就是普遍的法律，它的事业就是普遍的事业”[12]。于是，革命的正义只能表现为，不断地清除与自由相背离的人与物，从而丧失了它对自由的规约作用。与此同时，“哲学的革命者……这种巨大的，对所有类型苦难的敏感……使他成为绝对善的化身……因此，在自由辩证法的旋转轴上，他自由地做任何事情”[13]。也就是说，一旦绝对的自由使普遍的律法转化为个体的情感，革命的正义也就因此抛弃了它的理性支撑。当原先的革命者成为善良意志的代言人，并再度走上神坛时，所谓的正义就只能充当他们在任意杀戮后，为其辩护的丑角了。所以，绝对的自由及其所彰显的革命正义，“所能作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东西乃是绝对自由的自我的无内容的点；它因而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比劈开一个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没有更多的意义”[14]。绝对自由毁灭了正义的可能性，也从哲学层面说明了现代革命走向专制的必然性。不被理性法则所制约的抽象观念，在现实层面的盲动，毋宁是一次哲学的冒险。而其代价，则是革命失败后，继任者连续的专制统治。

鉴于此，别尔嘉耶夫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的神话“很容易将伟大的真理和欺骗与粗俗联系在一起”[15]。虽然它“清除了许多恶和虚幻，但革命同样又制造了恶和虚幻。人们企图通过革命来建立合理性的未来……但革命的手段确是残暴的，它是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其中，“胜利者是最不自由的人，他是受奴役的人，他的良心和意识都是不清醒的”[8]230。在这样的情形下，恶是普遍的，而为革命所驱使的个体也是平庸的。正是平庸的个体造就的否定自由的恶，成为整个现代社会危机的诱因。

三、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核心内涵的神学式重构

实际上，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的批判，旨在还原被现代理性遮蔽的个人的神性向度。对此，在《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特别指出，对于现代性而言，“没有精神层面的改变，就不可能出现新人，没有新人的出现，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1]175。因此，在精神与自由彼此耦合的超验维度重提信仰的伟大力量，正是获取救赎的唯一途径。它是个体存在的自我创造，同时也是对上帝召唤的积极回应。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现代社会中自由与必然的分裂，实则昭示着人本身分裂的特质。它表明人的生存境遇天然就具有分裂的悲剧性质：“人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矛盾生存。具体说，人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16]但这种悲剧性又为人类获得终极自由提供了契机——神性的因素参与到这场悲剧中来。通过精神与客体的对立，再借由精神的自由与恶的自由之间的张力，别尔嘉耶夫无疑在自由战胜奴役的维度上，营造了一场上帝与人之间对话场景。问题的实质就在这场有关人类命运的对话中。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原先精神与客体的关系提高到神性的角度。对此，别尔嘉耶夫进一步提出:“人对上帝的召唤和询问的创造回应不但是人的生活中的改变，而且也是神的生命自身中的改变。神人的戏剧就是这样发生的。”[17]因此，关于精神和客体的问题，就经自由与恶相伴相生的环节转化成为一个崭新的问题：自由的创造与自由的恶之间对立的问题。于是，自由的含义被进一步深化了。同时，随着承载精神与客体矛盾的人的介入，精神与客体化间的关系问题又转化为“人—神”之间的对话问题。如前所述，这一对话展开的关键，就是生存于“两极”的人对恶的感知。因为没有认识到恶就意味着没有拯救的意识，此时的自由就只能是象征意义上的自由。在“人—神”关系中，通过对恶所产生的痛苦的感受，自由的内涵将在“人—神”的框架下得到解释。而这就构成个体存在反对世俗现代性的前提。

不难看出，别尔嘉耶夫有关现代性的修正方案疏离了客体化的实践，并否认了以此变革现实的可行性，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拒绝运用实践模式对精神与客体化世界间沟通的必要。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真正的自由抑或是真正的现实，实际上是纯粹精神化的现实，基于自由与精神同一的先验的现实。它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乃至是相互对立的，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人放归自由，抛开法律，摆脱宇宙秩序，用自由研究人的命运，揭示自由历程不可逆转的结局”[18]。别尔嘉耶夫抛弃的是整个现实世界及其客观意义上的秩序。这就等于在原初意义上放弃了将人的主体性放置于世界客观性层面，在二者历史性的和解过程当中实现“现实”的现实性变革过程。他转而深入到现实的内在领域，从现实的微观体现——“人”的精神意义出发，获知人的最终现实性。与此同时，作为实践基础的历史，在被别尔嘉耶夫剥离了首要作用，并将其置于精神启示的框架下时，实践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历史唯物主义向精神自由主义的嬗变。实践在别尔嘉耶夫的视野中无非是一种自由意义的创造，即精神在非客体化的语境中，完成的对精神现实的理解“创造只是在自由的允许下才是可能的，自由并不由存在所决定，也并非出自存在。自由并不是根植于存在而根植于无；自由是无根基的，不受任何事物限制，不受因果关系束缚……创造是出自无的创造，亦即出自自由的创造”[19]。

应当说，在《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作者看来，拒绝客体、拒绝直观的现实，从而在先验精神的角度上获得一个近似虚无的存在，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最终理解的“现代性”。作为对世俗化与客体化的反动，别尔嘉耶夫完全放弃了静态现实的合法性存在，转而将实践的意义改造成建立在虚无层面上自由的创造。而创造的过程就是别尔嘉耶夫基于“精神—自由”前提最终获得的一个无限展开的纯粹的“现实”。究其实质，与其说它是一个纯粹的现实，毋宁说它是一种虚无的可能性。在丧失了现实世界之后，作为自由精神唯一依靠的就是启示本身，就是作为历史启示的虚无精神本身。

[1] 周来顺.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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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圆圆]

2017-03-30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16JDSZK011)

温权(1987—)，男，山西太原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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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4937(2017)04-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