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

张泽一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100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

张泽一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100101）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打铁还需自身硬”，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够构建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机制；通过群众利益获得感的提升，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通过网络话语方式的转变和加强话语管理，才能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充满凝聚力、深受亿万民众认可的共同精神家园。

意识形态；领导；管理；话语方式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以鲜明的问题意识，高屋建瓴地对我国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强调了工作重点，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就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谈些建议。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关键在党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某种意识形态通过说服、引导和感召等非强制性手段，使广大社会群体能够做到自觉、自愿地认可、接受和赞同。有人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弱化和威胁主要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尤其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实际上，这种观点没有抓住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所在。“话语入侵”“价值观渗透”等都是外部因素，外因只有在一定程度和条件下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没有内因的作用，单纯的外部条件是不会导致意识形态领导权丧失的。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可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关键在党的自身建设。

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塌，与苏共自身的腐败、变质和堕落密切相关。十月革命后，列宁时代虽然严格规定了苏共干部的工资和待遇水平，甚至规定党政干部的工资要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但是，领导干部们很快就开始畅享各种特权，基本不靠工资生活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先后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在住宅、子女教育、继承、特别资金支配等方面的特权制度，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赫鲁晓夫时代虽然部分官僚特权被取消或受到遏制，但是苏共腐败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赫鲁晓夫实行的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使得丢掉特权的官僚们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感谢“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对支持他的腐败干部大开绿灯，不但恢复了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特权项目；勃列日涅夫本人也积极冲在腐败的最前线，可谓贪婪至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了。显然，苏共作为一个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大党，必须对亡国亡党承担历史责任。正如安德罗波夫所言：“各种各样的经营不善，违法乱纪，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使得千万名鼓动员和宣传员的工作变得毫无价值。”[1]正是苏共自身的腐败堕落才使自己逐渐蜕化变质，脱离群众，背离宗旨，民心尽失，号称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苏共被人民无情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最大风险和突出问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精神缺钙、党性不足等问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大老虎”折射出的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家奴式腐败、山头式腐败以及诸多“苍蝇”级党员干部目无党纪国法、为所欲为，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行为，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落马前频出“反腐金句”，声称“腐败没有后悔药”，其信誓旦旦在专题党课上的讲话“全家腐必全家哭”曾一度广为媒体引用。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前在台上谈起反腐败的时候更是慷慨陈词，“上连天线、下接地气”，言必称“纪律和规矩”，他本人自称喜欢看红色影片，看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时，更是激动万分、泪流满面，而落马后当被问到看红色影片时会不会有所反思和改正时，他竟不假思索地说：“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2]可见，那些表面信马列实则信财神、表面反腐败实则全家贪、表面一心为公实则利欲熏心的腐败党员，那些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两面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极大，一旦东窗事发，往往舆论哗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领导干部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老百姓就不可能信你那一套，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向全国人民显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勇气和决心。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严则正气充盈，严则百毒不侵，严则万众归心，严则党兴国强。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13亿多人民心中落地、扎根、生发的无穷力量。只要真正严肃起来、严格起来，就能把党员干部管住、管好，就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和普遍认可，就会极大地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进一步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程度，根本上取决于群众利益的获得感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必须从意识形态赖以产生、发展的物质利益着手。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4]，而“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公开声明，共产党人就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彻底解放而不懈斗争的。恩格斯还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这与列宁所说的“脱离人们实际利益的空洞宣传注定是要失败的”是一个意思。在毛泽东看来，“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8]，而是说服教育后人们的自觉接受和认可。

当然，强调意识形态背后的物质利益依托，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不是共产党的专利，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也不例外。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是恐惧，二是利益，三是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就可实现领导。德国著名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于1906年写了一本《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提出了一个引发世纪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相对更容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率。然而，事实上，美国却似乎始终与社会主义无缘。19世纪末，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却相对风平浪静，即便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没有到来。尽管美国历史上曾爆发过激烈的社会运动，但是最终的结果依然是：美国没有任何有分量的社会主义组织。桑巴特认为，“美国例外论”除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原因外，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即所谓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他用大量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9]可见，一种意识形态能否成为某一社会的主流思想，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关系能否得到最广大社会群体的认同认可。[10]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时坦承，苏联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是来自人民的困苦贫穷。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苏联除了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外的所有五年计划都没有真正完成，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人均收入仅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甚至远远落后于一些拉美国家。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人均住房面积仅15平米，为西方国家的50%；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4辆，仅为西方国家的17.50%；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供给不足，需要凭票才可以买到。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5位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的居世界第88位。[11]

相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人民群众利益和意识形态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充满吸引和凝聚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代表、维护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诉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利益民生问题，人民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什么，要让群众在改革中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

三、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话语方式的转变

意识形态话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意识形态所要阐述的思想和理论内涵是什么，二是话语怎么说、如何说的问题。长期以来，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科学性、真理性已经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证明。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乏力和衰退，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起到了稳定世界经济引擎的重要作用。在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之路使我们党在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程度方面不断提高，治国理政和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能力日益增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赞叹。[12]过去备受推崇的西方民主则遭到了包括弗朗西斯·福山等知名政治学者在内的众多质疑和批评。在文化上，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成果也十分显著，13亿多人民凝神聚力打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获得了足够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意识形态宣传在话语方式上最忌讳“假大空”，不接地气。网信环境下，尤其应该积极关注以何种话语方式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中仍不乏一些看似有力实则无效的话语方式。比如，互联网环境下，有的学者倾向或习惯于居高临下、充满火药味和板着脸训人的话语方式，动不动就采取扣帽子、讲狠话、打棍子、拔钉子等等。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则习惯于刻板僵硬的“灌输”方式。在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上，我们应该好好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日本著名学者内田树·石川康宏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一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最令人振聋发聩、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句子，不是“奋起”“打倒”“夺回”，而是结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果要是“奋起”“打倒”，那么首先要组织一个地下团体，再拿起武器，这些都是很费工夫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想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就变成了难以接受的词汇，但是为了实现“获得世界”这个伟大的目标，马克思首先展现出来的是非常具体而生活化的“联合”姿态。马克思那种极具战斗力的宣言，最后以“友爱”的语言来结尾，就从这非常人性化的一点出发，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越了19世纪20世纪无数平庸的革命家们。[13]

目前，互联网对社会意识和思想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网信时代随着手机和各种新媒体的普及，信息传播越来越多地采取影像化、符号化的传播方式，受众群体越来越习惯于这种直观感性的视觉文化，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在话语表述上一直倾向于理性结构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是以概念、判断和推论等理性方式表达。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主要通过课堂讲述将知识面对面地传授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德、智、体、美等育人工作融入其中，给学生熏陶感染。网信时代，这种方式已不适应了，因为互联网提供了爆炸式的海量信息、个性见解、碎片化知识，学生个体在思维逻辑、观念塑造、价值判断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差异。网信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呈现出了从阵地争夺到话题抢夺、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从“完整叙事”到“碎片传播”的新特点和趋势。[1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了师生关系的消解与重构、网络话语偏离引发的对话分歧、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等影响，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15]由于广大青年网民的意识活动主要处于感性心理活动层面，因此，他们更喜欢那些符合自身形象化和感性化的信息和知识，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才能使他们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和认同，否则，则难以接受，甚至漠不关心、敬而远之。可见，主流意识形态要想真正成为青年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沟通的主要内容，必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内容视觉化、理性概念感性化的转变。应该坦承，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并不缺乏正确的主题，也不缺少核心价值观，缺乏的是一种表达的本领和传播的能力。[16]

美苏意识形态争霸过程中，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由党的二把手主管，抓得很紧、很严，但是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态度较为生硬，强制手段频出，习惯于板着面孔教训人，加上宣传的苏联社会与实际相距甚远，所以民间流行的说法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以此来表达内心的不满。相比之下，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则搞得红红火火，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善于表达，善于把国家意识形态观念、主题、态度以多种形式深深地隐藏在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中，有些美国电影制作庞大，情节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引人深思，看了之后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心灵思考，对美国及其价值观产生好感。如果说传统的强权政治主要看谁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上占据优势，那么到了网信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就是看谁的故事最终打动人。信息时代的软销售可能比硬推销要有效得多。2010年10月，塞尔维亚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这场运动导致政权被推翻，而在此之前，已经有43%的塞族成年人收听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只有31%的人收听国家掌控的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17]网信时代，国家控制的电视台、政府媒体等“正规军”干不过网络新媒体的“游击队”，恰恰说明了政府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方式上的不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专门强调，网络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意识形态话语宣传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18]这为我们在网信时代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指明了方向、方法。

四、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对策

网信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和不同取向的价值观日趋活跃，既有主流的也有非主流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可谓是同时并存，相互交织，斗争激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日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9]显然，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网信时代，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是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最为突出的领域。的确，无论是毕福剑、任志强等引发的互联网不当言论事件，还是网络屡屡泛起否定国史、党史、领袖和人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都集中反映了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激烈态势。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告诫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0]事实上，近年来，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唆使下，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散布流言蜚语，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制造思想混乱，抢占舆论高地；某些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大V擅自发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少数党员干部毫无规矩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盲目崇尚和追捧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心甘情愿充当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19]目前，面对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任重道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挑战。如何进一步加强网信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要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建设意识形态领导的长效机制。如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到实处，如何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好，如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否打造出具有铁一般信仰、信念和纪律的党员干部队伍，担当起人民赋予的使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着眼于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构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内在坚固屏障，强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御力和免疫力；必须建立党管意识形态的组织、领导机制；必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相互协同，各种媒体相互融合的合力机制；必须完善政策、法律、制度相配合的管理约束机制，建设动态舆情民意检测的评价及预警机制等。

第二，要从群众期盼、关心的利益出发，加强民生建设，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新形势下，解决好民生问题，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破解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的顽疾，解决群众关心的高房价、就业难、看病贵、交通堵，环境差、空气糟、食品安全不足、基尼系数高等影响幸福指数的诸多发展难题，让老百姓看到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就。民生改善没有终点，标准在不断提高，面对公平切好“蛋糕”的群众呼声，我们应该更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驱动经济创新发展。同时，努力做好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工作，既要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举措、成绩和所作努力讲清楚，也要把面临的困难和解决之道讲清楚，争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激发群众的改革热情，引导群众为过上好日子而努力奋斗。

第三，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信时代应该对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意识形态进行依法、科学和有效管理，严格落实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杂音、噪音，绝不能够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应该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依法管好网络舆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守纪律讲规矩，为我们解决网络意识形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复杂矛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加强网络立法和执法力度，不断净化和优化网络空间环境，营造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网络舆情氛围。

第四，要运用网络技术加强对各种网络论坛、微博、博客、公众微信等新媒体的内容管理。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21]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利用网络鼓吹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制造民族分裂、宣扬恐怖暴力色情等内容。坚决管控各种网络欺诈、人身攻击、制造谣言、搬弄是非等行为。网信时代，决不允许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超越宪法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在网络空间恣意兜售、自由泛滥。要本着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健康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网络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第五，要加强互联网宣传管理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积极开展耐心的说理工作，引导那些存在错误认识的人们端正思想、转变观念。在加强文化市场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管理的同时，更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建设。高校教师进行学术探索虽然没有禁区，但是课堂讲课有一定的纪律约束，任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不应该在高校传播，不能为了沽名钓誉、标新立异而不顾场合地把不当言论和错误价值观传递给学生。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青年学生，教育学生，增强其使命意识和历史担当，确保主阵地的不断扩大。

[1]刘宗洪，韩举．苏共治党不严的历史教训[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5）：102-107．

[2]“两面派”官员王敏：台上反腐，台下腐败[EB/OL]．人民网，(2015-04-14)[2016-06-10],http：//yuqing．people．com．cn/ n/2015/0414/c383249-26843368．html．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0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9][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孙丹，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143．

[10]王小满,张泽一．民生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J]．青海社会科学,2014（4）：21-26．

[11]李慎明．苏联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J]．报刊荟萃，2014（2）：44-47．

[12]张泽一,郭云．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的辩证审视[J]．甘肃社会科学,2015（6）：248-251．

[13]内田树·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M]．于永妍，王伟，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35．

[14]李江静,徐洪业．准确把握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新形势[J]．红旗文摘，2015（22）：10-12．

[15]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N]．光明日报，2015-06-09（14）．

[16]廉思．当代中国青年诉求的变迁[N]．学习时报，2015-05-04（9）．

[17][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43．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

[19]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05-01）[2016-09-22]http：//www．cpc．people．com．cn/n1/2016/0501/c64094-28317481．html．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04．

[2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19（2）．

责任编辑：曹桂芝

A8

A

1004-3160（2017）01-0029-06

2016-11-10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JD710070）。

张泽一，男，山东淄博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