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对两位湘籍著名哲学家的推崇

王兴国

(船山学社，湖南 长沙 410000)

彭玉麟对两位湘籍著名哲学家的推崇

王兴国

(船山学社，湖南 长沙 410000)

彭玉麟虽以武功著称，亦重视文治，其重要表现是极力推崇周敦颐和王夫之这两位湘籍哲学家。他对周氏的推崇主要表现在重修其墓和编纂《希贤录》，而他对王氏的推崇则主要表现在创立船山书院、改建船山书院，为书院聘请名师王闿运。

彭玉麟; 周敦颐墓;《希贤录》; 船山书院; 王闿运

彭玉麟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齐名，以“武功”而扬名于世，并为世人所熟知。但是，他的“文治”也颇有成就，却不是那么为人所熟悉了。他对两位著名的湘籍哲学家周敦颐和王夫之的推崇，即属于其“文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推崇，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

(一)

彭玉麟对周敦颐的推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重修周敦颐的陵墓

熙宁四年(1071)，周敦颐听说其母亲在润州(在今江苏镇江)的墓地遭水淹，于是便将其改葬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县)栗树岭(今为莲花镇冯家村)。两年后周敦颐逝世，便埋在其母亲的左边，母亲坟墓的右边则是埋周氏的两位夫人陆氏和蒲氏。自从此墓建立之后，“数百年来，兵燹继至，朝代交谢，有墓无祠，有祠无祀，有祀无子孙奉守之。”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有了改变。弘治庚戌(1490)九江太守童潮创祠堂一所于墓前，堂凡三间，尸先生像于中，匾曰“宋元公濂溪先生祠”，中又别建爱莲室三间，室前凿二池，植莲于内；前祠门一所，匾曰“濂溪先生墓”。外又置田地、山塘四十七亩一分，收其所入以为祀事之需。弘治十年(1497)经江西有关官员的努力，征得湖广布政司的支持，从弘治十六年(1503)七月二十一日起，送周敦颐的后裔庠生周纶前往九江府德化县守元公墓。[1]825-828

彭玉麟重修周敦颐墓是在光绪七年(1881)。在此以前的咸丰五年(1855)春天，湘军将领罗泽南和李续宾曾经有一次重修周敦颐墓。据罗泽南《重修濓溪先生墓记》记载：“浔城东南莲花峰下，周濓溪先生之墓在焉。咸丰五年春，泽南与李子续宾督师浔阳，往谒之。其中为郑太君墓，乃先生所自卜者，先生没，祔于其左。右则陆、蒲两夫人也。历年久，墓圮，因与李子购陶甓与石重修之，命监生李兰亭、外委谢维德、先生二十二世孙周文珍董其事。不一月，告成。”[2]80罗泽南的这段记载表明，他重修周墓的原因是由于年代久远墓地坍塌，即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而李续宾的年谱却说：“宋儒周子葬于城外石塘铺，其墓及母妻冢遭贼损削，公督士卒葺治”。就是说，是由于太平军的破坏。但方宗诚光绪九年(1883)写的《谒周濂溪先生墓记》则说：“咸丰初，湘乡罗忠节公泽南率师过九江，重修其墓，为记而泐之石。兵燹之余，凡庐山名胜、佛宇多被残毁，而先生墓木、碑碣，独无敢毁伤。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虽盜贼亦有未尽泯灭者。古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不信然欤！”应该说，罗泽南和方宗诚的记载是准确的，因为他们都是亲历者，而李续宾年谱的编者则是后人，难免有想当然的成份。

咸丰八年(1858)八月初二，彭玉麟曾跟随曾国藩一道拜谒过周敦颐墓。据曾氏当天的日记：“饭后与雪琴(彭玉麟)、少泉(李翰章)、申夫(李榕)往谒周子墓。墓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铺之东南四五里。辰正起行，巳正到。其墓发脉于庐山之莲花峰，东行至江滨，绕折迤逦皆平岗。绕至西头，入脉结穴，系钤穴。两钤本沙，环抱甚紧，坐北向南。近案为一金星，远朝即莲花峰。所谓回龙顾祖也。溪水从右流出，微嫌左手外沙太少耳。墓为咸丰五年正月罗萝山所修。坟顶结为龟形，约高六尺，径一丈四五尺，罗围高约三尺，罗围后身碑三通……雪琴作诗一章。”所谓“回龙顾祖”是一个风水学名词，指龙头(山脉)掉头朝向太祖山来脉方向。这表明，曾氏对堪舆学颇有研究。

关于光绪七年彭玉麟修墓的情况，彭氏有《重修周子墓碑记》：“濓溪周子，吾楚道州人也，墓在江西德化县(今九江)栗树岭下。光绪七年，玉麟巡阅江海，道出浔阳，率同湖口总兵丁义方、知县胡传钊等往谒。墓经湘乡罗忠节公泽南、李忠武公续宾于咸丰乙卯重修。时当戎事方棘之秋，工尚未足以经久远。玉麟因蠲金为倡，属丁君营度其事，易陶甓(陶砖)而石，周缭以垣，闬闳其墓门，历一周星蒇事。”这说明此次重修周子墓的主要负责人为丁义方(？—1893)，字燕山，湖南益阳人。早年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积功至守备。咸丰八年，克九江，擢都司。十年，克建德，赐花翎。寻建德复陷，太平军数万上犯湖口，势甚张。义方收建德溃兵，简精壮五百人，分布守御，自率水师驻西北门。太平军乘锐攻城，义方登陴躬自搏战，会副将成发翔来援，太平军引去。曾国藩疏言“义方胆识过人，部署迅速”，诏超擢参将，加副将衔。十一年，驻防小池口，太平军自兴国来犯，击却之。驰援都昌，解其围。同治元年，从彭玉麟迭克沿江诸隘，擢副将。二年，要击都昌败贼，毁其舟，寻解青阳围，以总兵记名，赐号壮勇巴图鲁。七年，授湖口镇总兵。光绪十九年，卒于官。根据彭玉麟的重修记和丁义方的《说》、方宗诚的《谒周濂溪先生墓记》，可以知道这次重修周子墓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修墓的时间和经费：

光绪七年(1881)，湖口总兵丁义方和新昌县知县胡传钊等人，陪同彭玉麟谒周子墓，“乃定集赀修墓之举。自壬午夏经始，洎癸未春蒇事”，这也就是彭玉麟在《墓记》中所说的“历一周星蒇事”。据王闿运所写的彭玉麟行状，“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师及各省直衡永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3]124这说明彭玉麟的捐银在一千两以上。

二，主要修建项目：

1.在墓区修建或加高加厚围墙“八十余丈，高视旧加倍，深其址而石垒以甓，而增厚焉。”

2.自门至墓，级石为道(有的记载说，墓区内的石级为57级，以象征周敦颐年龄57岁，不知是否起自此时抑更早)并在墓区内植树数十株。

3.修建祠堂。墓前原有祠，明季已毁于兵。于是重新修建“守冡精舍二”，“俾奉守者有栖息，展礼者有斋沐之处。并且崇高其门而坊表之。”

三，树碑：

旧有碑仍之，新立碑四，中为元公母仙居县郑太君墓，左为元公墓，右为元公配缙云陆县君、继配德清蒲县君墓，皆彭玉麟所敬题。彭氏在谈到他是如何题周敦颐的墓碑时说：“嘉定九年，蜀使者魏了翁为先生请易名典，诏谥曰‘元’。明弘治三年，九江知府童潮于墓所建祠，题匾额曰‘宋元公濂溪周先生祠’。及嘉靖甲寅，修墓者则题曰‘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继修者则题曰‘先贤濂溪周子’，漏谥不书而书知南康军，似不若先贤之为重，然谥亦不可漏也。玉麟因阐罗山所重之意，增题‘元公’二字于碑，其于古礼，庶有合乎！”现存彭玉麟所题墓碑全文如下：“光绪癸未春 先贤宋元公濂溪周子墓 后学衡阳彭玉麟敬题”。丁义方“则谨摹元公遗像兼图所爱莲花于石，以表洁而遗芳，庶俾过墓则式者有所宗仰乎。”[1]813-816此遗像碑原存道县，碑上有朱熹所题的像赞：“至道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丁义方将此遗像碑及朱子像赞摹绘下来，刻石墓所。[1]829

上述情况表明，这次重修周敦颐墓的工程量和工作量是比较大的。

其二，编纂《希贤录》

彭玉麟在周敦颐墓重修好了的时候，写了一篇《重修周子墓碑记》。在这篇记中，他明确表示，对于推崇周敦颐来说，修墓一事还只是“末”：“先生发伊洛之源，继洙泗之学，所著《太极图说》《通书》与六经并垂不朽。后之人苟不明乎中正仁义之道，以之修齐治平而徒致力于先生之墓焉，末已。”那么什么是“本”呢？彭玉麟认为，就是要把握周敦颐所宣扬的“中正仁义之道”。[1]820所以彭氏在写完这篇《记》以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着手编辑《希贤录》。

彭玉麟在《希贤录》序中，论述了他编辑此书的宗旨：“予维周子之学，德行精纯，体用具备。上继文、周、孔、孟，下启二程、张、朱，宋赐谥曰元，义深远也。其所著《太极图说》《通书》，与《易·系辞》《大学》《中庸》之旨，如合符节。经朱子注释之后，明时取以冠《性理大全》。我圣祖仁皇帝命儒臣纂修《性理精义》，复取以弁篇端，循明制頒之学宫，著为令典，与六经、四子书并垂天壤。其言行出处进退，几于时措从宜，近于君子，依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宋史》创立《道学传》，而以先生为首，称朱子《濓溪先生事实》所载特详，《宋史》即据以立传。其赐谥有礼臣之议，其从祀有理宗之诏，其墓则有潘兴嗣为之志铭，其重修墓则有罗忠节为之记，皆能发明先生体用实学，予无以益也。夫尚友古人，不徒在过墓生哀、至庙生敬，尤当奉为德行、政事、学术以为师法焉。既撰重修墓记以识颠末，复取《宋史·道学传》、朱子所撰《事实》并《通书讲义》，以及宋赐谥议、从祀诏、墓志铭、修墓记，并绘墓图汇为编，俾仰止先生者，考其言行，知其穷理尽性至命之学，实能存诸心、备诸身，发之于事君、行政、济人、泽物之间，故可为百世师而非徒托空言者也。用以自励希贤之志，且以励同志云。”[4]405彭玉麟反复强调“体用具备”“体用实学”，并且说“尚友古人，不徒在过墓生哀、至庙生敬，尤当奉为德行、政事、学术以为师法焉”，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重体用统一、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希贤录》全书约一万五千字。卷前有彭玉麟的序，丁义方所绘濂溪墓图和《说》。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录有关周敦颐的传记、赐谥、封号、尊崇典礼等资料。所收集的资料都是比较权威的。如《宋史·道学传》《九江志·理学传》是官方对周敦颐的评价。而朱熹的《濂溪先生事实》《濂溪书堂记》及《濂溪先生像赞》，其学术的权威性也是人们所公认的。而魏了翁的《为濂溪先生请谥奏》和《再为濂溪先生请谥奏》、臧格的《濂溪先生周元公谥议》以及楼观的《濂溪先生周元公谥议》，则是有关朝廷赐谥的原始资料。而九江太守赵善璙的《濂溪书堂谥告石文》则是在赐谥之后，“更治其书堂，缮修其祠墓”的实际行动。《宋理宗淳祐元年从祀文庙诏》《宋理宗追封汝南伯制词》《元仁宗加封道国公制词》，则是有关从祀和加封号的原始文件。《历代尊崇典礼》一文则记述了历代皇帝尊崇周敦颐的种种措施。文中还有彭玉麟的按语：“淳祐之先，嘉定四年十二月，承议郞、秘书省著作佐郞兼沂王府小学教授李道传尝奏，乞下除学禁之诏，因以濓溪及邵、程、张四先生列于从祀，其奏略云：‘臣闻，绍兴中，从臣胡安国尝欲有请于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颐、张载四人春秋从祀孔子之庙。淳熙中，学官魏掞之亦言，宜罢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颢、颐兄弟。厥后虽诏罢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与论说，谓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师周敦颐。臣愿陛下诏有司，考安国、掞之所尝言者议而行之，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其所益甚大，所关其重，非特以补祀典之缺而已。’等语。会西府中有不乐道学者，而朝廷亦有以其事大体重，未及行焉。迨嘉定十三年，因魏华父(了翁)之奏，定议周子谥曰元，于时明道谥纯、伊川谥正，亦同定议。惟横渠请谥曰明，在嘉定十六年。朱子之谥文则已定于嘉定二年，先周子十年矣。淳祐从祀时，除邵子外，皆同特降指挥。由是历代表显夐异，有加蔑已，升跻先贤位次，邵子亦同列。虽道之明晦先后有时，而推崇濓溪，实仲贯一奏肇其始。麟特详考端委，附载于编，以昭其希贤之美云。”[4]405彭玉麟的这段考证，补充了《濂溪志》中《历代尊崇典礼》只从封周敦颐“元”公讲起的不足，而将这种封典的酝酿过程也都寻绎出来，以说明“虽道之明晦先后有时，而推崇濓溪，实仲贯(李传道)一奏肇其始”，这就既充分表彰了前人尊贤之美，也体现了彭玉麟氏的希贤之美。

《希贤录》的下卷，则有关周敦颐墓的资料。《庐山志》有关周氏墓记载：“墓虽面莲花峰，而相去乃二十余里。弘治庚戌，九江守童潮始辑祠置田，以供祭祀，廖纪为记。后十四年，提学邵宝为请于道州，取先生裔孙周纶来主其祀焉。”[4]405此外，这一卷还收录了潘兴嗣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查取后裔赴九江守墓公檄》、傅楫《重修墓祠增置祭田记》、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童潮《濂溪祠墓记》、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彭玉麟《重修周子墓碑记》、方宗诚《谒周濂溪先生墓记》。

方宗诚在《墓记》中，对彭玉麟既修墓又编《希贤录》的举措评价很高。他说：“予惟先生(指周敦颐)所著图书，发羲、文、周、孔之蕴奥，上缵颜、曾、思、孟之绪，下开二程、张、邵、朱子之先，论者谓为三代以后圣人，虽毛、郑、董、韩皆不逮也。既从祀学宫，谥‘元公’，改称先贤，凡二十一行省府州县二千有余，有祀孔子之宫，即无不有先生之位，凡读孔子六经者，即无不读先生之书。且大孝尊亲，并其父亦得称先儒，而从祀启圣、肇圣五王(孔子的五代祖先)之下。先生之道，实与前圣冥契而无间；先生之神，殆与天地浑合而无迹，又岂拘拘于一墓之间哉！然而道不囿于器，亦不离于器，神固不滞于墓，而墓亦未始非神之洋洋如在者也。是以历朝祀典，凡先圣先贤祠墓之所，皆必令有司春秋致祭。盖帝王尊德重道之心，不如是不足以昭诚敬垂法则也。世之有司往往视为具文，且或不亲诣其地，渐至无知者毁伤其宰木，侵蚀其土地，堕坏其祠宇。呜呼！是何秉彝好德之良，竟有泯没无存者乎！然则彭公之所为，固足以发聋振聩，而为民牧者，其尚善养其懿德之好也。”[5]334方宗诚将陵墓与先贤之神的关系，比作道与器的关系，他说“道不囿于器，亦不离于器，神固不滞于墓，而墓亦未始非神之洋洋如在者也”，便将彭玉麟修周子墓与编《希贤录》这两件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都突显了出来，并且统一了起来。

二

彭玉麟对王船山的推崇，则主要体现在创立、改建船山书院及为书院聘请名师。

船山因民族主义思想浓厚，生前始终拒绝与清王朝合作，加之其著作刊行很少，所以长期以来其名不显。直到近代由曾国藩兄弟比较系统地将其著作刊出，其学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郭嵩焘于光绪七年创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木主；在此前后，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在衡阳建立船山书院，得到彭玉麟等人的响应。彭玉麟为船山书院所办的事，主要有三：

其一，创办船山书院

彭玉麟在光绪十年(1884)九月十二日致郭嵩焘信中说：“承询船山书院一节，此为吾衡应办之事，都人士未能早办，已属梓里寡色。及至朱学使极力劝为兴修，临时经理无人，而陶学使继任，又为士绅谆道朱公之意。无如吾衡绅除杨庚云(概)、程春甫(商霖)外，皆伴食诸侯，无能为力。”[6]516这里讲的“朱学使”指朱逌然(1836—1882)，浙江余姚人，字肯夫。同治元年进士，授翰林编修，他任湖南学政的时间是从光绪二年(1876)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四月。“陶学使”指陶方琦(1845—1884)，字子缜，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他任湖南学政的时间是从光绪五年(1879)四月至光绪六年(1880)六月。可见，朱、陶二学使关于兴修船山书院的建议，都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正如彭玉麟所说，衡阳士绅中有钱的人不多，朱、陶二学使的建议一时不能落实，最终由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资，才于光绪十年(1884)在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内，创办船山书院。

彭玉麟在谈到为什么要创办船山书院时指出：夫之为我朝(清朝)“贞士”，“所著书四百佘卷，其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尤神契张载之说，作《正蒙释义》，与所著《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论者谓我朝巨儒辈出，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而夫之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独立之君子。”又说：“夫之当时，海内硕儒，北有孙奇逢，西有李中孚，东南则黄宗羲、顾炎武，虽皆肥遁自甘，力辞征辟，然荐绅多从之游，著述亦行于世，名称稍彰。独夫之匿迹韬声，不欲身隐而文著，故世亦鲜知之者。没后四十年，督学潘宗络稍访求其遗书。洎乾隆中四库馆开，而夫之所著《易》《诗》《书》《春秋》诸经禆疏始备著录。圣朝阐幽崇贤，复列夫之儒林传，于是天下始知其名。兹学臣朱逌然既创立书院，期讲明夫之之学。两江督臣曾国荃复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书院，又捐助膏奖银两，嘉惠来学。”[6]443-444这说明，彭玉麟等创办船山书院，就是希望能“讲明夫之之学”。

其二，改建船山书院于东洲

彭玉麟在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十五日《改建船山书院片》中说：“臣本籍衡阳士绅，奉前学臣朱逌然面谕，创建船山书院于南城外，择师主讲，已阅一年。因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复由臣捐赀，改建于湘水中之东洲。”东洲岛位于衡阳市区东南面的湘江中央，长2公里左右，宽约200余米。为了改建船山书院，彭玉麟捐银1.2万两,并奏请朝廷。为什么彭氏私人捐资改建书院还要向朝廷报告呢？对此，他在《片》中作了说明：“臣与夫之生同里闬，亲读其书，私淑其人，敢不勉竭棉薄，力任重建书院之举。惟是该书院系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则凡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给发膏奖，皆应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其肄业生，先由巡道札饬各府县及各学，公同详慎举报，出具切实考语，送道应试。每年期定二月初旬由道甄别一次，复复试以定录取，课分超特一三等限。定额无多，载在章程内，俟经费稍足再行推广。……当此海氛不靖，异数厖杂，补救之术惟在扶植人才，出膺艰巨，而人才之贤否，端赖学校之陶成。臣以诸生遭际圣明，忝窃逾分，无济时艰。所望二三豪杰，景仰乡贤，乘时奋勉，养其正气，储为通才，是臣区区之私心所窃愿者。可否仰恳天恩，饬湖南抚臣、学臣札行衡永道，实力将船山书院一切应办事宜妥速议定举行，实于皇上兴学育才之道，不无裨益。其南城书院旧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栗主其中。可否请旨饬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观感而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恩施”。[5]813

彭玉麟在光绪十年(1884)致郭嵩焘的信中介绍过船山书院的规模：“东洲书院拟上楼下屋，作三进、两廊，外坐落花厅一所，中进作讲堂，后进为山长住处。不过如是小规模而已，难免不见笑大方家也。”但是在书院修建过程中，遇到一些曲折：书院院址“择东洲飞浪胜绩(迹)之处沙地。初请开缺告病，以为可蒙恩准，可以在籍督办成工，不料此折留中，而有东省(广东)办防之命。闻召即行，而书院地已买就，不得(已)托马智泉太守监造。又不料智泉不谙地理，每于沙洲起造屋宇。此自古生成沙地，不必如后长之沙，防脚不实而必求挖出黄泥始为实地也。该洲多陈姓，昔年多富庶，其旧屋大房子亦多，数十百年何以不见其脚松歪斜，而独造此书院不挖出黄土结实之地耳，脚不能久远耶？智泉实求是必挖出实在黄泥始打脚，以所以下半截工用之费太多，以致费七八千綿，诚冤枉费也。事已至此，既往不究，弟惟认此。修成书(院)之费，大约须万金完工告竣。至一切善后章程及院规、条陈，原拜托蒋鹤庄观察任之。此书(院)公议衡永郴桂道主政，自应本道经理其始而善其终，勒碑垂久远，一劳永逸。雕绘士林，实惠士林也。更不料弟单骑入粤后，鹤庄观察亦因告还，将此事置诸高阁，实吾衡士林不幸，亦弟之不幸矣。諺云：‘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也。今一茎老骨，远戍海滨，军务已成持久之局。一丝残喘，草露秋霜，未见能生还湘衡，维持此书院规模。”尽管多花了不少冤枉钱，但彭玉麟表示，“至于书院造成经费，不才勉力任之，惟期马智泉监工结实，为此船山书院作万世不朽之基，幸甚幸甚！”[6]515-516这封信说明，船山书院的改建工程在1884年就已经在进行。彭玉麟1885年的奏片主要是为了书院改建后的运作需要衡永道出面操作。

彭玉麟为东洲船山书院题写了对联：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

三篙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1]813-830

其三，聘请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

彭玉麟对于书院山长的人选十分重视。他在《改建船山书院片》中说过：“至书院掌教山长，应聘何人，不以借才异地为嫌，及外省籍贯皆可。惟择学问名望素优者，由本籍士绅商请巡道关聘，仍由巡道转达学政，不得徇私由人滥荐，亦不得掌教不到院，致送干脩，以昭慎重而节虚糜。”[1]830按照这一要求，山长非王闿运莫属。

据王闿运在1915年写的《船山书院记》说：“及议主讲，则书聘闿运，闿运辞。又面邀之，乃许一年。”[5]459这说明，在船山书院刚创立时，就曾聘请王氏任主讲。当时王氏正在四川尊经书院主教，未能应允。王闿运集中有致彭玉麟信一封，没有署年月。从信中谈到“稚公(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字稚璜)两遘子丧，求去颇切，归无所往，往亦无聊。闿运劝其入都就医，以希闲散。”说明此信是在四川写的。丁宝桢逝世于1886年上半年，上述言词表明写此信时丁还健在，可见此信最晚不会晚于1886年。在这封信中，他说：“船山精舍，遂独创成，后学承风，必储俊乂。闿运久居石室，谬荷虚推，但慕元空，犹疲酬对。故山无宅，作客看人，二者皆非所安，亦将草玄京辇。未达之业犹有万端，德功固难，立言尤不易易。唯观当代戡乱之材绝少，黼黻之彥实多，岂天启升平，先生儒雅，将宏圣道，以格远人乎？经术若明，开山之功庶无愧于诸君子。茫茫大造，未可迩事测也。髯霜齿落，未老先秋。重烦眷念，辄述所志。”[1]820所谓“船山精舍，遂独创成”，指彭玉麟独资改建船山书院于东洲已成。这应该是1885年的事。所以王氏的信也应该是写于此年。信中一方面称颂彭玉麟“先生儒雅”修此书院，“将宏圣道，以格远人”；另一方面则表明，自己想“草玄京辇”，即淡于势利，到京师去潜心著述。

王闿运是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二十五日入住船山书院的。此时彭玉麟已于前一年去世,当他到达书院时，“有生徒二十余人来迎，门斗斋夫村陋，不成局面，此乃真先进礼乐也。惜孔子不能从耳。……设床知不足斋，雪琴云为余特造者。”[7]1697“门斗”指在建筑物出入口设置的起分隔、挡风、御寒等作用的建筑过渡空间，有点相当于现代的传达室。“斋夫”，旧时学舍中的仆役。“村野”，借指乡居之人。所谓“门斗斋夫村陋”意思是书院的仆役是一个乡里乡气的人。这说明，他对书院的第一印象是颇不好的。

王氏在船山书院任教的时间，是从光绪十七年(1891)到民国四年(1915)，共25个年头。但他自己在《船山书院记》中说：“闿运名领掌教二十年矣。中间或出游，或家居，亦间至一视学，或竟终岁不来。”[5]459王氏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条件并不太好的书院坚持这么久的时间，是与他对彭玉麟的深厚情谊分不开的。他在居船山书院不久，“偶思雪琴建船山书院之意，作一联，不可悬示，亦如曾涤生(国藩)挽联也：‘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安定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石鼓宗风承宋学，愿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德协簫韶。’”[7]1716这表明，王氏决心要协助彭玉麟象宋代学者胡瑗一样，在南岳“万年扶正统”；他表示和彭玉麟一样，要向舜帝解开襟衽以示坦诚，在书院演奏簫韶九成，以引凤凰来仪。书院的宗旨也比较明确：“初立书院，由衡阳令张宪奉学院札，仿学海堂，专课经带诗赋，本非科举之学。”[5]459有了正确的宗旨，再加之王氏20多年辛勤耕耘，也的确引来无数的凤凰。他们中有“旷代逸才”杨度，有民国工商部长刘揆一，有袁世凯的“内史”(秘书长)夏寿田，有经学家马宗霍，有编写《新续高僧传》的喻谦，有参与组织“华兴会”的梁镇中，有雷飞鹏，李馥，唐牧六，刘豢龙，蔡人龙、向燊、陈兆奎、程崇信、唐牧六、马话山、颜楷等。

船山书院培养的俊才如林，是与当年彭玉麟坚请王闿运出任山长的正确决策分不开的。

[1] 莲溪志·希贤录[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2]罗泽南.罗泽南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7.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

[5]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6.

[6]彭玉麟.彭玉麟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3.

[7]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7.

(编校 吴 戬)

On Peng Yu-lin's Recommendation and Admiration of Two Famous Philosophers in Hunan

WANGXing-guo

(Institute of Chuanshan,Changsha Hunan 410000,China)

Although Peng Yulin is famous for his martial arts,he also values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ne of the main performances is that he recommends and admires Zhou Dun-yi and Wang Fu-zhi,two famous philosophers in Hunan. His recommendation and admiration of Zhou was showed mainly in the rebuilt the tomb and compilingXixianluand his recommendation and admiration of Wang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reation of Wang Chuanshan Academy,alteration of Wang Chuan-shan Academy and appointed Wang Kai-yun,a famous teacher,for the Academy.

Peng Yu-lin Zhou; tomb of Zhou Dun-yi;Xixianlu; Chuanshan Academy；Wang Kai-yun

2016-11-26

王兴国(1937—)，男，湖南长沙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湖湘文化史研究。

B259.9

A

1673-0313(2017)02-0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