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名状元看清代科举之弊
——以安徽状元李振钧为例

吴 洁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从无名状元看清代科举之弊
——以安徽状元李振钧为例

吴 洁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李振钧是清代安徽安庆府太湖县的状元，但在状元及第后直至逝世的十年时间里，一直任翰林院修撰，未能进取宰辅、各院部长官、总督与巡抚等职，一举成名之后便再无回响，直至默默无闻，其中原因引人思索。通过分析李振钧的殿试对策卷以及诗歌作品，并结合时代背景，可以总结出两点原因：一是李振钧的个性不合于时，二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人才发展的桎梏。

李振钧；科举；弊端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以迄明清而由盛转衰，是中国封建时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为历朝历代遴选了大量精英人才。明清时期，尤其嘉道年间，社会步入转型阶段，求新求变的风气日盛，科举取士日益严苛，僵化教条，渐形凋敝，使得应试士子进退失据，举步维艰。即或侥幸金榜题名，出人头地，也未必都能平步青云，得以施展胸襟抱负。安徽省太湖县状元李振钧就是一个颇为突出的例子。

1 李振钧其人与其诗歌追求

李振钧(1794—1839)，字秉亭，号仲衡，又号海初，清代安徽安庆府太湖县城西树林冲(今城西乡)人，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状元。据《清史稿》记载：“(道光九年)夏四月戊子，赐李振钧等二百二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自状元及第，直至道光十九年卒于翰林院修撰任上，李振钧未能进取宰辅、各院部长官、总督与巡抚等职，一举成名之后便再无嗣响，直至郁郁以终。相较于同年参加殿试仅取得三甲第十九名的龚自珍，反差之大，何啻云泥？除了享寿不永之外，其人生际遇之落落寡合、无所作为，不免令人扼腕唏嘘。

李振钧天资聪颖，为人耿介，孤芳自赏，不苟于俗。他“生平落落寡合”，对“世之妙诩圆融，奔走于公卿之门以弋取富贵”者鄙夷不屑，终而至于“以言论与时相忤，以困顿终”的悲剧结局[2]。李振钧生当清代末叶，闭关锁国，内忧外患，加之列强环伺，国势岌岌可危。一些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努力探寻拯溺起废之策。当时京城文人的主要汇聚地宣南坊集结了一批优秀文士，如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他们以拳拳之忠忧心时局，关注国计民生，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道光六年，魏源在贺长龄的主持下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体现出社人强烈的经世意图，“三年同社人，各怀经济略”[3]，是宣南文人的共同追求。而李振钧却置身局外，对宣南文人群体不屑一顾，羞与为伍，甚至拒而斥之。其学生宝鋆[4]在为老师诗集撰序时记下这样一个细节：“忆某年忽遣一青衣招宝鋆往，纵谈竟日，几谓宣武坊南无足与语者。”[2]并言及：“某年廷试，阅卷者拟列高等。有某某与先生有隙，识其字迹，抑置之，先生以是郁郁，不数年卒。”[2]可以概见其性格之不与人同而自我孤立。既不愿与宣南文人为伍，也不肯趋附朝中权贵，自然难以在朝中立足，甚至招致嫉恨与排挤。究其原因，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日益极端化和封闭化，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造成人才的埋没或浪费。姑不论那些有真才实学却不得科举之门而入的士人，即便像李振钧这种被钦点为状元及第的精英士子，也因长期埋头于举业而无暇或无意关心时务，最终成为科举制度与社会现实相互割裂的牺牲品，以致抱负难展，心情抑郁，一事无成。而傲岸不羁的性格也给李振钧的仕途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李振钧参加的道光九年殿试，制策以敦化、治河、简贤、振武为问，是当时皇帝最为关切的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嘉道年间，国家财政危机加剧，入不敷出，各种大型工程难以支持；土地兼并和租税剥削日益加剧，百姓贫窭无立锥之地，朝不保夕；朝廷腐败之风日益严重，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窃国自肥；庸臣猾吏当道，尸位素餐，甚至胡作非为，荒淫误国，诸如黄河淤积，冲废河道，而任职河、漕的官员却中饱私囊，导致漕运衰败；官场暗相勾结，私相授受，弄得民不聊生，各地变乱四起；外部入侵日益猖獗，诸如英国商人走私鸦片入境，赚取大量真金白银[6]，如此等等之乱象丛生，危机四伏，内外交困，有大厦将倾之势。

李振钧作为以举业晋身的士子，本有着积极的入仕思想。诗友齐彦槐称其：“好句居然似放翁，豪情亦与放翁同。”[4]由此可见其初心本志。其殿试对策也时有真知灼见：“正俗斯能成化，济运莫如导河，致治在乎得人，怀远期于振德。”[2]然固执己见而故步自封，也使得李振钧在官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他始终自我标举，“夷高抗行，巢皓峻节，时代虽殊，情性则一”[2]，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自然被边缘化。其《有感》一诗即抒发了人生失意的悲鸣：

喜怒何凭得失轻，纤埃直欲碍虚明。传疑恐污千秋鉴，论过如翻一勺羹。朱邸云封蝇作吊，紫宵月满鹤来迎。匣中剑气凝寒水，不与人间报不平。[2]

既与宣南坊文人忧国忧民之情怀迥不相侔，甚至势同水火，故而只能沉湎于歌诗，聊以吟咏性情。其诗集《自序》有云：

尝论人之为诗，往往存门户之见，夫使李杜在宋，不失大家；苏陆生唐，自是初盛，犹之夷高抗行，巢皓峻节，时代虽殊，情性则一。必拘拘于音调格律以求合，是既束缚而又欲其驰骤也。虽然，余何敢言诗哉？潦倒中年，情怀萧索，转不若少时之天真摅写，音律自谐。回首当年之剪翠裁绿，忽忽已成往事。[2]

可以看出，李振钧反对格调派和唐宋诗之争，主张诗歌创作不拘流派，一以表达真情实感为旨归，颇具卓识。他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其“诗歌缘情”理论的实践，正如其《醉后戏赠》一诗所咏：“老去诗人情未灭。”[2]他的诗集中绝大部分诗歌旨在抒情咏物，如《月夜登大观亭》《望雪》诸作；且有专为忆念亡妻之《结肠集》，用以诉说平生生离死别之哀恸；诗集中甚至不乏咏艳之作，如组诗《美人十八咏》：可见其诗作多半耽溺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寄情山水，抒发性灵，格局并不开阔。加之平日里所交往的无非是几个熟知的亲朋故旧，如诗集中提到的汪均之、汪奂之诸人，皆为其戚属。交际范围的狭隘，无疑局限了他的眼界与胸襟。与其时一群指摘天下利病、力图振衰起隳的文人士子相比，不免消极颓废，是注定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招致抨击的。

2 从李振钧的经历看清代科举取士之法

科举的选拔十分严苛刻薄，蟾宫折桂并非一蹴而就。晚清探花商衍鎏在回忆科举点滴时说道：“有童年应试，偃蹇不第，而至百岁之老人，尚有勇往入场者。”[5]“童年以至耄叟，一生犹不肯休，足征科举之困人。”[5]蒲松龄形容秀才入闱有云：“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不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则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6]形象生动，刻画入神。科举之惨酷，由此可见一斑。

首先，科举考试规制甚严，且名额有限，甚至有暗箱操作等人为因素的存在，能中式实属难得。李振钧能拔得头筹，自有其过人之处。首先要通过各个层级的关卡，光有运气与背景是不够的。科举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细分之，童试又分三级：县考、府考、院考，其中县考和府考各有四至五场，院考两场，每场一天。参加童试的士人称童生，通过的童生称秀才，秀才录取的人数以各县人口多寡及田赋数目分配名额，大县三四十名，中县二三十名，小县十数名或数名。秀才也分各个等级，最低者称附生，通过岁考，逐级升增生、廪生、五贡(拔贡生、优贡生、副贡生、恩贡生、岁贡生)、监生；通过岁考，方可参加科考，科考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前三名，才可以参加乡试。所有生员通过乡试考取举人，各省举人名额不一，一般大省八九十名，中省六七十名，小省三四十名，按各省田赋数目多寡进行分配，每科总共录取举人约一千二百九十名。乡试有三场，考试九天，考生在考场内三进三出，食宿其间。举人可以赴京参加会试，会试三年一次，考三场，与乡试相同。会试中额大概每科三百名，最终参加殿试，前三甲，第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若干，第三甲若干。[5]屡经场屋，身心疲惫，岁月消磨，可想而知。许多人屡试不中，骤败骤战，磨难尤多。李振钧虽九次乡试不中，但35岁高中状元，与其他白首科场的考生相比，算是幸运之辈了。

其次，科举考试的内容比较狭隘独尊，且不能自由发挥。“乡、会试二场之五经文，亦用八股式，但其从出仍自四书文而来。”[7]以乡试为例，考试重在考经，要求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以此来考察生员对经书的熟稔程度。解经一以宋儒的解说为准，不可自作解人。“四书”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易》依据程朱二传：《周易程传》《周易本义》，《诗》依据朱熹《诗集传》，《书》依据蔡沈《书集传》，《春秋》依据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礼记》依据陈澔《礼记集说》，解说不可出此范围，非将四书五经与诸儒之注释烂熟于心不可，皓首穷经，诚非虚言。此外需考策论一篇，考生既要兼擅骈散的功底，也要通晓古今史略，并能匠心独运，方能敷衍成篇，博得考官青睐。李振钧作为状元，自非虚名浪得，是通过层层筛选，最终获得殿试第一的成绩的，足以证明他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早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从他用词古雅的状元卷对策，可以看出他淹贯经史，出语有自，如：“迪简”出自《尚书·多方》，“翕河”出自《诗·周颂·般》，“康衢”和“击壤”分别出自《列子·仲尼》和《帝王世纪》，“吁俊”出自《尚书》，“芹藻”“鹿野”“苹蒿”“尔躬”“夏屋”等均出自《诗》。且其对策时出警策之语，颇见明通之论：“臣窃考汉分南北二军，唐有府兵军府折冲彍骑，其制屡易，而训练之法要不过较阅精而商法当耳。”“余阙邱浚、潘季驯虽各有成法，第非明乎地势，而因时制宜，殆未易言法古也。”[5]

此外，科举考试有其严苛的格式要求。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及有关著作》对此有比较具体的记述：

对策起收有一定格式。……欲得高第者，策文必须充实写满，兼重书法，写时恐防错漏，则用蓑衣比格起草，写毕撕去。书写时间占大半日，限于晷刻，为文不暇构思，因预拟兵、农、刑、礼、吏治、河防、盐铁、工赈等数十门条对空文。……策冒文四行八行无定式，后则相沿用十四行；策尾文六行或八九行，亦皆预拟携入。中间答问四道，每道约三百余字，十六七行。第一道以“伏读制策有曰”作起，第二、三、四道则用“制策又以”作起。文内颂圣，“钦惟皇帝陛下”“干冒宸严”句，其“钦惟”“干冒”须在行之末二字，“皇帝”“宸严”另行双抬，策冒必有颂圣双抬两行，单抬一行，每条策末均有颂圣双抬一行，策尾亦有颂圣双抬一行，此皆嘉道以后互相沿袭，限制束缚，顿成一时之通例。[5]

科举考试要求之备细烦苛，可以想见。即便文章内容出彩，也会因书法不中程式而降等甚至落选，如龚自珍参加朝考所撰《殿试安边绥远疏》深受后代学者赞誉，而当时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却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排在三甲第19名，表现出科举制度的僵化和极端化。

当然科举考试对考生整体素质也是有所考量的。即以解经为例，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纲要，以此标格择优录取。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谕内阁：“国家设科取士，制艺代圣贤立言，必以清真雅正为宗。”[8]道光六年四月谕：“士习文风，相为表里。汉初经学昌明，文章醇茂，其时绩学之士，各有师承，老儒耆德，化行乡里。沿乎末世，标榜日滋。……唐代起衰，人文并蔚，初盛中晚，体以时殊。……宋以五纬之瑞，笃生大儒名臣，联镳接轸，故其文章淳雅宽博，炳耀一时。洎乎元明，犹承余韵，论文讲学，可溯渊源。”[9]强调程朱理学与唐宋古文统绪，要求专事“文章风雅”。李振钧的对策，虽然创新不足，但是表现出了敦和圆融的气质，因而为官僚集团所赏识。

以上种种，荦荦大端，可见士人能顺利通过考试，必然历尽艰难，涉险过关，然后才可能出类拔萃，获取功名。然而李振钧之流，虽一朝赢得科举，却注定输却一生。与李振钧同此遭遇的还有很多：朱昌颐，道光六年丙戌科状元，一生官阶不过六品；于振，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状元，混迹官场十几年，官位越来越低；蒋立镛，嘉庆十六年大魁天下，却因不附权臣曹振镛，升迁受阻……这些被皇帝钦点的天之骄子，尚且有着侘傺失意的人生，可见科举误人不浅。

3 科举之弊病与状元末路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为历朝历代有才学的寒门士子走上仕途提供了可行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历史的进步。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已逐渐成为钳制人们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桎梏，因为自明代而始的科举改革，将士人统统驱赶到科举一途上来，沉湎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里去。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10]从此以后，士人只能专心致志地准备科举考试，以期改变命运。而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士人唯科举八股文是尚，而八股文的写作刻板教条，汩没性情，可谓牢笼思想，误尽天下书生。更有甚者，因蹭蹬场屋，屡试不第，而耗尽一生心力于科举考试，直至老死，足见科举对士人的奴役与摧残。梁份《复贺天修书》有云：

盖制科取士，三百年来，豪杰亦出其中。然所学非所用，童而习之，以至老死，皆无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适售其伪。又取之不必公，文运日衰，士气日弱，学校未废而废莫或过之矣。[11]

这充分显示出科举考试的局限性，它并不以塑造人才而是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李振钧生活的时代世风涤荡，波诡云谲，而朝纲不振，死水微澜。醉生梦死的统治集团苟安于一时，不图扶危济困之良策。此时的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只是务虚而非务实的人才，全然不知为时势所需之洋务、海防、路矿、制造等为何物。李振钧作为科举所选中的状元，一向孜孜矻矻于只读圣贤书的举业而已，从未意识到时局的凶险莫测，略无忧心家国的胸襟气度。纵观他的诗集，没有一首关注国计民生的诗歌，只有一些吟咏性情和寄情山水之作。正如顾炎武不无愤激而慨乎言之：“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即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有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12]

以李振钧为代表的一帮科举士子，他们的人生因科举而荣显，也因科举而衰颓；他们围绕着科举大棒而翩然起舞，最终沦落为科举制度祭奠的牺牲。畸变的科举制度，必然导致创深痛巨的危害。商衍鎏痛乎言之：“(我)不知改进，而用科举为安定人心锢蔽人才的工具，犹遵守如故。我欲求发迹，自不得不仍走此道路”[5]，真切地道出读书人的困境。科举以八股取士，其弊正在于其所规定的起承转合的八股程式太过于拘泥呆板，代圣人立言的内容太过于狭隘逼仄，应试者只能依样画葫芦，不知变通，难以发挥。同时，八股文的命题也不免老套，不能与时俱进，切于时务。如道光二年制策以制治保邦之道、兴贤育才之方、诘戎讲武之猷、戢暴安良之法为问，道光三年以讲学、崇俭、纳谏、治水为问，道光六年以举贤之典、肄武之方、教士之规、明刑之治为问，道光九年殿试以敦化、治河、简贤、振武为问，命题大同小异，士子依据经书旨意作答，全然无需乎究心时事。流风所被，科举也进而毒化了教育和世风，学校教育一味教人以科举入仕而非传道受业解惑，不为益新知，开民智，而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而已，士子唯知官本位，社会也因此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

4 余 论

清代安徽太湖县出了两位状元，其一是嘉庆元年状元赵文楷，其二就是道光九年的李振钧。赵文楷大名鼎鼎，李振钧却默默无闻，“乡里传为子弟学”的也只提赵文楷而不提李振钧。如前所论，除其个人性格与追求迥异时流的原因之外，李振钧未能直面风云际会之时局而勇于作为，不免自我局限，最终为时代所抛弃，注定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1]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646．

[2] 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M]．北京：奥肯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资助印刷，2015．

[3] 潘曾沂．功甫小集：卷八·归里后得诗社诸君书回寄[M]．咸丰四年重刻本．

[4] 李治亭主编．清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12-1460．

[5]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342、432-433、244、135-136、421．

[6] 朱其凯．全本新注聊斋志异·王子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234．

[7] 刘兆瑸．清代科举[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9．

[8] 清仁宗实录：卷二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9] 清宣宗实录：卷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0]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5-1696．

[11] 梁份．怀葛堂集：卷一[M]．豫章丛书本．

[12]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72．

[责任编辑：王玉宝]

A Case Study of the Malpracti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U Ji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The champion Li Zhenjun came from Taihu, Anhui. After he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e was working at the Imperial Academy for 10 years until his death, but not got promoted at all. The reason why he was buried in oblivion is worth consideration.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his papers, poetry and the time, two main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one is Li Zhenjun’s personality was different from time to time, while the other i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t the end of the feudal society became the shackles against talent development.

Li Zhenjun; imperial examination; malpractice

2016-06-15

2016-08-01

吴 洁(1991— )，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K203

A

2096-2371(2017)01-00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