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英雄化与儒家伦理精神
——以古代历史小说为例

江守义，刘 欣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历史人物英雄化与儒家伦理精神
——以古代历史小说为例

江守义1，刘 欣2

(1.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古代历史小说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将历史人物英雄化，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君主的仁义之举来说明政治伦理和个人品质之间的关系，二是通过将相的忠良将家国情怀和个人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通过两类英雄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不同角度宣扬了儒家伦理精神。

儒家伦理精神；英雄；历史小说

西汉以降，儒家伦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个体道德修养和国家政治伦理的主流，在政治、社会、日常生活中起支配作用，从个体心灵的道德自省到国家政治的稳定延续，儒家伦理可以说成为各个阶层自觉皈依的行动指南和精神目标。古代历史小说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英雄化，来巩固、加强这一伦理追求，以文学手法将历史人物和儒家伦理精神结合起来。

一

《史通·品藻》云：“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1]188以史传为宗旨的古代历史小说，对“申藻镜，别流品”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正是作为伦理主体而存在的，他们的言语和行为都是某种伦理意识的产物。就小说而言，这些人物在叙事进程中产生一定的伦理后果，就小说影响而言，他们作为伦理主体的形象又会被当作道德偶像或其反面，为读者的伦理判断提供镜鉴。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些扭转乾坤、影响历史走向的英雄，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儒家伦理精神分不开。

所谓儒家伦理精神是指以血缘宗法为核心和根基的精神，其特征是家族精神、宗法精神、政治精神三位一体，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确立宗法的原理，再把血缘宗法的原理直接上升为政治的秩序，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组织结构形式与特殊的意识形态——政治伦理。[2]74-75它的核心是建构了一个内容涉及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德目系统(如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温良恭俭等)，完全规范和支配了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李泽厚、王国银等人指出，儒家伦理是一种“宗教性道德”[3]96或“德性伦理”，它具有自知性和自主性的特点[4]24-25,就是说，儒家伦理是主体自觉、自由的选择，完全出于德性主体意志的自决和自愿。历史人物作为伦理主体是主动地、自愿地依儒家伦理而行动，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旨归，而不是被动、强制性的服从。历史小说作为对史传叙事的通俗化和补充，无疑和史传叙事一样，起着延续、巩固儒家伦理的作用，小说话语又常用渲染、夸张的手法，穷形尽相地表现历史人物的伦理面貌，往往将某种儒家伦理精神凸显为人物性格的全部，造成概念化倾向，人物似乎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理念本身，这正是古代历史小说最为今人诟病的地方。相对于史传叙事，历史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正史中片段式的语言或事件在历史小说的“再创造”中往往会敷演成章。不过，这种“再塑造”的灵活性是有限的，史传叙事中的历史人物具有原型的效应，他们在史书中被赋予的伦理形象成为一种“定型”规范并限制后世历史小说的重塑，历史小说往往采取“赋魅”的方式进一步将历史人物的伦理形象加以强化，如对真命天子、忠臣义士的出世和死亡等加以神圣化；或为了凸显历史人物某种道德面貌而不惜张冠李戴，将能彰显此种伦理形象的言与事统统归于其名下，以示其伦理判断之准确合理。《三国演义》中对“三绝”形象的展现无不如此。“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5]255诸葛亮并没有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此二事分别为刘备、孙权所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5]255关羽没有温酒斩华雄、诛文丑、水淹七军，斩华雄的是孙坚，文丑为夏侯惇部下所杀，水淹七军是天灾而非人谋；“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5]256曹操也从未有行刺董卓的壮举，实际刺杀未遂的是荀攸等人。作者张冠李戴无非是要塑造出诸葛亮的大智、关羽的大勇，以及曹操一代奸雄的复杂性格，并将其推向极致。

历史小说主要由不同身份地位、文化背景和人生际遇的下层文人所书写，个人特殊的伦理诉求将贯穿他的叙述，在不同叙事动力的催动下必然产生各异的历史话语。相异于史传叙事中已经“定型”的历史人物形象，历史小说会游离于正史的伦理判断，以一种民间视角来审视历史人物伦理位置的合理性，并基于特定的世俗伦理对“定型”人物重新刻画，塑造出与史传叙事不同甚至相对的伦理形象。如《新列国志传》、《东周列国志》中对伍子胥戮君的肯定，《隋史遗文》对颇不大气的李世民的讽刺等等。

二

在李泽厚看来，儒家传统伦理类似于康德的“道德律令”，即“把个人的‘灵魂拯救’、‘安身立命’即人生意义、个体价值均放置在这个绝对律令之下，取得安息、安顿、依存、寄托”[3]96。历史小说所塑造的正面人物正是诚心皈依于儒家伦理的“道德律令”，成为名符其实的儒家伦理英雄。这些伦理英雄首先是那些承天命、施仁义的“真命天子”。

在以王权为中心的时代，为了钳制百姓的思想，君王通过文臣之口将王权神圣化，董仲舒更以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三纲五常”是“出于天”，用“阳尊阴卑”推论出人间等级尊卑关系合乎“天意”，于是“君为臣纲”、“君权神授”的观念以神学化的方式得到证明，代代相传，渗透于百姓的内心，促使他们自觉遵守封建伦理规范，主动认同封建统治秩序。历史小说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天意”、“天命”观。《殷芸小说》卷二“周六国前汉人”条目下所记录的樊哙与陆贾之对话，表现出明显的“承天命、顺天命”思想：“樊将军哙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6]1026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为帝王的继位、朝代的更替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小说家们也在这种天命观的指导下为自己笔下的君王们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卷一之“汉楚兵入咸阳”中通过范增之口说出“帝星旺气正应沛公，将来有数百年天下，二十余世帝王。”当项伯大惊“似此如何”时，范增直言将“与天扭”。此时，小说作者直接现身说教曰：“天定之数，虽一事一物之小，难以转移，况帝王为天下主，与天同尊，安能以人力强之？增诚愚惑也。”[7]1032《隋唐两朝史传》言李世民四岁时就已具“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济世安民”[8]102，更添奇异的是说这番话的书生正是天神下凡，借其暗示天命所归。《禅真逸史》第三十九回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一节均直接搬抄这段内容，以示太宗即位实乃天意命之。《飞龙全传》第一回写赵匡胤出身，更是直言因后唐明宗焚香祷告，祈天早生圣人，“玉帝感他立念真诚，为君仁爱，即命赤须火龙下降人间，统系治世，生于洛阳夹马营中，赤光满室，营中异香，经宿不散”[9]3，作者将天命这一比较虚无的神学观念坐实，使帝王的出身显得更为神异。《续英烈传》中的朱棣同样被塑造为奉天命的“有道明君”，小说第五回，作者借和尚道衍之口说出：“燕王天生一个王者，如何教他不有天下！”“天心气运如此，你我只好应运而行。”[10]2整部作品，朱棣以“真命天子”的身份出现，遇到危难，总能得到神人相助，辅佐他的众多英雄将士，也都是由玉帝派下来的各路星宿。凡此种种，不可胜数。这说明小说家们在历史小说中有一种意图，即用天命思想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王权加以合理化。如果说统治者是从上而下地灌输这一伦理思想，那么以“补正史之阙”为己任的小说家则轻而易举地在下层百姓中巩固了这一伦理秩序。

既然“天”为人世安排了不可违背的伦理秩序，如果违背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以灾异警告。反之，君主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与“天命”扭结在一起的是“人事”，君主承天命登上王位后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如何维护统治。天命和人事的纠葛对君王的政治道德提出了要求。政治道德高扬才能使王朝兴盛，政治道德堕落会促使王朝衰落。而“在君主制下，政治道德当然首先是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行和规范。君主的个人品德在政治实践中展现为政治道德”[11]323。因此，在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塑造中，小说家往往“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坐标和‘仁义忠信’的道德尺度”[12]270作为小说所追求的伦理规范。

《孟子·尽心上》云：“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22儒家伦理以“仁”为核心，将君主的仁德与否视为国家社稷的关键所在，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3]180(《孟子·离娄上》)。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加上有感于个人落魄身世的不平则鸣，小说家常常在作品中将帝王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安定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不惜以强化、虚构等各种方式来塑造天子形象，为自己及普通百姓描绘出一幅幅理想的社会画卷，以表达对仁政复归的渴望。对三国故事(以刘备为中心)和唐室建立(以李世民为中心)的反复叙述，集中体现了小说家的这种心态。

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道：“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14]108修髯子在此基础上说得更为明确：“欲天下之人……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好贪谀佞必当去。”[14]115刘备是小说着力塑造的既为正统、又行忠孝的君主典范，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核心人物。从客观上说，“刘皇叔”的称呼勉强合理，但是有了这一“昭烈汉室之胄”的身份，作者确立了刘备一切行为的合法性。当然，小说最终要表现的是刘备作为统治者的合理性，即他身上体现出的“先王之德”，具体说来就是“仁”。在儒家传统伦理中，“仁”的内涵很广泛，刘备的仁德，首先是“爱民”。“刘玄德败走江陵”一回，历来为读者称道。此回叙曹操大兵来攻樊城，刘备不得已弃之而奔江陵，新野、樊城两县百姓扶老携幼，齐声大呼：“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15]340刘备大恸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15]340途径襄阳，两军混战，刘备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矣。”[15]340满城百姓因仰慕玄德为人，纷纷弃城而出，愿追随刘备而去。数十万百姓，逶迤而行，对于交战的刘备一方十分不利，但刘备始终不愿“暂弃百姓”[15]341，“临难仁心存百姓”[15]341，甚至凛然回绝孔明等人的劝说曰：“举大事者必以民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15]341纵然身处性命攸关的险境，刘备心头所系唯百姓二字，因此，虽然最终遭当阳夏口之败，但其“明主”形象却不可撼动。从这一点上看，《三国演义》对刘备形象的推崇，是“建立在儒家‘民贵君轻’的政治道德观，与普通民众渴慕明君的契合点上”[16]85。

史书在评价李世民时，往往直言其任人唯贤、从谏如流的难能品质。元人戈直《贞观政要集论自序》说：“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17]222这里所说的太宗在正心修身、齐家明伦方面，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指的就是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皇位之争。但是相较于李世民取皇位的合理与否，史官、小说家、百姓更看重的是他的统治才能。历史小说中最早提及李世民的是《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史平话》，由隋炀帝的荒淫无道写到李渊革命为唐，其子“秦王名世民的，将那哥哥太子建成杀了，传位为皇帝，号做太宗”[18]5。作者直言李世民弑兄一事，并未做道德评价，反而紧接着写大唐在太宗治下的“太平盛世”，这至少可以说明在民众心中最向往的是天下太平、生活安定。而只要能满足他们这一愿望，皇帝就有资格被称作“明君”，李世民这位用霸道取天下的贤君理所当然成为小说家用来表现这一观念的对象。《隋唐两朝史传》中的李世民，在气度上虽并不宏大，但他任人以贤的品质却得到充分表现：第六十回“敬德举介休降唐”写尉迟敬德来降，“秦王单马轻衣，亲自去迎”，部下劝他提防一点，他说：“敬德定杨名士，信义为重”，下令“但有挟仇与敬德为敌者，以军法斩首”，并“脱自己锦袍以衣之，请入寨中。”[8]715《隋史遗文》则强调李世民礼贤下士的品质。第四十九回写李密结盟唐公，后唐公开宴与众人同欢，秦叔宝见到被缚于殿前的李靖，于是为其求情，李靖因此得释。秦琼又前往李世民处说服他启用李靖，李世民欣然同意。于是秦琼和魏征二人私下说了这样一番话：“唐公犹是寻常，秦王英武神明，世所罕见。至于好贤下士，真非浪传。”[19]327为了褒太宗，置李渊于“寻常”地位，可见作者更看重的是帝王能否任贤重能。当李世民历经苦战终于取得洛阳城，率军大举进城时，满城“百姓扶老携幼，都头顶着香炉迎接”[19]395，读者似乎在这里看到了刘备的身影了，这一空前盛况，也直接奠定了他杀兄继位仍能得到拥护的群众基础。

“文王贤矣，泽及髊骨”[20]235，古之帝王之所以得到百姓拥戴，在于他们“以仁义而化万民”[20]235。有德如周武王，《夏商野史》写其辖下西歧，行人让路，道不拾遗，夜无犬吠，万民安康，创造出一副天下大同的局面。宽仁如刘邦，《西汉演义》写其厚德载物，“立贤无方，不拘贵贱”[21]281，通过与刚愎自用的项羽做比较，表现出真正的天子气度。仁君如赵匡胤，《飞龙全传》写其有文武之才，忠义之志。《警世通言》卷二十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也反复强调他虽出身低微，却是真君子，堪得帝位。由此看来，历代的历史小说家们无不遵循孔孟提倡的伦理规范，以“仁义”即尚德施仁为标准衡量、评价、塑造自己笔下的君主，而这些君主们也以自身的高贵品质，以“真命天子”的高尚行径，矗立于封建王权的制高点。

三

历史小说中的伦理英雄除了“真命天子”，还有很多忠心事君、临难而死的忠臣烈士。

古代小说既以“语必关风”自诩，对于小说的社会功用必然十分看重。具体到历史小说，作品中的形象以王侯将相居多，在宣扬风教时多以儒家伦理规范来定位笔下的历史人物。孔子曰“臣事君以忠”[22]30，提倡“与人忠”[22]140，反对“为人谋而不忠”[22]3等，规定了“君臣父子”伦常有序。《韩非子·忠孝》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23]188这一说法强化了君权统治下民众所应遵守的伦理秩序。可以说，平民百姓从一出生就被教以“忠孝节义”，凡是效忠国家、孝敬父母，将名留青史；凡是祸国殃民、不忠于君不孝于家的，将遗臭万年。这一核心观念被写进历史小说中，就表现为作家反复的表扬忠孝，激劝节义，将忠臣良将作为其塑造的主要对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封建社会伦理规范的总纲，才微者修己之德用以持家，才高者则埋首书经，做进身之阶。孔子认为“士”就应该“出仕”、“为政”，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2]202(《论语·子张》)。可以肯定的是，文人士子的心中都有一个封官拜爵的美梦，他们渴望取得功名，博得一官半职，来实现他们上利君国、下益民生的人生理想。而其中的成功者，被当作忠卿贤相的典范写进历史小说中。小说家出于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写名臣以忧时，塑志士以感愤，既消胸中块垒，同时也可为来者鉴。

有“经天纬地之才，排兵布阵之术”[24]246的姜子牙当称古之贤相第一人，《夏商野史》中姜尚虽出场较晚，却对扭转殷周之交的政治局势有关键作用。他辅佐文王、武王修文练武、励精图治，并策划推翻商纣的暴政。文王病重，托孤姜子牙，武王姬发以姜尚为师。姜子牙最后辅佐武王灭纣，建立周朝。《春秋列国志传》也写其“甘守淡苦，以仁义之风，化诸樵牧”[25]61。他一生志愿“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25]62，可谓千载之下君子典范。后世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将其塑造为神的形象，虽不免夸张，却同样表现出他身为忠臣而备受尊崇的事实。

早期儒家并不宣扬绝对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有条件的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2]30(《论语·八佾》)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3]186(《孟子·离娄下》)可见君臣对待双方的态度是对等，只有仁君才配享臣子的忠臣。只是到了西汉以降，“君为臣纲”作为“三纲”之首才被神圣化，成为臣子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

历史小说中的忠臣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君主的耿耿忠心，即使时势不利，有丝毫不影响他的忠心。《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为辅佐心目中的明君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达到了文臣形象的最高标准。在他的身上，作者集中体现了儒家精神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信念，庸愚子以“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14]109对其人格加以褒扬。刘备三顾茅庐，成功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山可以说是其自身的道德责任感战胜理智思考的结果。他深知刘备虽为一代明君，却未得其时。因此从他一出场，一个积极为民的忠臣形象就已经树立起来。初出茅庐之后，他便于博望、新野大败曹军，后联吴抗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占荆州、取巴蜀、定汉中、南征七擒、北伐六出直到五丈原病死。观其一生，如果说刘备在世时诸葛亮的忠心尤有报答“知遇之恩”的意图，那么刘备死后他的呕心沥血就将仁人君子的风范进一步升华了。第八十五回刘备白帝城托孤，备临终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泣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15]728此后直到身死，孔明始终以忠贞作为行事原则。第一百四回写：“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通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15]903。至死不忘国家，诚可谓“大汉忠臣”。可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作家虽浓墨重彩地写出智绝的诸葛亮，却更改不了天下大势。蜀汉一方纵然有明君刘备，忠臣孔明，义将关羽，仍不敌曹魏政权。作家一方面通过对孔明形象的塑造表达对儒家传统伦理的信任与赞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宿命论去消解“不仁而得天下”的愤懑，语间充满了困惑与无奈。因此，作家唯有在“士大夫的‘行藏出处’的人生观，与普通民众赞赏谋略智慧的契合点上”[16]86建立起对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基本理解，将之塑造成古今忠义之士的典范。

历史小说虽宣扬“忠君”，但也没有完全堕于教条，他们宣扬忠臣通过自身的修德立仁，而达到一种臻于圣人的境界，因此只要能以己之身为万民榜样，就会受到极大的推崇。如商末之伯夷、叔齐二人。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赞夷齐二人为“古之贤人也”[22]70(《述而》)，“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2]51(《公冶长》)，“求仁而得仁，又何怨”[22]70(《述而》)，并评价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22]197(《微子》)。韩愈《伯夷颂》在此基础上撰文详细解释了夷齐备受推崇的原因：“武王、周公，圣人也，率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26]324-325他们不但得到古圣人的高度赞扬，在小说中也得以“千古扬芳誉”[24]266。《春秋列国志传》叙姜子牙第一次见到二人，就因久闻夷齐之高名而“拜于道中”[25]12。后夷齐因控诉武王以臣弑君，险遭杀害，又是姜子牙称其为“义人”不可滥杀，周武王亦心知其贤。《夏商野史》关于二人之事则完全沿用了《列国志传》的内容。作者反复借他人之口说明二人之贤德，可见在传统伦理“忠孝节义”的框架中，无论恪守哪一条，都足以为万古敬仰。

儒家伦理强调“君为臣纲”，这势必要求忠臣不事二主，但是在具体的评判中，又不被这一标准束缚。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3]189(《孟子·离娄下》)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贯彻始终，与义同在，依义而行。若能忠于大义，则贤臣亦可事二主，如相齐之管仲。《春秋列国志传》叙公子纠和召忽死后，齐桓公欲拜鲍叔牙为上宰，叔牙却向他推荐管仲，并举管仲五项才能：“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与百姓”，“制礼义而法于四方”，“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知勇”[25]384，可见其仁、义、礼、智、信、忠、勇俱全。管仲生还齐国后，鲍叔牙劝其归奉桓公，仲泣曰：“吾食公子纠之禄，纠死不能殉节而亡，今又弃怨事仇，有何颜立于世哉？”叔牙答曰：“吾闻大丈夫贞而不谅，子能舍怨事仇，展经纶之才，致太平之治，垂功名于竹帛，扬声誉于后世，岂不为美，又何必区区效小信乎？”[25]386如果说这一劝说更能反映出鲍叔牙的让贤之美，那么在小说第三十三回中，作者通过管仲同楚将斗伯比的一番对话，重申了“仁义”大体的深厚内涵。齐楚交战，两军对阵，伯比说管仲“汲汲于名利之场，失却仁义大体，以致亏节辱身”，管仲对答说自己所为乃“德救生民、功传万世”，“舍小节而从大义，用协心立功救民，焉为辱身而亏节哉？”[25]475-477在作者看来，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良禽择木而栖，且兄弟同源，严格上说来管仲未必称得上“失节”，并且当有着“定国家，霸诸侯”之远大抱负的管仲相齐之后，的确竭尽全力施展浑身才能，为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立下汗马功劳。“德救生民、功传万世”[25]478，成为儒家伦理的至高追求。

总之，历史小说往往以“演义”为名，将君主英雄化，演绎了儒家仁政思想和正统意识，其主要意图在于“推衍、阐扬儒学大‘义’，褒赞忠臣义士，惩戒乱臣贼子，裨补世道人心。”[27]212“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28]454(庐群《吴少诚席上作》)揭示了太平治世的精义所在。小说中极力塑造的忠臣良将，既安慰了普通百姓的心理，让他们渴望公平正义、怜悯忠义之士的情感有所寄托，同时在各个阶层树立起忠君爱国的道德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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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韩非.韩非子[M]．秦惠彬，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4] 钟惺．夏商野史[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25] 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6] 韩愈．昌黎先生文集(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7] 纪德君．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8] 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责任编辑 何旺生)

Heroism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Ethics ——TakingAncientHistoricalNovelsforExample

JIANG Shouyi1, LIU Xin2

(1.SchoolofHumanities,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000,China; 2.SchoolofHumanities,Hebei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24,China)

Affected by the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ncient historical novels heroiz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wo main ways: one is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thics and personal qualities through the kindness of monarchs, and the other is combining the emotions of "Family-Country" and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 by the loyalty of generals and prime ministers. Through shaping these two kinds of heroized figures, ancient historical novels advocates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ethic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ethics; heroism; historical novels

2016-12-0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历史小说叙事伦理研究”(16BZW036)阶段性成果之一

江守义(1972-)，男，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刘欣(1986-)，男，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I207.4

A

1674-2273(2017)01-0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