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单篇传播考论

吴大顺

文学与艺术研究

汉魏六朝诗歌单篇传播考论

吴大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汉魏六朝时期主要有石刻、题壁、传抄等三种诗歌单篇散传形态。汉魏晋时期的石刻诗多依附于功德碑，南北朝的石刻才成为诗歌文本传播的形态之一。诗歌题壁之风从南北朝开始盛行，有题壁、题树、题棺、题柱、题亭等多种形式，除诗人自己题写外，还有读者的题壁把玩，并出现了对诗歌题壁传播效果的记载。诗歌纸本书写与传抄是我国造纸技术进一步发展、纸张于书写领域广泛使用的结果，因传抄可以辗转进行、流动传播，比题壁、石刻等信息源固定的传播形式效果更明显，成为东晋南北朝诗歌单篇散传的主要方式。

汉魏六朝；诗歌；单篇散传；特点

散传是相对结集而言的，主要指诗歌以单篇形式分散传播，有时虽然不限于一篇作品，可能是几篇同时题壁或传抄，其基本单位还是篇，因此称为单篇散传。诗歌的单篇散传，形态纷繁复杂，琳琅满目。汉魏六朝时期主要有石刻、题壁、传抄等几种。

一、石刻

以石刻的方式传播文化信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墨子》曰:“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1]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的管仲曾于泰山见到七十多种封禅石刻[2]。《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关于秦始皇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登之罘刻石等记载[3]242-249。可见，刻石记事之风在秦汉及以前就已经流行。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秦《石鼓文》。所谓石鼓文，是以石作成鼓形，其上刻字。现存十鼓，刻有四言诗一首，记述了秦国国君游猎的相关内容。这些石刻多为帝王封禅的纪功颂赞之语。东汉以后，刻石之风更为盛行，《文心雕龙》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刻石方法有很多种，刻在山石上称为摩崖，刻在长方形石上称为碑，刻在圆形的立石上称为碣[4]。

汉魏六朝石刻的内容有经书、字书、方志、诗文、传状、题记等。如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就是儒家经典的石刻，北齐泰山《石经峪金刚经》、山东宁阳《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则是佛经石刻。传状之文如墓碑、墓铭、德政碑等是当时石刻的主要部分。随着石刻的兴起，部分诗歌也得以通过石刻传播。如汉末的石刻诗有《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新诗》、《酸枣令刘熊碑诗》、《郭辅碑歌诗》、《张公神碑歌》、《李翊夫人碑叹》等存世。

《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碑云：

太守汉阳阿阳李君讳翕，字伯都。以建宁三年二月辛巳到官，乃俾衡官椽下辨仇审改解危殆，即便求隐，析里大桥于今乃造……臣举酒勒石示后，乃作颂曰：上帝绥□，降兹惠君。……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咏新诗曰：

析里之崖兮水兑之间，高山崔巍兮水流荡荡。地既塉确兮与寇为邻，西陇鼎峙兮东以析分。或失绪业兮至于困贫，危危累卵兮圣朝闵怜。分符析壤兮乃命是君，扶危救倾兮全育孑遗。劬劳日稷兮惟惠勤勤，拯溺亨屯兮疮痍始起。闾阎充赢兮百姓欢欣，佥曰太平兮文翁复存①。

郙阁为汉代栈阁名，旧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西。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武都郡太守李翕鉴于汉水泛滥，乃凿石架木为飞阁，并于析里建桥，以济行人。人们感其功德，于建宁五年作颂勒石为《郙阁颂》。颂文为仇靖撰、仇绋书，书体以篆作隶，碑在析里桥旁，为摩崖。郙阁原在栈道中，后栈道迁徙他处，石刻残损。南宋知州田克仁据南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拓本重刻于县南灵崖寺之石壁，修广、行数亦依旧式，明代略阳县令申如埙又对田刻的剥落处进行过补刻[5]。诗为骚体。

又《酸枣令刘熊碑》诗三章曰：

君讳熊。字孟□广陵海西人也。……乃相□咨度诹询。采摭谣言。刊□诗三章。其辞曰。

清和穆铄，实惟乾巛。惟岳降灵，笃生我君。服骨叡圣，允钟厥醇。诞生岐嶷，言协典坟。懿德震耀，孝行通神。动履规绳，文彰彪缤。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理财正辞，束帛戋戋。□梦刻像，鹤鸣一震。天临保汉，实生□勋。明试赋授，夷夏已亲。嘉锡来抚，潜化如神。其神伊何，灵不伤人。

猗欤明哲，秉道之枢。养□之福，匪德之隅。渊乎其长，涣乎成功。政暇民豫，新我□通。用行则达，以诱我邦。赖兹刘父，用说其蒙。泽零年丰，黔首歌颂[6]194-195。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六载《酸枣令刘熊碑》为“阙名”，逯钦立录于蔡邕名下。

《郭辅碑》载：

先生讳辅，字甫行。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终。邑人缙绅，刻石作歌。其辞曰：

实惟先生，虢仲之裔。盛德遗祀，休矣亦世。孝友贞信，仁恕好惠。直己自求，不欲荣势。绰绰令人，获道之至。笃生七子，钟天之祉。堂堂四俊，硕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大姒。叶叶昆嗣，福禄茂止。克昌厥后，身去烈在。镌石作歌，昭示万祀[6]328。

另有《张公神碑歌》“綦水汤汤扬清波”九章，为七言诗，《李翊夫人碑叹》“阴阳分兮钟律滋”共二十六句，为骚体诗。

以上五首诗歌，其内容多是歌颂碑主功德，其形式是以碑文中掺杂诗歌的形态存在的。可见，这些石刻诗是汉末碑铭之风盛行下的产物，尚不是单独的诗歌石刻传播。

因三国、两晋、南朝有比较严格的碑禁制度，碑铭石刻不甚流行，诗歌刻石传播亦比较少见。南北朝以后，石刻诗才逐渐多起来。目前所知者，如刘宋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于处州（今丽水）青田县的石门洞刻有《登石门最高顶》、《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两首诗歌。

《登石门最高顶》：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沈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6]1165-1166。

“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之“抗”，上海图书馆善本部藏清同治六年八月阳夏谢文靖公藏板《谢康乐集》墨笔批校云：“处州石门洞谢诗残刻作“‘枕’高馆”，当据以订板本之讹。”②

又《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罇。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俯濯石下潭，俯看条上猿。早闻夕飚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6]1166。

对诗歌题目“茂林修竹”四字，墨笔批云：

嘉兴李金澜衤舌《金石志》载此诗，考证精确。摩崖刻作“修竹茂林”，下有“五言”二字，又一行“宋永嘉太守谢灵运”。岩迹确合古题格。

石本作“修竹茂林”。处州青田县石门洞有摩崖，字径寸许，即康乐所题此诗，虽半为唐宋人题名所掩，而字迹尚可识，亦足珍秘也[7]。

从墨批可知，以上两诗当是谢灵运所亲题，并刻石摩崖的。

（陈）陆山才《刻吴阊门诗》：

田横感义士，韩王报主臣。若为留意气，持寄禹川人。

据《南史·张彪传》载，张彪为东扬州刺史，征剡，遣沈泰、吴宝真助谢歧居守。泰反与歧迎陈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逾城而入，陈文帝遂走出，彪复城守。沈泰复说陈文帝遣章昭达领兵购之，彪被劫杀。“彪友人吴中陆山才嗟泰等翻背，刻吴阊门为诗一绝云。”[8]1566-1567

王谟《东海悬崖题诗》：

因巡来到此，瞩海看波流。自兹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阮阅《诗话总龟》载:“海州东海县临海悬崖上，有隋王谟摩崖题名并诗云。”[9]前集111

北朝著名的石刻诗有北魏郑道昭做光州刺史时于莱州的石刻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四首。

《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嵿扫石置仙坛诗》：

寻日爱丘素，嗟月开靖场。东峰青烟寺，西顶白云堂。朱阳台望远，玄灵崖色光。高坛周四岭，中明起前岗。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微三四子，披霞度仙房。潇潇步林石，缭缭歌道章。空谷和鸣磬，风岫吐浮香。冷冷□虚唱，郁郁绕松梁。伊余莅东国，杖节牧齐疆。乘务惜暂暇，游此无事方。依岩论孝老，斟泉语经庄。长文听远义，门徒森山行。踌蹰念岁述，幽衿烛扶桑。栖盘时自我，岂云蹈行藏。

《登云峰山观海岛诗》：

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云路沈仙驾，灵章飞玉车。金轩接日彩，紫盖通月华。腾龙蔼星水，翻凤映烟家。往来风云道，出入朱明霞。雾帐芳宵起，蓬台植汉邪。流精丽旻部，低翠曜天葩。此瞩宁独好，斯见理如麻。秦皇非徒驾，汉武岂空嗟。

《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诗》：

靖觉镜□津，浮生厌人职。辟志访□游，云峻期登涉。拂衣出州□，缓步入烟域。苔替□迳□，巄山聚星路逼。霞□□□厷，凤驾缘虚垝。披衿接九贤，合盖高顶极。峥嵘非一□，林峦迭峻巗。双阙承汉开，绝巘虹萦劮。涧岨禽迹迷，窦狭鸟过亟。层穴通月□，飞岫陵地亿。回首盼京关，连州□莱即。还济河渐□，□来尘玉食。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依微姑射踪，□□朱台日。尔时春岭明，松沙若点殖。攀石坐危□，□□栖倾侧。谈对洙山就宾，清赏妙无色。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道音动齐泉，义风光韶棘。此会当百龄，斯观宁心识。目海浅毛流，□崖瞥鸿翼。相翔足终身，谁辩瑶与□。万象自云云，焉用挂情忆。盘桓竟何为，云峰聊可息。

《咏飞仙室诗》：

岩堂隐星霄，遥檐驾云飞。郑公乘日至，道士投霞归[6]2206-2207。

此外，还有北齐安德王高延宗《经墓兴感诗》：

夜台长自寂，泉门无复明。独有鱼山树，郁郁向西倾。睹物令人感，目极使魂惊。望碑遥堕泪，轼墓转伤情。轩丘终见毁，千秋空建名。（搨本高肃碑）

北齐假黄钺太尉公兰陵忠武王高肃碑阴额搨本曰:“王第五弟太尉公安德王经墓感兴”云云。逯按:《北齐书·兰陵王孝瓘传》，以武平四年鸩死。据此碑以武平五年四月葬于邺西。碑阴此诗则六年所镌[6]2274。

上举石刻诗均为南北朝时期的作品，相对汉末的碑铭中所附诗来说，这些诗在形式上已经是独立的诗歌作品，内容上以叙事、抒情为主，少了碑铭中的歌颂功德内容，风格上情感真实，少了碑铭中的谀辞虚语。

诗歌的石刻传播虽然在汉魏时期已经出现，但是汉魏晋时期的石刻多依附于功德碑，诗歌没有独立地位；南北朝以后的石刻诗，其内容和形式是典型的文人诗。可见，南北朝时期，诗歌的石刻传播已经成为当时诗歌文本传播的形态之一，为唐宋时期风行的诗歌石刻传播开了风气。

二、题壁

我国题壁传播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史记·晋世家》载，介子推至死不复见晋文公，“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3]1662这是较早的题诗记载。魏晋南北朝，题壁诗相对于石刻诗、简帛诗要多得多，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诗歌传播方式之一。

1.魏晋时期的题壁诗

下文所列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魏晋时期诗歌题壁的记载。

相传汉仙女张丽英《石鼓歌》曰：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来观，民生实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夺余志。有鸾有凤，自歌自舞。凌云历汉，远绝尘罗。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暂来期会，运往即乖。父兮母兮，无伤我怀。

《金精山记》载:“汉时张芒女，名丽英，面有奇光，不照镜，但对白纨扇如鉴焉。马（长）沙王吴芮闻其异质，领兵来娉，女时年十五，闻芮来乃登此山，仰卧披发，覆于石鼓之下，人谓之死，芒妻及芮使人往视，忽见紫云郁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10]此诗为道教典籍《云笈七签》所载。吴芮为西汉前期人，而道教兴起于东汉，显然该诗为后人所托，可能是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作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之列为先唐。

《晋书·潘岳传》载:“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11]1502《世说新语·政事》载此事曰：“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12]167这是有关歌谣题壁的记载。

马岌《题宋纤石壁诗》曰：

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晋书·宋纤传》载，宋纤为敦煌效谷人。隐居酒泉南山，传授弟子三千人，不应州郡辟命。酒泉太守马岌鸣铙击鼓去拜访他，他却高楼重阁，距而不见。马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11]2453于是题诗于石壁，以表景仰之情。

支遁《咏禅思道人》并序曰:“孙长乐作道士坐禅之像，并而赞之，可谓因俯对以寄诚心，求参焉于衡轭。图岩林之绝势，想伊人之在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诗一首，以继于左。其辞曰：云岑竦太荒，落落岊英布。……”[6]1083此外，《玉台新咏》卷九有苏伯玉妻《盘中诗》一首，严羽《沧浪诗话》将“盘中诗”定为一体，并注曰：“《玉台集》有此体，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13]

上举诸例中，有的题诗于石鼓、阁柱、石壁，有的题诗于雕像之旁，还有题诗于杯盘之中者。虽然其传播形态琳琅满目，但很难见到有关传播效果的记载。可见，当时诗歌的题壁之风才刚刚兴起，尚未盛行。

2.南北朝时期的题壁诗

南北朝时期，诗歌的题壁之风逐渐盛行，现存题壁诗作品和有关题壁诗的记载均较魏晋要多。

如《高僧传·宋京师杯度传》所载张奴《题槐树歌》与佉咤《题颂》曰:“时有一人，姓张名奴，不知何许人。不甚见食，而常自肥悦，冬夏常着单布衣。佉咤在路行，见张奴欣然而笑。……张奴乃题槐树而歌曰:‘蒙蒙大象内，照耀实显彰。’……佉咤亦题颂曰:‘悠悠世事，或滋损益。’”[14]381

北齐陆法和有题壁《谶诗》二首：

十年天子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递代坐。

一母生三天，两天共五年。

《北齐书·陆法和传》曰:“法和书其所居壁而涂之，及剥落，有文曰。”[15]邵陵王萧纶《入茅山寻桓清远乃题壁诗》曰：荆门丘壑多，瓮牖风云入。自非栖遁情，谁堪霜露湿。

《广弘明集》录萧纲《被幽述志诗》曰：

怳忽烟霞散，飕飂松柏阴。幽山白杨古，野路黄尘深。终无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阙里长芜没，苍天空照心[6]1979。

《南史·梁本纪下·简文皇》载，梁简文帝被幽絷之后，侯景派人严加看守，并在墙垣上布满枳棘。因没有纸张，简文帝“乃书壁及板鄣为文”。崩后，王伟恶其诗文辞切，使人将之刮去。有跟随王伟进入者“诵其《连珠》三首，诗四篇，绝句五篇，文并凄怆云。”[8]234

（梁）柳镇《题所居斋柱诗》曰：

江小不久计，要适暂居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16]。

陶弘景《题所居壁》曰：

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言昭阳殿，化作单于宫。

还有，如沈约曾命王筠作《郊居十咏》书于壁，不加篇题，沈约评此诗曰:“此诗指物程形，无假题署。”[9]后集128刘孝绰年少时就有文学盛名，其辞藻为后进所宗，“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8]1012

（陈）江总《经始兴广果寺题恺法师山房诗》曰：

息舟候香阜，怅别在寒林。竹近交枝乱，山长绝径深。轻飞入定影，落照有疏阴。不见投云状，空留折桂心[17]558。

《南史·鲁广达传》载:“祯明三年，依例入隋。广达追怆本朝沦覆，遘疾不疗，寻以愤慨卒。尚书令江总扶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为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8]1646这是一首题棺诗。

《续高僧传·昙瑗传》载:“瑗每上钟阜诸寺，修造道贤，触兴赋诗，览物怀古。洪偃法师傲寄泉石，遍见朋从。把臂郊垌，同游故苑。瑗题树为诗曰：丹阳松叶少，白水黍苗多。浸淫下客泪，哀怨动民歌。春溪度短葛，秋浦没长莎。麋鹿自腾倚，车骑绝经过。萧条四野望，惆怅将如何。”[6]2623这是一首题树诗。

关于题壁诗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要数梁代沈约的《八咏诗》、北周申徽《题襄州清水亭诗》和隋代孙万寿《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

《金华志》载：

《八咏诗》，南齐隆昌元年太守沈约所作。题于玄畅楼，时号绝唱。后人因更玄畅楼为八咏楼[18]。

《周书·申徽传》载：

徽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牍无大小，皆亲自省览。以是事无稽滞，吏不得为奸。后虽历公卿，此不懈。出为襄州刺史。时南方初附，旧俗，官人皆通饷遗。徽性廉慎，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及代还，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徽自以无德于人，慨然怀愧，因赋诗题于清水亭。长幼闻之，竞来就读。递谓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写诵之[19]。

《隋书·孙万寿传》载：

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曰：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20]。

从上可见，诗歌题壁之风的盛行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这时期的题壁诗，其传播载体有题壁、题树、题棺、题柱、题亭等各种形式；传播主体，除诗人自己外，还有诗歌接受者的题壁把玩，进行再传播，并开始出现了对诗歌题壁传播效果的记载。这些现象均说明，当时的诗歌题壁传播已经十分盛行、并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事实。

三、书写与传抄

从书写与传抄的载体说，汉魏六朝存在简、帛、纸三种形态。汉代，因纸张尚没有广泛使用于书写领域，所以诗歌主要以简帛书写、传抄。

汉代诗歌简帛传播的现存资料目前仅见一例，即汉人《风雨诗》：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槙到忘相加，天门俫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诗教海兮诚难过[6]329。

这是一首写在一块长240毫米，宽26毫米木牍上的汉代歌诗。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哈喇淖尔南岸汉代烽燧遗址获得，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民国张凤选入其《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名为“风雨诗木简”。该诗主要描写经蒙水至泰山天门途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日月不明，风雨交加，蒙水泛滥，馆舍简陋，道路遥远，山势险峻，因此不能登上泰山天门，而令人愁痛难过[21]。其抄写时间，大约在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之间[22]③。

汉代歌诗虽然主要以徒歌、吟诵等口头传播为主，但从《风雨诗简》可知，也存在简牍等文本传播。关于汉代歌诗的文本传播，可以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对汉代歌诗的著录情况获得一些认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汉代歌诗28家，314篇，其总序曰：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23]1701班固《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刘向父子《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的。刘歆、刘向父子的《七略》又是根据当时书籍的具体留存情况进行校勘，并编写目录的。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300多篇歌诗，当时均有文本依据，刘歆、刘向父子是根据当时歌诗文本进行著录的。班固《汉志》又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3]1708可见，自孔子删诗以来，《诗三百》存在口头讽诵与竹帛传播两种主要传诗方式。

虽然汉代歌诗因其来自民间里巷歌谣，不能与当时已经成为五经之一的《诗三百》相提并论，但是，一旦这些歌谣被乐府机关采录，其实就已经存在文本了。可见，这些赵代之讴与秦楚之风当是有文本依据的，只是这时的文本可能仅限于歌本，而非用于阅读，其传播方式主要还是配乐演唱。当然，也不排除这些歌辞被乐府文人通过吟诵或抄写的方式在乐府机关之外传播的可能。东汉时期，纸张虽然在书信、书籍书写中开始使用，但是尚未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因此，简帛书写当是东汉诗歌主要的文本传播方式。三国时期，曹丕的诗歌就存在简帛传播。《三国志》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24]素书，即以白绢书写。这是诗歌以绢帛书写、传播的事例。可见，在汉末魏晋时期，诗歌的简帛传播是存在的。

随着纸张书写的使用与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以纸本书写为主，其纸本传抄之风也开始盛行。特别到东晋南北朝以后，纸本书写与传抄成为诗歌单篇传播的主要方式。

1.魏晋时期的诗歌纸本书写与传抄

在纸张发展史上，魏晋是纸张广泛使用于书写领域的时期，并在晋末完成了纸简替代的历史过程[25]。伴随这一书写载体的革命，魏晋时期的诗歌纸本书写逐渐多了起来，其纸本传抄也开始兴起。如《后汉书·董祀传》载：

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26]。

荀悦《汉纪序》曰：

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许昌，以镇万国。外命元辅征讨不庭；内齐七政，允亮圣业。综练典籍，兼览传记。其三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钞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27]。

这两则故事发生于汉末魏初，说明当时抄书已经开始使用纸张了。纸张的使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材料，诗歌的纸本创作也逐渐兴起。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晌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就是诗歌纸本传抄的较早记载。

两晋时期，用纸传抄诗文作品开始盛行起来。如《晋书·左思传》载，左思构思《三都赋》时，“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后经皇甫谧作序，张载、刘边、卫权先后为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11]2377从中可知，左思的《三都赋》是以纸本为书写材料的，其广泛传播也是通过纸本传抄进行的。石崇《王明君辞》序曰:“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说明石崇的《王明君辞》也是纸本创作。又如张翰《诗序》曰:“永康之末，疾苦痿瘵，故人颇候之。常以闲静，为著诗一首，分句改纸，各有别读。”[17]517陶渊明《饮酒诗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28]这篇序文既指明了作者纸本创作的事实，也交代了其诗由故人书写、传抄的事实。欧阳建《临终诗》结尾曰：“执纸五情塞，挥泪涕汍澜。”[29]“临纸情塞”成为当时表示哀痛的“格式化”语言，可见当时纸张已经成为诗文抒情达意的主要载体。东晋张亢有“昔我好坟典，下帷慕董氏。吟咏仿馀风，染轴舒素纸”[30]的诗句。傅咸的《七经诗》也曾因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写而广为流传。冯惟讷《诗纪》曰:“《春秋正义》曰，傅咸《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所存者六经耳。”[6]603

陆机、陆云兄弟的往返书信中也有很多诗歌纸本传抄的信息。如陆云《与兄平原书》曰:“诸诗未出，别写送。弘远诗极佳，中静作亦佳。张魏郡作急就诗，公甚笑燕王亦以不复祖道，弘远已作为存耳。兄《园葵》诗清工，然犹复非兄诗妙者。云诗亦唯为彼一语，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顿，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篇诗，了不复仿佛识有此语，此语于常言为佳。”“寻得李宠《劝封禅》草，信自有才，颇多烦长耳。令送闲人，又有张公所作，已令写别送。临纸罔罔，不知复所言。”[31]这是陆云与其兄讨论诗歌和书法的两封书信，从“别写送”等语可知，陆云于书信外，还抄写了一些诗作与其兄，“临纸罔罔”则知书信和《劝封禅》草是纸本，而非别的书写载体。

两晋传抄之风的盛行，从裴启《语林》在社会上传播的情形也可见一斑。《世说新语·文学》曰:“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12]269可见，当时《语林》远近所传的主要方式是辗转传抄。

2.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传抄

南北朝时期是纸张在书写领域完全普及的时代。诗歌纸本书写的普及，带来了诗歌抄写传播的兴盛。兹略举数例：

《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32]

萧子显《自序》曰:“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33]

据前引《南史》载，刘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又前引《周书》载，申徽题诗于清水亭，“长幼闻之，竞来就读。递谓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写诵之。”可见，虽然该诗第一次是作者以题壁的方式发表的，但其获得广泛传播是靠长幼纷纷写诵的方式实现的，传抄成为该诗传播的主要方式。

诗歌的纸本书写与传抄是我国造纸技术进一步完善、纸张于书写领域广泛使用的结果。从传播的社会效果看，因传抄可以辗转进行，还可以流动传播，比题壁、石刻等信息源相对固定的传播形式效果要明显得多。

从以上三种诗歌散传形态看，书写传抄的传播形态更为普遍和流行，石刻、题壁的传播还是相当有限的。这种情况与这三种传播形态的书写载体、传播方式有很大关系。诗歌石刻传播与题壁传播，其信息源相对固定，传播范围和效果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题壁传播的书写方式较石刻容易而成为后来比较流行的诗歌传播方式。石刻传播具有永久性特点，而不易刻写，采用者较少，但是随着纸张的普及，后来借助纸本拓印而以纸本形态得以广泛流传，唐宋特别盛行。就诗歌书写与传抄来说，因其信息源处于流动状态，而且可以辗转传抄，所以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明显。但是简牍材料简便易寻而体积笨重、绢帛方便书写而价格昂贵，也影响了其传播效果，最终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被纸本书写与传抄所取代。纸本传播因其书写简便、携带方便而传播范围广泛、效果显著，成为东晋南北朝诗歌单篇散传的主要方式。

注释：

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9页，缺失文字据明申如埙重刻本、（清）陈奕禧《金石遗文录》等文献补齐。

②该集外封署“北流陈柱珍藏”，卷首页首行下钤“小坡”阴文长方印和“文焯校读”阳文方印，“小坡”为郑文焯字号；次行钤有“陈柱字柱尊广西北流人也少时名绳孔”阴文大方印、“好为诗及骈散文亦喜收藏金石书画”阳文大方印、“柱尊”、“陈柱长年”等印。

③据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批木简发现时归于一处，都是东汉的文书，并无其它朝代的东西在内，从其著见的年代来看，最早的是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十一月丁卯，最晚为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九月十二日，其间相隔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风雨诗》当在这二十年间抄成。

[1]孙诒让.墨子间诂[M].诸子集成本：75.

[2]戴望.管子校正[M].诸子集成本：27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55.

[5]陈显远.郙阁颂摩崖石刻初考[J].文物，1976（6）.

[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周兴陆.关于谢灵运诗歌的若干文献问题[J].复旦学报，2008（2）.

[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0][宋]张君房.云笈七签（第四部）[M].“歌赞部”：1304.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严羽.沧浪诗话[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693.

[14]梁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1.

[16]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徐陵编，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M].北京：中华书局，1985：417.

[19]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557.

[20]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35-1736.

[21]董珊.敦煌汉简风雨诗新探[DB/OL].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9.https：//wenku.baidu.com/view/cc44783687c24028915fc 3c6.html.

[22]许云和.敦煌汉简《风雨诗》考论[DB/OL].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文库”，2009.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130.

[2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89.

[25]吴大顺.汉魏六朝纸张发明与书写进程考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1）：51-56.

[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01.

[27]荀悦.汉纪·序[M].四部丛刊本.

[28]逯钦立.陶渊明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86.

[29]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80.

[30]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四○）[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31]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2044.

[3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754.

[3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12.

On the Individual Spreading of the Poems in Han，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WU Da-sh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4）

During the Han，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the individual spreading of poems included three forms：stone inscriptions，wall-poets，and the copies.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Han，Wei and Jin Dynasties were mostly attached to the monument of merit.It was not until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at stone carvings became one of the spreading forms of poem texts.The style of wall-poets began to prevail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including various forms like writing poems on the wall，or on the tree，coffin，pillar and pavilion，etc.In addition to the poet's own inscriptions，there were readers’comments on the them，and there also appeared relevant records of the spread effect of wall-poets.Poetry writing on paper and copying resulted from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aper-making technology and a wide use of paper writing in China.With better spreading effect than some fixed spreading forms like wall-poets and stone inscriptions，transcriptions became the major way to spread individual poetry in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n，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poetry；Individual Spreading；features

I22

A

1671－9743（2017）02－0079－06

2017-02-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魏六朝诗歌传播与文学嬗变”（10YJA751087）阶段性成果，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一。

吴大顺，1968年生，男，苗族，湖南保靖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