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人性观视阈下的性恶景观
——评奥弗德的《白脸》

庞好农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津巴多人性观视阈下的性恶景观
——评奥弗德的《白脸》

庞好农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奥弗德在《白脸》里描写了美国种族主义社会的深层意识和欲望冲动，探测同时代作家未曾触及的阴暗角落，揭示了种族歧视文化如何使黑人变成精神“奴隶”的主体性生产过程。该小说在创作手法上顺应了自我暴露和自我悲哀的城市自然主义文学传统，强化了性恶书写的色彩。从津巴多的人性观来看，奥弗德在这部小说里对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交织描写凸显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杂种族形势和黑人社区的内在问题，展示了系统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情境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和个体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奥弗德关于人性之恶的描写和主题阐释极大地提升了美国黑人城市自然主义作品的文学价值，其主题寓意与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作品相比，的确前进了一大步。

卡尔·鲁斯温·奥弗德；《白脸》；菲利普·津巴多；人性之恶

0 引言

卡尔·鲁斯温·奥弗德(Carl Ruthven Offord, 1910—1990)是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城市自然主义小说家。因其作品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揭露和抨击，他通常被美国学界划入“赖特部落”作家群(Byerman，1985:7)。奥弗德最著名的小说是《白脸》(TheWhiteFace, 1943)，该小说描写了美国南方的黑人佃农不堪白人种植园主的剥削和压榨，勇敢逃离南方的故事。这些黑人来到北方城市后，生存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再次陷入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泥潭。“奥弗德在《白脸》中更多地‘做文件式’地记叙了二战时期发生在哈莱姆区的政治斗争和各种不同政见、运动。另外，他还特别描述了发生在黑人之间的猜忌和仇恨。”(乔国强，1999：68)奥弗德描写了美国种族主义社会的深层意识和欲望冲动以及同时代作家尚未探测过的阴暗角落，揭示了种族歧视文化怎样使黑人变成精神“奴隶”的主体性生产过程。该小说在创作手法上顺应了自我暴露和自我悲哀的城市自然主义文学传统，强化了性恶书写的色彩，给20世纪中期的美国黑人文坛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奥弗德在这部小说里对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交织描写凸显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杂种族形势和黑人社区的内在问题，展示了美国社会人性之恶的多个层面。奥弗德笔下的人性之恶与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33—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在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津巴多便致力于把心理学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治疗或化解害羞、胆怯、焦虑等精神问题。其主要作品有《心理学与生活》《津巴多普通心理学》《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等。的人性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津巴多人性观主要从系统力量、情境力量和特质取向3个方面探究人性演绎，揭示平庸之恶和路西法效应的本质，认为外因和内因的合力是人性由善至恶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本文拟采用津巴多人性观的基本原理，从3个方面研究《白脸》里所揭示的性恶景观：系统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情境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和个体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

1 系统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

美国黑人城市自然主义作家注重描写人们在社会生产、流通及消费过程中表现主体对自然和社会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关注社会文化意识从理想化到工具化的价值观转变。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里，系统力量指的是白人社会中制约黑人行为和自由的一种群体力量，具有社会强制性和群体制约力(Callahan，1988: 32)。这种系统力量可以分为两类：正向的系统力量和负向的系统力量。正向的系统力量会健全法制，改善人权，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负向的系统力量则会践踏法制，侵害人权，妨碍社会进步。针对负向的系统力量，津巴多说，“在强有力的系统力量的支配下，普通人，即使是好人也可能被诱惑加入并做出恶行”(津巴多，2010：489)。奥弗德在《白脸》里描写了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主体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制约，图解了工业化进程中美国黑人向北方城市移居的基本迁徙模式，揭示了南方种植园意识毒害黑人所造成的社会悲剧。他着重描写了负向系统力量对黑人追求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压抑和束缚，揭示这种系统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因此，笔者拟从白人的贪婪、黑人的堕落和种族仇恨3个方面研究《白脸》里负向系统力量所导致的人性之恶。

受白人至上论的影响，美国北方和南方的白人一方面对黑人充满蔑视，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榨取黑人的剩余价值 (Gibbs，2007: 56)。奥弗德在《白脸》里揭示了美国白人的贪婪。从法制层面来看，美国奴隶制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全面废除。以前的种植园变成了农场，以前的奴隶主变成后来的农场主，但一些白人农场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暴力手段把以前的黑奴强行留在农场里当工人，不准他们擅自离开。名义上白人农场主是要付工钱给农场工人，但白人农场主采用的支付方式是先让黑人在自己开设的商店里赊购食品，然后年终结算。由于商品的价格是白人农场主说了算，年终时黑人不但从白人农场主那里得不到一分工钱，反而还会欠下不小的债务。奥弗德在《白脸》里描写了黑人农场工人克里斯(Chris)向白人农场主讨要工钱的遭遇。农场主哈里斯(Harris)对克里斯说：“你种庄稼挣了60美元，比去年多挣了10美元。你在商店的赊账总计90美元，去年留下来的欠账15美元，加起来就是105美元。现在你倒欠我45美元，我还不算那些零头。”(Offord，1943：19)当克里斯质疑哈里斯的算法时，哈里斯利用白人在南方系统力量中的种族优势，扬起鞭子打跑了克里斯。结果，克里斯一家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尽管收成比往年好，但也得不到工钱。当时的黑人农场工人有冤无处申。地方法院一般不会受理黑人起诉白人的案件。然而，美国北方系统力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乐观。比恩大妈(Aunt Ben)长期在纽约的一户白人家里当钟点工，非常不满白人雇主的欺诈行为。她说：“最坏的就是把钟的指针往后拨。……本来是四点钟，但白人雇主却故意把指针拨到三点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多干了半个小时。许多白人都喜欢这样干，你得时常当心呢。”(70)比恩大妈的话语揭示了北方白人雇主的贪婪和狡诈，但没有司法机构惩处白人雇主的违法行为。奥弗德用这些事例表明：美国社会的负向系统力量纵容了白人的贪婪，加深了黑人的生存危机。

白人的贪婪和黑人求生的无助必然会导致黑人的逃亡和堕落。克里斯带着一家人逃出了哈里斯的农场；之后，哈里斯的白人打手连夜到处搜捕，其情形类似于奴隶制时期奴隶主追捕逃奴的场景 (Kim & Grunig，2011: 98)。然而，黑人从南方逃到北方后的生存处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哈莱姆失业工人契斯特(Chester)对克里斯说：“哈莱姆的人没有工作可做，哈莱姆是个靠救济为生的城市。我以为所有的黑人都知道这事，我很多年都没工作了。”(50)在种族歧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里，黑人可从事的工作只有两类，一是干体力活，如洗车、挑煤、洗衣等；另一类是游荡在夜总会门口当皮条客或干一些坑蒙拐骗之事。当时的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黑人就业问题，而是用发放救济的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奥弗德通过对黑人生存状况的描写谴责了政府治标不治本的愚民措施，让黑人长期陷入饥寒交迫的生存危机之中。

系统力量引起的种族仇恨会加大种族之间的鸿沟，加剧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奥弗德在这部小说里从3个方面描写了种族仇恨引起的人性之恶：司法不公、私刑和意识形态冲突 (Salas & Dietz，2011: 35)。在美国北方和南方都存在以下情况：白人打骂、强奸或伤害黑人后通常不会受到法律惩处；但是，如果黑人做出了对白人不利的事件，白人当局通常会立即采取行动，追捕黑人嫌疑犯，严惩违法黑人。正如黑人妇女比恩所言，“如果是黑人强奸了犹太女人，他是不可能活着走出布朗克斯地区的”(352)。每当白人社区发生了刑事案件，黑人社区成为警察搜捕疑犯的主要区域，黑人的正常生活因此而受到警方肆无忌惮的骚扰。黑人克里斯和其妻子内娜(Nella)在出租房里遭到警察的深夜查房，警察漠视黑人的正当公民权利。此外，奥弗德在小说里还提及私刑问题。黑人政治活动家里乌斯(Reeves)在演讲中指出：“成千上万的黑人男性被私刑处死！私刑没有停止！”(244)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黑人男性站在白人女性旁边，只要白人女性发出叫喊，黑人男性就会被白人暴徒抓起来，私刑处死。这样的人生体验导致来自南方的黑人男性对白种女人有天然的恐惧感。克里斯在纽约大街上坐车，一旦看到车上有白人妇女，就会忐忑不安，似乎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头顶。当局对白人的违法事件和伤害黑人事件的熟视无睹，社会系统力量的迁就和不作为助长了白人的人性之恶，使黑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因此，这部小说揭示了美国种族主义社会负向系统力量所引起的人性之恶。奥弗德认为，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南方黑人的种族平等思想和物质欲望被激起，原本愚昧而平静的南方农庄生活被打破，黑人开始了追求人生幸福的各种尝试。美国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导致美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凸现。奥弗德在这部小说里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文化大转变，在情节发展的建构中融入了情境投射与意义贯通的文化元素，阐释了人口迁移作为工业化社会现实的隐喻模式，演示了工业化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遏制和诱骗的文化生产过程。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对黑人在北方生存环境的写实性描写，还不如说是奥弗德对美国大迁移过程中人类生存危机的隐喻性反映。

2 情境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

奥弗德的《白脸》是对灵与肉的自然本性与生物本性的思考与探索，同时也是对南方种植园被美化问题的反冲和对爵士时代喧嚣的反冲，其创作理念体现了黑人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回归。奥弗德借鉴了左拉等欧洲小说家的自然主义创作手法，以新的科学哲学世界观、新的反叛文学观念与再现模式聚焦美国黑人下层社会，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普通黑人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除系统力量之外，情境力量是对人性的演绎有着巨大影响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时常会导致人的理智脱离常规，干出违反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事情，使人从善良的好人变成恶魔。”(庞好农，2016：207)奥弗德笔下的情境力量指的是种族主义社会氛围或场景对黑人所产生的一种超越自控力的外部作用力，通常会引起或导致黑人做出违背初衷，甚至违反法律之事，导致了一些人性恶元素的出现。津巴多认为：“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酬赏及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与认同。”(津巴多，2010：501)因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白脸》里情境力量与人性之恶的内在关联：保命、诬陷和要挟。

奥弗德笔下的保命指的是人们在情境力量场中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所采取的措施，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自我中心性。在《白脸》里，克里斯向哈里斯讨要工钱时遭到毒打，为了从哈里斯的鞭子下活命，克里斯不顾一切冲向哈里斯，猛揍其肚子，把他打倒在地，然后跨过他的尸体，从抽屉里抓了一大把钱，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从一个小洞爬出了农场的围墙，获得自由。这个事件显示了黑人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英勇胆识。克里斯带着妻子内娜和小女儿拉芙(Baby Love)在逃亡途中遭到农场派出的白人暴徒的拦截。为了便于自己逃命，克里斯叫妻子带着女儿回到当地的陆太太(Sister Lu)家，而自己独身逃亡北方。其实，内娜半夜带着女儿回去，很快就会被白人暴徒抓住，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羊入虎口。因此，克里斯“丢车保帅”的话语是其人性之恶在危机时刻的大暴露。之后，克里斯逃到纽约，但仍然摆脱不了杀人逃犯的身份。克里斯在白人家里打伤了妻子内娜和白人主人莫尔温(Mervin)之后逃到大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躲藏。在警察展开大搜捕时，克里斯手持尖刀，企图杀死任何一个可能发现他的人。保命是克里斯在绝境中的唯一选择，排除一切潜在危险是其保全自我的前提。他保命中所采用的措施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性和排他性，也是其人性之恶在情境力量作用下的极端表现形式。

诬陷指的是伪造事实，以言语冤枉好人，诽谤其名誉，或是刻意假造罪状来陷害他人。奥弗德在小说里讲述了内娜的诬陷事件。当内娜把丈夫克里斯被官方通缉的原因告诉莫尔温律师时，她显得情绪很低落。莫尔温用手按住她的手臂，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她的同情和支持，并没有任何性侵的意图。这一举动被躲在暗处的克里斯瞧见，他误以为莫尔温和自己的妻子已经勾搭成奸，于是恼羞成怒，用重拳击倒莫尔温，并对妻子也痛下杀手。但是，当克里斯被警方抓住的时候，内娜没有记恨他，反而积极为他开脱。内娜为他开脱的方法就是诬陷莫尔温。当时，内娜的内心世界陷入了两难选择：如果否认莫尔温是强奸犯，那么丈夫克里斯涉嫌谋杀的罪名就会成立，极有可能被重判；但是如果她指控无辜的莫尔温为强奸犯，便可以为克里斯开脱。然而，内娜的指控根本没有根据，是一个十足的诬陷。这个诬陷是在妻子保护丈夫的情境力量作用下形成和做出的，也可视其为自私心理驱动下的人性之恶的表现形式。

在这部小说里，奥弗德还描写了要挟所引发的人性之恶。要挟指的是扬言要惩罚、报复或危害某人而强迫他答应自己的要求，或者利用对方的弱点，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对方去做某事；受害者在受到要挟之后通常会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黑人妇女内娜受到要挟的场景形成了一个情境力量场：黑社会头子曼尼(Manny)从契斯特那里获悉，克里斯把小女儿的尸体扔到废墟里的事件。根据当时的法律，父母没有随便处理死婴的权力。死婴的处理方式必须经过医院和法院的审批。因此，一旦擅自处理死婴的事件被警方知晓，克里斯就会被捕关进监狱。内娜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非常担心死婴事件公开化。曼尼正是利用了内娜的恐惧心理，逼迫内娜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令。为了进一步控制内娜，曼尼还带着新闻记者和摄像师去内娜的家，给内娜拍照，从各个方面要挟内娜，迫使她一步一步地进入圈套。曼尼的要挟使爱夫心切的内娜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和意志，成为他手上一只待宰的羔羊。

奥弗德在这部小说里从美国的现实多样性以及文化多元性中寻找美国工业社会伦理观对情境力量的作用力，试图从某种意识形态化的种族现实中获得建构黑人新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揭示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寻求自我所面临的各种情境力量场，从而顺应美国黑人城市自然主义的社会价值观。美国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情境力量的作用下可能做出一些违背社会伦理和法制的事件。由此可见，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本能在种族主义社会里得到强化，进而会诱发和加剧人性之恶，导致人性的退化和人格的堕落。

3 个体力量之下的人性之恶

在《白脸》里，奥弗德描写了黑人大迁移时期主体心理理性判断标准丧失后发生的各种事件，揭示了社会现实的不稳定性与主体心理失衡之间的内在关联，图解了印象化的社会主体心理所导致的社会认知偏差和行为越轨以及社会价值取向转向堕落的主要原因，考察了工业化和商业化语境下主体外貌的野性特征与欲望冲动的必然联系，呈现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中“性欲”和“物欲”一体化的心理过程以及以“自残”与“快感”为典型特征的心理幻想和主体行为(Smith，2012: 76)。津巴多进一步阐释说：“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理特质所赋予。”(津巴多，2010：501)因此，笔者拟从亲情沦丧、好色和恩将仇报等方面探讨《白脸》里个体力量与人性之恶的内在关联。

亲情就是亲人之间的感情，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或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亲情沦丧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下人们对亲情的背叛或亵渎 (Corral & Earle，2009: 85) 。奥弗德在这部小说里从两个方面描写了黑人社区亲情的沦丧。一方面，奥弗德描写了表妹夫契斯特的亲情冷漠。契斯特不欢迎表姐内娜一家的来访，见到亲戚没有热情感，并且当着客人的面骂儿子开收音机浪费电费；最为恶劣的是，第二天一早就把内娜一家赶走，完全不顾忌内娜一家可能流落街头的处境。另一方面，奥弗德描写了克里斯夫妇的亲情冷漠。克里斯和内娜对女儿没有尽到一个父母的应有责任。小女儿拉芙生病发高烧时，内娜怕被白人雇主解雇，于是就扔下病重的女儿，赶去白人家上班；父亲克里斯为了避免身份暴露，拒不把女儿送去医院抢救，因为他杀死白人农场主哈里斯后已经成为全国通缉犯。拉芙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最后在家里夭折。克里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逃犯身份，不敢通知当地政府或医院来处理死婴，于是就擅自把死婴抱出去，扔在一个偏僻的废墟里。克里斯把女儿的尸体像垃圾一样扔掉，其行为显现出其亲情沦丧中的人性之恶。

好色一般是指对异性美色的爱好和向往，但是超越了婚姻、爱情和社会伦理底线的好色就可能沦落为淫荡、下流、乱性之类的肮脏行为 (Savelson，2007: 124)。在《白脸》里，奥弗德把黑人男子克里斯描写成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克里斯来到曼尼开办的妓院里，一见到黑人妓女伊莱恩(Elaine)，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大腿。他观察到道：“她的大腿没穿长筒袜，看上去结实而粗壮，她的腰很细，但臀部很翘，优美地与大腿相连。”(176)在酒吧昏暗的灯光里，他盯着她的紧身衣看，似乎透过衣服看到了里面。当伊莱恩上台表演时，克里斯更是目不转睛。奥弗德把克里斯的神态描写得惟妙惟肖，“当伊莱恩出场的时候，克里斯看见了乳罩，像两只大碗扣在乳房上，但是他不知道她身上穿了衣服没有。她出来了，看上去没穿衣服，优雅快速地转动屁股，她的歌声柔中带有野味，随着音乐而起舞。”(179)看着台上伊莱恩的舞姿，出现在克里斯脑海里的是淫荡的念头和欲望的渴求。克里斯是有妇之夫，此时的淫荡心态是其好色之心的外化表现形式。此后，他死心塌地追随曼尼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色欲在作祟。妓院艳女的出现使他对妻子的态度越来越冷漠，最后发展到视妻子为最大的累赘和仇敌。

奥德福把克里斯描写成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首先，克里斯有负于内娜。当他们逃到哈莱姆时，克里斯没有找到工作，他主要靠内娜打工的钱生活。他四处逃亡，生活得不到保障，但内娜对他没有半点抱怨，处处迁就他，给予他浓厚的亲情之爱。然而，他受里乌斯的演讲蛊惑后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甚至怀疑妻子内娜会出卖他。为了杀人灭口，他甚至跟踪妻子，想找一个偏僻之处杀掉她。令读者最为震撼的是恩将仇报，当克里斯被捕后，内娜四处奔走，终于获得了州长的特赦令。当她去告诉克里斯这个喜讯时，他不但没有感受到妻子的爱和恩情，反而从狱警枪套里抢出手枪，意欲杀死其妻子。克里斯的恩将仇报行为是其自我中心论发展到极端的显性表现，也是其人性之恶的深处释放。

通过对亲情沦丧、好色和恩将仇报等场景的描写，奥弗德展示了当时社会文化转型与走向民权运动前夜的美国精神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随着种族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黑人越来越感觉到有一只无形之手制约和束缚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奥弗德所叙述的就是美国黑人在生存危机中抗争、在注定的失败中堕落以及在悲剧性结局中灭亡的故事。但是，这种悲剧化的叙述并不是自然主义作家故意追求艺术效果的产物，而是对当时美国种族现实的一种文学性讽刺。

4 结语

黑人城市自然主义文学在美国20世纪中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工业化进程中文化转型时期的特定意识形态表现，是经历南方重建失败后逃亡到北方或南方城市的美国黑人面对新的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困惑和思索，更是美国黑人逐步在适应工业文明过程中心理震荡和行为失范的正常表现。从《白脸》故事情节的演绎，读者可以清晰梳理出黑人城市自然主义文学在美国的发展轨迹，深切感受到其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学触角。奥弗德不但突破了自然主义的既定概念，而且还对自然主义社会现实进行了多元化审视。在这部小说里，奥弗德追溯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在20世纪中期的传承与塑型，探索了其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进程中复杂的文化模式、社会心理及其个人行为方式的历史变迁，揭示了现代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问题，展示了系统力量、情境力量和个人力量之下的各种人性之恶。正如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所言，“恶——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现；我认为，恶具有最高价值”(巴塔耶，2006: 2)。奥弗德关于人性之恶的描写和主题阐释极大地提升了黑人城市自然主义作品的文学价值，其主题寓意方面与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作品相比，有了显著的进步。奥弗德的创作主题从上一代作家单纯追求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想转化为深刻揭露和批判美国白人社会对黑人从未停止过的歧视和迫害。这个变化是一个“质”的飞跃，是黑人文学作品从种族抗议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审视，为黑人文学融入美国主流文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总而言之，奥弗德的小说《白脸》继承和拓展了理查德·赖特开创的黑人城市自然主义小说传统，对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黑人小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Byerman, Keith E. 1985.FingeringtheJaggedGrain:TraditionandForminRecentBlackFiction[M].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Callahan, John F. 1988.IntheAfro-AmericanGrain:ThePursuitofVoiceinTwentieth-CenturyBlackFic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orral, Melanie D.& Jared L. Earle. 2009.GoldMining:FormationandResourceEstimation,EconomicsandEnvironmentalImpact[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Fleissner, Jennifer L.2004.Women,Compulsion,Modernity:theMomentofAmericanNaturalism[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bbs, Raymond W. & Herbert L. Colston. 2007.IronyinLanguageandThought:ACognitiveScienceReader[M].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Kim, Jeong-Nam & James E. Grunig. 2011.SituationalTheoryofProblemSolvingCommunicative,CognitiveandPerceptiveBases[M]. New York: Routledge.

Offord, Carl Ruthven. 1943.TheWhiteFace[M]. 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 Company. (本文中来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不另作注)

Salas, Eduardo & Aaron S. Dietz. 2011.SituationalAwareness[M]. Farnham, England: Ashgate.

Savelson, Donald W. 2007.Asbestos:Regulation,Removal,andProhibition[M]. New York: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Smith, R. Scott. 2012.NaturalismandOurKnowledgeofReality:TestingReligiousTruth-Claims[M]. Burlington, VT: Ashgate.

杜隽. 2000. 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中介[J]. 杭州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3): 27-31.

菲利普·津巴多. 2013.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孙佩妏，陈雅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庞好农. 2016. 好人是如何变成坏人的：从《街》探析佩特里笔下的路西法效应[G]∥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213.

乔国强. 1999. 美国40年代的黑人文学[J]. 国外文学(3): 63-69.

乔治·巴塔耶.2006. 文学与恶[M].黄澄波,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校：冯 革

An Investigation of Evils Based on Philip Zimbardo’s Idea of Human Nature: A Study of Carl Ruthven Offord’sTheWhiteFace

PANG Haonong

InTheWhiteFace, Carl Ruthven Offord presents the deep consciousness and impulse of desire in racist America and the seamy sides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dealt with by the writers of his age, disclosing the subjective changing process in which black people are turned into spiritual slaves. In terms of writing techniques, this novel adapts itself to the urban naturalistic literary tradition of self-revelation and self-griev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ip Zimbardo’s idea of human nature, by means of the interweaving description of human virtues and evils in this novel, Offord highlights the complicated race situations and internal problems in black communitie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demonstrating evils of human natu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systematic force, situational force and individual force in America. His description of human evils and his thematic concerns greatly raise the literary values of African American urban naturalistic works. The thematic implication of his work, compared with the black fiction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 indeed makes a greater advance.

Carl Ruthven Offord;TheWhiteFace; Philip Zimbardo; evil of human nature

I712.074

A

1674-6414(2017)04-0007-06

2017-03-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之性恶书写研究”(14BWW074)的研究成果

庞好农，男，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