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契约文书整理述要

周小莉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136）

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契约文书整理述要

周小莉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136）

21世纪以来，我国古代契约文书的整理在地域影响、学科研究和多民族背景等的综合影响下日益呈现出区域性、学科性和民族性等特点，对古代契约文书搜集整理规模化、集中化更加促成了21世纪以来的契约文书研究成果的丰富。

古代契约 契约文书 整理 述要

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特别是明清契约文书，具有数量众多、内容涵盖面广、研究价值大等特点受到相关学者研究的青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地契约文书的出现，考古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种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契约所承载的经济关系以及契约文书所具有的特定效力更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有关机构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也拓展到相关学科和其他研究领域。

一、国内外中国古代契约文书整理和研究现状

在我国，对契约文书的整理最早见于清代佚名所作的《安徽歙县地契汇编》[1]105，作为一部地契文书的整理汇总，它是中国最早的契约文书汇编。在明清契约文书方面，社会经济史家傅衣凌先生最早关注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相继著成《福州佃农经济史从考》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随着契约文书的相继发现和学术探索影响，学者们纷纷关注到了契约文书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杨国桢先生在傅衣凌教授的影响下，也开始整理清代闽北地区的土地契约文书，他的明清经济史专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就是根据各地土地契约的特点对明清社会经济环境进行的综合考察与研究，同时闽南地区契约文书的整理则体现在《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一书中，其中收录的九百余件清代民国时期的闽南契约文书，不仅成为展示闽南地区契约文化乡土特色的史料，还成为探析台湾契约文化的重要源头。台湾地区也将许多馆藏契约文书整理出版，“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也于1997年出版了《台湾古书契》”[2]127，两地区契约文化整理出版，也更好地为学者们理清了契约文化从大陆传播到台湾的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各科研院校和各文化机构在自身收藏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合作，出版了许多契约文书汇编。研究范围也从对福州、徽州各地契约文书的整理和收集，扩展到了国内其他地方，如贵州、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研究视角也从社会经济史研究拓展到了古代法制实践和学科专业史的探讨。

从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一些科研院校开始对契约文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研究方向多样，研究角度各异，研究成果颇丰。经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各界学者以各地契约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图书数量达170余部、期刊800余篇、学术论文130余篇，整理成果的丰富使得研究成果激增。这足以说明各界学者对我国古代契约文书的重视。

国外对清代契约文书的研究集中于日本和美国，主要是基于国外学者自身收藏或各研究所、图书馆等机构所收藏的我国清代契约文书，比如日本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和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所藏我国清代契约文书的整理和公布，相关著作主要有1983年和1986年由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编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这两册资料集以及1987年由科大卫等编的《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约辑录（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美国方面主要收藏于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东南亚图书馆和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山本英史的《关于哈弗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契约文书》则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收藏的关于我国珠江三角洲土地契约文书和苏州土地文书的基本情况。虽然美国收藏的契约文书少于日本，但是对于清代契约文书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21世纪以来古代契约文书的整理

资料的整理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就古代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而言，契约文书的整理成果往往体现在各类整理书籍的出版，因而各种对契约文书的汇编、契约文书集，契约文书辑选等均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成为研究者们进行利用的重要的形式。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的整理也呈现着区域性、学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1.在区域性背景的影响下，契约文书整理成果呈现出地域特色。各地古代契约文书整理的地域性，不仅在于历史、地理上分散的区域不同，还在于随着古代契约文书整理的深化，使契约文书存在的空间范围细化到收藏范围的地域性，比较典型的有徽州契约文书、贵州清水江契约文书以及江浙地区契约文书的整理等等，这种地域性在21世纪以来古代契约文书的整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徽州文书由于庞大的典藏、丰富的历史信息而受到学者关注，从20个世纪4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徽州文书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向外流传，由于受文革影响，徽州文书大量受到焚毁。改革开放后，幸存的徽州文书再次被海内外学者所重视，如今徽州文书的研究也扩展到了政治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刘伯山先生是私人收集徽州文书的大户，后来将所收藏的全部契约文书捐给了安徽大学，由他所编的《徽州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收录了明清时代到民国时代黟县契约文书2505幅、祁门县契约文书2490幅，并相继在2006年、2009年、2011年出版了第2辑、第3辑、第4辑,书中所涉及的契约文书内容十分丰富，既提升了契约文书的整理价值，还方便了学者研究。这一阶段还有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该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宋、元、明时期的各类契约文书，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环境的重要史料，同时也继续丰富了徽州文书整理成果。

除徽州契约文书之外，其他地区的契约文书整理也相当丰富。如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林业契约、浙江宁波的田地买卖契约、广东土地契约文书、台湾民间遗存契约文书的整理。广东在21世纪的成果体现在对土地契约文书的编纂，“代表性的成果有谭棣华主编的《广东土地契约文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该书收集了广东及海南、香港、明清民国初年民间土地交易契约文书近500份”[3]121，对于了解相关地区土地权利的转移和变化也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福建省在大陆和台湾的交流过程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所以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传入的契约文书在台湾经历本土化发展之后，虽然有着种种差异，但是大陆的契约文书制作方式和使用规则却和福建地区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因而该地区契约文书的整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台湾地区契约文书，从陈娟英、张仲淳编著的《厦门典藏契约文书》（建美术出版社，2006）一书中我们就能看到，此书不仅收录了厦门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原件和契抄簿为主，还同时吸收了社会人士个人收藏的有关闽台的契约文书，共计1117件，“最早的一件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最晚的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4]18。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与厦门大学共同编纂的《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九州出版社，2014）收录了大量的以民间收藏的清代官府、民间、家族及对台关系的契约文书，福建地区特别是闽南契约文书是两地研究地方经济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对于两地契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特殊价值，也凸显了闽、台两地契约文化的同根同源。

从锦屏文书到后来的清水江文书更名的改变，随着贵州清水江文书在2010年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各学者对清水江文书的关注与研究仍持续发热。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孙兆霞等编《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一书，该书整理了贵州省安顺市吉昌(屯)从1733年到1961年间200多年438份契约文书，该书为学者提供用村落视角窥视社会经济变化的新视角；同时汪文学编《道真契约文书汇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收录道真契约文书374件，也生动展现了自乾隆二十三年以来直至解放战争初期两百余年仲家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乡村视角关注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受到经济史学者的重视，还受到了社会史研究者们的青睐。

各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各高校在自身馆藏的基础上，也出版了相关整理成果。为推动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和促进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云南大学编辑出版了《云南大学边疆历史研究丛书》，由林文勋，徐政芸主编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共6卷）》（人民出版社，2013）收录了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164件宜良契约文书，介绍了从清嘉庆九年1804-1950年“清代文书土地与财产关系文书”、“宗族文书”、“社会关系文书”、“企业文书”和“官府文书”五大类”[5]3，对研究乡村和国家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契约文书整理的空间范围也从大领域细化到小地区，这种转变也使得研究的具体化成为可能。我国契约文书数量收藏较多，种类繁杂，涉及面较广，这种地域性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使得契约文书在对同一地区的不同行业和同一行业的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成为未来研究新趋势。

2.契约文书的搜集与整理同样也带来了学科史的研究，而学科史的研究又要求契约文书的整理既要具有针对性，还要满足学科专题研究的需求。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的发展演变的历程，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法律史，更是一部社会史，在契约文书整理基础上的契约文书研究，目前表现出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相互独立的研究状态，而且任何时代背景下的权利与义务的改变与交换都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社会习惯等大框架下产生和演变的，因而学科史的研究又要求契约文书的整理既要具有针对性，也要为专题研究提供方便。

这一阶段的契约文书的学科史整理成果主要聚焦在经济、法律等各专业方向的整理。在金融史方面突出的有2015年吴秉坤写的《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该书学科特色的整理非常鲜明，在利用黄山学院所藏的徽州文书的基础上，整理出了当时市场借贷利率数据的借贷文书，书中的契约文书“囊括了清至民国的每年每月，并挑选一部分契约文书原件按时间顺序影印附录出版，成为研究中国金融史的坚实基础”[6]13。此外刘小萌所著的“《北京商业契书集——清代到民国（全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它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4000余件北京契书中精选400件商业契书汇编而成”[7]23，还分别附录了《北京商业契约文书集简表》，作为研究古代经济发展的商业文化，是非常珍贵的经济史料。

也有很多学者利用契约文书研究古代的民商法律文化和约定俗成的民间条约。在陈永胜写的《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作者利用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进行法律制度研究，这些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约300余件，来探讨我国民商法律文化、特别是契约制度的法律实践和家庭财产继承制度法律观念的发展演变。

3.在少数民族的契约文化整理方面，出现了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契约文书整理成果。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的挖掘不仅成为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活动和历史变化的重要依据，还是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资料，这种契约使用习惯的相互渗透，也能够窥视出各民族间思想文化、生活习惯、乡民条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的《彝文账簿文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此书收集并注释了云南武定、禄劝地区的彝文账簿、契约文书，是一部研究清代彝族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此外，由陈金全、杜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2008）也主要收录了大量的清代苗族的契约文书，极大地促进了对清代苗族社会生活的研究。

同时畲族的婚契约、民间田契和侗族的林契都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从整理和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对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的研究路径一般首先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次，再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深入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还有利于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同时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填补了很多方面研究的空白，台湾地区为了研究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开始关注当地土著居民的研究，积极出版编纂相关著作，“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于2004年编纂的《大岗山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8]127，就涉及了大量的平埔族和汉人之间的土权变更契约。

三、古代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互动

契约是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变化而产生的，所以不仅具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实时性和适用性，还具有区域性和私人化等特点。整理成果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研究成果的繁荣，不仅是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在契约文书的研究也渗透到了各专业的学科史研究。

1.经济史学者对契约文书整理成果的挖掘。济史学者利用契约文书整理成果，重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挖掘古代土地制度的变革、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国家税制征收情况、民间土地权益的变动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契约文书作为经济史研究重要的文献资料,通过对其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帮助我们深入地认识历史与客观地理解民众生活。

2.法律学者对契约文书整理成果的剖析。法律界学者利用契约文书整理成果，则从契约所体现的乡规民约来剖析法律制度、法律观念以及在国家法制度之下的民间法在契约订立程序的履行。契约关系实质就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社会实践中契约的使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受到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民间人们交往过程中的习惯法影响，这种以契约定置归属和以契为凭的契约观念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3.语言学家对契约文书整理成果的诠释。语言类学家利用契约文书整理成果，则从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的用语、用词、语法等角度来考察民族语言文化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不仅体现在口耳相传的语言传播，还需要为民族语言的存在寻找历史依据，各地区的语言用词，话语习惯在契约文书上的不同印记，所展现的各地区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地域文化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特点。

[1]任吉东.近代中国契约文书及其研究[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7）.

[2]赵彦昌.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编纂沿革考[J].档案学研究，2016（6）.

[3]赵彦昌.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编纂沿革考[J].档案学研究，2016（6）.

[4]陈娟英，张仲淳.厦门典藏契约文书[M].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10）.

[5]林文勋，徐政芸.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2 卷[G].人民出版社，2013（2）.

[6]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社，2015（3）.

[7]赵彦昌.北京民间契约文书编纂研究[J].北京档案,2015（12）

[8]赵彦昌.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编纂沿革考[J].档案学研究，2016（6）.

On the Collation of Contract Documents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Zhou Xiaoli

(History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contract documents in China,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local effect,subject research and multi-ethnic background,shows clearer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regional, disciplinary and national.The large-scale and concentrated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ancient contract documents further promotes the rich research results of contract document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cient contract;contract document;collation;summary

周小莉，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档案学专业。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12.06

G275.1

A

2017-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