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地方人才选用
——基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实验区的考察

王 燕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地方人才选用
——基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实验区的考察

王 燕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人才是农村社会重建的基础和希望。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注重对地方人才的选用，使农村改进人才的角色得到了充分定位。在徐公桥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了地方持续发展，选用本地人才作为改进事业的主体力量；身先士卒的乡村领袖为农村建设提供示范作用；热心改进的当地农友在参与活动中唤起心中的乡土情感；注重对乡村青年的培养，为农村建设提供后继力量。

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人才选用；乡村建设

民国时期众多学术团体都曾致力于乡村教育活动。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作为职业教育的学术团体，有着独特的人才定位视角。职教社领袖之一黄炎培认为，在职业教育中，教育者应作为“剧场中的客卿”，要充分选用当地人才进行地方整体改造，秉持乡民自治的观念，站在本乡人自主、自助的立场上开展乡村教育活动。徐公桥作为职教社的第一个实验区，以其为中心的考察，便于我们了解职教社在乡村建设活动中准确的人才定位观。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人才定位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教社对乡村建设中的人才角色逐渐有了清晰定位。作为乡村建设事业的办理人，农村工作者应处于辅导地位，在确定乡村建设目标后，要努力引导农民发挥作用，依靠他们自身的优势，做到“一切工作均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能引起当地人民对于事业的赞助与努力”[1]1。

1.实现地方持续发展

黄炎培提出，乡村建设运动要以当地人为主体，在徐公桥改进事业终了后，“能以当地人才继续举办为度”[1]6。简言之，“徐公桥是徐公桥人的徐公桥”，建设者要明确自己的工作性质，即作为“剧场的票友”，站在客位上帮助乡民建设成功[2]28-29。在徐公桥实验区移交昆山政府接管后，乡民们能自主建设乡村。改进活动中增添的设施要以本区财力能负担为标准，在改进事业终了后，“能以当地财力继续为度”[1]6，万不可出现“招了许多人才，花了许多钱财，办得过于花团锦簇，超过地方上继续维持的能力”[2]29的情况。

职教社始终把民众自治和乡村整体发展作为优先考量的对象。在主办徐公桥乡村实验时，职教社制定了六年改进计划，意在实现乡民自治目标。在六年试验期间，职教社领袖之一江恒源提出必须发挥民众在改进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使他们掌握自主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使基层社会逐渐呈现蓬勃向上的景象。此外，黄炎培认为，乡村建设运动要有特定的程序性，改进者要“深入民间”，走进农村调查整体情况，寻找“当地一般热心家”，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充分了解乡区民众的日常诉求，进而做到“与农民合作”，共同改进乡村境况，实现“农民自动改进”。唯有民众掌握乡村自治能力，方能带动乡村持续发展，甚至改善全国农村衰落的整体面貌。试验计划最终圆满完成，徐公桥镇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江恒源在将职教社的纪念碑赠移给改进区和当地热心人士时，面致改进区和改进会主席蔡望之：“深信必能继续以往精神，益加奋勉，俾发扬光大。农村事业前途，实利赖之。”[3]

立足乡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徐公桥开展的乡村试验活动使乡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开辟了江南新农村自治的一隅，徐公桥显得独树一帜。

2.确定选用地方人才

在开展乡村建设事业之前，职教社做过关于江南农村生计方面的调查，也对徐公桥镇区的整体改进方案有了大致规划。他们认为，要确保乡村建设运动能顺利开展，选取合适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方法之外，更要紧的是注重对当地人才的选用和培养[4]，人才的恰当选用与试验结果的好坏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乡村试验工作中，人才和经费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要知办事固不能无经费，然苟地方意见分歧，人才缺乏，经费难裕，无补事实”[1]70。黄炎培在探索徐公桥试验道路时，大声疾呼：“就为了徐公桥，感悟到人才的重要与缺乏”[1]31。在他看来，开展乡村试验，要集中各方力量，培养有为人才，试验期满后，“地方负责有人，自无尤后继无人”[1]70。

在徐公桥实验区，职教社阐发了理想中的选才方式。他们认为，开展乡村实验，要想“行之有效，……宜选取践履笃实能了解村民心理易取得其信仰者”[5]。指导农村改进人员是首先要关注的，“尽可能地广征博访，测验甄选，一经入社以后，非至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更动甚至黜退”[6]。江恒源认为，不管是专业的农村指导人员，还是本地的改进人才，“既希望其人数增多，足供幅员广大之中国的分配，同时并希望其质地优美，确能有裨于目前危险的国家”[7]。另外，他还提出领袖人才需要具备的几项条件：一要明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并具有爱护中国文化历史的热情；二要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形，观察精透，明其弱点与病状，能用新的有效方法加以疗治；三要思想精密，胸襟阔大，博爱互助，勇敢，明达，能牺牲自己利益，保护公共幸福；四要能适于团体生活，具有组织知能；五要刻苦耐劳，能发展创造，节制占有欲……

改进人才的选用和培养，获得了当地人士与政府的认可。昆山行政当局“同情徐公桥过去之事业及今后继续之努力”，给予了相应的经费拨助，使徐公桥的改进活动，在额定每年1 500元经费的基础上得到了更为可靠的保证，“是则此后经费，亦毫无问题矣”[1]70。

可见，优秀地方人才的选用对乡村改进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改进会指出：“他们把徐公桥所以办得成绩，一方面是会里的功劳，另一方面是当地人士的功劳。”[8]133乡区热心人士的支持和配合更进一步推动了徐公桥实验区的建设。干事们仰赖着地方领袖的热心帮助“才能使会务进行不懈，略有一些事业可言”[9]11。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地方改进人才的选用

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职教社注重对本乡村民的选用，严格筛选，选拔优秀的建设人才。以蔡望之为典型的地区领袖、热心改进的农友和具备才干的进步青年，构成了徐公桥实验区的主力军。职教社“最初敢于放心放手，在这一个地方试办改进事业，可以说完全是因有蔡先生及其他诸位先生”[9]13。

1.争取地方领袖支持

对于基层社会而言，乡村领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学家杨开道指出，“领袖的重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的”[10]，中国农村的建设需要依靠一帮平民领袖。然而，如何培养乡村领袖，留住乡村建设人才，“使有用的人愿意来乡间做事，是眼下极须注意研究的问题”[11]。

蔡望之先生是徐公桥鹭惊浜人，“世居徐公桥镇，乡望素隆，且勇于任事”[12]，从事乡区的领导工作，曾担任江苏省省议会议员，清刚正直。蔡望之作为地方领袖的典型，在职教社建设理念的感召下，积极协助社员进行实地调查。黄炎培认为，地方领袖要处处身先士卒，做到三个方面：做事自己首先示范，“自己不赌钱，方可劝人戒赌，自己不吸烟，方可劝人戒烟，劝农民整洁”[13]；公私要分明，不能假公济私，“给人家看轻，从此说话不响”；领袖之间要精诚团结，“自己先不能团结，何能团结一乡？”[1]5职教社领袖之一赵叔愚来徐公桥进行调查，抵达安亭镇后，“即夕向蔡君及农校教职员详询徐公桥附近乡村之社会、经济及教育状况”，次日，又与蔡望之等一同前往徐公桥镇一带实地调查，并在该处与蔡望之进行“详细讨论”[12]。在乡村建设中，蔡望之率领民众实行节流措施，希望通过减少节俗的开支增加地方生产资金，充分发挥了地方领袖的作用。蔡望之承办儿女婚宴，也一改以往铺张浪费的情况，节流的理念为乡民日常生活树立了典范。

江恒源对蔡望之的作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从中华职业教育社，派员初到徐公桥起，直到现在，望之均无事不予以相当的帮助。”[9]53除了蔡望之发挥模范作用外，还有村长等地方领袖承担着改进工作。徐公桥实验区共有新溇、陈浦、杨家浜和南戴等28个村，每村设村长1~2人，并且要求具有热心公益和革新精神。乡区定期举行村长谈话会，联络村民，讨论农村建设事宜，每2周一次，请名人演讲，力图做到整体革新。地方乡望和村长的积极配合，使乡村建设运动在基层社会中引起热烈反响。

2.激发农友乡土情感

中国以农立国，农民的力量不可小觑。知识分子虽处于农村改进的领导地位，但终属于外来人员，缺乏地方认同感，倘若能获得农友的支持与配合，激发他们内心的乡土情感，乡村建设工作自然能顺利开展。改进会主任陆叔昂指出，徐公桥的改进工作中的办事员“十分之九是本地人领导，切忌聘请言语不通的外乡人”[14]。 异乡人因生活习惯和语言交流的差异，对乡村事业的开展必然造成一定阻碍。职业教育家何清儒认为：“农村事业的实行，如以农村以外的人为主体，总是发生隔膜误会，不能成为纯粹社会的工作。”[1]1

职教社认为，“地方事，端赖地方人自觉自动自主”[1]70，乡村建设如果仅仰赖地方少数领袖的主持，难以推动发展。职教社对当地农友的重视，唤起了他们心中的认同感。在职教社从事改进活动期间，农友时常向改进会馈赠土物，以显示他们的殷勤厚意。改进会定期轮流驻宿农家考察，“每至一村，欢迎招待，少长咸集，共相谈话，其亲爱情形，不啻家庭团叙”[8]123。改进会“选举当地农友为干事，练习其办事之才能，以谋基本组织之健全”[1]70，农民干部受改进会的指导，群策群力，办理会务。1931年4月，徐公桥试验区举行了一次耕牛比赛，农友们积极参赛，热情高涨。改进会的干事们制定了详细的比赛大纲，规定了奖赏办法，成绩前三名者，将给予特别奖品。江苏农矿厅、昆山县政府、建设局均派代表出席致训。职教社的做法激发了徐公桥实验区农友的乡土情感，形成了农村改进的认同感，使实验区良好的社会风气始终不变，民众们能秩序井然地劳作生活，与职教社的改良精神切实呼应。

3.注重培养乡村青年

青年是“推动乡村工作的中心力量”[15]，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活动能力。本地改进人才要多选用稳健而有相当才能的青年，“一切设施，皆须认定此点，随时随地，唤起村民注意”[5]，注重选拔“对农村事业已经有相当认识根底和兴趣的青年，最好是生长在农村，与农村生活不能分离的农家子弟”[16]。青年们加入到乡村建设活动中，充分发挥地方人才对农村改进的引导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为农村社会的重建灌输源源不断的可再生力量。

乡村建设事业的成功，关键还在于对农村青年改进人员的培养。农村青年改进人员除一部分担任乡村设计指导，具备一些经济农事医药常识外，还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高深的研究”，善于“贩好货，汲取优秀改进方法”。如在改良农事上，他们“遇有问题发生，便转身去讨教，贩得好货，取得方法，马上回来，就交给农民”[1]4。这样，“高高学府的文化恩惠，可以下及于胼手砥足的农人；而无知无识的农人，也可沐受文明的日光，渐渐提高地位了。”[1]4

为了培养农村青年改进人员，职教社开设教育讲习班，组建农村改进队伍。1928—1929年，职教社开设乡村教育讲习班，吸收数十位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参加，以苏、浙、闽、川等省为主，采取自学的方式，结合乡村工作时间，加以辅导。乡村教育讲习班基本所学科目包括农村经济和农民教育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黄炎培、江恒源等先后作专题讲座。培训结束后，由职教社指派农村青年改进人员到各地从事乡村改进工作，协助徐公桥实验区的整体改造事业。

徐公桥中心小学的校长和青年教职员，更是热心改进事业。校长和教职员们“不仅仅教育几个小孩子，就算完事，同时还要考察到各个小孩子的家庭，设法去教育他们的父亲母亲哥哥姊妹”[17]。乡村学校的青年教职员，要设法把一村的成人教好，引导农民提升日常的生活工效。因此，青年服务人才需要具备科学家的头脑、教育家的兴趣、农学家的知能、农夫的身手和社会改良家的热心，“能勤勤恳恳地教育一村的上学小孩子……能和全村的人民相联络，教导他们耕种，指示他们自治……能创造新的娱乐方法，以引起农民兴趣，鼓舞农民精神”[17]。徐公桥这个地方，“教职员参加合作，以扩大办事之精神，青年之严格训练，以储养后起之人才”[2]70，堪称乡村建设的典范。

三、结 语

地方人才是基层农村重建的基础和希望，开展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必须要有足以担任建设事业的大量人才。职教社注重对本乡村民的选用，充分发挥了徐公桥乡村建设的人才资源。在改进活动中，黄炎培认为，多说空话，村民未必相信，应当凭借领袖的示范效应，取得村民信任，让民众信服农村改进的益处，领袖们“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2]29；激发广大农友们的改进热情，培养他们心中的认同感，为乡村改进开辟道路；注重对优秀青年人才的选拔，更为徐公桥持续发展提供后继力量。

职教社对徐公桥实验区的改造“有目共赏”，乡民心中也逐渐树立了对职教社的信仰，在职教社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支持，充分诠释了当地人才的主体力量。改进会凡有需求，乡民只有乐从，宣布筑路，大家愿意捐出工来；要加宽路线了，路旁的地主愿意让出地来，乡民愿把偶然得来的钱捐给改进会，甚至有乡民“临终遗嘱愿意把他生前辛苦积累得来的钱捐给改进会”[2]29。显然，信仰已牢牢扎根于徐公桥乡民心中。职教社与民众相互信任、相互帮助，使改进者与乡民的“帮”与“助”角色得到了相互转化，对其他职业教育活动的开展影响深远。

地方领袖、热心农友和乡村青年的通力合作，共同铸就了徐公桥试验区的显著成绩。正是职教社和徐公桥乡民的协力合作，充分诠释了职教社的独特选才视角，对农村改进人才给予恰如其分的定位。

[1] 姚惠泉，陆叔昂.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4.

[2] 黄炎培.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的小小经验[J].教育杂志，1934（2）.

[3] 昆山文史：第六辑 [Z].昆山：昆山县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1987：74.

[4] 王燕.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生计教育与农业改造及启示—以徐公桥乡村建设为例[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36.

[5] 抱一.某自治农村进行方案之研究[J].教育与职业，1929（4）：1021.

[6] 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等.从困勉中得来—为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四周年作[J].国讯周刊，1941，268：4.

[7] 江问渔.目前中国教育应取之方针及职业教育实施之标准[J].教育杂志，1934（1）：17.

[8] 陆叔昂.三周岁之徐公桥[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1.

[9] 江恒源.徐公桥[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

[10] 杨开道.农村领袖[M].上海：世界书局，1930：6.

[11] 李景汉.住在农村从事社会调查所得的印象[J].社会学界，1930（4）：4.

[12] 乡村社会卷[M]//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李文海，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546.

[13] 江问渔.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六个中心问题[J].教育杂志，1935（9）：16.

[14] 凌莘子，徐因时.参观徐公桥新村记[J].江苏教育通讯，1933（4）：28.

[15] 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宋荣恩，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898：77.

[16] 方悴农.农村建设实施纪[M].上海：大华书局，1935：335-336.

[17] 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事业试验报告[R].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2.

[责任编辑：马 斌]

Selection of Local Talen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Xu Gong Qiao Experimentation Area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WANG Yan
(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0, China)

Talents are the foundation and hope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takes the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its miss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local talents, and shapes the rural role in talent selection. To promot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chose local talents in Xu Gong Qiao Experimentation Area as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local development. Rural leaders took a lead in participating in rural construction. Local emotion was aroused when farmers who were eager to improve were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The association laid great emphasis on the education of rural youth in order to provide follow-up support for rural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 Talent selection; Rural construction

G719.29

A

1671-4326 (2017) 01-0030-04

10.13669/j.cnki.33-1276/z.2017.007

2016-10-24

王 燕（1991—），女，江苏太仓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