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血寻梅》
——对人性的拷问

王中栋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踏血寻梅》
——对人性的拷问

王中栋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由翁子光导演执导的《踏血寻梅》是一部具有“新香港精神”的影片，以严肃的叙述基调和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展开对事件真相的追问。影片从残酷的现实、人的价值、破碎的理想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及其人性，折射出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踏血寻梅》；叙事结构；人性

由翁子光导演执导的《踏血寻梅》是一部以悬疑犯罪为原型、具有独立精神的影片，凭借纪实性情节的电影风格，获得了高度的关注，被誉为香港电影的新希望。影片以严肃的叙述基调和相对复杂的叙事结构，力求深入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引导观众了解“真相”：同为社会边缘人的王佳梅和丁子聪苟活在香港的社会底层，相似的情感经历和社会身份使同样孤独、迷惘、绝望的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无从选择的相遇，却导致了悲剧的开始。作为警察的臧以客观审视的视角构成了影片的第三条线索，稳固的三角叙事结构使小人物的混沌生活和悲惨遭际更显真实。三者之间形成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的因果关系，臧的单一的警察身份逐渐转化成具有悲悯情怀和评判标准的观众身份。为避免叙事碎片化，翁子光导演巧妙地将具有普遍性、概念性的“人性”核心命题融入“踏血”“孤独的人”“寻梅”三个部分当中，使影片节奏与人物情感形成巨大的戏剧张力，使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城市空间和人性心理呈现在观众面前。

一、踏血——残酷的现实

《踏血寻梅》的影片风格是冷峻残酷的，甚至是带有恐怖色彩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探寻事件真相的同时，观众能感受到边缘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卑微，人性被无情地碾压和扭曲。真相的终端是人性的伊始，翁子光导演不仅看到了当下现实社会背后的残酷，同时将这种残酷延伸到过去和未来。一种生比死更彷徨的现实压力贯穿于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身体被任意地蹂躏，精神被随意地践踏，青春的躯壳也始终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最终迷失在这座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成为孤独的寻梦人。显然，《踏血寻梅》所塑造的人物并没有延续经典港片里困苦中带有韧性的香港精神，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独立和纯粹的姿态诠释当下的“新香港精神”。翁子光导演将人物放置于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的相互转换之中，没有主流人物的反衬，隐忍克制地揭示现实吞噬人性的核心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看作是香港电影在自我修复过程中本土文化身份的回归与复兴。香港电影研究专家王海洲认为：“文化意义上的香港电影不会消失，香港本土有内在的需求，它表现香港本土的生活和香港人民的趣味，有着自己的生长空间。”[1]

生于香港的货车司机丁子聪，本应具有本土市民的优越感，但童年不幸的家庭变故使他形成了孤僻、阴郁、古怪多变的性格，对长相的不自信更是加剧了其内心的自我封闭。痛苦的经历和孤独的成长过程使丁子聪厌恶社会，本能地抵触与人交流，从而丧失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唾弃和排斥他人，执迷于过去而不能自救。臧是一个不向现实妥协的失败者，家庭中他是一个失败的丈夫，工作中他又是一个被忽视的下属，繁重的现实生活带给他的是顾此失彼的绝望，不善交际的他逐渐与社会脱节，于是他沉迷于案件以寻得一丝安慰。拍照成为他抒发情感、与外界沟通的方式，他喜欢在案发现场拍照或自拍，将人与物留在虚拟的影像当中。这种举动与其说是臧作为警察例行公事，不如说是他象征性地将自己凝固在案发现场，渴望保存案件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以此表达对现实的珍重之情。王佳梅作为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女，初到香港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可生存的困境、阶层的差异、社会的冷漠将她逼向了绝境。当她内心的梦想无法实现时，只能通过物质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并把它们当做一种神圣的希望。她渴望能像模特一样拍艺术照，渴望得到属于自己的心形耳环，渴望像上层社会的人一样生活，将自己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物质身上。耳环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装饰品，母亲夺走了耳环，并非物质的消失，而是希望的落空。物质是她与上层主流社会沟通的唯一途径，也是她与社会沟通的唯一方式。当她听到“这台不能送你，我可以再买一台”时，她的内心是绝望的：希望是不可替代的，她试图追求生命中一切的美好，却被残酷的现实阻断了所有的希望，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抓不住。因此，她开始迷惘，变得孤僻。“城市的残酷放大了人性中的病态与扭曲，而杜可风华丽的摄影，张叔平完美的剪辑以及杜笃之出色的音效又将‘视听奇观’与‘故事奇观’相融合，个体的疏离状态在寂寞隔阂的社会空间中被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呈现出人物各自的迷茫、绝望与幻灭。”[2]

翁子光导演通过过去、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对残酷的现实问题进行详尽的剖析，三条线索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间轴线，但最终都因为“踏血”这一主线联系在一起。当丁子聪神态若然地解剖王佳梅的尸体时，双手沾满了鲜血，残忍逼真的场景甚至令观众不寒而栗，最终因臧的介入逐渐拨开云雾。影片既呈现了惊悚恐怖的效果，又不失戏谑荒诞的叙事色彩，隐喻人类无法操控命运。当观众审视整个事件时，对与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拷问，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最终的关注点是王佳梅和丁子聪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二、孤独的人—人的价值

内心孤独的人往往渴望被认可，可残酷的现实却无情地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边缘人连最起码的尊严都丧失掉了，何谈人的价值！王佳梅是一个渴望得到认可的姑娘，她为了融入香港都市生活，努力学习广东话，脱下高跟鞋放下尊严奔波在街头，可始终逃脱不了被压榨和冷嘲热讽的遭际。她纯真善良的天性在一次次的打击中被一点点的吞噬，自我价值也终究得不到实现，最后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吞没。当她遇到同处于社会边缘的丁子聪时，她的内心是欣慰的，明白了孤独并不只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更多的人。与其说王佳梅是被丁子聪杀死了一次，不如说她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杀死了多次，亲情的缺失、友情的遗忘、爱情的迷惘等都将她弃之不顾，这比冰冷的刀子更锋利、更可怕。王佳梅作为社会的牺牲品，挣扎着试图摆脱束缚，但价值观早已禁锢了她的双脚，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妥协。当面对“来世投胎你愿意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她的回答是不愿再做人，做人太辛苦了。因此，在她遇到值得信赖的丁子聪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在快乐中走向永恒。如果说唯有通过残忍地结束生命的方式才能实现自我救赎的话，那么，王佳梅的选择引人深思：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丁子聪果真是精神分裂的冷面杀手么？影片情节给出了答案：面对自己暗恋许久的慕容在生理期主动献身的诱惑时，因不想伤害她而试图拒绝；在好友准备拿着母亲的遗像进行猥亵意淫时，他也不过是嬉戏打闹着阻拦；当听见婆婆在门外时，丁子聪也没有萌生再次杀人的念头，而是在案发后选择自首。这些情节都体现出他是心存善念、思维正常的人，并非残酷无情的杀人恶魔。与王佳梅的相遇给丁子聪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两个孤独者在挣脱了物质、欲望的枷锁之后，给予彼此信任与关怀，超越了男女两性的肉体关系，更是一种淳朴真实的意念。因此，当王佳梅提出要求丁子聪杀死她自己的时候，他义无反顾选择了顺从，人生价值被信任的人所肯定，对他而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任。顺从更是丁子聪对同病相怜的王佳梅的一种悲悯情怀的情感表达，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他们，本身就是孤独的存在者，更没有人生价值可言，唯有解脱自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黑格尔将宗教作为实现精神自由的一种方式，并指出：“只有从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出发，把绝对精神解释成人类寻求主客体完全统一、获得精神彻底自由、人性充分解放的理想王国，才能实现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的目标。”[3]那么，王佳梅对《圣经》的尊崇是否可以看作是她试图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途径呢？翁子光导演借宗教信仰抒发人道主义情怀，又何曾不是一种讽刺。面对臧的询问时，丁子聪镇定自若地回答：“我一点也不讨厌女人，我厌恶的是人，我不希望她是人，所以我杀了她。”这并非是一个杀人凶手的自我辩护，而是他对人性、对社会甚至是对信仰的控诉与质问。如此，人的价值唯有在生与死的边缘才得以实现，个体希望的迷失和幻灭被无限地放大。

影片中其他人物同样是孤独的个体，无论是臧还是王佳梅的妈妈都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孤独者。王佳梅的妈妈作为一个卖唱的歌女，游走于底层娱乐场所中，用仅剩的一点姿色换取养家糊口的费用。虽然她始终不愿接受女儿遇害的事实，也只能依靠香烟来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内心的孤独、无奈、彷徨无处诉说，为了生存，只能将痛苦深藏，继续麻木地生活下去。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具有孤独绝望的共性，却又不失独特的个性，显示出翁子光导演对影片叙述及人物塑造的高超驾驭能力。

三、寻梅—破碎的理想

影片中每个人物都身处社会边缘，他们曾经也怀揣着理想，可残酷的现实不仅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同时也破灭了他们的理想，甚至还造成了人性异化和分裂。不善言谈的臧将爱藏在心底，他也向往家人和睦的生活，当他发现王佳梅与生父联系的短信时，一句“爸爸想你”足以使对亲情感同身受的他潸然泪下。丁子聪是王佳梅的终结者，帮助她实现了自我救赎，使她逃脱了心魔的掌掴，彻底逃离了这座繁华而又令人窒息的城市，同时，他又实现了自我价值。但当丁子聪面对臧的逼问：“你知道王佳梅怀着孩子么？”他的理想又立即破碎了，近乎崩溃的内心再也禁不住人性的拷问，内疚、自责、羞愧都无法形容他当时复杂的心境，但终究无法弥补他所犯的罪。明星梦一直是王佳梅的理想，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一个“能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于是她把这个梦想刻在了墙上。爱美是每个少女的天性，而王佳梅同样怀揣着天真美好的梦想，但她对理想的渴望，却在影片开始就被画上了句号。当她们母女三人坐在客厅吃饭时，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被栅栏阻隔开来，寓意着这座城市不属于她，她的理想从一开始就是破碎的。如同对物质的追求，她可以拥有耳环和游戏机，但她更乞求得到超脱物外的精神慰藉。与其说“寻梅”是王佳梅理想的倒叙，不如说是港人追梦的真实写照，可以说，王佳梅是香港20年来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收入减少、福利降低、失业增加，个人美好的理想在遭遇残酷的现实时，变得支离破碎。“生存性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是现时与历史的统一。”[4]翁子光导演由此赋予个体悲剧以社会属性。

影片以现实主义视角，真实地将当下香港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一一呈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的冷漠态度成为谋杀人性的罪魁祸首。当臧带着女儿乘坐公交车时，车上坐着带着冷漠苦闷表情的如同僵尸般的乘客，静到窒息的气氛与车外繁华的都市形成强烈的对比。影片中刻意安排一位癫狂的传单少年，试图通过呐喊的极端方式唤起民众冷漠的心灵，却始终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极具讽刺批评意味。更可悲的并不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碾压得支离破碎，而是这些破碎的理想周而复始的无限轮回下去。影片最后，当臧拉开窗帘，看见窗外拖着行李的女孩时，似乎又隐喻着新的悲剧开始，生命在循环往复中迷失方向，这是影片所要传达出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影片将王佳梅和丁子聪两人之间看似无法挽回的血腥杀戮关系塑造成对人性悲悯情怀的互相理解，实现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看似与主题相悖的情节设置，却极具社会批判力。臧被设置成“上帝”的视角关怀王佳梅和丁子聪两人，可见，影片想要讨论的不仅是社会对人性造成的巨大影响，同时还映射了政治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偏差认知问题。但从电影创作方法的视角看，这种庞大的社会主题在表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统一性的裂痕，高度概括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凝练容易导致个体外在行为和内在情感的不合理性。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影片为何要采用反高潮、反戏剧的叙事模式，同时还要通过三条线索对多个人物展开叙述，也极易明白臧存在的必要性及他宽容仁慈的情感依托点。

“20世纪70年末兴起的香港新电影运动在制作上勇于尝试新的技术和新的技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电影的视听质量，但并不是像通常的欧洲新电影那样走极端。新颖的叙事技巧往往与可看性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好的商业效果。”[5]但自21世纪以来，随着香港社会的变化和电影市场的发展，香港电影也逐渐走向了没落，曾经贴近社会现实，关注底层小人物，并强调社会批判性的香港电影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景象。《踏血寻梅》作为一部具有实验精神的香港电影，通过精心设计的复杂的叙事结构，增强了人物的现实感，削弱了影片本身的猎奇性。影片不仅融合了翁子光导演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实现了对残酷、孤独的“新香港精神”的诠释和对电影制作的创新。其成功是难以复制的，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香港电影，它并没有包罗万象的电影技巧，也没有类型杂糅的cult电影风格，而是顺应了当下华语电影发展的大趋势，在香港电影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为电影发展探索提供了更多的经验积累。

[1] 王海洲.香港电影的内涵及发展空间[J].当代电影，2010（11）：27.

[2] 何树勋. 《踏血寻梅》 —小人物在逼仄城市空间中的生存困境与悲情人生[J].电影评介，2016（15）：45.

[3] 朱立元.黑格尔美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362.

[4] 于嵩昕.生存本质与人性研究[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65.

[5] 陈晓云.电影学导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38.

[责任编辑：汪德宁]

Port of Call — a Ref ecting on Human Nature

WANG Zhong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Port of Call, directed by Director WENG Ziguang, is a f lm implying “the spirit of new Hong Kong”. The truth of the event is tracked down in a serious narrative tone and in a relatively complex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f lm analyses and explores the people living on the margin of the society and their human n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cruel reality, human value and broken dreams, which reveals a ref ection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issues.

Port of Call; Narrative structure; Human nature

J905

A

1671-4326 (2017) 01-0074-04

10.13669/j.cnki.33-1276/z.2017.017

2016-09-17

王中栋（1992—），男，山东潍坊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