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写人问题纵横谈

可永雪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呼和浩特010022）

《史记》写人问题纵横谈

可永雪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呼和浩特010022）

《史记》创造了写人史上的破天荒，其历史背景和因缘主要有二：一是中国自古就有重人传统；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司马迁的时代达到了高峰。特别是“传人”上的价值，使人走上历史舞台，占据了历史的中心，成为历史的主体，鲜明地体现出人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史记》在写人上有四大显著特点：一是既为全民立传塑像，又全面探究人情人性；二是既重“功业”，又重“为人”；《史记》写出的人，既是历史的人，又是人性的人；三是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是“选择”，但有些人物有些地方使用了“虚构”；四是不止刻画人物形象，而且对人物给予褒贬品评，处处指向怎样做人。《史记》为中华全民立传塑像，更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

《史记》；写人；塑像；铸魂

一、《史记》在写人上的破天荒

《史记》写人，写的不只三十五十，三百五百，更不限于哪个阶层、哪个职业、哪个民族，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它所写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而并不排除任何一个部分。

从时间上说，自人文始祖黄帝起，五帝、三王（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历朝历代都包括在内；从空间说，涵盖了中华大地上从中原到周边地区，乃至域外一些地方；从范围上说，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士、农、工、商，医、卜、星、相等各行各业、各个阶层，连同各个民族，无所不包。

当然，由于历史发展使然，每个阶层、每个民族、每种职业，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占据的地位不同，因而获得传列和记载的机会也并不相同，它是以活跃于历史舞台，并且是以其重要性和所具有的代表性为标准的。根据这样的标准，很自然地形成了以“本纪”（载帝王君主）、“世家”（载诸侯世胄）、“列传”（载公卿大夫，庶民百姓）这样一个人物系列。

在一部书内，光写到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三千七百多个，单独立传（包括单传、合传、类传）的不下一二百人，在一部书里，便刻画和塑造出偌大一批至今仍然活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活在艺术天地里的中国古代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足可构成一座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人物的长廊。

这种眼光，这种气魄，称得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造！

二、这一伟大创造出现的因缘与价值

（一）这一伟大创造出现的因缘

这一伟大创造，为什么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出现在司马迁手里？其历史背景和因缘主要有二：一曰中国自古就有重人传统；二曰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司马迁的时代达到了高峰。

中国自古便有重人传统，《尚书·泰誓上》关于人为万物之灵的定位，“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1］141流传至今。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关于“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2］4629的回答，钱穆关于中国重人观念的概括与强调的“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倒过来了”［3］298，都是讲这个问题。

近年莫励锋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新的阐发，他说：“中华民族是最先认识到自身创造力量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华民族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自信。希腊神话的诸神，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而中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却大公无私，为救民厄难而英勇献身。其他一些民族把人生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或以宗教感情获取灵魂的净化或愉悦，中华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这种生前建树以求不朽，从日常人伦生活中追求爱心和幸福，或追求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示，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的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源于人的内心……”［4］凡此，可见在中国重人意识、重人传统之久远与强固。

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智力还不足以认识周围强大的自然界。先民处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5］220，而对于人的自身意识，对人的自身力量的确认，则是以幻想的方式，在神话里曲折体现出来。这无论中外，都不例外。中国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神话，就具有这种性质。

很长历史时期内，在人类的观念里，一切都是由神力默默地支配。在中国，直到殷商时代，还尊神重巫，保持着强烈的神本主义，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事事要占卜，向神请求。

经过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周人实行文化维新，制礼作乐，表明人们的目光，开始由对天、神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人事的关切上。周初的统治者提出“敬德”（《尚书·召诰》）、“保民”（《尚书·康诰》）的口号，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观点，认为天也应尊重人民的意志。《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47人们的观念，慢慢从天神的笼罩和天神合一的历史中剥离出来。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争霸，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命神学的敬天尊神观念动摇，思想意识由神本向人本转化，出现了重人轻神的思想。《左传·桓公六年》，隋季梁有“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6］67的说法。《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太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6］170在天人关系上，冲破天命神学的思想束缚，出现了人事与天命无关，天命不能影响人事的思想，其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郑国神官裨灶请求子产祭神禳灾，《左传·昭公十八年》中而子产以“天道远，人道迩”［6］1087的道理加以拒绝。在《左传·僖公十六年》中周内史也强调“吉凶由人”［6］247的观点。

随着社会斗争的日趋激烈，处在历史前台的那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人物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社会斗争、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把实现人生价值作为追求的目标。这种自觉的一个标志，就是鲁国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说，把“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

战国时代，张仪、苏秦、范雎等策士，不计一切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毛遂、冯谖等门客，也充分表现出对自己价值的自信、自豪和自重。颜斶更喊出“士贵耳”的高音，为士阶层吐气。

在人的自觉意识上，孔子和孟子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高峰。孔子和孟子都有坚强定自信和高昂的担当意识。孔子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7］87以易天下无道为有道自任，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71是何等气概！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8］300所表现出的尊严、自信；“舜，人也；我亦人也”［8］164，“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8］86所表现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8］235的思想；“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8］261所表现出的自尊自主意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8］83的担当意识，你可以感觉得到，在他们心目中，人在社会上、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而崇高的地位。

在天人关系上，荀子天人相分、人能胜天的观点，达到了先秦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荀子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观，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9］345，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更进一步指出，天人两者之间，人是有意识的主动者，天是无意识的客体；不是天支配人类社会，而是人类可以利用和主宰世界，所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9］358。

秦并六国的大统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汉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时代。在这几场真正称得起是翻天覆地的变局中，豪杰辈出，人的力量、人的历史作用得到了空前展示的机会。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过秦论》）其鲸呑六国，统一天下的功业，真不愧“功过五帝，地广三王”（《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凭着一己非凡的才华，先是辅佐秦始皇成就统一全中国的大业；随后上了赵高阴谋废立的贼船，不仅葬送掉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葬送掉他亲手参与缔造的秦帝国。统观其一生，无论是功是罪，都使人深刻地感觉到，一个人影响历史进程的能量有多大。

陈胜大泽乡一声呐喊，宣告了秦帝国统治大厦的崩塌；项羽以拔山盖世的狂飙之力，破釜沉舟，成就了灭秦主力之功；而布衣皇帝刘邦，团结一批草根将相，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大帝国，泥腿子取代了历来的宗法贵族，成了执掌政权的新的统治者。还有，韩信为“饿隶”之时，已为自己营“万家”墓地，陈平宰社肉之时，即相信自己能“宰天下”，娄敬（刘敬）以一个戍卒而提出定都、和匈奴这样的大计。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自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已经从少数精英普及、泛化到了中下层，形成了一个民众的大觉醒。

司马迁出身于世代相传的史官世家，是阅尽“百年之间遗文古事”，学养深厚的历史家，对于中国自古便有的重人意识和重人传统，自然了然于胸；司马迁又是生活于汉初，这个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达到新的高峰时代敏感的思想家，并且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传承者和书写者，是对人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有着深切感受和明确认知的学者。司马迁在写人上破天荒的创造，是中国自古重人传统和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达到高峰相激荡、相结合的产物；而《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特别是它的人物传记，恰好为中国传统的重人意识、重人传统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找到了一种最切实、最经典的体现形式。

（二）这一伟大创造出现的价值：传人

纪传体的出现，使人走上历史舞台，占据了历史的中心，成为历史的主体，鲜明地体现出人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左右着历史前进的历程这一天经地义的事实和真理。

当然，这一伟大创造，不独是个单纯的写人问题，因为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乃是一个全新的具有整体性的历史体例和史学体系——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综合的述史体系，其中包含了人物传记。不过，这占据全书压倒篇幅的大批人物传记，不仅是全书的组成部分，而具有更大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与在它之前的先秦史著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把它的叙事由以事件的中心转到了以人物为中心——尤其是人物传记部分。《史记》之前的那些史著，《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记言体或纪事本末体，《春秋》《左传》是“以事系年”的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分国记事的国别体（实多记言）。这些史著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以事件为中心来记事、叙事。虽然其中也写到人，但总是“因事见人”，人是从属于事的，而且是“附事间出”的：即某一事件涉及哪个人，哪个人才出场。故而其人物形象是分散的、片断的（或由时间——年月分割；或由空间——国别隔断），既不集中，也不连贯，更难完整，读者所见到的，往往只是与事件有关的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或某几个侧面，很难看到完整的人。

《史记》转到以人物为中心，虽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但其叙事，大都以人物为核心，以人系事，事是从属于人的。每篇传记，一般都要写传主的一生，写出传主的整个生命历程，虽然对于传主一生的事迹，会因人不同而有所详、略，取、舍，但在作者的观念里，作者的心目中，每一个传主都是一个完整的活人，都有其独立的价值。

司马迁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和他整个撰史的宗旨和目的相联系，由其撰史的宗旨和目的决定的。

司马迁撰史的宗旨和目的，首先，第一位的，是他在《报任少卿书》和《太史公自序》所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纲领性的，总的目的。其次，他还有另一方面的宗旨和目的，也是他和他父亲所一再阐明的。司马谈说：“今汉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明确包括社会各阶层人物。司马迁继承这个遗志，表明：“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所以要“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以三十世家记载“辅拂股肱之臣”的事迹，以七十列传传列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豪杰人物——即为有史以来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那些代表性人物立传、塑像，这是司马迁父子所共同确定的不容忽视的另一重要宗旨和目的。

如果说前者的宗旨和目的，主要是“述史”，那么，后者的宗旨和目的，则重在“传人”——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所概括的“传畸人于千秋”，或如当代学人张新科所表述的“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所以，《史记》的宗旨和目的，有两个而不止一个。

这两者的关系上，“述史”是总的，具有统摄性，它可以涵盖、包括后者；但它不能也无法取代后者，“传人”在某种意义上有与“述史”并列和独立的价值。“述史”，教人吸取历史教训，学会怎样治国平天下，固然重要，但“传人”，彰显人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展现人性光辉，教人学会怎样做人，更根本。

三、《史记》写人的几个显著特点

（一）《史记》写人既为全民立传塑像，又全面探究人情人性

《史记》写人，是为全民立传塑像，与《新旧约全书》之只写先觉、圣徒，《希腊罗马名人传》只写英雄、名人，《元朝秘史》主要写一个家族者不同。司马迁在撰史、著史的过程中，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无论是现实中的今人还是历史上的古人，他都以同样的真诚去接触他们、亲近他们、了解他们、观察他们、考量他们、琢磨他们，在人物心灵的大海遨游。在《史记》里，我们看到，他为历代帝王写心，打开了他们的心灵之门：尧为什么不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传给儿子丹朱而传给舜？因为他心里装着天下苍生，他知道“子丹朱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他心里权衡的是：“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10］30为什么正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汉武帝痴迷于求长生、成神仙？司马迁写出了这荒诞背后的必然：正是已经享尽了人世间所有荣华富贵，拥有人世间所有威权的雄主，他们更进一步的追求，更高一层的向往，当然就是神仙、长生了。

将相大臣是帝王的左膀右臂，国家的栋梁。历朝历代有数不清的像伊尹、傅说、管仲、晏婴这类名臣；有像廉颇、蔺相如这样，一个有“负荆请罪”勇于改过的亮节，一个有“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张释之“守法不阿”，为维护法的尊严不惜“顶撞”“教诫”皇帝，汲黯“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一番话所表现出的职守意识，当得起“社稷臣”的称号。

在帝王将相占据历史舞台主要角色的同时，司马迁并没忘记更没排斥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人物。陈涉、吴广，都是雇农出身，他们说话行事、气质、作风都农民味十足——不过是有觉悟、觉醒了的农民。刘邦手下的骨干人物，樊哙、周勃、夏侯婴、灌婴，就是屠狗、织薄曲和车夫、布贩出身，《史记》还写到一名矿工窦广国，写他被人略卖，为人作炭（挖煤），大难不死与姐姐窦太后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

司马迁也为圣贤、诗人、作家、学者作传，像孔子、屈原等人，触摸他们的仁心、诗魂，把握各家自有的风神。他为游侠刺客作传，为这两种人讨回公道，他们在当权者眼里虽“不轨于正义”，然而却实实在在能够利民惠民，为弱势群体所欢迎、所需要，他特别赞美荆轲那种勇毅深沉，为反抗暴秦、伸张正义、慷慨献身、气贯长虹的行刺壮举。他还为滑稽人物立传，看重的是他们“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背后的智慧和那颗炽热的救世之心。

当然，既是为全民立传塑像，就少不了反面人物，像夏桀、殷纣之类荒淫暴虐的君主，和那些助纣为虐、残民以逞的官员，如殷纣时期的蜚廉、恶来，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杜周等；还有最遭人痛恨和鄙弃的馋贼小人骊姬、费无忌、伯嚭；嫉贤妒能之辈，像挖掉孙膑膝盖骨的庞涓，送毒药逼韩非自杀的李斯等等，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不止此也，在为一个个人物立传塑像的基础上，他还对人情人性发生兴趣，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探究，获得了许多宝贵认识。

其一，研究普遍的人性。

譬如，在《货殖列传》里，他对“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乃人之本性的论述和大力肯定；在《孟尝君列传》等篇对人情冷暖，世世态炎凉的关注与探讨，认为“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有它必然的客观性，并非都是情义问题；《外戚世家》对于偶然性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问题；《田单列传》对于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到怎样的高度问题等等。

其二，解剖个体人物。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如《李斯列传》。李斯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时社会，“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邹阳《报梁孝王书》就有“李斯竭忠，胡亥极刑”的说法），迫使司马迁在写李斯传时，不得不进行一番艰巨而严肃的“察其本”的工作，把他一生言行和他根本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他关键性的言行和他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的文章相对照，特别是通过“五叹”，通过与赵高“六个回合”的对答，刀刀见血地进行解剖，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李斯原本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因为“重爵禄”，不惜出卖灵魂，上了赵高的贼船，参与废立阴谋。最终不但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葬送掉他亲手参与缔造的大秦帝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此外，《淮南衡山列传》解剖刘长、刘安——特别是刘安的谋反心理，也很见功力，这里从略。

其三，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

了解人物，吃透人物，最难也最要紧的，是你要知道你所写这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情势下的所思所想、心理心态，确定他在特定的情境中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楚霸王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一路南逃，原是想逃回江南老家他的根据地的。然而逃到乌江，听了船长的一番劝告，他却“不肯渡江东”了，这是为什么？项羽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个看似反常的决定呢？《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袴下之辱：“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10］2610这当中，信“孰视之”——盯住那个无赖打量了好一阵这一细节具有怎样的作用？两传的描写都既出人意表又极其精彩，你越是玩味、咀嚼就越感受到它们的真实和深刻。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四，对民族性格劣根性根源的剖析与曝光。

司马迁在考察和研究人情人性的过程中，以一个思想家的敏感，满怀悲悯地发现我们民族性格中潜藏有劣根性的癌源。为写《万石张叔列传》，司马迁考察了汉初至文、景、武帝时代曾风光一时的“万石君家风”整个的发展历程，他发现，原本被表彰、被肯定，作为社会美德的一种家风，为什么所陶冶、所培育出来的竟是一批草包、庸才、窝囊废？其末流竟至结出了“微巧”“处谄”“近于佞”的孽果！

论说，就万石君家风的内容说，好多确属社会美德：“恭谨”“孝谨”“醇谨”“审谨”难道不好？对皇上一片忠心，对父母一片孝心，做事尽心竭力，兢兢业业，难道不好？敦厚、诚朴、“讷于言而敏于行”，不争功、不贪财、不受贿，循规蹈矩，难道不好？

然而认真地追究和分辨起来，在以石奋为代表的这些人忠孝诚笃的美德之中，包涵了愚（愚忠）、迂（迂腐）和奴性的成分。这帮人与皇帝的关系，名为君臣，实则奴仆，他们把皇帝奉为神明，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以把皇帝侍奉得称心如意为最高天职，他们没有独立的见解，也丧失了自我，灵魂深处被可悲的奴性盘踞。“恭谨”“孝谨”“醇谨”“审谨”，谨小慎微到了极点，谨慎就变了味，试想，一个连写字差了一笔都怕得要死的人，一个连套了几匹马都得数过之后才敢报告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真正的作为吗？一个人在这种作风和空气的濡染和浸润下，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活力，就无怪乎被扼杀、被消磨、被窒息了！

对于人性，分清好坏、态度鲜明的予以评判，也许并不很难，难的是在看起来貌似善良、美好的品性里，看出它消极、有害，甚至是致癌的一面，从而加以掘发，加以披露，以引起人们的警觉，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这篇作品警醒、警示作用是不凡的，可惜长期以来没得到正确的解读和足够的重视。

类似的问题还有晋太子申生和卫太子伋的愚忠、愚孝。他们把对君亲的“孝”与“顺”视为绝对的，不察来由、不辨横逆，不问一个是否合理，都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结果造成惨痛悲剧。此种性格弱点，既可悲、复可怜，司马迁也持明显的批判态度。

（二）《史记》写人，既重“功业”，又重“为人”；《史记》写出的人，既是历史的人，又是人性的人

纪传体的创立，司马迁第一次以人类自身为主角，为主人公，写出大批人物传记，把他们从历来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著作中，推上历史前台，占据了历史的主位（本来该有的地位）。但怎样写人，仍然有一个是以事迹功业为主，还是以为人品德为主，还是两者并重的问题。因为，人的社会表现，他们从事各项事业的成败功罪，与人的为人品德，性格个性，固然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然而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有些人身上，两者并不统一，更不同步。

本来，人类的存在和人的认识，大体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宇宙、世界与社会；一是人的本身，人的自我。前者是外在的客观对象，后者是内在的自身主体。

人们参与社会生活，从事各项事业，有种种不同的人生经历，种种荣辱成败的表现，这些构成人的外在方面，成为历史的载体，是谓历史的人；而人的主体，人的自身，人的内质，人的内心情感，人的精神生活等等，这些构成人的内在方面，作为人的性情为人，人的性格个性，是谓人性的人。

《史记》写人，外在、内在，历史的人与人性的人两者并重。一方面写人的生平经历，功业成败，历史贡献和历史评价；一方面写人的品德为人，性格气质，道德表现和人性评价。“历史的人”与“人性的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方是《史记》所写完整意义上的人。

司马迁对人物的“为人”特别关注，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史记》纪传当中写到人物“为人”的地方特别多，不说篇篇都有吧，起码三分之二都有，有的一篇之中还不止一句。据我们统计，《史记》中谈到人物为人的共有89例。而凡是论及人物的“为人”，总是与人物的“功业”相对而言的，“功业”侧重于对人物一生的功绩和贡献的政治和历史的评价，“为人”则侧重对人物品德操守方面的道德评价和对人物性格特点的把握。

正是由于重视和关注人物的“为人”，《史记》当中描写、刻画人物性情为人，为人物明心见性的心理描写才显著增加。例如《高祖本纪》和《留侯世家》写刘邦的两次情感风暴——过沛还乡和废立太子。过沛还乡为大家所熟知，我们就不说了，单说废立太子。当刘邦意识到大势所趋，附保太子的势力难以动摇，决定放弃废立的打算之后，他把戚夫人找来，将四皓指示给戚夫人看，对她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尔主矣！”（《留侯世家》）这个话，感慨万端、凄其哀伤，特别是“吕后真尔主矣”一句，揪心揪肺，的是人间至情——因为吕后之狠毒刘邦心里最清楚，废立不成，戚姬和如意母子，将有怎样悲惨可怕的下场，他完全想象得到。刘邦这场情感波涛告诉人们：一个一向擅长驾驭局势的政治家，身为一国之尊的皇帝，想遂个人意愿，也有行不通且重重碰壁的时候。再如《刺客列传》写的荆轲的好友高渐离，本是一位击筑高手，在荆轲行刺秦王失败后，被牵连避难逃亡，“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10］2536-2537。这里，把不甘默默的壮士心理，揭示得多么真切、淋漓！

《史记》写“为人”，写人性，在一些篇章，看来纯是为写人性，有其独立意义。例如《张耳陈余列传》，张耳本是当时名士，刘邦的故交，又是刘邦亲封的重要王侯，论资格，甚至是可以与萧、曹、周勃、留侯同上《世家》的，至少也应是独传。现在因与陈余一起合传，被入《列传》，更为特别的是，还拉来贯高、赵午等与之同传，这是为什么？

不为别的，只因张耳、陈余原本结为“刎颈交”，后因权力之争，“刎颈交”变成了反目仇。而贯高、赵午，本是张耳儿子张敖手下的门客。张敖这时早已被封为赵王，娶了刘邦的女儿做妻子，这次刘邦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脱去外衣，戴上皮套袖），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而“高祖箕踞詈（叉着双腿骂街），甚慢易之”。贯高等看不惯刘邦这套流氓作风，更愤恨于对赵王的侮慢，出主意要杀掉刘邦，张敖不同意，咬破手指加以阻止。贯高等议定：“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不幸，事情被怨家上变告发，赵王张敖被牵连遭逮捕。为明张敖不曾参与谋反，贯高等“皆自髡钳”，跟随到长安。贯高对狱，“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改口。真相大白之后，刘邦欣赏贯高的义气，要赦免贯高，贯高说：“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无恨矣。”他“乃仰绝肮”而死。

只为“白张王不反”，甘愿赴死，不管受多么惨烈的酷刑，这种侠烈精神，与始为“刎颈交”，终成反目仇的张耳、陈余，其品格相差，何啻千里！这篇传记，其宗旨所在，不就是指点给读者看：世上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人！

又如，在写越国历史的《越世家》里，为什么不仅给范蠡立了传，而且还不惜篇幅地加了一个范蠡营救中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写的完全是人情世态、人性之理，连范蠡的功绩都算不上的。《史记》里写进这样一些东西，足见司马迁对人性的重视。

出于对“为人”的深切关注，《史记》除军国大事之外，也写了不少日常细节，生活琐事，像《外戚世家》所写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的一番玩笑话（“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窦皇后与弟弟窦广国相认的故事。这样的内容，看似无关宏旨，但是，这样的笔墨，写的是人，是人生，方写出了人生的真实，真实的人生！

总之，《史记》写人，努力向人的心灵深处进发，触及深层人性的地方随处可见，《史记》传记当中，呈现一片人的世界，情感世界，人性世界。这些，已经超越单纯的史学而进入“人学”领域，具有“人学”的质性了。

（三）《史记》写人，所依靠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是“选择”，但有些人物有些地方，确实使用了“虚构”

《史记》进入“人学”领域，具有“人学”质性，意义重大。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这是说文学在性质和范畴上与“人学”有其交叉、重合之处。

的确，就文学写人，主要是写人心、人性，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文学是人的灵魂的鸣奏这方面说，确实如此。不过，就其表现方式讲，文学又有自己的特性，诸如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等等。

对于《史记》的文学创作特性，懂得最深的还是鲁迅，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是“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意思是司马迁是满怀激情，出于要“传人”的崇高目的而写，并且寄托着他全部的人生理想，因此写作当中便不仅仅是“实录”，同时灌注进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正是因为这样，写出来的，才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

基于《史记》所写人物，都是历史和现实当中存在过的真人真事，这样一种特定对象决定了它发挥艺术创作的主要天地是“选择”，不但传主要选择，事迹要选择，就是细节也要选择。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家，深知“历史真实”的重要，他恪守史家准则，在写人当中，总体上没有使用虚构手段，而是在既有史实和人物事迹范围内，充分运用选择，运用详、略、取、舍和“互见法”来达到目的。而这，使《史记》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称得上是信史。

不要轻视“选择”，不要轻视详、略、取、舍和“互见法”，选择有巨大而神奇的效用。《管晏列传》写管仲，突出了“管鲍知己”而把管仲辅齐的种种功劳和贡献，放到《齐世家》去写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管鲍知己”所体现的透心的友情和人间真情千古难觅，这篇传记的主题就在于讴歌和赞美这种难得的友情。《田单列传》写田单，围绕抗燕，着重写的是火牛阵一系列奇谋，因为在司马迁看来，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什么脱下皮袍给过淄水的老人穿、举荐毁谤过自己的貂勃以及还当过齐国、赵国的宰相等等。

司马迁为人作传，每篇传记都有一个鲜明主题，每个人物都有一个统一性格，他写人，是“先将其人衡当，然后量而汇事”（清·杨琪光《史汉求是·吕太后本纪条》）。就如《魏公子列传》，为了把信陵君塑造成一个可钦可敬，好奇为国的贵公子形象，主要选择了迎侯生、访朱亥、夺晋鄙军救赵等几件事，而把一些关系不大，像《战国策》所记信陵君攻菅、谏魏王勿亲伐秦，以及有碍性格统一，如不敢收留魏齐避难的事情，或弃而不取，或写进其他传记——写进其他传记，这就是所谓“互见法”。

《史记》写人，在总体上不靠虚构，但在有的篇章，有的人物身上，出于性格、逻辑上的必然，出于要表现更本质的真实，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他又确实运用了“虚构”。像《伍子胥列传》，原来在《左传》，拒捕的事，是由伍尚出面应付的，主张是伍尚拿的，决定是伍尚作的，伍子胥连话都没讲，到《伍》传，主角变了，改由伍子胥拿主张、作决定；还把原来的“挞墓”（《谷梁传·定四年》）、“鞭坟”（《吕氏春秋·首时》）改为“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再，吴王夫差赐剑逼伍子胥自杀，伍子胥负剑自杀前，加了一段仰天长叹的话，这段话，原作是没有的，司马迁“以意敷衍”（泷川资言语，见《史记会注考证》），代发心声，不折不扣属于想象和虚构。

《史记》不止具有人学和文学的质性，还应该说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

从什么意义上这么说呢？第一，前面说过，《史记》为中华全民立传塑像，写性写心，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举世无双。而在中华民族发皇、发展，开拓、昌盛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涌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创造过多少人间奇迹，迸发出过怎样的人性光辉！他们的思想观念、志向追求，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他们的心态心绪，一句话，中华民族的整个心灵，都沉淀、凝结、附着、寄寓在《史记》这一个个这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代表人物身上，读《史记》这些人物时，可以读出中华民族的真魂！

第二，作为一部最早的通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眼，它起自人文始祖黄帝，历经五帝、三王（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至作者当代，历朝历代都包含其中。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面对的局势、需要回答和思考的课题各不相同，人们的命运际遇也各异，因而人们的生活状态，思想面貌，关注焦点乃至风俗好尚也自然不同，呈现出时代差异和演进轨迹。这些，在那一个个人物身上，都已鲜活的、自在的存在，只是到现在还没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说明。

第三，在“中华民族心灵史”前面，我们要加一个“形象的”定语，意在表明，从看重和强调的意义上说，即使还只是以形象的形式呈现，它也具有心灵史的价值。

（四）《史记》写人，不止刻画人物形象，而且对人物给予褒贬品评，处处指向怎样做人

司马迁写人，不只刻画和塑造人物，而且怀着鲜明的爱憎，对所写人物给予褒贬品评，表明自己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崇仰什么，鄙恨什么，喜爱什么，厌恶什么，从而告诉读者，他期望人们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

司马迁评价人物的标准，是“功业”与“为人”两者并重，或者说是“才”“德”并重。

为什么要两者并重？因为在有些人身上，“功业”与“为人”，“才”与“德”两者之间是并不统一，更不相等的。才固然重要，没有才华，缺少才智和才干，就干不成大事，成就不了大的“功业”；可是有些人，才很高、德不行，尽管才华再高，能耐再大，但人品不好，心术不好，心想歪了，路走邪了，干的事业再大，立的“功业”再高，也很可能酿成大祸，造成大害。“功业”与“为人”，“才”与“德”两者相较，“德”是把握方向的，归根结底是“为人”决定“功业”，所以在两者的关系上，才更看重“为人”。

在这点上，《李斯列传》最具警醒意义。李斯是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一功臣，又是在秦国推行郡县制的设计师和战略家，论功业之宏伟，除秦始皇外，没有第二个可与伦比。然而，《史记》为李斯立传，却并没把他的功业作为重点，作品着力着笔的，在于揭示出他原来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唯我主义者，是一个贪恋爵禄、贪恋荣华富贵，在关键时刻不惜出卖灵魂的小人，是一个终于葬送掉他亲手参与缔造的大秦帝国，也葬送掉自己身家性命的罪人，是一个足为千秋鉴戒的反面典型。

又如叔孙通和公孙弘这两个人物，前者被称为“汉家儒宗”，后者是武帝时代儒家的风云人物，论他们的功业贡献，不说别的，就以叔孙通为汉高祖“起朝仪”，公孙弘提请汉武帝“广厉学官之路”，兴办京师大学，招收博士弟子这些事而论，便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重要。然而这两个人，在《史记》里，却明显地被列于批判之列的反面人物，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这两个人在“为人”上有缺，人品过次。

叔孙通本是秦国的博士，他为逢迎秦二世的心意以免祸，不惜违背事实，看风使舵，把陈胜吴广起义大军的攻城略地，说成是“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入汉，他本穿儒服，见刘邦讨厌儒服，便改穿楚制短衣，以讨皇上欢心。他之所以“起朝仪”，很大成分是由于观察到汉并天下之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很伤脑筋。他是揣摩到刘邦讨厌这种情况而自告奋勇讨得这个差使的。所以司马迁在论赞里给了他个“希世度务”的考语。

公孙弘论说也是个不乏才能并颇有建树的人物，班固便首录其“厉学官”之功和“率身行俭”之事。整个西汉，公孙弘都保持正面形象（这从汉平帝时王太后还下诏对其表彰可以看出），甚至汉武帝都被他骗过，一生都没识破他的诈伪而对其信任有加。那么，司马迁为什么非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非把他的心术不正抖搂给人们看呢？这是因为司马迁看透了此人的本质，他不容许这类人物欺世盗名！

公孙弘有一套阿上的高招，这就是“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让别人先说，自己推其后，“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

公孙弘还有一套“曲学阿世”的奸诈本领，所谓“外示宽俭、内怀嫉妒”，“意忌内深”，“排董仲舒，足见其儒之伪；杀主父偃，又苏张相倾之遗”。公孙弘凭着这种能耐得宠，飞黄腾达，以丞相终，开汉代巧宦之风。

还有对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评价。若论“功业”，飞将军李广再怎么受到大众的热爱，与横扫匈奴北庭的卫青、霍去病相比，无论从实绩还是从作用上说，都是不成比例的；然而正像黄震在《黄氏日钞》所说：“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犹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评价上所以出现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固然有作者主观爱憎和“抑扬予夺”手法的作用，但其根本关键在于评价标准。

在这里，我们看到，司马迁的评价标准，显然不是一个，即不止看“功业”，而是两个，还看“为人”，而且是更为看重“为人”——人格和人品。

在《将军骠骑列传》里，作者对于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和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是如实记载了的，并没因主观爱憎而打折扣，对于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英雄气概，也有所表现，但说到和写到两人的“为人”、人品，就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了。

卫青在“为人”、人品上的问题，或说污点，主要是在作战用人上阿意徇私、排挤、迫害李广致死。元狩四年大出击匈奴之战，李广本为前将军，很有做先锋、立首功的机会。可作为主帅的卫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原为前将军的李广，“并于右将军，出东道”。所以这样安排，一者是“是时公孙敖（按：卫青的生死交）新失侯，为中军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即为徇私；二者，“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即阿上意。

对于这种无理与歧视性的调动，李广曾激烈地予以抗议、声辩，而卫青却蛮横地予以压服——令长史封书与广之幕府，曰：“急诣部、如书。”

更为可恨和可恶的是，当李广被迫出东道又因“军失导、或失道，后大将军（按：后期乃大罪）”之后，卫青又是派长史专门去调查，又是“急责李广之幕府对薄（受审对质）”，李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愤而自杀的。

霍去病则仗恃既是皇戚，又属爱将的势焰，挟嫌报复，借在甘泉陪武帝射猎之机，下黑手射杀李广的儿子，时为郎中令的李敢（武帝为之掩盖，讳云“鹿触杀之”）。

司马迁在李广传里揭开这两桩隐情，除了暴露卫、霍二人在人品上某些真相之外，还有为受屈含冤者讨回公道的用意在。

司马迁对人物的评判，固然代表着他个人的认识，但又绝不限于个人，因为一者他秉承了孔子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和古史官“秉笔直书”的崇高使命精神；二者他已经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视历史长河，从而考量和确定每一历史人物的地位；三者，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传承者、书写者，他具有进步的人本和民本意识，故而，他所做出的评判，实际上就凝结和代表了社会良知，民众意愿，是体现着历史的公正、人间的公正和时代进步的方向的！

他把中国精神界两大领袖、两大圣哲——孔子和屈原，一个颂为“至圣”，一个誉为“可与日光争光”，还有什么别的定位或头衔，能比这两个更贴切的么？在《秦楚之际月表》里，他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位风云人物所给的评价和历史定位是“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10］759，这一评定确切无移，真如板上钉钉！

他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的态度，他重德、崇义、尚智，他真诚褒彰尧舜禅让所昭示的天下为公的品德，倾力歌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所展现的为民造福的献身精神；对于澎湃于民气中的反抗精神、革新气概，职守意识，像陈胜、吴广，赵武灵王，张释之，汲黯等，他衷心给予礼赞；他还特别钟情于不屈不挠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为他们写出了“隐忍以就功名”的人物系列。至于对恶德恶行者们的揭露、鞭挞、讽杀，更不待言。

这样一种情感氛围，弥漫于全书，附着、跃动在每一传主——他所写的每一人物的生命里，等待着感染、感动乃至感化它们的读者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说一下。《史记》所写人物，属于现当代——反秦大起义之后的人物，都是司马迁自己搜集史料素材写成，为人物定型之权自然属于他们自己，这无须多说。而凡此之上的大批先秦人物，则多是根据原有的史书典籍，有关文献、传说改写改编而成，即根据第二手材料撰写，具有再创作性质。这样写成的传记，大多补充了内容，较原作更充实、更丰富、更提高了，有的还有重要的改动和改造，像虞舜孝亲、重耳走国，《伍子胥列传》《田单列传》等等。

这些经过司马迁加工再创作之后的作品，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认可，尔后再有人谈论或征引到这些人物时，便以《史记》为根据、为权威、为经典，这样，《史记》再创作，就起了给历史人物定型的作用。《史记》为先秦人物定型，其实也是为中华民族塑造民族性格、陶铸民族精神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史记》在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上的伟大作用和不朽功勋

《史记》为中华全民立传塑像，更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史记》成功了，自从问世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得到广大民众和读者的广泛认可，它所刻画和塑造的一个个历史人物，以蓬勃的生命力，活在世代人民的心目中，活在全民族亿万人民的记忆里。

李广死了没有？唐人吟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的诗歌，《水浒传》里小李广花荣的形象，说明他还活着，被纪念着、传播着，并且活得威武，活得招人喜爱。

项羽死了没有？楚霸王的故事代代流传，《霸王别姬》的悲剧，深沉得至今令人荡气回肠！

张良死了没有？他圯桥纳履的故事以及在诸葛亮、刘伯温这些谋士、军师型人物身上，都依稀有着他的身影，启人神智。

中华后人有幸，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有历代先人陪伴，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与他们神交、亲近、晤谈。在林林总总的人物中，可能有你讨厌、反感的人物，但总有契合于你，你所倾心的对象，或者更多你所钦仰所追慕的偶像！在他们当中，既可以找到榜样，又可以照到镜子。

《史记》是一道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长廊，也是一座中华人性的展厅，亲近它，可以加深对人生的认识，也可以加深对人性的理解，这是一部永远打开的人生的教科书，也是一所永远开放的人生大课堂！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这是他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性格，她的精神，是由她所有成员的言行活动之总和，经无数年代的积累、沉淀、竞争、甄选、陶冶、锻铸，不断发酵，不断升华而一步一步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到一定阶段，加以总结，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把一个个人物写出来，让它成为历史与文献的存在，这在整个民族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史上，那些出类拔萃的古圣先贤，率先提出各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人性的见解，成为我们塑造民族性格，陶铸民族精神的先导；而把它形成文字，写成一篇篇人物传记，就把塑造民族性格、陶铸民族精神的事业给活生生地落实了，这个功劳该有多大？这一功劳，古圣先贤所贡献的是思想理论，《史记》贡献的是具体形象。

若论《史记》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的伟大功劳，至少有三：一是开辟鸿蒙的创辟之功；二是写出那么多，那么广，那么长时期的人物，为塑像铸魂奠定了强固基础；三是为塑像铸魂指示了正确方向。

方向问题干系重大，因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倡扬什么，反对什么，崇仰什么，鄙弃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无论对于个人、国家和民族，都直接关系着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假使出现错误，有时差之毫厘，结果会谬以千里。正因为司马迁为我们把准了方向，才使我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发展上，健康向上，向德向善，一直向着更高境界迈进。

今天，我们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面临民族复兴的伟大机遇与全新的挑战，譬如，我们以农耕民族为主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是否需要融入更多海洋民族的质素？在这方面，我们是否应该从《史记》的经验和深厚的资源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呢？

参考文献：

［1］尚书［M］．张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6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莫励锋．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J］．文艺研究，2011，（10）：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方勇．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朱正平】

Wonderingly Talking about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KE Yong-xu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 010022，China）

Historical Recordsmakeswonder characters characterization due to two factors in the historicalbackground and principle causes：one is that there was a tradition with the human being at the core since ancient China；the other was the awakening of man’s self-consciousness at the peak during Sima Qian’s period．Particularly，the biographicalwriting hasman step into the history stage as the center andmain body of the history，showing thatman is themaster and creator of the history．There are four striking attributes for characteriz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characterization for the whole people in nation wit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n’s nature；characterization stressing not only on the achievement but also on themorals of the characters，in addition，characterization for characters both endowed with historical touching and human nature；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mainly through“selection”，butsomewhere bymeans of“fiction”；characterization notonly underlining the characters’images butalso instructing how to be amoralman with the praising and disparaging of the characters．All in all，Historical Recordsmakes biographicalwriting for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and what’smore，it casts a statue for the whole nation．

Historical Records；character characterization；statue-casting；soul-writing

K207

A

1009-5128（2017）09-0063-11

2017-03-18

可永雪（1930—），男，河北安平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