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锅庄文化遗产价值新阐释

[摘要]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和口述史整理，结合已经梳理的旧籍，将锅庄视为文化遗产范畴内联系古代与当代的枢纽；综合运用城市史、文化人类学、地方学和经济人类学理论，多维度阐释康定城市史的重要文化符号——锅庄的文化面貌，从而得出康定锅庄文化遗产的新价值。

[关键词]康定锅庄；文化遗产；新价值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1-0089-05

基金项目：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康定锅庄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3DFWH005.2）。

作者简介：夏毅榕（1973-），女，硕士，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化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川 成都611130一、对康定锅庄的传统认知康定锅庄是融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独特产物。任乃强在《西康图经》里评述道：“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四十八家，最大的有八家，称八大锅庄。……康藏巨商成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1]文中提及的炉城①锅庄，不同于康区其他专为商贸而兴的锅庄（如道孚由陕商经营的锅庄[2][3]）；唯康定独有，其为“差”而起②，因商而兴（演变为边茶贸易服务的行栈和中介机构）；巅峰时代官商结合，衰落时期倚商而存[4]；最终消散于20世纪50年代；折射了近500年的川藏边城史。基本厘清了康定鍋庄演变史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此种锅庄是融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独特产物。

康定锅庄是集旅店、货栈、商品中介、衙门、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银号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特有的商业形态。[5] [6]

康定锅庄是藏汉文化交流的场所，锅庄文化的形成，为藏彝走廊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7]

郑少雄引入经济人类学的贸易港理论，认为锅庄主居中代藏商出售和购买货物的文化机制安排使汉藏贸易关系（也意味着汉藏交往关系）得以维持不辍；这种制度化的巧妙安排，使得清帝国用边茶贸易替代茶马互市的羁縻政策，却没有弱化对领土的控驭，帝国与康定的土司、锅庄主等精英一起进行了平衡不同文化共同体关系的历史实践，显示了族群互动的历史智慧，对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资鉴作用。他还指出锅庄也是不同藏商的同乡会馆。[8]

上述认知，分别侧重于历史学、民族学或经济学的视野，立足于时间向度；郑少雄的研究成果虽然跳出了窠臼，提出了锅庄文化机制的新价值所在；但已有成果中，尚无城市史、文化人类学、地方学和经济人类学多角度、后结构的综合视野分析，偏失了文化维度的研究，因而不能揭示康定锅庄这一特殊的复合型文化现象的面貌及价值，也无法将之放置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中，达不到“疏通地方文脉，接续历史，以凸显地方特色文化价值” [9]的研究成效。二、康定锅庄文化的新释读基于已有的资料和研究，结合2013年8月课题组对康定两家锅庄后人所做的口述史笔录，对锅庄文化面貌进行如下新的释读：

（一）康定城市记忆中永远的“48家锅庄”，展示了康定作为汉藏重要贸易关口城市的共同文化心理；锅庄承载了绵延200多年的民间文化记忆。

晚清“改土归流”之后，新出现的锅庄总数最高达到了60家～70家③，“他们虽然也各有一座院坝，人们也习惯称之为‘锅庄，但在康定群众的心目中，他们是同48家锅庄有着严格区别的”④。 康定人在口述史的各种笔录中，均固守“48家锅庄”之说，对事实上旧体系中部分锅庄的消失和新锅庄的出现视而不见。另据阿桑约马锅庄女主人安静坤回忆，民国时期锅庄早与明正土司解除了隶属关系，各家锅庄主仍然循百年古例，于大年初一身着定装前往明正衙门拜年，跳集体锅庄舞、敬献新年礼品，以示恭顺和感激。[10]（P.17）同时，在印茶入藏、新型公司业态（如赵尔丰组织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官办中茶公司西康省分公司等）冲击下，已经失去官商结合优势的锅庄，经办的茶叶交易额从1918年到1928年锐减一半[2]（P.81），却毫不影响纯商业目的新锅庄的开业。

上述史实，意味着康熙朝以来形成的48家锅庄主正统体系（既有明正土司的亲信、大管家、小管家等各支形成的世家，也有后起的各小家臣）深入人心，而锅庄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剧变中依然被当地民众视为最适用的汉藏之间、康区与卫藏等不同区域的交往载体，才会出现大小近70个青瓦四合院落的近代城市景观（见孙明经所摄30年代康定城相片[11]），犹如玉块，遍布炉城，顽强地屹立于乱世中。

结构人类学主张的文化心理暗示，正好可以诠释上述现象。显然，康区在西炉之役、大小金川等冲突得以惨烈解决后，通过明正土司及锅庄主配合清帝国的安排，以边茶贸易维系了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长远的和平相处，锅庄成为前文所引任乃强语“番夷团结之中心”。锅庄文化对和平机制的事实关怀，在两个半世纪内缓慢润泽，使范畴内的成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趋向，令其在解释现实都要沿着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即始终停留在明正时代。在按行业划分的新商号涌现的熵增潮流中，出现了新开锅庄的熵减现象。

（二）锅庄从名号到建筑形式、功能上的汉化呈现，又不脱离藏家，是康定地方文化的缩影。

锅庄本身的语义起源为汉词“锅桩”，而各家锅庄皆有藏名和汉名。在明正土司和木家锅庄的源流叙事里，都把自己描述为康熙之子果亲王与某位藏族贵妇的后裔，从“果”字拆分得到了土司家汉姓“甲”、锅庄主汉姓“木”。[12]⑤包家锅庄则称自身汉姓因其为土司顶罪，明太祖嘉其忠义而赐姓包：包了土司所有的罪，又包了土司永远忠于朝廷，故包家锅庄成为明正土司的首辅⑥。

锅庄为汉藏合璧建筑，布局均为四合院，木旌杆穿斗拱结构，有着高高的门槛，疏朗大气，贺觉非40年代入炉时有诗云“门内标杆非旧主”，诗后注解说“锅庄院中，例有木旗杆” [13] ，故可认为木旗杆应是锅庄家族的名号标识。锅庄不同于传统独立式多层碉房，里面建有院落走马转阁回廊，一楼一底楼房。上层供藏商休憩，底层为货仓。院坝比汉式的天井开阔，地面铺满鹅卵石。宽敞的院坝供藏商支锅桩熬茶煮食，同时兼具休闲娱乐功能[14]。藏商们夜晚兴之所至，可在星月下围坐火塘，宴饮高歌，或畅跳锅庄舞，直至通宵。清驻藏大臣有泰如实记录了土司为迎接他而在锅庄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15]，表明了锅庄同时作为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位。院坝的重要功能还有喂养驮畜和晒茶。大型锅庄如瓦斯碉包家锅庄，院坝中建有藏式白塔，参见李左人所摄相片[11]。据中央电视台2004年9月13日播出的《锅庄传奇》介绍，60年前包家锅庄有三重大院落，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康区社会上层的土司及锅庄主尝试在名号、血缘意义和起居习俗上建立与汉藏双方的紧密联系，比较成功地营造了能够理解双方的中间地带。正是汉藏边城重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脉传统，注定了这样一个跨文化缓冲地带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三）锅庄经营者以女主人（藏语称阿佳卡巴）为主，彰扬了康巴文化中的女性主义，柔化了各族跨文化交往。

“其俗，女子年十五以上，即雇于茶客，名曰沙鸨儿。凡茶客交易货物，俱听沙鸨翻译，较定价值，无异牙行。”⑦

沙鸨即阿佳，有的阿佳出身世家，如末代木家锅庄主木秋云，长身玉立，容貌出众，不仅有贺觉非题诗留注为证⑧，还有木家后人保存的珍贵相片以及吴作人1944为秋云所绘题为《打箭炉少女》的名画（中国美术馆藏）。阿佳们多精于周旋，长于理财，是茶市中必不可少的掮客。

东女国的遗风，使得康巴女人皆可抛头露面，操持家里家外。边茶贸易初兴时，锅庄男主人把精力全面放在侍奉土司上，女主人被推向了迎来送往的前台：“经纪商务，传译语言，明习夷汉之情，过于男子”[12]。

社会许可，能力卓越，风姿宜人，谙熟藏汉，阿佳们逐渐成为族群跨文化交往中的柔化剂，决定了后世锅庄为女性经营的主流，以致出现了部分阿佳不嫁的现象：

《陇蜀余闻》载“其俗女子不嫁，辄招中国商人与之通，谓之打沙鸨，凡商人与番夷交易，则此辈主之。”[16]

阿佳们掌控着汉藏交易的谈判主动权，成为男性逢迎的对象。锅庄上门女婿或姘居者络绎不絕。汪家锅庄在藏语里称为“效白措”，“效白”原为对噶厦政权四大噶伦的称谓，据说拉萨派来参与土司事务的某噶伦，入赘了常住的汪家锅庄并担任了明正土司的辅佐，汪家锅庄藏名因此得来⑨。据孙家锅庄后人孙老太太（藏族）自叙，其祖母为阿佳时，祖父孙氏是从雅安上门的汉人女婿，故汉姓为孙。锅庄女主人的招赘婚，在晚清至民国时更为显著，课题组所做口述史采访资料中，还发现了招赘对象的多民族化，例如回族。三、康定锅庄文化遗产价值的多维度分析（一）锅庄中存在着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化引起的社会内聚力缺憾的问题，站在此维度上，锅庄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健全市场经济机制的不容忽视、亟待引入的内涵。

1.明正土司圈定了锅庄与藏商的地域对应关系，以示公平团结。“据瓦斯碉锅庄主人包文光讲，明正土司为了维护其统治，协调四十八家锅庄关系，对关外及西藏来康定贸易的商人投宿锅庄，当时均有分配，以后即循旧例，不争夺商客，更不许挖墙脚。民国时期虽有小错乱现象，但大体上还是维持旧例。”累世不移的旧例，因循出奇特的现象：

来往于某锅庄的客人的迁徙是绝少的事，要有那是阿佳们为了特殊原因，要把锅庄出典，或出卖的时候，但只要主人转来，他们马上又都回来了。[17]（P.639-640）

2.锅庄是保留了汉藏双边共同体政治、经济和亲属制度要素的一缓冲地带，并非仅仅因市场需求而构筑。其一，汉地茶叶在出关前于康定等待包装的转换，从初始的竹篾更换为整张生牛皮包裹，制为茶砖；一大批甲朱娃（缝茶包工人）依锅庄而生。换包装的场面恰如入藏的仪轨；其二，前述阿佳们与汉人通婚已不罕见，阿佳身系汉藏亲缘关系，既使锅庄有别于双边共同体，又能成为双边共同体的一部分。其三，据孙家阿佳口述，她分头跟出入锅庄的汉藏各族货商商榷交易时，通过袖中比划指头暗语谈判，交易双方商榷定价；此番场景再现了锅庄作为缓冲地带，确实可以理解双边的经济文化政治理念，同时避免了汉藏贸易中的“接触禁忌”。其四，打箭炉茶市税银自康熙帝始，赐与达赖与班禅养瞻、熬茶之用[18]，说明了政府监管汉藏贸易中的非市场性，茶市以锅庄为载体，使锅庄顺理成章演化为共同体政治的缓冲地带。

3.锅庄主扮演了双方的债务和信用担保人[8]，兼任藏商的食宿供给和安全负责人，甚至成为发生纠纷时的重要庭证。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看出，实际交易中，汉商和藏商都存在赊账或远期交割货物的传统。因为锅庄的存在，市场性的汉藏贸易中不乏义在利先的范例。

其俗十经济人类学认为从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互惠、再分配、自给自足经济 ，反而显现了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20世纪社会内聚力缺憾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锅庄这种特殊的中介，事实上加强了多民族社会城市化道路上的内聚力。茶客， 名曰沙鸭

（二）康定锅庄文化遗产口碑调查事实上折射了其深远的综合影响力，从这个维度切入，它的价值将难以预估。

课题组从“文化遗产”的视角对康定锅庄的实存现状和文化印象做了调查。

旧城区仅存的残垣在城市拆建中已经消失殆尽，实地调查当地最古老的两处老房子孙家花园和登巴客栈，据不少人称是半处锅庄遗址，但对比文献图片和口述史资料，与原貌相去甚远。

而康定周边，相距不远的道孚也发现了残留的丁家锅庄。[19]大院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墙，整个建筑以圆木为整体骨架，以片石筑墙，遗址古老陈旧，木料已朽，看不出当年的辉煌。基本风格与其他藏区相同，但与当前道孚民居的建筑风格差距很大。

记录锅庄的文本资料也是有限的，如果抓紧时间追寻年长的经历人采录口述史，应该还能还原部分源流史实。毕竟由于存世锅庄史料和现有民间记忆简单，厘清48家锅庄源流史，做出史料汇编难度都非常大，导致研究者无法据实著录成册。

作为纯史学和民族志研究的锅庄，深入下去还有待史料的丰富。但作为文化遗产的康定锅庄，我们在口碑调查中发现：

1.当地官方对康定锅庄文化的认知——从漠视到开展规划建设：过去当地官员普遍认为锅庄文化属于消亡的文化遗产，开发价值不大，没有保护的必要性（直接导致康定锅庄建筑旧址消亡）。2003年，《康定情歌》电视剧组为了拍摄需要，重新搭起了一座锅庄。剧组花费约300万元搭景，动用了500工匠费时3个月“复原”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康定城，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就是木雅锅庄和德吉锅庄，尽管摄制组试图努力将每个细节都还原历史，甚至建房的石头也用煤油作过特殊处理，但熟悉过去的康定人还是说这座锅庄没有小青瓦，不像炉城的老锅庄。2006年夏，初具规模的“影视城”就已破败不堪，不仅没有开发利用，还无人看守，无人维护。[11]但近年伴随着各地重视发展文化旅游、在城市规划的思路上不再循千城一面、主创城市品牌形象的大潮影响下，康定县政府采纳甘孜州社科联专家意见并委托他们拟制了康定旅游新规划，提出重建最大的瓦斯碉包家锅庄，作为人造文化园区的景点之一。同时，州图书馆作为公立文化机构，积极邀请研究锅庄文化的学者，举办公益讲座，向公众普及濒危的城市文化遗产知识。

2. 商旅行业龙头企业对康定锅庄文化的认知——希望古为今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扩大经营效益：访谈当地较大的旅游、商贸一体的企业康定跑马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正在营运的甘孜州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长孟元成，他阐述了所在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理念，一直致力打造“现代锅庄”，主张在康区推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商业管理模式，企业赢利和创利的同时，要主动承担民族文化尤其是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本土代表学者对康定锅庄文化的认知——做好口述史调查和保护性资料辑录势在必行：知名茶马古道研究学者、作家、甘孜州政协副主席蒋秀英女士和四川民族学院教授林俊华均认为，康定锅庄是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能够寻访各个锅庄后人，尤其是经历者，做好口述史调查就是对地方文化的贡献；直接参与锅庄经营的老人相继故去，口述耳传的再承继人也疏星寥落。他们指出民间和海外有相应的康区锅庄老照片散佚存世，这些珍贵资料的辑录有利于锅庄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康定城市记忆的留存。

4.锅庄后人对康定锅庄文化的认知——自豪且充满遗憾与伤感：访问到四十八家锅庄之一的中型锅庄孙家锅庄后人，进行了口述录音。另访谈了小锅庄马家锅庄的后人，了解到锅庄的经营者是藏、汉、回兼而有之。锅庄在两百多年间事实上创造了多民族互动的文化空间。两位讲述人都对锅庄报有很深的感情，觉得它的消失是遗憾，其影响力弥散令人痛心伤感。

综述以上认知，康定从上到下，从官到学，从商到民，都意识到锅庄是一笔非常有综合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了。如果政府有關部门能够把它纳入申遗保护的范畴，当然，走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已经不可能，锅庄物质实体已消亡，但作为康定城市史上遗留下的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更值得政府将它作为城市文化名片来宣传营造。若能把它打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概念，将有利于发挥这笔遗产的更大价值，无论对经济开发还是人心和谐，都有极大的助推力。增强地方文化内涵，高举跑马山的康定情歌一面旗是不够的。

（三）康定锅庄是汉藏社会结构的一种解构存在，其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可以引入当下，影响未来，还可以将之视为汉藏关系中联系古代与现代的枢纽，并建构成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史中最为独特的一类文化符号。

传统汉藏交往习俗中的结构性规范是“汉不入藏，藏不入汉”，但作为多民族政权下的一个区域，康定地区诞生了锅庄模式，解构了汉藏规范。这与康定当地族群的社会构成、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血族关系、宗教习俗等文化人类学范畴内的要素紧密相关；其消亡有自身经营的原因（继承人缺失和经营不善）；但笔者认为主要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代大背景相关。因此，具有锅庄内涵的现代企业是可以重现于康区的；调查中了解到已有企业在为之努力。总之，康定锅庄在多民族区域的固有结构中，创造性地形成了更人性化的安全阀机制；对民族地区社会紧张情绪具有舒解作用；当代多民族共存的社会仍然需要这种解构。

注释：

①康定古称打箭炉，别称炉城。

②参见高济昌、来作中：《康定锅庄传闻录》，载甘孜州政协（编）：《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第1辑。锅庄源于各路土头为土司听差伺贡，当地有谚“明正土司是主人，锅庄庄主管民政，金刚寺喇嘛管寺庙”。

③《康定锅庄传闻录》第384-385页。

④《康定锅庄传闻录》第398页。

⑤光绪年间已有该故事流传康定民间。见参考文献[2]第88-98页，已证实为坊间故事。

⑥《康定锅庄传闻录》第391-392页。

⑦见查郎阿、张晋生纂修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九·土司》，四川大学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刻本。

⑧见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M]. 林超校点.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贺觉非在《康定锅庄题名》诗后注：“木家锅庄，女主人名秋云者，长身玉立……”。

⑨《康定锅庄传闻录》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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