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池考论

杨 芳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翼城,古晋国发源地。在县境内有一滦池,千百世以来,十二村皆沐其泽。早在唐嗣圣年间,翼令张怀器“引栾泉以资灌溉,开浍道以通往来,又开荒田五百馀顷”[1]315,在其去职之后,翼民为纪念其功德,为立去思碑。卢照邻为之记祀(《翼令张怀器去思碑》已失),碑曰:“三春桃花迸出长渠之口,九秋萍叶平缘广路之唇。激溜萦纾,分源溉灌。是以奇树蓊郁,芳畦靃靡,紫穂飘香,青花吐色。”[2]1424如此盛景,时人称之滦池秋月,且被誉为翼城古八景之一。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翼城知县鄢桂枝重修滦池。他题写的“滦池秋月”的刻石被嵌在南梁镇滦池墙上。同年,御史、汝南喻时观此美景,有题:“山曲樵儿迳,天涯使者车。采风临旷野,访古过遗墟。池涌波声急,霜凋木叶疏。凌虚何所恋?只在紫微居。”[2]1712

滦池因其水利、水权问题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比如,山西大学张俊峰先生和日本学者井黑忍就有关于滦池水利问题的相关论述,但是关于滦池历史的来龙去脉却较少关注。

一、栾氏与滦池

相传在曲沃武公伐翼时,哀侯大夫栾成(共叔)不恋武公“上卿之允”拼死相斗,卒而被杀。晋小子侯嘉其忠胆,封其将军,并予以厚葬。不料棺材刚抬入墓地,一股清泉遂奔涌而出,谁也没有想到打坟竟会恰好打到泉眼上。于是人们敲锣鸣炮迎接水神,并修建水池,称为滦池,奉栾将军为乔泽神。因殡葬之日是农历三月初八,居人皆结社行打幡大会,世人称滦池古会。

这样的传说经乡人流传或存有误,甚至会曲意逢迎增加神秘色彩,但还是大致交代了一些历史史实,让后人更进一步了解与滦水相关的历史文化。

(一)栾氏

栾氏,是晋国六卿之一。因其卓越贡献,栾氏一族世代为晋国显族。上述传说中的主人翁栾成,在栾氏家族兴起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此传说的具体情况在史传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

“武公伐翼”的隐患最早可追溯至栾成的父亲栾宾。栾宾,字宾父,是晋靖侯的庶孙,曾经辅佐曲沃桓叔。公元前746年,晋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继位。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由于晋国开始发生祸乱,晋昭侯乃“封文侯弟成师(即昭侯叔父)于曲沃”[3]1638,号曰桓叔,并派栾宾辅佐成师。然而“曲沃邑大于翼(晋君都邑)”[3]1638,又桓叔好德,民众皆附,本末倒置,祸乱由此。

直至哀侯二年(公元前716年),桓叔之孙曲沃武公继立,随即开始了与晋国的数十年征战。“哀侯八年(公元前710年),晋侵陘廷(今山西曲沃)”[3]1639。次年(公元前709年),曲沃武公与陘廷谋议,联合讨伐晋国,时“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4]98武公所虏栾共叔,就是桓叔之傅栾宾之子栾成,他是晋哀侯大夫。

然而曲沃武公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让他得到晋国人的臣服,晋国人反而拥立了晋哀侯之子小子为君,史称晋小子侯。据文献记载,“小子元年(公元前708年),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虏晋哀侯。”[3]1639面对栾成,武公可能念在他的父亲辅佐桓叔有功,不仅不杀他,反而应许他说:“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栾成则拒而不受:“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臣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5]251最终栾成死于哀侯之难。

另《翼志存略》记载到“哀侯之难,成不屈,格斗而死。小子侯嘉其忠,以栾为祭田,而立庙以祀之,故曰‘栾将军’”。《栾池水例古规碑记》*乾隆六十五年(1791年),现存翼城南梁村滦池碑亭。当中也明确记载“栾将军讳成死晋哀侯之难,小子侯嘉其忠,以栾为祭田,令南梁崔庄、涧峡立庙祀焉。”从这些材料中可以了解到,自栾成遇难之后,晋小子侯遂以栾为祭田,并要求当地民众建庙致祭,封栾共子为栾将军,那么这个庙就是栾将军庙。

那么关于栾氏的由来,《栾池水例古规碑记》中就有记载到:“晋栾将军讳宾生其旁,故以为姓”,意为栾宾出生在滦池附近,遂以为姓,但实际上“滦池”一名在古史中并无相关记载,应是后人过多附会。所以不能说栾氏是因滦水而得名的。《山西通志》中就有记载到:“《姓氏书》:食采于栾,为栾氏。”[6]660可见,栾氏之称是因采邑于栾,并非滦池之故。

(二)滦池

据考证,栾邑就在今山西翼城,而此地确有滦水。但当时并不叫滦水,关于其原称,有两种说法。

一是浍水。清乾隆李居颐《翼城县志》中记载到“又以地势按之,《水经》诸书所谓‘翼’乃今故城;所谓浍,乃今‘栾水’…岂古之栾水名浍,而佛山、原头、乌岭之水,不名浍邪?然皆不可考矣。今皆以出翔山下者为栾,以出佛山、原头、乌岭者为浍,与古名相剌谬矣。今但就其现在者注之,使人易晓耳。”翔山“山形如鸟翼,一名翱翔山”,又名浍高山[7]1885,据载栾水就是出自县东南十五里的翔皋山,泉水流出后注入浍水,再汇入汾河,属于汾河水系。王世家又说滦水“出翔皋山之西,盖《水经》、《括地志》诸书所谓‘浍水’者也。今不名浍而名栾者,疑栾宾生此,后栾成死哀侯难,小子侯赐此以为祭田,故易浍为栾,后人渐讹栾耳。”[8]42可见滦水本为浍水,易“浍”为“栾”皆是由于栾成的缘故。

二是晋水。清王世家在其《唐晋辨》中也有论述。“且《括地志》曰:‘平阳河水一名晋水。’而郡之西南亦有晋水。翼之东南数十里,地隶绛县者,亦有晋峪水,余以谓翼之栾水即晋水也。滦水所经,今有晋峡二村焉。晋古音箭,今土人读为涧峡,而讹写为涧下耳。”“其曰栾者,疑当时以死难赐栾共子,因人名地,去晋为栾,犹唐之晋、翼之绛,后人误以为滦也。”[8]442晋水一名在古籍中常有提及,相传燮父就是因为晋水而命名的国号,而晋水就在今翼城境内。翼城县东南地势较高,属中条山脉,翔山就属于其中,滦水也亦发源于此,晋水定是出自诸山之中。据考证,晋水应是浍水南岸距尧都村不远的浍交诸水。据《水经注校注》载:“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又西南与诸水合,谓之浍交…又有贺水,东出近川,西南至浍交入浍。又有高泉水,出东南近川,西北趣浍交往浍。”[9]165浍交诸水(即晋水)连同高泉水共同流入浍河,注入汾河,属汾河水系。滦水与晋水都同发源于中条山脉,最后都流入汾河,所以滦水很有可能是古之晋水(或晋水一支流)。又由于栾成的忠义之行,遂改晋为栾,以彰其德。

以上这两种说法,较为明确地指明了滦水原称浍水或晋水,二者很可能不是同一条河流,但都汇入浍河,灌入汾河。所以可以确定的是今日所称的滦水定有改名一事,很有可能是纪念栾成的缘故,而且本为“栾”,因水的特性才被人写作了“滦”。

综上,栾氏是由于栾邑而得名;人们为了纪念栾成的忠勇便“易浍为栾”、“改晋为栾”,以他的姓氏来命名滦池,但当时并不一定有水字偏旁,只是后人在流传的过程中“讹‘栾’为‘滦’,俱谬甚。”

二、栾将军庙与乔泽庙

(一)时代变迁

1.不一

栾将军庙是晋小子侯时祭祀栾成的庙宇,位于滦池旁。以往的学者认为在北宋年间经宋徽宗赐名为“乔泽”之后,栾将军庙遂改称为乔泽庙,那么栾将军庙应为乔泽庙之前身。就此推论二者应该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对比《翼城县志》中关于乔泽庙的记载,却发现乔泽庙的具体位置和说法随着时间的迁移悄然发生改变。

第一，明嘉靖《翼城县志》记载乔泽庙“在滦池前。俗谓〔栾〕(滦)将军庙。”[8]46意为乔泽庙就是栾将军庙,且位于滦池前;

第二，清顺治《翼城县志》记载乔泽庙“一在翔皋山上,古柏郁茂,有泉水。一在滦池前,俗称[栾](滦)将军庙。”[10]235意为乔泽庙有两个,一个位于翔山上,另一个就是位于滦池前的栾将军庙,而乔泽庙俗称栾将军庙;

第三，清乾隆李居颐《翼城县志》记载乔泽庙“在翔山绝顶上,盖翔山栾水之神也。庙旁古柏森阴,文峰高耸。宋大观四年,王令通以神之响应闻外台,请于朝,上赐之扁额以贲宠之,曰‘乔泽之庙’,其扁额至今犹存。田令灏为之记。旧志云,一在翔山上;一在栾池旁,俗称‘栾将军’。不知在翔山上者,乔泽神也;在栾池旁者,栾将军也。土人浑而一之,殊误。不知者又妄云栾巴,更可笑。”[8]499这个观点较为肯定地指出乔泽庙只有一个,它用来祭祀翔皋山上的栾水之神,而滦池旁的只是用来纪念栾将军的。然而,旧志却记载有误,将其混为一谈,以为栾将军就是乔泽神,更有甚者,以为东汉时人栾巴就是栾将军。

从以上材料得知,栾将军庙位于滦池前,而乔泽庙的具体位置却存在不确定性,故而不能判定乔泽庙的前身就是栾将军庙,但可以肯定的是乔泽庙确是供奉水神,是此区域内民众水神信仰的集中反映。如此说来,滦水发源于翔皋山,乔泽庙就很有可能位于翔山上。《宋会要辑稿·礼》中记载了宋廷赐予山西地区神灵、山川祠庙之事,其中就提到“在翼城县,徽宗政和元年六月赐额‘乔泽’”,而受赐封的就是“翔高(皋)山神祠”[11]340。“乔者高之称也,泽者泉之能也”,由此看来,真正的乔泽庙在翔山之巅,而栾将军庙与乔泽庙并不是同一座庙宇,栾将军也并非乔泽神。

2.合一

关于乔泽庙建立的年代,很多材料中并没有准确记载。只知在唐大历二年(767年),翼城知县韩佲有过重修之事。又北宋政和元年碑刻《翔皋山乔泽庙额记》中记载到“负山之趾,枕泉之首,地形隐嶙,岗阜前起,林蒙密,烟霞蔽亏,有庙奕奕,像貌甚伟,盖翔皋之神也。神有庙于境,莫详其所自。由唐大历二年而后,碑刻始著其载,之际,卓绝其异,照人耳目。”[12]《滦泉复涌碑记》*清顺治六年(1649年),现存翼城南梁滦池碑亭。当中也有记载到“唐代宗大历间建庙而致祭焉”。从碑文可知,翔山庙宇中的神像就是“翔皋之神”,可是时人并不知道其出自何处。由此推测在唐大历二年之前翔皋山上确有庙宇,只是那时候还不叫做乔泽庙(唐时还未赐封,但不一定就是晋小子侯时建立的栾将军庙)。

北宋年间,栾将军庙与乔泽庙的界限十分明显,并未出现混淆。据《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现存翼城武池村乔泽庙内(在“重定翔皋泉水记”碑阴),另一说(三晋石刻总目)元延祐四年(1317年)。记载“翼城县东南翔皋山,有乔泽神祠庙,碑铭在焉。”说明在蒙元时期人们对乔泽神祠的具体位置是较为确定的。可是之后却逐渐趋于合一。据相关资料记载,大概是在明嘉靖二十七年(现可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翼城县志》)栾将军庙就被修撰者鄢桂枝(时任翼城县令)或当地人认为是乔泽庙,并指出在滦池前。而现存清朝年间的碑刻《栾池水例古规碑记》却有记“六月六日旨下,敕封栾将军乔泽神”。《重修建池庙东廊碑记》*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现存翼城武池村乔泽庙。也记“余翼翔麓下有滦池庙(滦池旁已确定为栾将军庙),其神曰乔泽”。这些碑文就很明确地将栾将军庙与乔泽庙合二为一,并把栾将军认为是乔泽神。古时水神信仰流传较广,人们往往喜好将具有美德的英雄人物化神供奉,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种种祈盼,这就有了文章开头描述的美好传说。再者,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庙宇都有可能已经坍塌,或经重修,越来越多的人就近在滦池祭祀神灵,栾将军庙和乔泽庙的祭神职能同一后,翔山上的乔泽庙就慢慢被人淡忘。

3.从区分到混淆

清乾隆时期,李居颐修撰的《翼城县志》中就已然批驳了旧志中关于乔泽庙与栾将军庙为一的说法。清王世家在其《栾水辨》中也极力分辨二者不同。民国时期也亦如此。但到近代,诸多学者认为自北宋政和元年赐额“乔泽”后,滦池前的栾将军庙便改名为乔泽庙,却忽略了宋徽宗赐的是翔山上的“翔皋山神祠”。但反观今天的乔泽庙却发现翼城县内不只一座:一在南梁村,一在武池村,两处皆有不等数量的碑刻。如今南梁乔泽庙已然废弃,而武池乔泽庙却因拥有元代面积最大的舞楼而保存下来(据张俊峰考证武，池建庙晚于南梁),并被世人尊崇,可实际上二者都不在翔山上,因此也皆非宋徽宗时敕封的神祠,今人亦混之。

(二)赐额“乔泽”

直到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宋徽宗才行赐额。但是关于赐额有不同说法:

第一，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翔皋山乔泽庙额记》记载“然自始距今,垂数千百年,曾未有以神之灵迹暴于上,以求领干祠官者。大观四年,邑宰王君通,始合邑人之愿,撮神响应之实,以闻于郡,郡以其事列于外台,请于朝廷。时上方兴礼乐、致太平,怀柔百神,无文咸秩。凡群祀之在万国初未有封爵者,咸加赐庙额。以贲宠之况,所谓山川之神,尤有功德于民者耶?遂可其奏,以明年六月六日赐名曰‘乔泽之庙’”。

第二，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重定翔皋泉水记》*现存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中记载宋大观四年“县宰王君迩曾会合邑人愿,集神前后回应之实以闻朝廷。至五年(误,无大观五年,实为政和元年),赐号曰乔泽庙”。

第三，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滦池水例古规碑记》中详细记载到北宋大观四年,因下流村(又名清流村)仁重与南梁村崔九思等争水之事,李邑令奏请宋徽宗于六月初六日下旨敕封栾将军为乔泽神,命李侍郎分定水例。

前两则材料基本类似,在宋徽宗大兴礼乐、祭祀山川之神的政治大背景下,翼城县宰王迩或王通(二人是同一人。“钱坊县志:邑令王通,今拓本作邑宰王君迩。高继嵩碑题,王迩撰,当即此人”[13])于大观四年随民意奏请“加赐庙额”,直到政和元年六月六日才赐“乔泽之庙”。然而第三则材料却与前者有较大出入,所述是指上三村内部争水之事使得李邑令奏请赐额,而且是将栾将军封为乔泽神。

相较碑文所记时间,政和元年翼城知县田灏所记则更为贴近事实。纵观全通碑文,田灏在“王君去邑”之后继任为知县,而他第二日,就“率僚佐具牲币之奠以告,而揭赐额于庙之前”。而这篇碑文便是全县乡人祭祀神灵、谢主隆恩的直接表达。“自唐大历二年始有碑记,多纪云毕之,下迄于宋大观四年间,县宰王君迩会令邑人愿集神前后。时王君以秩满而归,令尹田君灝事之初,以赐庙号之事,记立碑焉”。光绪《翼城县志》中又记载“政和四年邑令田灝重修有记”,就上文可知,其实不然(时间不符),又据《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可知“政和元年十月二日,将仕郎县尉康立石,无四年重修事,县志误。又按碑,王君以大观四年请赐庙额,明年六月六日赐名时王君已去,而田灝代之,故为撰记,非重修也”[12]。

综上所述,位于翔山之巅的乔泽庙是水神庙,所供神祇是山川之乔泽神,它至少在唐大历二年之前就已存在,并于大观四年翼令王君奏请之后的第二年(即政和元年)获得敕封。乔泽庙与栾将军庙由宋元时期的不一,慢慢走向明清时期的合一,因此翔山上的乔泽庙慢慢被人淡忘,而栾将军庙却被人等同于乔泽。所幸从清乾隆时期直至民国,诸位学者也亦区分辨别,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考辨资料,不料到近代,二者之别又皆被世人混淆。

三、滦池停涌补考

发生在滦池附近的水利诉讼见诸碑刻及文献资料,可见该地在历史上由于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发生过多起争执。虽然滦池灌溉南梁十二村,但该泉水却以浅层水为主,一遇到持续干旱,水量必然减少,甚至停涌。张俊峰先生的文章中认为自明弘治十八年起至民国二十七年止,滦泉共发生过五次停涌[13]。但据搜集到的资料得知,其上限时间以及次数略有出入。清顺治六年(1649年)《滦泉复涌碑记》中记载“元文宗天历己巳而涸,顺帝至正丁丑复出”,那么应该在元朝时期也发生过一次。然而至正年无丁丑,据此推断,干支丁丑年应该是元顺帝(即元惠宗)至元三年(至元丁丑年,即1337年),因为滦水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干涸,二者相差8年,比较接近。故疑“至正丁丑”有误。(南梁碑林《乔泽灵应记》中确有记载“天历已巳旱暵为灾,饥馑荐至…今夫泉水之涸,已逾八载,一浚而复出…”该碑刻落款为“大元至元四年十二月立石”,便证明了此考证。)

其余的六次泉水涸竭分析如下:

“弘治间曾涸,越数年复出。”[10]26(明嘉靖)

“明弘治间涸数岁,崇祯间亦涸数岁。我朝圣祖遐升之先三、四年,其水忽涸,至宪宗御极之年复出焉。”[8]42(清乾隆李氏)

“至崇祯十二年已卯飞蝗蔽日,庚辰旱魃煽惑,辛巳斗粟两金,祸乱叠作,天之所以示也。乃人不悔悟,用水不公,上干神怒,泉遂涸竭。至本朝大清顺治四年丁亥,邑令山东武城赵公讳昉,为民造命,诣祠至祷,九月,泉复涌出。”(《栾池水例古规碑记》)

“清康熙末年,忽涸三四载,至宪宗御极,复出。民国十四年,池水忽停流,逾岁复照常外涌溉田焉。”“清光绪三年大时,滦池水涸而此河(天河)细流涓涓,尚足附近村人用。”[2]253(民国)

“中华民国十八年天大旱,禾未收,民无粮,滦池涸竭。至民国二十七年水复出,相隔十年之久。”[14]43

从上述记载可知,滦泉停涌大都是干旱所致,具体来看,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滦水停涌,崇祯十二年(1639年)发生蝗灾,滦水亦干涸,直到清顺治四年(1647年)泉复涌。康熙末年,大概是从五十九年(1720年)开始泉水干涸达三四载。另有资料记载,清康熙五十九年至清雍正元年(1720-1723)山西全省大旱,翼城“六月至秋不雨,苗皆枯死,冬夏无雪”“春不雨,岁大饥,斗米银八钱、民剥树皮为食”[15]90。康熙“六十年春,不雨;六月,天泣;是岁大饥,斗米银八钱,民剥树皮掘草根殆尽,滦水涸…雍正元年,滦水复出。”[16]156光绪“三年(1877年)夏,麦薄收,天旱,滦水涸,秋无禾,岁大饥。”[16]157山西发生特大干旱,滦水干涸,人们只得饮用附近天河之水。清宪宗登基之年(1908年)泉水又复流出。民国十四年(1925)、十八年(1929)年滦水再一次停涌,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干涸达10年之久的滦水又复流出。不幸的是,自1992年断流,经1993年下挖复出后,到2003年滦泉完全干涸,至今未能复出。

因山西翼城自古以来承受着水资源紧缺的沉重压力,故而人们格外重视对水神的祭祀。为祭滦神,南梁镇在农历三月初八日行打幡之会。而这民间自觉形成的祭水活动,代表了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丰足人祥的美好愿望,从侧面又反映出水资源的稀缺对该区域人们造成的极大影响。

四、小结

根据上文可知,因采邑于栾,故以栾为姓氏。为了纪念栾成的忠义之举,当地百姓在滦池旁建栾将军庙,并易浍为栾(改晋为栾),后人又讹传为“滦”。但栾将军并不是水神,栾将军庙也并非乔泽庙。乔泽庙位于翔皋山上,用来供奉翔山滦水之神(滦神信仰),后人多将栾将军和乔泽神混为一谈,多是假托附会英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区民众有着较高的水权意识,是历史上水神信仰的典型代表。在历史上滦池因干旱经过7次停涌,最终断流,甚是可惜。

[1]翼城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翼城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3]司马迁.史记·晋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国语·晋语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王轩,杨笃.山西通志(清光绪版)[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程发聩.翼城古志集成[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9]郦道元.水经注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程发聩.翼城古志集成(第一册)[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11]李茂盛.山西通史·宋辽[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

[12]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13]张俊峰.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14]翟铭泰.翼城滦池水文化[M].临汾:三晋文化系列丛书,2007.

[15]山西通志·水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6]程发聩.翼城古志集成(第五册)[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