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辜鸿铭《中庸》译本的“深度翻译”

官 文 娟

(福建商学院 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12)

论辜鸿铭《中庸》译本的“深度翻译”

官 文 娟

(福建商学院 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12)

“深度翻译”通过序言、注释、后记、附录等方式将译文放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与语境之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最大程度地保留，这对中华典籍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辜鸿铭《中庸》译本中富含注释，为此以辜鸿铭《中庸》译本为例，对辜译本中的注释进行归纳分类和分析，并探讨辜鸿铭采用这种“深度翻译”的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

深度翻译；辜鸿铭；《中庸》

近年来，我国推行文化强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互动和交流，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软实力，因此中华典籍翻译也逐渐成为关注热点。清末民初时期，辜鸿铭爱国心炽，逆西学东渐之潮，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将《论语》、《大学》和《中庸》译为欧文，并撰述《中国人的精神》诸书，坚持不懈地向西人传输中国传统文化，且收效甚佳。

辜鸿铭《中庸》译本于1906年在上海墨丘利有限公司出版，书名英译为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duct of Life(普遍秩序和人生指南)。辜鸿铭《中庸》译本注释包罗万象、评析深入、以古喻今，他融会中西思想，贯通古今文化，畅引西方宗教、哲学、文学经典选文，对《中庸》译本进行注释和解读，增进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本文以辜鸿铭《中庸》译本为例，从注释作为一种深度翻译的角度，对辜译本中的注释进行归纳和分析，并探讨辜鸿铭采用这种“深度翻译”的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

一、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Think Translation)，亦可被称作“增量翻译、厚译、深译”，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1993年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深度翻译》中提出[1]，指的是用序言、注释、脚注、尾注、附录、双行小注、后记等副文本形式将译文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一种翻译，使文字隐含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互融合一体[2]。换句话说，深度翻译就是在译文中建构原文的“文化网”，使译语读者可以在这张交织着文化信息的网状意义之下来理解原文，从而避免因语言转换而将原文置于异质文化的文化预设和思维定势之中而产生的误读[3]。中文属于强语境文化系统，而英文相对属于弱语境文化系统，那么在汉译英转换的过程中，就要从简到繁，添枝加叶，弥补汉语表意中的言下之意和弦外之音，填补信息差[4]。深度翻译使译文语境化，让译语读者置身于源语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减少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从而产生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抵消强势文化的优越感[5]。

2003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作为深度翻译的跨文化翻译研究》，把深度翻译作为跨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途径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深度翻译的五项优势：(1)深度翻译将翻译和阐释融为一体，从而实现源语和译语在话语、概念和范畴形成一种动态的对等和平衡；(2)深度翻译彰显译者主体性，体现译者的明确立场；(3)深度翻译打破了传统翻译的概念性和宏观性；(4)深度翻译更加关注细微差别而非抽象概念；(5)深度翻译突显建构的、非本质主义的属性。深度翻译的实质是增量翻译，将增加源语所承载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互文语境、现实语境以及译者所身处的社会语境等语境要素纳入认知，产生译文文本，使之进入译语语境。中国传统典籍的跨文化传播，需要重视研究异质文化对中国典籍的意义建构话语范式的解读和理解，而深度翻译作为一种对源语文化信息的深度诠释[6]18-21，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译介和传播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辜鸿铭《中庸》译本中的“深度翻译”

《中庸》言简意赅，涵义深邃、隐晦，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晦涩难懂。而由于历史文化差异，原文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与相对应的译文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往往难以平衡[7]。若是不加以阐释说明，一味保持原语与译文形式上的对等平衡，容易使译语读者不知其所云而失去阅读兴趣。辜鸿铭《中庸》译本中通过“序言+密集型注释+长篇附录”的深度翻译方式，彰显译者主体性，拓展译者话语空间，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用译语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化背景知识、人物，阐释深奥的哲学概念，取代中国特有的人名、地名，使中国文化逐渐游离于异质文化之中并产生影响。辜鸿铭1906年版的《中庸》译本中除了有详细的注释外，还有译者序言和附录ABCD，辜鸿铭在《中庸》序言中阐释了译书的目的、此书的价值以及他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以及“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而附录ABCD分别是第6、7、9、16章中所阐述中心思想的拓展和延伸，都为研究译者的思想动机、诠释译文特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本文仅选取辜译《中庸》中的注释作为研究对象加以举例说明，并探讨辜鸿铭译本中“深度翻译”的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

辜鸿铭《中庸》译本中包含了大量详细的注释。注释属于“深度翻译”中的一种，又可划分为研究性注释和知识性注释。其中研究性注释包括发现性注释和质疑性注释两种类型；而知识性注释包括解释性注释、对比性注释和指示性注释三种类型[8]。辜鸿铭《中庸》译本中主要包含解释性注释、对比性注释、发现性注释以及质疑性注释这几种类型。

(一)解释性注释

解释性注释是为了填补源语和译语的文化和语言的鸿沟而采取的一种增补的翻译方式，通常填补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语言暗含信息和文化信息，通常在译语无法直接且完整地传达源语的时候来填补由于文化或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的缺失，其目的是通过进一步地阐释术语以提高译文的整体流畅性和可读性。辜鸿铭《中庸》译文中有多处解释性注释，以下举两例加以说明。

例1：原文：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辜注释：The word tao here means the moral law finding its expression in social order. Confucius in his time, as Carlyle or Ruskin in modern Europe, considered the world to have gone on a wrong track; the ways of men and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to be radically wrong[9]77.

辜鸿铭通过加注对“道”进行进一步阐释说明，“道”指的是在社会秩序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则，是社会秩序的根本。这句话是孔子对“道”难以实行的叹息。辜鸿铭继而解读“孔子在他的时代，如同卡莱尔或罗斯金在现代欧洲，认为世界走上了错误的轨道；人类的发展方向与社会结构是完全错误的”。

例2：原文：子曰：“舜其大孝也与……”

辜注释：The word 孝in the text above does not mean merely a filial son, but has the meaning of the Latin “pius”—pious in its full sense, reverential to God, dutiful to parents, good faithful and orderly in all the relations of life[9]108.

这一段关于统治者的品德要求，其中列举帝舜的品德为例。辜鸿铭通过注释说明了他对于此处“孝”的理解，不仅是指对父母的孝敬，而是更广义的“孝”，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虔诚，其中包括对上帝的虔诚，对父母的孝敬，是一种虔诚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态度。

(二)对比性注释

对比性注释是译者选取译语文化中的例子对源语文本加以对比或类比的一种注释，借助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文词或例子对源语的进一步阐释，有助于增进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体会，也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例3：原文：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而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辜注释：What is here said of the Emperor Shun in ancient China may be also said of the two greatest intellects in modern Europe,—Shakespeare and Goethe...[9]112

此段的重点是对“善、恶”的认知问题。在注释中，辜鸿铭将孔子对古代中国帝王舜的评论与现代欧洲莎士比亚和歌德进行对比，认为舜主张隐恶扬善的机智观点，与莎士比亚和歌德所宣扬的“人性善”论不谋而合，指出伟大才智的特性是一种看到事物本性的善而不是恶的能力。

例4：原文：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辜注释：As the Emperor Shun in the text above is the type of the intellectual natur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what Mr. Matthew Arnold calls Hellenism, so Yen Hui here is the type of the moral, emotional or religious natur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what Mr. Arnold calls Hebraism...[9]126

(三)发现性注释

发现性注释是译者基于个人的知识储备对原文中心思想进行新的阐发，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再创造，一种补充、延伸和拓展。

例5： 原文：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辜注释：Morality begins with sex. Students of German literature may remember Faust’s confession of faith to Margaret: Lifts no the Heaven its dome above ...Then call it what thou wilt—Call it Bliss! Heart! Love! God![9]128

《中庸》第十二章中通过“圣人”、“君子”、“小人”不同层面展现对“道”的理解。“道”始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之中，但是它的最高状态是支配天地的最高法则。注释中辜鸿铭引用了浮士德对玛格丽特表白忠心的一首诗加以说明，君子之道由爱而生，这种爱最初起自夫妇，但人类之爱并非局限于男女之爱，还包含亲情以及人对万物之爱、之仁。注释是辜鸿铭对《中庸》对“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一种延伸性的诠释、补充和再创作。

例6：原文：“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辜注释：The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here announced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ut Confucius’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aw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eans, not the survival of the most brutally strong, but the survival of the morality fittest.[9]148

本段举帝舜为例说明对统治者品德的要求：作为统治者，若拥有了应有的道德品质，则名利、地位、寿福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规律。辜鸿铭认为这便是“适者生存”的规律。他对“适者生存”的阐释与现代意义的理解稍有不同，赋予了它新的含义。辜鸿铭曾在《费解》中谈道：“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8]。在此他进一步说明“适者生存”是指那些道德意义上最崇高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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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疑性注释

质疑性注释是译者对原文的评估、加工、推论、以及反思性再造，一般是译者对原文的观点合理性的批判和质疑。辜鸿铭《中庸》译本中，批判性注释较少，此处仅举一例说明。

例7：原文：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

辜注释：武王末受命in the text here, I think, should be 文王未受命.The subject of this section is文王(the Emperor Wen) and not 武王(the Emperor Wu).[9]196

此一段是“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一句展开论述。文中举“文王”为例，阐述“文王”是一个最无忧的人，因为他父亲打下了王朝基础，而他的儿子又继承下去。辜鸿铭此处指出文中“武王末受命”应为“文王未受命”，乃是他结合上下文语境推理得出，认为原文有误，是辜氏对原文的一种批判性质疑和删改。

三、 辜鸿铭“深度翻译”的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

辜鸿铭《中庸》译本与原文是一种“动态的对等”，丰富的注释与译文形成文内互补。他在译作中频繁引用西方著名观点对《中庸》中的观点进行互证，阐明“最显著的是，正如我在译文的附加说明中所提到的，这本著于两千年前的书中，以同样的方式和语言讲述了现代欧洲最伟大思想家的最新论著观点。”[9]200辜鸿铭通过注释这种深度翻译，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之中，为语义丰富的古汉语核心概念提供细致的意义解说，并以西释中，提供详细的文本背景介绍，增强对源语文本的理解。辜鸿铭这种“深度翻译”又有何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呢？

(一) 辜鸿铭——学者型的译者

辜鸿铭是一位学者型的译者*辜鸿铭是一个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家，通晓古今多国语言，能用欧洲语熟练表达思想，论著除中文外，主要以英文发表，被译成德、法、日、俄等多国语言。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与辜鸿铭通信探讨人类前途问题以及文化出路，并公开发文向其致敬。英国作家毛姆访华期间，专程拜访辜鸿铭，且在他的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中撰写《哲学家》一文，称辜氏为“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丹麦文评大家勃兰克斯曾著《辜鸿铭论》，称之为“卓越的中国学者”。法国罗曼·罗兰也承认“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在林语堂编译的《孔子的智慧》中，只有《中庸》的译文他采用了辜鸿铭的译本，林语堂认为辜鸿铭对该书的翻译是“如此的聪明绝妙，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明了”(黄兴涛著《辜鸿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写到“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的戏剧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黄兴涛著《旷世怪杰》，东方出版社，1998年)。，知识渊博，在《中庸》的注释中，辜鸿铭援引马修·阿诺德、歌德、弥尔顿、康德、托尔斯泰、托马斯·卡莱尔等人的名言、基督教圣经里的格言、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名句来诠释《中庸》内涵，以西洋宗教、哲学、文化来释义《中庸》，可谓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

作为学者型的译者，他不仅翻译传播，还要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研究，以及对作品独特的见解融入译作之中。辜鸿铭注释《中庸》的篇幅超过了译文本身，拓展了译文的有限空间，俨然是一部“英文小书”，从中我们可以明显体察辜鸿铭深窥中华文化学术以及西方思想精神之底蕴。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者、传播者还是沉思者甚至是变革者。当然，辜鸿铭包罗万象的注释除了展现他的译者文化身份、流畅犀利的英文表达和学富五车的知识储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强势语的环境下让《中庸》尚有一席之地。

(二)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现实主义关怀

辜鸿铭是一位热爱祖国、潜心儒学、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文化思想家，辜氏翻译儒经有着现实主义的关怀。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可贵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辜鸿铭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眼界和见识，呼吁国人自尊自重，与西方列强及来华教会进行思想上的抗争，以犀利的言辞，批评西方汉学家的自大、浅薄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轻视，奉劝西人不要歧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希望得到西方的尊重和平等对待[10]1-5。辜鸿铭推崇中西古典文明，认为中西两种文化具有共通性。辜鸿铭把《中庸》译为“普遍的道德秩序”，意即君子的生活状态合乎普遍的道德秩序，并举多例验证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孔子的许多观点与西方世界的至理名言不谋而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辜鸿铭更是不遗余力地痛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个人功利主义以及金钱主义，他甚至主张中国文化救西论，他宣称：评判文明的标准是人，是该文明化下之男女的文化教养状态，而不是人的创造物如“炮舰”和“暴力”。辜鸿铭视宣扬表彰中国传统道德礼教为己任，逆西学东渐之潮，以炫示西人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然而，国内学界对辜鸿铭《中庸》译本褒贬不一，也有如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批判辜译以西洋哲学解释儒经，以空虚广莫之语翻译儒学核心概念(王辉，“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外国语言文学》，2006年第3期第186-191页)；江晓梅也认为辜译本无论是对核心概念的通俗化翻译和注释，还是对关键章次的肆意改写，或者不少牵强的对比分析，结果都是原文中的精妙思想理论的丧失(江晓梅著《〈中庸〉英译研究——基于理雅各、辜鸿铭、休中诚、陈荣捷、安乐哲和郝大维译本的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辜鸿铭译《中庸》时期，正值西方列强大肆侵略瓜分中国、中华文化岌岌可危之时，西人视中国人为蛮夷、中国文化一文不值。辜鸿铭为了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华文化的偏见，要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提倡中国文明才是真正文明。为了使处于强势语文化之中的西方读者认可和接受“中国文明”，辜氏采用了文化顺应的翻译策略，顺应译语读者的理解需求，畅引西方哲学文学中的经典片段，将《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和西方的经典片段进行比较分析，主张“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拔高儒学，宣称两千多年的儒学已有和西方哲学、宗教、文化中相仿的见解，此乃殊途同归，强调儒学的“普世价值观”。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辜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忠实翻译标准，可是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注释使《中庸》的核心思想通俗化，拉近中西文化的距离，赢得了西方读者对《中庸》核心思想的认同感 ，其译本在西方世界刊发无数，广受欢迎。

辜鸿铭通过注释这种“深度翻译”，对古汉语中一词多义的核心概念进行解释性的注释，增进西方读者对汉语的理解；畅引西方名人名言进行对比分析，形成文内互文照应，以增强中国儒学的说服力、增进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还基于自身对儒学的理解，进行“创造性”的拓展和延伸。这些注释不仅有助西方读者窥见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也可以让中国读者换个角度认识儒学。“深度翻译”有利于典籍作品的推介和传播，可是过度操纵型的注释或评论亦有可能造成对原文的偏离，译者应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尽可能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之上，通过“深度翻译”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华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是学界可以积极尝试探讨研究的议题。

[1] 黄小芃.再论深度翻译的理论和方法[J].外语研究，2014(2)：72-76.

[2] APPIAH,K A.Thick Translation[A]// VENUTI，L.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nd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4:399.

[3] 王雪明，杨子.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中国翻译，2012(3)：103-108.

[4] 刘平.论文学翻译中的厚翻译现象——以英译《红楼梦》为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5(1)：137-141.

[5] 孙宁宁.翻译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纬度：深度翻译[J].上海翻译，2010(1)：14-17.

[6] 尹延安.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深度翻译模式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

[7] 曹明伦.当令易晓，勿失厥义——谈隐性深度翻译的实用性[J].中国翻译，2014(3)：112-114.

[8] 周领顺，强 卉.“厚译”究竟有多厚？——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6)：103-112.

[9] 辜鸿铭.中庸·大学[M].王京涛，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OnThinkTranslationinKuHungming’sTranslationofZhongyong

GUAN Wenju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12,China)

By means of notes and appendices, thick translation puts the text in the rich culture background and language context, keep the culture of the original text to the fullest extent, which would exert great instructive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u Hongming’sZhongyongtranslation version contains large amount of notes. Therefore, the paper uses Ku Hongming’sZhongyongtranslation version as the example to classify and analyze the notes in it, and finally expounds upon Ku’s motivation and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ick Translation.

Thick translation; Ku Hongming;Zhongyong

2017-09-03

2016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60671)。

官文娟，女，福建商学院外语系讲师，文学硕士。

H059

A

1006-4702(2017)05-0115-06

(责任编辑陈尚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