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河洛体育文化兴起考

杨绍华

（河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宋代河洛体育文化兴起考

杨绍华

（河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北宋时期是河洛体育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民间体育活动的空前普及和宫廷体育迅猛发展。研究依靠洛阳地区遗留下的丰富史料,考证了宋代时期河洛体育文化的正统性、综合性以及表率性的特征，而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马匹的短缺，使人们不得不重视武术；河洛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为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程理学的影响；宋朝的武举和武学为体育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市民文化的影响成为宋代河洛体育文化兴起的重要因素。

宋代；河洛体育文化；考证

1 宋代河洛体育文化特征

“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河洛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北宋时期，河洛地区地处中原，仍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尤其是京师开封和西京洛阳，两座城市东西呼应，相得益彰。正是这种政治的优越地理位置、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深厚积淀，使得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得天独厚。也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影响，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先天的优势和独特的魅力。

1.1 河洛体育文化的正统性

北宋时期，开封是宋代的宗庙社稷所在地，皇家文化在此地有绝佳的体现。都城文化必然为政治统治服务，也必然受皇家气息熏陶。诚如宋代诗人周邦彦所描绘的那样：挈俗学之芜秽，诋淫辞而击掊……术艺之场，仁义之薮，温风扇和，儒林发秀，宸眷优渥，皇辞结纠。荣名之所作，庆赏之所诱，应感而格……复有佩玉之音，笾豆之容，弦歌之声，盈耳而溢目，错陈而交奏，焕烂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风。

开封文化高贵典雅，充满了皇家气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育文化也必然充满了皇家特色。如宫廷击鞠，京师百戏无不彰显出雍容华贵的正统特征。宫廷的击鞠活动高贵、典雅、正统，仅鞠场的装饰就非常华丽，如球门“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雕刻有金龙和莲花，并用彩色的布帛进行装饰。球员也是穿紫戴绿，极富特色，“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球赛进行的过程中，宫廷教坊要奏龟兹乐、凉州曲等动感的音乐，凸显了河洛体育文化的兼容并蓄。河洛地区的中心城市——洛阳虽为陪都，但九朝古都的文化底蕴仍使得其体育文化绚丽多姿，非其他城市可比。

1.2 河洛体育文化的综合性特征

北宋以前，河洛一带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种优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使得河洛地区的主要城市——开封和洛阳汇集了各类不同形式的文化，加以融合、提高，成为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综合文化。孟元老说开封“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正是京师文化综合性的体现。如宗教，既有佛教、道教，也有自波斯传入的祆教：“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京师人畏其畏灵，甚重之。”就国内而言，宋初收复后蜀、荆南、南唐、吴越、南汉、闽、北汉，其君主将相、图籍文书都汇集于开封，为朝廷所利用。不仅如此，宋朝统治者还将南方赛龙舟等体育娱乐活动移植到河洛地区，这在《东京梦华录》里有明确记载：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诸小船竞诣奥屋，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迎导于前。其虎头船以绳牵引龙舟。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鬛，皆雕镂金饰，楻板皆退光……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

显然，京师开封的赛龙舟活动受江南水乡龙舟比赛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洛体育兼收并蓄、综合性特点。

又如，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嵩少瀍涧钟山水之秀，名公大人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为花卉之奇。加以富贵利边，优游闲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妩媚，争妍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馆榭池台、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更莫比” 。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使洛阳“士大夫之渊薮”，各种先进文化在这里汇合，各种体育活动在这里交流。洛阳又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如前文提到，回鹘商人经常在此经商、贸易。回鹘音乐与舞蹈也流传到河洛地区。

1.3 河洛体育文化的表率性

京师乃首善之地，“四方仰之为师”。其城市文化辐射功能与主体作用十分突出。北宋之后，临安城以模仿开封为荣，可谓全盘汴化。宋人吴自牧《梦粱录》里记载了临安城内大量的体育文化表演项目，几乎和京师开封雷同。诚如陈俞舜指出的那样：“今夫诸夏必取法于京师。所谓京师则何如？百奇之渊，众伪之府，异服奇器，朝新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京师的任何新鲜事物都为全国所关注并很快被模仿，中心城市文化的辐射功能和作用极为突出。又如，起源于河洛一带的相扑运动，在北宋末年传到了山西，山西晋城南社发掘的一座宋代墓葬壁画中，所绘的相扑图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2 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马匹的短缺，使人们不得不重视武术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与历史上汉唐等统一王朝相比，宋的疆域显得十分狭小。就北宋而言，其领土在北纬20°～40°的区域浮动，其统治区域东自霸州（今河北霸州）经雄州（今河北雄县），北至河套、长城一线，西至陕西、甘肃、河西走廊以东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西南到西藏、云南以东及南方的广大地区。国土面积最大时也仅有254万平方公里，还不及汉唐领土面积的1/3。这使得宋朝丧失了广大西部和北部传统的畜牧业基地，这对宋朝发展畜牧业，尤其是牧马业极为不利。

宋朝建立后，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并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完成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当时除了宋王朝以外，在我国北部边区，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夏、金等民族政权，南部和西南地区还有吐蕃和大理与之并存。这些政权经常骚扰宋朝边境，多次与宋王朝发生军事冲突与战争。与这些养马业发达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宋政府只能望马兴叹，自愧不如。因为这一时期辽、夏、金诸国的骑兵十分强大，是宋朝的强敌。这些政权拥有发达的养马业，其中辽国“牧马蕃息多至百万”，相当于宋朝国马最多时（在宋真宗时期）的5倍。金朝虽没有辽朝的马匹多，但也有47万匹之众。西夏养马业十分发达，“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这些都与宋朝骑军常常缺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如此，在与这些国家军事交锋的过程中，宋军几乎是每战必败。正如北宋大臣宋祁所分析的：“西北二敌所以能抗中国者，惟以多马，而人习骑，此二敌之长也。中国马少，人又不习骑，此中国之短也。每至敌来作过，则朝廷常以所短御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今议者但欲益兵破敌，不知无马且不能为兵也。”宋祁分析了宋朝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战马和不习骑射。

宋王朝国内的阶段矛盾也十分尖锐。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甚至在宋中央政府所在的京畿地区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是“盗寇充斥，劫掠公行”。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等诸多起义，曾一度威胁着宋王朝的统治。

频繁的内忧外患，加之先天的骑兵缺乏，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武备，在军事训练和武器改良方面加大投入。宋朝实行募兵制，通过选募、武举考试选拔武艺人才。军事训练采用统一教法和训练，并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军事训练规范化、体系化促进了宋代军队武艺的提高。这一时期兵器的种类大增，形制繁杂，各种兵器武艺各有特色，武艺向多样化、多元化的形态发展。

内忧外患的局势也促使民间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和武术训练。常年的战乱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尤其是边境居民的安全。为了自我保护，民间自发地组织学习武术。如河北“古今与虏为邻，其风俗便骑射，尚武学，举武而仕于朝，前后相望。”武艺成了边防居民生存的必备技能。边境的人们常常“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动荡的局势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河洛一带地处中原，都城所在之地，更需加强军事防御、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对体育训练尤为重视。

3 河洛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为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京洛阳是河洛地区的中央城市。北宋时期，陪都西京也是人们经商逐利的战场，“京洛之民窳堕事末利，不重垦稼”。“短袴长衫白苎巾，咿咿月下急推轮。洛阳路上相逢着，尽是经商买卖人。”商户们形色匆匆，穿梭于阛阓之途，“高吟大笑洛城里，看尽人间手脚”。洛阳居天下正中，水陆交通便利，全国各地的商品在这里聚集，客观上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即便是在远离洛阳城的嵩山中岳大庙会上，也是“千里非遥，万人斯集，歌乐震野，币帛盈庭，陆海之珍咸聚于此”，一片繁盛景象。窥一斑而可知全貌，大都市西京洛阳的繁华景象，由此可想而知。

宋代，西京洛阳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还是国际性贸易都市，有外商在此居住。宋真宗时期为了加强对外来商人的管理，曾诏令：“闻西京回鹘人有久住京师者，无得私买蕃部系禁香药，违者论其罪。时三司言：‘回纥等有犯，即断决。’真宗曰：‘外蕃远来贡奉，不知中国条法，若深加刑辟，恐失怀远之道’。遂令先具罪状以闻。”这显示当时西京活跃着一定数量的外国商人，商业交易频繁，不得不就有关交易活动予以管理。

洛阳是一座著名的消费城市。这里是皇亲贵戚、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荟萃的地方，高品位的顾客必然带来经济的高消费。“常记当年入洛初，华灯百万掷樗蒲”“画堂绮屋锦绣市，是洛阳、耆旧州里。富贵荣华当世”“老年不入少年场，不似当时在洛阳。春风杨柳东西陌，古道楼台南北商”。繁华的都市，巨商豪富的云集，一掷千金的大贾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城市商品的消费。洛阳物价昂贵：“盖将与日月争光，何苦与洛阳争价。”

洛阳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夜市的出现。洛阳夜市最晚在北宋初期就已出现，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二载：“开宝初，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襭，众谓之‘李装花’。近因夜市，自去买熟食，忽见姓孙人亦在买物。”除去夜间餐饮，当时的夜间花市更为浪漫和吸引人：“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艳。交驰翠幰新罗绮，迎献芳尊细管弦。人道洛阳为乐园，醉归恍若梦钧天。”在这种彩灯闪烁、鲜花飘香、美女荟萃、笙歌缭绕的环境里，人们往往乐在其中！或许那些活跃于青楼小巷的妓女“盈盈”走来，更能使那些“粉面阿郎”乐得挥金如土、一掷千金。“洛阳无限青楼女，袖笼红牙金凤缕。春衫粉面谁家郎，只把黄金买歌舞。”就连那邵雍邵老夫子也被青楼声乐给吸引了，一首《天津闻乐吟》随之而生：“名园相倚洛阳春，巷陌无尘罗绮新。何处青楼隔桃李，乐声时复到天津。”这些青楼妓女们的歌舞卖艺已经成为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标志。

4 二程理学的影响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他们生活在这片河洛大地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而宋代体育运动项目深受理学“定心”“主静”主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二程理学倡导的“定心”“主静”思想对那些对抗比较激烈的体育运动项目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一些限制作用。明清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空前加强，理学逐渐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桎梏。因此，对河洛体育而言，二程理学是一把双刃剑。

5 宋朝的武举和武学为体育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我国武学创立于宋朝。“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故事而未及行。仁宗时，尝置武学，既而中辍。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武举、武选，开始酝酿于宋真宗咸平年间，直到宋仁宗时才正式设立武学，但几个月后即停办。宋神宗时又设立中央武学于“武成王庙”，宋徽宗时各州也设置了武学。中央武学的学生名额为100人，学生的来源是官员的子弟和有官举保的民间子弟。经过考试，人材和弓马等武艺考试合格者才能入学，学制3年。武学学习的内容，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理论部分是兵法和历代战争分析，实践部分是武艺和军事指挥。武学生以学业成绩、武艺高低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级。各级的标准是：“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矢五发中的；或习武伎，付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并为优等，补上舍生。试马射以六半，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武艺策略累居下等，复降外舍。”提高了武术的地位。而且，对习文的学校也有所影响，有些习文的学生也练飞射箭，在文科考举不中时，就去考武举，这对减弱重文轻武的观念是有利的。

在武举、武学的影响下，宋人十分热衷于整理古代军事理论典籍。宋初调露子的《角力记》是第一本有关角力和拳术的专门性书籍。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汇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性兵书，对历代军事理论，包括军事技能和身体训练作了全面的整理与阐述。例如，书中十分重视训练，认为“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另一部作为武学教材的著作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四月颁行的《武经七书》，书中整理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七部古代军事理论著作。

6 市民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一般都把乐舞等文化艺术类艺人养在宫中，唐代则除教坊以外，又在宫中为围棋、马球高手设立了“待诏”“供奉”之类闲散职位，棋待诏官阶九品，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于翰林院，所以又被统称为“翰林”。宋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宫中仍设“内等子”一类专门组织，名额120人，内有管押人员2人、“十将”（类似教练员）2人，上、中等相扑手10名，下等相扑16名，剑棒手10名，各按等级“支钱粮有差”；每三年要对“内等子”进行一次考核，“当殿呈试相扑”，接受皇帝的检阅和赏赐：合格者留用或转正；不合格者被淘汰，分发各地担任“管营军头”。另一方面，朝廷常在节日或需要时从民间调集乐舞、杂技、相扑等人员进宫表演。这样政府养人不多，既减少了开支，又满足了演出的需要，也促进了民间文艺体育团体的发展。

因此，虽然宋朝时期仍有官办的表演组织和体育团体，但民间表演团体包括体育团体却有了极大的发展。宋代在汴梁、临安等大都市出现了专门的表演场所“瓦子”(瓦肆)。这里表演项目繁多，除各种戏曲歌舞以外，还有舞旋、舞蕃乐、舞剑、舞砍刀、舞蛮牌、扑旗子、相扑、掉刀、上竿、踏跷、球杖踢弄等。表演者统称为“路岐人”,表演过程称为“作场”。各种表演团体一般称为“社”。瓦肆里综艺演出常年不断，但通常还是集中在某些节日期间，特别是在元宵节期间进入高潮。届时四方艺人赶赴京城，京城上下人如潮涌。节日期间，各地村、社组织也有表演活动，称为“社火”。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代以后出现了如前文提到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相扑社、角觗社、蹴鞠打球社，以及各种棋会等一些非营利性的体育社团。这些社团的成员既不是“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也不是靠商业性表演谋生。社团中这些人的技艺水平很高，如圆社成员“曾到御帘前”为皇帝表演，毫不比宫廷教坊的蹴鞠队员逊色。这表明随着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种体育社团，显示古代体育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以后，民间体育性质的会社不但在城市表现出新的特点，在广大乡村地区也有较大发展。两宋时期的民间结社、河洛地区的武会、香会和庙会在民间体育活动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北宋时，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的弓箭社、“忠义巡社”等遍及华北各地。这些会社、村社的向心力很强。会社以弓弩为主要武器，刀枪等武器为辅助，以乡村为单位集结自保。元丰八年（1093）九月，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时，针对驻军缺乏战斗力的状况，建议政府“增修弓箭社”。苏轼认为：这些自发组织的弓箭社，“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遇有侵扰，就击鼓集合，“顷刻可致千人”。他们“骁勇敢战”，“敌甚畏之”。苏轼主张“农事余暇”之际，由各社头目负责组织社丁训练。据他的统计：当时在定州辖区内的弓箭社有588村，651伙，共计31 411人，远比当地禁军卫多。这类民间武装组织受乡绅势力控制，官方色彩浓厚。

庙会发源于先古的祭神活动，汉唐以后逐渐演变为以寺庙和宗教节日为中心的庙会。庙会内容较为复杂，既有寺庙主持的祭祀仪式，也有群众自发的求神拜仙、乞福求子、驱魔修德等活动。由于人气旺盛，因而各种文艺表演，包括武术、杂耍等也逐渐成为庙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洛阳白马寺庙会、关林庙会、开封大相国寺庙会，都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聚集了较高的人气。

庙会期间除群众自发的上香活动之外，还有一些由寺庙附近地区信众组成的香会组织的上香活动。这些香会由各乡农民自发组成，大多在乡绅势力的控制之下，平时在本村拳场训练武艺，庙会期间代表本乡村民进行集体进庙上香，表演武术。河洛地区这类庙会组织多称狮堂（会、团），常由一姓或数姓组成，也有由自然村组成的。狮堂名称以带吉祥色彩的居多，也有以家族命名的。狮堂大多利用农闲时间请拳狮开馆授艺，狮团的成员都要参加练武。

总之，宋代是我国古代河洛地区体育文化巨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体育活动均十分流行，甚至连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与。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一些重要的体育活动项目，比如武术，形成了体系。除了对抗性的角抵、手搏外，套子武艺有了较大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武术的基本格局。从而基本摆脱了从属于军事训练的附属地位，在民间广阔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并按自身的规律不断演进。宋代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以及骑兵的缺乏是民间体育尤其是武术兴盛的前提；理学的兴起为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是体育文化兴起的物质基础；武举与武学的设立则为河洛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河洛体育文化的兴盛折射出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也是当地商品经济繁荣、文化娱乐丰富多彩的重要体现。

[ 1 ] 杨绍华.宋代民间武术发展述论[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2）：89-92.

[ 2 ] 张祥云. 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 D ].开封：河南大学，2010.

[ 3 ] 杨绍华. 汉唐时期河洛地区体育文化研究[ D ].开封：河南大学，2013.

[ 4 ] 高松山，杨绍华.河洛体育发展研究[ J ].体育文化导刊，201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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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51X（2017）04-146-04

10.3969/j.issn.1674-151x.2017.07.075

投稿日期：2017-02-15

杨绍华（1977—），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史、体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