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姿势与幻想

神灯

又是一年奥斯卡。

对于颁奖礼上爆出的史上最大乌龙，人们津津乐道。实际上，今年的奥斯卡热门片，离主旋律比较远，开始关照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美国民众的心态反应。

米歇尔·福柯说，“我们应当努力去探寻究竟的，并非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是我们拒绝成为怎样的人”。无论是好片还是烂片，电影都不是凭空而来——它与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源于生活，而奥斯卡告诉我们如何不活成一部烂片。

在文艺片的小格局，窥见内心的惊涛骇浪

2月27日，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好莱坞举行。颁奖礼爆出史上最大乌龙——好莱坞传奇沃伦·比蒂宣布《爱乐之城》获得最佳影片，该片制片人已经在台上致获奖词了，结果发现信封里的卡片上写的不是自己的片子。就这样，《月光男孩》上演惊天大逆转，直接从台上拿走了《爱乐之城》本已到手的小金人。

坊间的另一个玩笑是，伊莎贝尔·于佩尔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最佳女主角的颁奖信封是不是也有错误。《托尼·厄德曼》的导演马伦·阿德估计没有必要复查最佳外语片信封，伊朗影片《推销员》爆冷获胜，基本上是特朗普做了免费推手——他一月份将伊朗列入禁止入境国家，导演法哈蒂宣布不出席奥斯卡以示抗议，于是没看过片的学院成员也就直接把自己的抗议票投给了《推销员》。

这些天人们津津乐道女演员艾玛·斯通的表情和导演达米恩·查泽雷的白眼。而真正的主角，《月光男孩》似乎被忽略了。

影片改编自耶鲁戏剧教授塔瑞尔·阿尔文·麦克拉尼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剧目《月光下黑人男孩很忧郁》（In Moonlight Black Boys Look Blue），再加上導演巴里·詹金斯自己小时候的经历（片中的母亲形象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妈妈）。全片分为三段，分别讲述主人公童年、青少年和成年时期的故事。

《月光男孩》虽然贴了黑人和同性恋两个标签，可是一直展现得是一个普通而卑微的孩子的成长心灵史：贫民窟，贩毒者，受霸凌者的身份，在别的电影里可能都会大书特书，可是在这部电影里，都只是轻描淡写的背景材料，男主人公有一种认命的气质，一直在纠缠于如何面对内心的自我，与10多年前浓墨重彩的《阿甘正传》之类的电影相比，这电影太云淡风轻了。

在电影第三段，已经成为毒贩的小男孩成长后去找当年伤害自己的朋友，多年之后，眼神依然无辜，无辜到让人想哭，据说演员是运动员出身，这是他的转型之作——一个壮大的身材里面怎么会有那么白兔般的眼神？光这场戏，已经比《为奴十二载》和《白宫管家》里面浓墨重彩的反种族主义的几场大戏要出彩多了——好莱坞给这部电影大奖，与其说是为了政治正确，不如说是给自己成熟的电影体系：总有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加入其中，无论导演，编剧还是演员。

另两部热门电影也都连接了普通人的生活。《海边的曼彻斯特》是另一部失败者，也是人们常说的治愈系故事——巧得很，也像卡佛的小说主题，这也是近年美国的普遍主题，昂扬的“美国梦”归于沉寂，人们总得像卡佛那样看到生命的真相；至于《爱乐之城》，也就是大城市随处可见的两个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故事，导演采用的摄影机视角，使得整个电影恍惚发生在我们身边，就是当下各国普通年轻人的恋爱故事，不再遥远，也不再有《芝加哥》那种光鲜和灿烂——这是我们时代的好莱坞，国家大事和历史伟人正在远去，我们关起门来，在文艺片的小格局里，去窥见我们内心的惊涛骇浪。

奥斯卡的成熟之路

1928年5月，米高梅公司总经理梅耶在一次晚宴上，向在座的同行提出了一个设想：“应该把好莱坞的精英分子们都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团体。它包括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师，当然还有制片人。使他们成为好莱坞的支柱，让他们调解纠纷，或者在制片厂里起疏导作用。”一周之后，梅耶草拟了一份关于成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提案，学院的首任主席是米高梅旗下的当红影星道格拉斯·范朋克。

如今，奥斯卡奖的颁发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共有大概六千多名会员，其中94%是白人，77%是男性，平均年龄62岁。自从2013年走马上任以来，现任主席谢丽尔·布恩·艾萨克斯（Cheryl Boone Isaacs）一直致力于学院的改革，2016年“奥太白”的“思维僵化和种族主义”指责，伴随着来自黑人明星、导演等名流的叫嚣，使艾萨克斯迅速加快了改革。

改革举措着重于吐故纳新，招募新会员，其中在过去十年间活跃于电影行业的会员可以给奥奖投票，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持投票队伍绝对的年轻化。同时用委婉的办法劝退老会员——给予荣誉会员称号。可是就此也招致了年龄歧视的口实。

好莱坞曾经经历过两次波及整个影视行业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有声电影的出现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次冲击正赶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立，学院成立之初本是要调和劳资纠纷，1929年之后逐渐生出了弘奖风流之举，并沿袭至今。第二次革新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1960年代是一个复杂、深刻、严肃、迷惘的时代：“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得回肠荡气，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惊世骇俗，越南战争的旷日持久，人类登陆月球的震古烁今，赫鲁晓夫扬言灭掉美国的大言不惭，这一切随着物质和精神的交缠让美国人民在生活中渐渐迷失了自己。

他们隐约触碰到生命和爱，他们隐约触摸到理想和未来，但快乐与痛苦的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能力与目标的错位，自身追求与社会要求的矛盾，终于使他们信仰崩溃了。嬉皮士们仰天嘶吼出：“和平、博爱、平等”，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的摇滚历程，而电影业也面临着这些年轻文化的挑战。阿尔·帕西诺、达斯汀·霍夫曼和芭芭拉·斯翠珊这些带有异域色彩的明星们由此开始崛起，《逍遥骑士》和《毕业生》这种叛逆电影极度流行起来。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声色并茂，至此变得更为激昂猛进。

如今的美国面对身份政治的挑战，又一次将焦虑投射到了好莱坞的电影工业。面对行业关于多样性、包容性的责难，艾萨克斯力排众议，执意遴选新会员。到2016年夏天，学院发布了一份新会员名单，包括来自59个国家的683名新会员，其中46%是女性，41%是有色人种，也包括同性恋、变性人等特殊族群。而且为了弥缝年龄歧视的刁难，特意加入了一名91岁高龄的墨西哥会员。与此同时，有70位原会员成为荣誉会员。为了保持荣誉会员的奥斯卡待遇，荣誉名单不会向公众公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表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之所以能够成就今天的奥斯卡奖，在于学院基本涵盖了美国电影圈方方面面的权威人士，不仅包括导演、演员，还有专业影评人、权威舆论家等。和很多欧洲电影奖不同，得奖影片也兼顾了文艺片与商业片的平衡。”

烂片来源于烂生活，而奥斯卡告诉我们如何不活成一部烂片

无论是好片还是烂片，电影都不是凭空而来——它与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源于生活。

我們可以在苍白的故事情节与扁平单一的模式化表演中，找到平日里同事之间自以为有趣的段子、看上去刻骨铭心的狗血爱情故事、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自己转的玛丽苏公主病，以及假装参透了人生真理的苍白与空洞——烂片来源于烂生活。

米歇尔·福柯说，“我们应当努力去探寻究竟的，并非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是我们拒绝成为怎样的人”。吐槽一部电影当然容易，而如何不活成一部烂片、要活得像一部好片，则需要我们首先明白什么是好生活，再尽最大可能去实现它。

在《爱乐之城》里我们看到塞车的人们不再“路怒”，而是打开车门，一起到阳光下歌舞；在《海盗电台》中看到一帮宁可住在船上也死不妥协的摇滚DJ；在《制造伍德斯托克》中看到从各个角落为音乐长途跋涉而来的嬉皮士；在《再次出发》中看到两位非成功音乐人插着分流式耳机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到处走，直到音乐把城市变成一颗炫目的珍珠。

《指环王》中最为弱小的霍比特人，成为了唯一不受魔戒之欲左右的人；《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之中，为了在如荒漠般的海洋中坚持不死，Pi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想象力，营造出一个极端绚丽的幻想世界，用以掩饰极端恐怖的事实；而在《黑天鹅》之中，妮娜更是用幻想区分出自己的真实与虚幻、艺术与生活——她让自己融进了一场现实与艺术交织的天鹅湖幻境之中，用最真实的希望与痛苦，完成了一场完美如梦的演出。

电影的一般功能是用来造梦，用以短暂地逃离现实。你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相信梦与美，相信现实之中意想不到的惊奇，以幻想家的想象力，将短暂人生活成一场奇迹。

199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阿甘正传》，一个傻小子傻乎乎地干着命运带给他的每件事：当兵、捕虾、打乒乓球、跑步。然后天上哐哐掉馅饼砸他：当兵当成了越战英雄，捕虾捕成了富翁，打乒乓球促成了中美建交，跑步跑成了全美偶像……奥斯卡电影总是在塑造一些超脱者，比如《海上钢琴师》，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比如《超脱》《爱乐之城》。

如何抗拒时间、欲念、厌倦对自我的侵蚀？超脱者给出这样的答案：“我们要学会阅读，用以激活我们的想象力，耕耘它，提高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信仰系统，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技巧，用以抵御，用以保有，我们纯粹的精神世界。”

这些也正是奥斯卡这碗包裹了美国梦的心灵鸡汤迷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