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新危机

鄢烈山

“创造出更明亮、高贵的东西”

2017年，在新年贺岁档商业化电影唱主角的市场中，一部以“打工诗人”为主题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显得尤为特别。我不是一个容易被煽情的人，我也深知“诗毕竟是诗”，难免有夸张、有强化，但看了《我的诗篇》，电影所引用的诗句和呈现的人的生存状态，还是令我感到震撼。

这是一部非虚构电影。为什么不叫纪录片呢？因为影片选用的诗作是拍片之前写就的，人物虽是真实的，场景却是补拍、摆拍或为烘托诗意而配录的。为什么不叫《打工者诗篇》呢？因为出镜的七位诗人中有一位“老井”，他不是“农民工”，而是国有煤矿在编的井下工。若统称为《工人诗篇》，则既不能表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独有的用工特色，也不会有多少市场吸引力——当下一些国人对恐怖片、宫斗戏的兴趣远大于对现实的关注。

先说说“老井”和郑小琼的诗。

1962年出生的“老井”（本名张克良），现在是安徽潘北煤矿井下机电检修工，1989年起，他由别的工厂进入淮南煤矿，做过井下掘进工、瓦斯抽采钻机工等。虽然是国企的基层，但属于影片七位出镜诗人里唯一的“体制内”工人。他在《地心的蛙鸣》里写道：“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仔细听/却不见任何动静……不去理它/接着刨煤/只不过下镐时分外小心/生怕刨着什么活物/谁敢说那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诗作非常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看得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统，却也不是黄声孝时代那种老“工人诗人”的主旋律。

接下来他写道：“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显然，他对生活还有信心和期待，毕竟回到地面后，他还有家庭生活，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老井”在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上说：“工人是一种身份。作为工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荣光，当年人民币五元的票面就是炼钢工人，两元的票面是车床工人，五毛的票面是纺织工人。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八百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去创造出一些……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写诗于他而言，是对肉身的超越和救赎。

“老井”也经历了改制的过程，他说，这些年煤矿的“黑哥”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首先在所谓的煤企黄金十年（2002～2012），因为煤价的持续上涨，造成了过度的开采和投资，污染了环境，也造成了很多事故。近两年，又一步到位放开煤炭市场，在进口煤的冲击下，煤价被拦腰斩断一半，煤矿工人自然受到影响。我特别敬重他作为当代矿业工人诗人的“诗史意识”，影片里他发声：“两百年前世界上没有大型煤矿，两百年以后也许也没有，这是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必须要写出能够对得起它的作品。”

再来看1980年出生的川妹子郑小琼。影片里她很少出镜，只是“实景”拍摄她的诗篇《跪着的讨薪者》，小琼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农民工划入工人这个群体，就如同把知青划入农民这个群体，在现阶段，这是一种错误……农民工本质还是农民，只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只有我们了解了农民工的本质，才能了解很多评论家所说的，同样是写流水线，舒婷老师等人写的流水线与后来农民工写的流水线，从情感与温度上，二者完全不同。”事实上，《我的诗篇》文集里收录了舒婷与郑小琼等农民工的同题诗作《流水线》，可以比较和体察二者的不同。在郑小琼的诗中，工人在流水线上变成了“流动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工位号码。单调、紧张乃至危险的劳作，频繁的加班，微薄的报酬……尽管郑小琼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工”的身份属性与社会权利现实，而且幸运地以写作成名，有了可以改换社会地位的机会，然而，2007年6月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社的“新浪潮散文奖”之后，她拒绝了东莞作家协会的驻会聘请，执意继续打工。她的理由是不要离开打工现场——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可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吗？

倔强的郑小琼可以说是“异数”。对于众多的打工者和打工诗人，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承受着生存的艰辛？

是亲情和爱，还有家庭责任感。

永不过时的只有人道主义

这些打工诗人在劳作之余写诗，并非要“控诉”什么。不论是导演秦晓宇选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詩典》，还是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策划这部非虚构电影，都是要让人们看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经济腾飞，成就辉煌的另一面，同时关心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打工诗人唐欣说得好：“要把工人的命运视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命运。”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命运、境遇和禀赋千差万别的人？若只“将心比心”，有时很难理解别人的情境和选择。影片中的六位打工诗人，来自广东揭东县的许立志，家境是最好的——父亲看上去像是有文化的人，还有一个哥哥许鸿志，看上去也健康强壮，可以自食其力赡养父母。且不说诗集里的那些打工诗人有不少熬出了头，就是影片中的杏黄天、谢湘南等人，后来也冲出了社会最底层。“谢湘南”这个名字让人好生眼熟，一打听，果然是我的同行，《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的记者。事实上，我们“广东鄢氏宗亲会”的数百小老板，就全是外地过来的，不少人从打工者干起；“广东（湖北）仙桃商会”的企业主，也有不少是打工出身，其中王巨明先生15岁到虎门制鞋厂做学徒，现在自己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现代化制鞋公司。

如果说打工群体里少数人生存状态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那么就总体环境而言，中国社会这30多年还是有不少进步的。比如，年纪大些的打工诗人们提及的“暂住证”“收容遣送站”“筛砂子”，在“90后”许立志们的诗里便没了踪影；又如，限定农民工身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除了在北京、上海等极少数特大城市，其消除已是指日可待；再如，全覆盖的城乡群众医保体系从无到有……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和心态：既要正视社会现实的一面，像《我的诗篇》一样关注社会底层同胞的处境，为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呐喊；又不要走极端，鼓吹仇富反智的民粹主义，尤其要警惕反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煽动阶级仇恨的极左思想。

最近我补看了几部世界名片。一是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拍摄的《雾都孤儿》，二是卓别林的默片《摩登时代》，三是2012年为纪念雨果诞辰210周年暨《悲惨世界》出版150周年而拍摄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狄更斯、卓别林都当过童工，都有底层生活的凄惨经历。《雾都孤儿》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霸主的维多利亚时代底层贫民的生活；《摩登时代》表现的，是上世纪3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电机时代，流水线上工人的“异化”和底层穷人的苦难；《悲惨世界》展现的主要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底层贫民的不幸，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显然，他们都是关心弱势群体的伟大作家，卓别林甚至一度被美国的麦卡锡分子当作共产党人监控和讨伐。

然而，这三部经典作品里的人物虽有善恶之分，作者却没有以阶级地位为其划线。统治者、上层社会里，有仁者、有恶棍；被奴役者、底层群体里，有良人、有恶贼。判为侄儿偷一只面包充饥的冉阿让苦役的，固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官府，逼得芳婷失业而堕入风尘的，却是那些“维护道德风化”的女工群众。狄更斯说他希望“从同情的视角让富人认识穷人”，所以他不去讴歌“日不落帝国”的崛起，却偏要写穷苦人的“艰难时世”。尽管如此，“富人和穷人都为狄更斯而疯狂”，他刻画贫苦大众面对的不幸与失望，却“希望，直到我死去，都要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快乐、尽可能地明智”。（《大人物的世界史》“狄更斯”条，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卓别林的喜剧片让人哭，让人笑，但同时更不忘给人以生活的希望。

这些伟大作家无意煽动仇恨和暴乱，他们是出于对弱者的悲悯、对奴役的憎恶，理解和同情被压迫者及其反抗。狄更斯、雨果之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卓别林之于工会运动的立场，即为明证。他们都不是暴力的支持者，而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作品直面现实的阴暗面，又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它们的确是“一股改革的力量，是比任何‘激进主义者、宪章主义者的公开批评都要强大、有效的力量”。

“以人为本”的新危机

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写道，他不赞成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绝对化认知和情绪化评判。从人性、从根本上讲，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类历史的变化永不会终结，并不存在“……之最”的时期。

当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走上正轨：作为长期远大奋斗目标的“消灭三大差别”，正在迅速实现中——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可阻挡地在缩小；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智能化，使体力劳动越来越快地转向服务性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18世纪以来的数次“工业革命”，一直靠“地理大发现”之后立足全球化贸易的“商业革命”，和机械、动力、能源等领域相辅相成的“技术革命”在推动。如今，建造数百米高的摩天大厦如堆积木般容易，建设高铁、地铁和跨江、跨海大桥，已经几乎看不到有多少劳动者的身影，再愚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不再狂妄地贬低脑力劳动者和学校教育。

可是，智能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产生了空前的“以人为本”的严重危机。我这里说的“以人为本”，首先是歪打正着解释的“以人为本（钱）”：牧主以有多少只牛羊计算财产，奴隶主以有多少个奴隶计算财富，而作坊主或资本家以有多少“人手”表述他们的企业规模，军阀或国家以有多少“兵力”来表述其“军队”的战争能力。但是，以“机器人”和导弹、“无人机”为标志的智能时代，“人海战术”无可挽回地过时了。

有理智的企业主与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同样是“以人为本（钱）”，一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工人与一个体弱多怨的工人相比，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一个身强体壮、勇于牺牲的士兵与强抓来上阵的“壮丁”相较，战斗力又岂止以一当十？

如果说学徒出身的工厂股东和经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在他管理的大型纺织厂里废除招收幼童，将工人每天工时从14小时缩短到10小时，为工人建住宅，为工人孩子提供免费教育，极力敦促国家出台规范企业制度而保障工人基本权利的“工厂法”，是出于他的人道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俾斯麦呢？作为坚定的专制主义者，世称“铁血宰相”，他对外扩张争霸，对内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但是，他在欧洲率先创建了社会立法，实行了保护劳动者的制度，包括限制雇用妇女儿童、规定劳动时数上限、建立公共职业介绍所、建立工人退休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等，到1890年俾斯麦被迫退休时，除了失业保险以外，德国几乎有了后来大多数西方国家所熟悉的社会立法的各种样本。

俾斯麦这样做，与人道精神无关。明智如他，一是出于政治理念，他主张为了民族利益，国家有责任调节社会所有功能，国家应该照顾能力较弱的公民，“使他们不至于在人生的大道上被车撞倒，或者被践踏”。二是出于政治竞争的需要，他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政治主张，在国会解释为什么要对工人实行退休养老和医保方案时，他直言不讳，要“使这些先生们（社民党人）的叫嚣声徒劳无益”。三是出于强军的战略目的，他要把德国的无产阶级变成为国效命的忠诚战士，不愿让有害健康的工厂劳动损害后备兵源的体质。（《世界文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俾斯麦若能重生，面对“工业革命”进入信息化和智能化阶段，工廠和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军队不再需要工人和农民作为兵源，他将如何施政？不得而知。“农民工”也罢，享有市民权利的工人也罢，众多体力劳动者正在变成“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多余的人”，要面对工作机会越来越来少的问题，是确定无疑的。

人类自利的本性不变，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不变，以自发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被实践证明是劳动效率最高的。同时，周期性的以生产过剩、企业倒闭增多、职工失业率升高、经济萧条为标志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就很难避免。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产业转型、升级换代，企业有生有死，劳动者需要转岗转行谋求再就业，也是不言而喻的。

与历史上前几次产业（机械、技术）革命不同的是，智能化造成的失业人数更多，而失业者再就业则需要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长的学习期。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类应对这次产业（技术）革命的能力和前景持悲观态度。问题是：一、我们如何更多地投资教育，让孩子和年轻人受到良好的培养，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可以灵活跟上技术进步？二、如何让那些学习能力弱的中老年人，不被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所抛弃，而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想，为此一是需要全社会确立真正的“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每一个人，而不是少数所谓“成功者”；特别要警惕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鄙视乃至仇视弱者、“失败者”的法西斯主义。我非常赞成杨绛先生的观点：“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的可贵在人自身”，“人类的文明，虽然有价值，却不是天地生人的目的。”（《走到人生边上》）如果技术进步给某些人造成的只是身心痛苦，那想必他们宁愿人类回到原始森林。

二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有时，“均贫富”，容易成为野心家为夺取政权而煽动民众的口号；“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而“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不让某些弱势群体和不幸的“失败者”陷于贫困而无助之境地，不论是出于人类道义，还是为避免社会动荡，都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