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方法与新多元比较主义

丁子江

〔摘要〕 比较方法处于人类推理的核心地位，它永远存在于对世界的观察中。由于诸多原因，比较研究已经在社会科学家的工具箱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全球化曾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增加了对其他文化的教育交流与求知的愿望和可能性。信息技术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更多的定量数据，国际交流技术为信息更容易地传播提供了便利。比较研究是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跨文化和跨文明语境（intercultural and transcivilizational context）中进行多维性全方位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主要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较法作为一种工具，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分类以及是否存在共有的现象，可用同样原因加以解释。对于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比较法为探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比较研究可以运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与学科。比较研究有多种类型，如个案比较研究，文化传统比较研究，跨国或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多国多文化比较研究等。比较研究还有多种资源，如实地考察比较，跨国调查比较，文字资料比较，量化数据比较以及概念意义比较等。比较方法的特质在于作为一种多元性的方式（diversityoriented approach）。在东西方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通过西方哲学诠释学，应用新的或现代的比较主义，建立有效的范例。我们可揭示出这种比较主义的主要倾向。文章试图从一、比较方法的历史渊源；二、比较方法的概念界定；三、比较方法的学科运用；四、比较方法的分类形式；五、从比较主义到新多元比较主义等五个方面加以再审思。

〔关键词〕 比较方法；全球化；跨文化和跨文明语境；多维性全方位研究；新多元比较主义

比较方法处于人类推理的核心地位，它永远存在于对世界的观察中——“无比较的思想是无法思想的”。①如果不做比较，就连对某一单个现象的观察也是徒劳的：一个想象或对象只有在与另一个想象对象确认不同后才能得以判定。例如，人们之所以确认苹果不是梨子，是因为他们比较了这两种水果。②东西方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比较分析法。

一、 比较方法的历史渊源

比较研究的实践从什么时候兴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广义上说，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卡尔.戴兹（Karl Deutsch）认为，20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这种形式的探究。对事物的比较对基本科学和哲学的探索是必不可缺的，它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③

自19世纪以来，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使用跨文化比较，以实现各种目标。大多数学者在评估比较研究历史到底有多长时间都有所保留。在对事物的比较可否算作比较研究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大都十分空泛。有关这种研究形式的教科书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但其超人气的上升是在二战结束后。

Clasen， Jochen. 2004. “Defining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由于诸多原因，比较研究已经在社会科学家的工具箱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全球化曾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增加了对其他文化的教育交流与求知的愿望和可能性。信息技术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更多的定量数据，国际交流技术为信息更容易地传播提供了便利。

yen， E. 2004. Living with imperfect comparisons， in P. Kennett （ed.）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276.

美国学者纽曼（Lawrence Neuman）专门讨论了比较方法。他谈到了比较研究的简史，比较研究的逻辑以及比较研究的步骤等论题。在他看来19世纪的古典社会思考家，像涂尔干、韦伯等建立社会科学基础所运用的就是历史比较的方法，如对社会变迁、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层级、宗教、犯罪学、性别角色、族群关系、家庭等问题的考察。19世纪社会学的先驱者开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如社会学、史学、政治科学以及经济学的分支等。一次大战前，历史比较研究开始与社会学分家。历史研究由史学家进行，而实证主义则主导了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思考。二战后，随着国际间的互动，殖民统治的摧毁，以及美国取得世界领袖的角色，学者在比较研究上的兴趣而有所增进。1960年代，新出现的各种因素刺激历史比较研究的再度萌发，如一些历史学者从社会学中引进量化技术。美国式的调查技术在世界传播，并运用在不同国家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韦伯的历史比较研究译成了英文。自1970年代，比较研究开始真正兴起。这一时期，研究者们批判了结构主义，认为其对社会的观点是静态的，也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西方国家激烈的政治冲突下，比较研究者开始对社会和社会变迁的本质感到兴趣，并由此察觉了仅依赖实证取向而带来的局限。参见Lawrence Neuman. 2010. Chapter 14 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Allyn & Bacon.

根据纽曼的看法，历史比较研究适于解释社会因素的合并，故可造成特殊的后果（如内战）；也很适于比较整个社会体系，以此了解不同社会之間普遍或独特的现象；它还能够通过查验历史事件或不同文化脉络，而形成新概念并扩充理论。诠释的实地研究，其焦点在文化。从被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可以重新建构其生活，并解释特定的个体或团体。正如伽达默尔（HG Gadamer）指出的：“历史意识的兴趣要了解的并非人群以及国家如何概括性的发展，而是在国家中，这个人，这群人或这个组织如何变成现在的状态，即这些特殊性是如何演变，又是如何固定成此种现状。”Gadamer， HG. 1979.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P. Rabinow and W. M. Sullivan （Ed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116.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独特意义在于，避免成为实证主义和诠释学取向的延伸，并结合某种特殊的历史敏感度或具有理论概念化的文化脉络。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与其他实地研究的相似性在于：两者都加入诠释，也说明诠释者所具的时间，区域和世界观，都解释资料的歧异性，而且都有某种转换性。研究者的意义体系通常和被研究对象不同，但研究者试着观察其观点，焦点都集中在行动，过程和顺序，并将时间和过程当作必要。

一个公认看法是，穆勒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确立比较方法的思想大师，他区分了两种不同比较研究：求同法或契合法（The Method of Agreement）简单地说，求同法就是异中求同，即在考察某一现象时，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例，在各种可能的因果场合里都只具备其中一种条件，那么这个相同的条件，就是此种现象的原因。 求同法可用下表表示：

场合一（Case1）：a b c d x Y

场合二（Case2）：e f g h x Y

场合三（Case3）：I j k l x Y

在考察现象Y时，上述每种场合都有也只有条件x（因果变量causal variable）同时出现，而其他条件（非因果变量noncausal variables ） 均不相同，因此条件x就是现象Y的原因。参见John Stuart Mill， Two Methods of Comparison， selection from his A System of Logic，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888， pp. 278， 279-283. From Etzioni Amitai and Du Bow L. Frdedrie，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ories and Method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p. 205-210. 与求异法或差异法（the Method of Difference）。求异法就是同中求异，即在考察某一现象时，比较某现象出现的场合和不出现的场合，如果这两个场合除一点不同外，其他情况都相同，那么这个不同点就是这个现象的原因。因这种方法是同中求异，所以又称之为求异法。求异法可用下表表示：

正场合（Negative Case [s]）： a b c d not x Not Y

负场合（Positive Case [s]）： a b c d x Y

X =因果变量（causal variable）； Y= 被解释的现象（phenomenon to be explained）

a， b，c，d =非因果变量（noncausal variables）

参见John Stuart Mill，“Two Methods of Comparison，” selection from his A System of Logic，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888， pp. 278， 279-283. From Etzioni Amitai and Du Bow L. Frdedrie，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ories and Method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p. 205-210. 不过，他认为，求异法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因为无法找到足够相似的场合或情况。有欧洲学者宣称，民族和国家的比较研究已经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看法上，即在该领域的因果推论应该近似自然科学的实验设计。然而，没有任何单一的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然而，没有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研究严格地遵守规律的科学实验和穆勒准则。…大多数的比较研究相当受益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常认为定性研究最好有一个比较研究项目的探索阶段，紧接而来的是运用一个更严格的定量研究。Erik Allardt. “Challenges for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Acta Sociologica， July 1990 33： 183-193.

由於比较研究应用的范畴主要在社会科学中，因此比较研究也可追朔至社会学之父孔德（August Comt，17981875）的社会学说。孔德首先创用社会学（Sociology）一词，他的比较观点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将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看作就像一个人从婴儿、青年、成年到老年的成长过程。对此，涂尔干提出，比较社会学即为社会学的概念，认为此二者密不可分，从历史的变迁，可了解在工业社会中社会的连带责任影响人类行为的演变。

作为19世纪的古典社会思考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两位大师通常被视为历史社会学中两个最重要比较分析的方法论者。他们曾在比较分析中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并试图克服这些困难。涂尔干在1895年以及韦伯在1904年，对社会学采取了重大的理论和方法的步骤。每一个理论主张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例如，理论家们在其研究方案中将比较社会学分析置于一个中心位置，但却没有为比较方法制定一个详尽而明确的策略主张。不过，若加以综合考量，他们的思考揭示了在比较分析中所遇到的主要困境。在这些学者开始从方法论的角度激烈地相互争论时，他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有着进一步的启迪作用；在论证过程中，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作出了一些重大修正。因此，他们对社会学考察所作的可操作方案，彼此相类似的程度远远超過其方法观相类似的程度。根据韦伯的看法，历史的配置使研究者感兴趣，因为从文化上说是有意义的。这进一步意味着有一个通向历史事件和情景的“价值导向（valueorientation）”

涂尔干虽然主张社会学的论题不同于其他科学，但也坚持，在相同精神状态下，社会学家应该接近自然科学家的论题。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如自然科学兴起之前的炼金术等，涂尔干指责它们仅是在讨论“或多或少专门的概念，而不是事物”。研究者应该释放他心中的所有预想，采取更加被动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处理“具固有属性（inherent properties）”的现象及其“共同外部特征（common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分类不应靠社会学家或靠他个人的想法，而是靠事物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ings）。为了表达对那些毫无根据和未经证实理论的厌恶，以及对经验观察的策略诉求，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一般的方法纲领，这个主张显然存在严重问题。决定性的问题是关于摆脱自己所有预想，让现实世界的经验现象有为自身说话的可能性。对研究者来说，应当不仅察觉到一个单一的外部特征，而且尽量在所有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韦伯将社会与文化的科学知识，从一定数量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单面（onesided）”观（即有选择性的）中解脱出来。Max Weber. 1905.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 p183. 这种观点建立在选择性的，过于强调和简单化的某些方面，它是归纳出来的科学知识。正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选择性并非由“事物的本性”，而是由研究者的创意所决定。根据韦伯的看法，历史的配置使研究者感兴趣，因为从文化上说是有意义的。这进一步意味着有一个通向历史事件和情景的“价值导向（valueorientation）”。因此，对经验现实“全无预设的”方法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通过选择事件的各个方面而给混乱带来秩序；我们只选择有趣并具重要意义的那些部分的现实，因为只有这些部分与文化价值有关，并让我们接近现实。社会或文化的现实不是研究者思想本身所拥有的；它是一个世界过程中毫无意义无限性的一个有限片断，而这个片断是由人类赋予的意义和重要性。

韦伯与涂尔干的相同点在于，都主张和使用与他们有关社会科学知识概念相一致的比较方法，但不同点在于：一、前者注重案例为基础的比较方法，而后者强调变量为基础的比较方法；二、前者的比较方法论来自历史多元性以及新康德科学哲学的看法；而后者则来自将社会作为制度以及一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三、前者的比较方法论将历史多元性看作研究兴趣的主要课题，而后者则将历史多元性视为某种阻力；四、前者将比较方法当作一些理想的类型（Ideal Types），而后者则视为一些种类（Species）；五、前者认为在历史意义上，概括是具体的，而后者则认为在抽象意义上，概括是非历史的；六、前者指出解释是有机性的；而后者则指出解释是功能性的。参见“The Comparative Strategies of Emile Durkheim and Max Weber： Between Positive and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s，”Comparative Methods in Political & Social Research，http：//poli.haifa.ac.il/～levi/durkheim.html.

二、 比较方法的概念界定

比较研究是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跨文化和跨文明语境（intercultural and transcivilizational context）中進行多维性全方位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主要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较法作为一种工具，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分类以及是否存在共有的现象，可用同样原因加以解释。对于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比较法为探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比较分析是非常有益的智力与理性博弈。美国哲学学者里布瑞西特（U.Libbrecht）指出：“比较就是哲学的任务…比较的客观对象最首要的是了解所有文化与哲学的同等价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U.Libbrecht. 2009.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in （eds）， Worldviews and Cultur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Edted by Nicole Note， R. FornetBetancourt， J. Estermann and Diederik AERTS. 2009.Springer.p31. 通过文化比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其他文化，还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自已原本所属的母体文化。例如，当一个人在异国文化的氛围中度过一段时光，就可以了解更多有关他自身及其本国文化。比较研究能鼓励人们发展他们的批判和分析能力，遵循相互尊重和不断质疑的风气，并成为真正的“全球公民”。比较法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深深植根的文化和语言差异的背景下，研究各种社会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的关系。在比较研究中，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分析是中心工作。学者们使用跨学科调查和比较方法来审视社会关系和人类生存的复杂性。在解决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比较研究要尤其注意知识，能力和文化差异的动态。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不同的思维传统，比较和评估各种文化和社会制度，识别认知与理念上的差距，并可能指向可能的正确方向。然而，不管所采用何种方法，研究人员同时也需要对各种文化元素所带来干扰的危险保持警觉，以确保没有忽略差错与误导，并防止使用可能是抽样偏差的解释因素。只要有可能，应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收集和研究各种材料。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数据集（the data sets）可能使用不同的类别（categories），或类别的不同定义。

比较研究可以界定为经过对二个或多元的现象，遵循客观标准，掌握充分的资料而加以深入的理性与科学分析，确定其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得到更透彻而中肯的判定。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某种议题，比较不同主体的异同，详述各主体的现象，并深入探讨现象的潜在意义以及与各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在不同研究范畴中，比较研究会扮演不同角色，如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等。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建立在比较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以及建构主义，交往论和系统论的思想传统等原则之上。比较文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比较研究可帮助我们确认社会生活，跨越一般性，改善考察的单一性，并可对因果关系提供多维度的解释。比较研究最大长处就是不断有效地提出新的质疑、批判、分析和刺激理论的建构和重组。

对比研究，简单地说就是比较两个或更多的事物，以期发现一些关于一个或所有的东西进行比较的行为。这种技术在一项研究中通常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当涉及到方法，大多数人所同意的是，对比较研究来说并不存在特定而刻板的方法。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灵活性，比较方法的确有机会反驳那种认为他们的研究缺乏“无缝的整体（seamless whole）”的看法。Jones， Catherine. 1985. Patterns of Social Policy. Taylor & Francis，p28. 比较研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两个关键因素是空间与时间。从空间看，跨地域和跨国家间的比较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包括比较相似或不同国家，或一组国家，或整个世界范围各个国家的横向比较。从时间看，涉及到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比较在不同时间框架中各种文明和文化的演变。纵向比较研究者，如一些历史学家，试图用人们在过去的眼光和假设来收集、阅读、解释和分析原始资料；横向比较研究者，如一些社会学家，则试图用各特定文化地域的视角和假设来收集、阅读、解释和分析第一手资料。比较研究力求以不同时空为轴线创建理论模式，寻找相同点或相异点。综合性的信息以相互关系或因果机制构成抽象模式，并来整合分散的特定证据。证据与模式相符合的程度其实是具体与抽象的符合程度。大多数证据经确认后形成一般的解释模式。证据链与建立在抽象模式上的解释系统，就可能肯定以致完善或否定以致摧毁一个比较研究本身的预设架构。比较研究者都试图采取一个不同的文化角度，学习理解另一种文化的思维过程及其原生的观点，同时也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重新审思自己的文化。

三、 比较方法的学科运用

从狭义上说，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以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传统为比较对象。在各文化传统不相往来之际，无比较哲学。然自交通工具及传播工具发达之後，始有比较哲学之产生。至论有系统，有方法，有独特之形式对象的比较哲学，即在今日，尚为一未经开垦之处女地。比较哲学之意义，非谓一般文化，或历史，或政治等之比较，而为三大文化传统中之哲学传统之比较。各哲学传统皆有其不同之生命观与价值观，因之各有其自己之特色。然人类具有共通之人性及相同之理性，故其基本思想与原理又有相同之处。据此可知，各哲学传统必能相辅相成。比较哲学之宗旨，不仅在於满足理智之好奇心，或扩展识见之广度，而在於从人类全体之观点，谋求世界哲学思想之整合性，以改善自己之生命观与价值观。详细言之，即对各哲学传统彻底研究并了解之後，进而指出其长短，吸收其精华，以求按照自己所处之环境，充实自己之生命，使自己之生命臻於更完善、更崇高之境界。比较哲学之方法，依莱特氏（J.Kw Swan Liat）之说，分为八种：一、语意学之方法。二、历史之方法。三、比较之方法。四、整体之方法。五、形式之评价。六、现象学之方法。七、心理学之方法。八、社会人类学之方法。入手方法雖有不同，然其目标皆为从人类哲学传统整体之观点，探讨更合理、更完美之生命价值，以提升自己之精神生命。研究比较哲学者，必须深入了解各文化传统之哲学主流及其特色，并熟悉各重要哲学家之当地语言。此为研究比较哲学之主要障碍。

哲学家的一个古老想法是，通过认识他人来认识自我，也就是说自我以迂回方式通过多重比较来确认自己，例如儿童们通过模仿或争斗来发展自己。每一个人的新颖和独特只是相对的。黑格尔明确指出，意识是通过他者认识自身，同样也通过自身来认识他者。什么是真实的对个人来说比对社会更为重要。没有其他国家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多样性实际上有利于民族自身认同的觉醒，而且是认知国民与社会制度特征的唯一元素。有学者指出：“所有的哲学都植根于生活的性质；它们可建立在不同或相同的方向。比较哲学家的的职能就是观察和发现结论与方法异同的意义。然而意义为了什么？意义就在于人类生活，而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P. T. Raju. 2007.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 p. 286. “比较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东西方哲学的思想与最充分和最完全的生活理念与宗旨相结合。”Joseph Kaipayil. 1995.The Epistem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P.T Rajus views. Center for Indian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p.60.

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sociology）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找出相同点；二是找出不同点。巴比（Earl R. Babbie）强调对一个或多个社会的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比较，探求其异同。在历史、跨文化、类型考察、实验法、共变法等方面都可应用比较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学中，比较研究通常指对已知社会事实的分析，因此有人在此基础上将比较法分为历史法、类型构造法和个案法三种类型。历史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类型构造法是以思辨的方式选择、取舍现存资料，建立抽象的类型或模式，用以与经验现象相比较；个案法是对少数单位（个人、群体、社区或事件等）的各种特征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与比较，了解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过程的方法。上述方式各有长处。比较研究在于博览、约取、分析、综合、定其异同、塑造典型；而实地研究侧重主观理解、洞察，揭示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参见《社会研究方法》（美）艾尔·巴比，邱泽奇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9。 里文斯东（S. Livingstone）认为比较研究可分为四类模式：一、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二、国家作为研究线索；三、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四、国家作为国际或跨国系统的一个成分。Livingstone， S. 2003. On the Challenges of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Media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4）： 477-500. 人们为了方便，通常以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如中国、美国等。不过，国家虽是社会和政治界定的常用单位，但其并非比较研究的唯一单位，也并非比较研究最佳单位，因为国家界线未必和文化界线完全相符，而实际上文化或文化之间的界线更难操作，例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并不限定在一个国家。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主要研究人类通过文学进行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种种历史和现状；也可说是，一个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语言、文学、文化或民族群体的学术领域。它通常是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也可对同一语言，但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或文化的文学作品加以比较。在这个领域，研究者历来是由精通数门语言，并熟悉文学传统、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的人士所构成。这项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也就是结合了翻译学、社会学、批判理论，以及文化、历史、政治、科学、经济、法律、宗教和美学研究等等。这两个术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常被用来指定一个相近的学术研究。比较文学又是一门跨领域、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与跨文体的综合研究。文学与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建筑、舞蹈和电影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广义说，比较文学可以界定为“无国界文学的研究”，故能够超越国界，而阅读外文文本。正像所有学科的比较研究一样，研究范式（paradigms）的变革与转换是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范式的变化是指意象的研究（imagery research），即对某些国家以及另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进行比较文学想象的新焦点，并探讨文学跨文化历史的概念，其中包括跨文学（interliterary）社区的概念。在比较文学中，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基本还是建立在欧洲模式的基础上，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这些模式注重民族传统经典自我焦点。然而，文学和读者总是要不断超越民族语言的界限，如德国文学充满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影响等。甚至作家本身都难以预料某种语言文字混合与互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迷人的效果。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培养为了跨越语言的界限而不断发现新的焦点。传统上，亚洲，非洲以及近东等“非西方”文本长期被降格为区域性，而非主体性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应考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学文本，探索文学与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关系，并讨论与其他文化形式，如电影、戏剧、艺术、音乐以及媒体的关系。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真正令人棘手的。在什么意义上，人们真的能够翻译复杂和细微差别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吗？文学翻译也有着自身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对外国文献，尤其是西方文献的翻译实行过严格的政治鉴别。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是全方位地比较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文本，深入引介全球文学形式和体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比较文学的主要的一个吸引人的方面是它的灵活性，即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选题。

199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比较研究学者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即将学科远离国家为基础的方式，而更多采取跨文化的方式。此类著述包括哈什米（Alamgir Hashmi）的《联合体、比较文学和世界》（The Commonweal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1988）；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2005）；达姆罗施（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学是什么？》（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2007）；以及策佩特内克（Steven Ttsy de Zepetnek）“比较文化研究”的概念等。这种做法是否会证明会成功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全球化和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已經采用比单一语言的民族国家更广泛的研究，有可能摆脱民族国家的范式。尽管在西方比较文学正面临收缩，但有迹象表明，在世界各地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

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主要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它是政治分析最古老的领域之一，而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开创之作。近代的比较政治研究发展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比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后马克斯·韦伯、孔德、涂尔干等的社会科学方法对比较政治学之研究有很大影响。但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形成，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代表性的著作有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政党论》，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比较政治是政治学中很常使用的方法，其特征是将比较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换句话说，比较政治是对国内政治，政治机构以及国家之间关系与冲突的研究，常常涉及到国家之间的比较或单一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有学者比较政治是一个方法论，其着重于“如何分析，而不特别强调分析的是什么？”Lijphart， Arend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 682-693. 换句话说，比较政治不必界定其研究对象，而是通过该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既要进行对某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考察，又要识别和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使用共同概念的异同性。“从方法论上说，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比较方法所使用的概念适用于一个以上的国家。”Rose， Richard； MacKenzie， W. J. M. 1991. “Comparing form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39 （3）： 446-462. 当应用到具体领域的研究时，比较政治可改为其他名称，如政府比较、外交政策比较等。

当然，比较研究可以运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与学科，如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宗教学等等，但因本文篇幅有限，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 比较方法的分类形式

比较研究有多种类型，如个案比较研究，文化传统比较研究，跨国或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多国多文化比较研究等。比较研究还有多种资源，如实地考察比较，跨国调查比较，文字资料比较，量化数据比较以及概念意义比较等。比较方法的特质在于作为一种多元性的方式（diversityoriented approach），其有以下六个要点：一、可用于识别，分析和解释整个国际社会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跨文化研究；二、可揭示任何跨国界的研究，应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社会文化背景；三、可提供一个在跨区域/次区域相关的具体问题和研究基础上，对全国的综合比较研究；四、可获可比的数据集，并在概念和功能等价和研究参数上达成一致；五、可找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谈判、妥协，以及对不同国家具体状况的了解；六、可在跨国工作中，加深对其他的文化及其研究过程的了解。

比较研究还有多种方式：其一，内部关系比较：比较的重点并非直接表现为与外部关系的纵向或横向的时空比较上，而是在同一特定时空中，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之中，以内部关系的各方为比较对象，如同一文化或亚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比较。其二，历史纵向比较：比较的重点为时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即在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中，某特定研究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如宋明理学两个阶段发展的比较。其三，社会横向比较：比较的重点为空间的地域性与关联性，即在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中，某特定研究对象在不同领域或国度的现状，如当代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比较等。其四，多维层次比较：比较的重点同时注重时空——结合纵向与横向两种轴线，既重视时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也强调空间的地域性与关联性，如大乘佛教在东亚不同地区历史演变的比较等。

比较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或对象，因此在进行收集资料前，清楚地界定研究范围、课题与假设，是比较研究法的首要工作。寻找研究课题关键的第一步是确定范围，“大胆假设”，最好以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为基础：一是发现现实世界不合常理的现象，由此提出具刺激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形成关注焦点；二是从不同社会的相同点及差异点找出研究重点。第二步为资料的选取，最好是依据既定标准抽样，进而收集相关资料，但根据问题选择主次资料，克服前人资料的欠缺，并坚持开放性。第三步为资料的分析，依据选取资料的内容与特质，进行深入的解析，进一步探讨研究对象间的关联或异同。

在比较研究上应注意：1）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在平衡的出发点或共同的基础观点上进行，2）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有相同的问题焦点；3）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对考察主题的重要性必须对等；4）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具有同等的正面意义与作用，否则其所能发展的空间必然受到局限。通常在比较研究中应防止下列四种不正确的误导：首先是双重标准，即对被比较的各方采用不同的标准，如对某一国采用一种环保标准而对另一国则采取另一种标准；其次是虚假数据，即忽视或有意删除、隐瞒、夸大缩小、甚至捏造重要的信息和数据，对被比较的各方所收集的材料厚此薄彼多寡不一，如对某一国的污染数据极力夸大，而对另一国则极力缩小甚至隐瞒；再次是无可比性，即被“比较”的各方并不存在加以比较的意义，如男性与女性在某些方面是无法比较的；最后是笼统模糊，即对被比较的各方采用含混不清的抽象比较，或利用不具体的总平均数（an unspecific average）来进行比较，如称两个工厂的工人收入一样，但实际上一个工厂的工人仅每周工作32个小时，而另一个工厂则工作64个小时。

当然，在研究的方法中还有比比较方法更普遍的方法。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被人们所频繁地使用，在大多数比较研究中使用的是定量数据。Deacon， Bob. 1983.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ism. Pluto Press. 对比較研究来说，比较事物的一般方法就像我们日常比较一样是相同的，即类似的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的程度决定如何对待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真能够完全地区分这两种情况，比较研究的结论不会是非常有用。同其他一切方法一样，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其局限。由于人们对事例与数据进行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历史的表述和跨文化的知识往往不完善，甚至可能是偏见。历史比较研究者大多判定事件的成因是偶发论而非决定论，不同的人看相同证据经常会赋予不同的意义。因此在重构其他文化时，很容易将其扭曲。证据和解释的运用，既可完成，也可摧毁一个历史比较研究。

五、 从比较主义到新多元比较主义

在东西方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通过西方哲学诠释学，应用新的或现代的比较主义，建立有效的范例。我们可揭示出这种比较主义的主要倾向。

斯帕维克（G. C. Spavak）认为：“当重新思考比较主义时，我们认为翻译是积极的，而非虚假的实践。我经常说，翻译是阅读最紧密的行为。因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翻译作为阅读本身而存在的比较主义的新见解。 ”Spavak， Gayatri C.. 2009. “Rethinking Comparativ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40， Number 3， Summer 2009， pp609-62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613. 登普西（C. G. Dempsey）通过回顾比较方法的历史和批判，构建了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还引用了一个新比较主义的支持者对他研究的反驳。作为回应乔纳森 Z.史密斯（Jonathan Z. Smith）对旧比较研究的批评及其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研究方法所提的建议，登普西描述了自己如何使用比较方法来查验和造就这个学科的分类与假设；还勾勒了以神圣（the sacred）作为比较多层次宗教语境的生动分类，以此揭示一种蕴含超然意义和力量并不仅限于形而上学或霸权。对他来说，“作为某种错综复杂的参考结构，当形成比较研究的宽大网络时，神圣极为有用；此外，对比较的探索提供了多面的场景，从中可以加深对神圣复杂性的理解。”Dempsey， Corinne G.. 2011. Bringing the Sacred Down to Earth： Adventur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20.

西格尔（R. A. Segal）认为，目前有关于神话研究的比较方法的四种类型。其中一个极端是所谓后现代的类型，它等于完全摒弃了比较。在这里假设比较方法仅关注相似之处，而否认差异，即采取对相似的东西加以比较，造成断章取义，这种相似意味着认同，因而这类比较总是肤浅的，甚至不可避免地令人反感。第二种类型不太激进，还有点老旧，它允许比较，但只是局限于某一区域或地方，而并非全球规模。这种比较被称为“受控”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s）。这种比较主义很常见，例如对印欧主义者（IndoEuropeanists）的比较。第三种是较为新近的类型，强调更新而普遍的比较，但同时关注差异性和相似性。这就是“新比较主义”，它认为旧的比较主义只寻求共性而忽略个性是不足取的。第四种类型是“旧比较主义”，或者是曾被简称为“比较方法”。对于这种类型，比较虽是普遍的，但主要强调纯粹的相似性。 “我反对受控比较方法和新比较方法所作的假设：即只有区域性而非普遍性的相似性是正确的（控制的比较主义）以及差异性比相似性更重要（新比较主义）。 ”Dempsey， Corinne G.. 2011. Bringing the Sacred Down to Earth： Adventur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15.

贝尔申科和迪萨尔丹（Thomas Bierschenk， 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将比较方法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比较主义”，其被認作与某种封闭的体系如文化与社会等相联系；二是“当代比较主义”，其能很快地构建区域性观察与全球理论之间松散联系；“我们提倡比较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即从某种坚实的实证基础逐步向外传播：一、在一个特定领域所实行的一种密集而多点的比较主义（an intensive， multisite comparativism）…；二、 一种建立在地区性和主题关系上的比较主义，在历史上相关的地区与国家的语境中进行机构的比较……；三、一种更广泛层面的比较主义，它涉及到非常不同历史和空间语境下的相似过程。”Thomas Bierschenk， 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 （ed.）. 2014. States at Work： Dynamics of African Bureaucracies. Brill Academic Publication. pp21-22.

在凯帕耶尔（J. Kaipayil）看来，比较哲学所遭遇的难题显然是双重的。至少在其经典模型，比较哲学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不同的哲学传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真正的哲学应综合东西方哲学的观点。然而，这违背了哲学的本质。哲学作为批判反思的系统，不能与多元性脱离。如果与其激进的多元主义分离，哲学本身将被取缔。比较哲学所遭遇的第二个难题是在当代哲学中东西方分划的崩溃。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传统各自有数千年的发展，相互独立，因而产生或多或少的隔绝。然而，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了。哲学中古老的文化鸿沟几乎在当今更加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坍塌。 “比较哲学当今在程序上和哲学上所遭遇的难题要求整个比较体系的改造。比较哲学的未来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当今本学科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全球的哲学不能完全失去比较哲学。比较哲学应该以某种形式不断提醒哲学家自己为多元文化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模式而需要对话的开放性。”Kaipayil， Joseph. 2010. ACPI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1， edited by Johnson J. Puthenpurackal， 296-98. Bangalore： AsianTrading Corporation. Pp297-298.

据阿斯普瑞姆（E.Asprem）分析，人们常用两种比较，即基于家谱性（genealogy）或同源性（homology）的比较与基于类比性（anology）或纯粹结构性或功能性（structural or functional）的比较；而东西方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沿两条轴线构成：一是同源性-类比性（a homologicalanalogical axis）；另一是共时性-历时性（a synchronicdiachronic axis）。对他而言，历史研究计划一般通过同源性比较，因为类比比较仍然存疑；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限完全是任意的。他指出，从同源比较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也可能揭示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概念问题；“这种分类提供了‘查单方式（checklist approach）...正确地应用这种启发式可作为对具有共同家谱（即基于同源性比较）的现象之间进行比较的比较基础（tertium comparationis）。相比之下，从实行类比比较而应用那些特征作为充分的必要条件，就会产生通常的错误，并由此暗示某些跨文化和非历史的类型取代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思想形式'。”Asprem， Egil. 2014. “Towards a New Comparativism in the Study of Esotericism， ” Correspondences， 2.1 （2014） pp25-26.

克莱因（E. Cline）指出，在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中，常常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即必须回答比较工作是否值得的问题；而那些差异有时作为独特目标和趋势的一部份。“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对各种比较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如哲学和宗教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Cline， Erin. 2013. Confucius， Rawls， and the Sense of Justic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48. 克莱因不断地声称，尽管在儒家不同的伦理论述中存在一些分歧，但都承认，“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有许多不同形式，而解释儒家伦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美德伦理学的一种形式。”Ibid，p24.诺登（V.Norden）也认为，儒家与西方思想家对美德伦理学的论述是进行比较的良好话题，因为学习儒家美德伦理可引导我们采取美德的新观念，并了解有意义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还因为西方美德伦理学所阐述的不少儒家思想可能会被忽视。”Ibid，p118.

Comparative Method and New Diversityoriented Comparativism

DING Zi-j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U.S.A.）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s at the core of human reasoning and always exists i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worl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comparative research has hel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human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toolbox. Globaliz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ncreasing the demands and possibilitie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n abundance of quantitative data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e and transciviliz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as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arries out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various areas， countrie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From a normative point of view，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s an instrument can also be utiliz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For many sociologists and cultural scholar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and examine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pecificities. Comparative research can be applied to virtually all fields and disciplines. We may apply many type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such as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ultural traditions， cross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 Comparative research also comprises many kinds of resources， such as comparis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comparison of transn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parison of text data， comparison of quantitative data， comparison of conceptual meanings， and so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diversityoriented approach.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research， more and more scholars try to establish effective paradigm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comparativism. We may reveal the main tendency of this new comparativism. As su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1. the historic origin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2.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3.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4.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5.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comparativism to new comparativism.

Key words： comparative method； globalization； context of crossculture and transcivil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new diversityoriented comparativ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