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抟
将报告文学与“学术意识”相连似乎就有些矛盾,至少易起歧义。学术通常指比较纯粹的理论研究与学理分析,而一般并不认为报告文学与学术有什么关联,甚至就是两回事。从国内很长时间对报告文学的认知和很多创作情况看,有这种看法不奇怪还很正常。
汉语“报告文学”是英文“Reportage”的翻译。中国关于“Reportage”的认知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亦称“报导文学”和“特写”。由于“左联”的大力提倡,人们特别强调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鼓动性,甚至视为能够有力宣传阶级革命的文体。关于这些,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有说明。该书把报告文学放在散文中讨论,指出:报告文学始见于五四时代,如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但有意识提倡这种文体则和30年代左联分不开,左联刊物介绍了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及作品,也发表了很多国内作者的报告文学。接下来列举了夏衍、萧乾和范长江的代表作,并认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吸引了大批读者①。这也是文学史教材的通常介绍。但通常介绍也存在笼统问题。如思想认知方面,瞿秋白、夏衍的报告文学与萧乾、范长江的报告文学就有明显区别;左联提倡报告文学的战斗性鼓动性,当时也是一种看法。如曹聚仁就认为钱杏邨编辑的《上海事变和报告文学》、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宋之的《1936年在太原》缺少新闻性。指出教材介绍问题,不仅因为公共描述缺乏必要区别,还与特定意识形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