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地理之旅游塑造与空间生产权能

郭文

以1978年为时间界线的现代旅游发展以来，中国不同区域尺度的旅游地理空间实践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策理念中，创造了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和空间领域的社会性和空间性辩证融合，以及再生产问题。探寻新时期差异地理之旅游塑造与空间生产权能，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空间存在意义和生存境遇的追问与 反思2。

一、旅游造就地理景观尺度重组

从地理角度分析，旅游可以被认为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异地文化体验行为。在此过程中，旅游使地理区域形成空间关系，空间关系致使地理尺度重组，进而无可置疑地会带来旅游地景观尺度重组和地理生产。实践证明，旅游导向的空间体系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旅游文化、经济为表层结构的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级空间之间杂合的动力关系过程，也是以旅游为媒介尺度的社会建构和挑战原生空间环境要素的塑造过程。在此方面有许多例子已经被证实。例如，位于中国四川省盐源县与云南省宁蒗县交界处的泸沽湖少数民族乡村聚落，因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空间尺度都不可替代的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外界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旅游开发以来，该区域地方资源动员空间与能力发生了改变，生产关系逐渐由以旅游为主的服务业经济形态替代了以农耕为主畜牧渔业为辅的经济形态。除此之外，在中心区对旅游资本的追逐过程中，摩梭文化与尺度制度也在發生转移，如摩梭本名最早见于《后汉书》第二十三卷的《郡国五》，载曰“县在郡西，宾刚缴白摩沙夷有盐坑。”1原为地名，但现今在旅游异化消费中被部分人解读为“走婚2”时身体动作的“摸摸索索”；摩梭人家屋的生计与宗教空间结构也因旅游经济发展而发生让渡，开始改变了传统格局；具有独特地方性的祖母屋文化制度与火塘禁忌也在社会交往中慢慢发生消解。由于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以及地方参与程度差异所致，该区域居住的纳西摩梭人、普米族人、汉族人、彝族人，甚至外围回族人、壮族人、苗族人、藏族人的旅游获得感和文化认同感均出现了较大的空间差异，部分则出现了无助感和恐惧感。另一起比较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云南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南部的哈尼箐口村寨，由于村民旅游开发的无权状态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村民们不得不借助传统宗教祭祀力量，与地方政府和企业不断发生或明或暗的对抗，形成既与现代性力量冲突，又具有地方特色的村寨保护主义，从而使该地产生主体间不相容的权能城堡现象3，民族国家的认同事实上也因此受到挑战。这些类似事例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其实并非孤案，说明旅游地理尺度重组根植的空间结构经由资本循环与积累、社会政治斗争，废除了原有的、并在此过程中生产了新的空间结构和尺度景观。

二、差异地理之旅游塑造及其社会空间辩证

景观尺度重组的本质是旅游地差异地理过程导致的结果，这一结果的生产是结构性力量塑造下空间的关系过程。在宏观尺度上，旅游地理过程受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全球扩张战略4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旅游带动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在全球不同尺度范围内快速跨界流动，从而形成旅游导向的全球体系发展过程。与之相伴而生，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景观作为一种社会使用价值，不仅影响着旅游资本积累和生产关系，而且还调节着人们的旅游消费行为。也就是说，旅游作为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外向型驱动发展战略的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旅游业屈服于市场化，并由此价值观主导，在为国家或私人财富的积累去征服有限社会资源，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在微观尺度上，由于过度强调市场的能力，文化的制造者把一切都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5，创造地理景观作为使用价值的表现，是旅游物体系的自主化结构成为旅游者被消费，甚至被过度消费的对象，消费便成了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也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旅游物体系的意义建构与旅游者消费的夸示性、差异性，甚至由此产生的快感紧密相连，旅游者的美学战胜伦理学，审美实践和文化实践陶醉于追求差异和个性，而不再去问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这是导致代表旅游客源地旅游者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和代表旅游目的地社区原住民主人意识形态、地方文化系、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领域生产与异化的深层次原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前述民族地区在内的众多旅游地空间性关系皆因此逻辑而生产。

旅游地差异地理过程在结构性作用力的驱使下终将固化为差异的地理空间社会，表现为新的空间间性6。用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观点解释，即：“一旦把它放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被现代生产关系所形塑，并且反过来改变生产关系。”7笔者在中国西南民族旅游地区调研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些原本具有均质性的地方空间，也会因旅游介入产生新的内部层级，而这部分空间占有者其实既是地方的主人，又是新经济和新空间的维护者。这表明旅游作为新权威经济形成的组织关系和社区空间关系会逐渐固化，不同利益主体以旅游地为平台，表现出一种复杂而辩证的交互关系。旅游地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又在辩证互动中指定了空间，使空间既成为行为的场所，也是行为的基础。

由此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认知与启发，市场主义制度具有成功性，但并非十全十美。众多案例地的事实都证明，新自由主义使权力和财富更为集中的“非均衡性”既给资本带来机遇，也带来了障碍1。新自由主义、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在此背景下的现代消费主义，正在逐步蚕食支撑旅游空间生产秩序与社会和谐理性发展的因素，这终将破坏旅游地取得长远成功的可能性。进一步延伸，可以表述为任何地方的非正义对任何地方的正义都是一个威胁，这一地理实践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也将催生更新的空间实践可能，因为任何地方只有发展体现出文化和人文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旅游地不是一个物质性存在，而是一个裹挟资本的运动过程，也是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运动过程；旅游地的发展不仅只是历史，还是自然、社会经济和事件构成的总体史，地方主体的获得感是一个主动追求空间权能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对“离开人”的活动的物质性和纯粹自然存在有从新的认知，“工具理性”是人幸福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比起旅游地理过程的差异性，还有更为高尚的前景有待去实现；比起空间生产运行的权能城堡机制，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去建立。从此角度讲，我认为那种“简单的现代性思维”是不能承担“旅游的中国责任”的，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尚未完成的 设计”。

三、在更有希望的空间中

宣称空间权能就是宣称一种不复存在的东西的权能，关键是看谁给它填充意义。1947年，地理学者怀特提出“地方”概念，他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学中想象的地方”一文中定义，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2。在人文地理学者以及后人文地理学者眼中，地方是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具有主观建构性，它与主体之间的互构呈现动态关系3。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4。人归属于某个地方，本质是人的情感、记忆和意义的地理空间投射5。一言以蔽之，人、空间与地方密不可分。斐迪南·滕尼斯在回答“我們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们将要到哪里去”时认为，具有相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的核心是感知、联结、意志和效能。在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倡导作为居和根的家园的地方建设，应该摆脱技术合理化和资本积累的渗透和控制，以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忠诚。事实上，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研究的知识考察中，也会发现无论是卢卡奇、葛兰西、列斐伏尔、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还是霍克海默，等等，也都不主张仅仅将传统范式和技术路线作为可供参照的指南。

旅游空间生产权能何以可能？笔者认为，权力与资本控制旅游地的手段主要是在多尺度上对空间中心和边缘的区隔，并通过旅游地理过程将其意识形态注入日常生活，这使得在一些社群主义色彩浓厚的地方中，旅游形成的层级性团结更容易被资本所控制，甚至出现排他性。在《旅游空间生产》一书中，笔者认为旅游空间生产权能是一个涉及主体权力结构、权力行为和权益结果的系统概念。在此结构体系中，权能的实现有利于（并非必然）权益的实现，权利的实现又更多依靠充当与某种生产关系相联系的角色来保障，只有理解权力、资本等要素对旅游目的地及日常空间的操纵方式，我们才能探寻反抗和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力量6。如果没有资本关系再生产以及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塑，就不可能找到旅游发展目的之“使用”对“交换”替代的真正落脚点。那些企图通过经验主义或者实证主义范式表现出的逻辑性干预与调节，更容易使旅游地危机陷入概念框架的抽象意念中，甚至会更加隐蔽地掩饰掉现有空间关系，以追求旅游资本增值的手段，因此也就不可能为旅游地边缘者提供空间权益的真正出路。

“我们向利益集团贩卖我们自己和地理学，就是参与形成他们的地理学，制造一种被社会不平等分裂，并形成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火上浇油的人类景观……”7。还地方、共同体与自然一致的和谐，就是要想办法将其从旅游商品交换和技术理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空间生产权能，不应该是一种接受既有框架的改良主义运动，真实而富有成效的可能，在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你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