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旅游空间正义

苏晓波

1973年，哈维发表学术转型后的经典之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在书中，哈维觉得地理學者过于关注效率和区位选择，对于社会正义探讨得太少，因而他想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区位选择理论。对于哈维而言，社会正义不是包罗万象的概念，也不是美好社会的替代词，而指的是用于解决冲突（言论和行动）的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正义是将公平的原则应用于解决人们追求自身进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冲突。顺着哈维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冲突无处不有，但是解决冲突的原则经常是缺乏公平和公正。

例如，在2015年云南丽江的酒托事件中，局外人看到的就是酒吧和女酒托合作，引诱男游客上当受骗，花冤枉钱。事情曝光后，地方政府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整治旅游市场，惩罚涉事商户，进行媒体宣传，然后酒照喝，钱照拿。借着社会正义，需要深入的话题包括：腐败与政府官员在酒吧的干股分红，资源分配和古城内房产的天价租金，性别不平等与男游客猥琐的猎艳心理，本地房东与外地客商的冲突，等等。在一轮又一轮的社会非正义爆发和政府被动整治旅游市场的过程中，丽江的目的地形象受损，而游客的体验也没有提高，反而是花钱买罪受。但是，自2007年以来，丽江当地政府，伙同在丽江谋生的文化商人，开始重塑丽江的形象，打造“浪漫之都”，营造“一夜情”的偶遇和邂逅，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包括酒吧、客栈以及纪念品。而本地人在“卖银”与“卖玛咖”的浪潮中，将世代居住的庭院出租给外地投资商，获取稳定收益，避开是非之地。随着丽江旅游继续发展，土地价值升高，反映在门面房的租金上，本地资产者开始追求高租金，将房子租给出高价者。代表当地政府的世界遗产丽江古城管理局，为了从旅游市场获取更多利润，开始在2010年强行推进公房出租竞标，号称用市场的手段来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果是丽江古城内公房租金激涨，而私人房产涨幅更大。在一片土地资产疯涨的狂欢中，古城内经营者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将压力转向游客，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利，这也是酒吧为什么伙同女酒托来蒙骗男游客，在暧昧与酒精氛围中，回应丽江过去10多年野蛮而疯狂的发展。那么，酒吧事件曝光，只是丽江旅游业庞大产业链上小小的插曲，无关社会正义和公平，谈得都是钱。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处在强势地位的不是利益的公平分配，而是资本获利，更快更强地获利。无数目的地被发现，被开发，然后被遗弃，造就了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如果说先进科技和产品取代落后产品，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那么旅游目的地的创新开发，更多是以获利为考量，在各种各样的口号和宣誓中，自然和人文资源成为圈地运动的牺牲品。反思2007全球金融危机，哈维强调资本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为人际交往创造并再创造日新月异的空间关系。在重组自然与人文资源过程中，生产、消费和交易形成特定空间关系，目的不仅仅是加快资本流动和获利，也是推动一阵又一阵的创造性破坏，结果就是人们对于土地、地方、家以及居住生活等所赋予的情感和意义，与土地以及资源的商业化尴尬地共处，成为商业化浪潮中的卖点。哈维所说基于土地的创造性破坏在最近10年中国国内的旅游开发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以云南丽江为代表，揭示了资本和权力合谋，将自然和人文资源推向市场，吸引游客，打造旅游经济。

强化社会正义，正如哈维提醒我们，这不是口号。事实上，社会正义的原则同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社会与制度安排紧密相关。那么，旅游作为一种消费活动，如何建立公平的社会与制度安排，来处理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与旅游相关的利益群体遵纪守法，毕竟纪律和法律代表现行的公平准则，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是治理国家和发展社会与经济的依据，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他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对哈维来说，公平分配是核心，包括三个层级：个人的基本需求，向公共利益做贡献，以及绩效（merit）。随着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合作，打造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发展，需要想想的是：旅游收益是不是公平地分配，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有助于社会福祉，同时有利于目的地全面发展？在此背景下，保继刚和左冰等人探讨的旅游吸引物权，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旅游吸引物权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本地人参与旅游发展和收益分配权力，从而平衡私人资本对于利益追求和当地社区的公共利益。2016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强调统筹旅游景区开发和保护，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路子。这条路，就是倡导社会正义，约束资本的创造性破坏，兼顾发展与公平，从而减少商业化和资本投机对于人文与自然资源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