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儒商文化（连载）【选自《21 世纪儒商文化》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文/张桂平 林锋 王作言

(接上期)

现代共同体：安全与自由的对立

进入现代社会，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西方的政治和哲学领域，开始掀起一股讨论“共同体”的热潮。共同体因为强调整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不仅受到专家学者的热议，甚至受到大众的追捧。人们都希望存在这样一个共同体，让普通的社会大众可以在里面找到生活的某种确定性和安全性，当然是以不牺牲个人自由为基本前提。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每个人都有维护共同体存在的义务，同时享受成员彼此之间的帮助、信任，感受到那种相互依存的家庭成员般的温暖。

然而，这样完美的共同体真的存在吗？如果要进入共同体，失去一部分个体的自由，以获得来自整体的庇护的安全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究竟这种安全感的获得，需要牺牲多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值得吗？

从一开始，西方的共同体就在这种“安全与自由”的二元背反中饱受争议。“没有保障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保障都是一种奴役生活。”一位叫鲍曼的社会学者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共同体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西方社会的人们其实早在14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中，但是只有到了启蒙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随着人们追求自由的个体价值的一系列行动，从而推动社会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后，才发现传统共同体的“存在”并且感知到其意义：传统共同体给人们带来的身份认同以及存在于其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信任和互助，可惜，进入现代社会，遵循“丛林法则”的人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共同体中生活了，拥有了自由，却失去了传统共同体的“乐园”，这就是现代社会人们付出的代价。

当然，现代社会的人们也不是没有构造出新的共同体——这就是民族国家。鲍曼指出，民族主义+资本工厂，这两种全新的形式构建起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再加上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在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之外，又提供了精神上的保障，加上工厂的物质保障，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社会共同体。自由与安全在这里暂时完美统一了起来。

然而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并不能持久，资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球化，而民族国家则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淡出，已经成为怀旧和感受的对象。

正如现代社会共同体消解了传统社会共同体一样，全球化又消解了现代社会共同体，个体的自由价值伴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得到了张扬，可是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也变得空前强烈。那么，新的共同体在哪里呢？

对此，鲍曼也做了描述：“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新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所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以及对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他所期望中的新共同体，必须满足这样几个基本要素：一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的通过各种理念和各种原则链接起来的命运共同体。二是以人类的共同命运作为准则而构建的和谐世界共同体。只有这样的共同体才能满足所有人对安全与自由的需求，而这样的共同体与东方的“天下大同”异曲同工。

中国：构建以和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12月22日，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在联合国，装饰一新的“中国厅”悄然启动，并且迎来了中国平度籍画家王林旭大师的两幅“超像”艺术作品：一幅是《共同的家园》，一幅是《互动的世界》。其中，《共同的家园》是一片迎风起舞的竹林，竹子不是中国传统的单色墨竹，而是金粉、彩色、水墨融汇一体，白竹、银叶、彩云和谐共生，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之美，又有对西方抽象绘画的审美借鉴。竹子，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生长顽强，进取积极，品格高洁，造福于人，竹子是中国人人文精神的最好写照。以竹为邻，是中国人传统生活里最自然天成的生活方式，这种对美好生活、崇高精神的追求以及对生态的爱护，应该成为今天世界的共同主题。另外一幅《互动的世界》则是大海波涛汹涌，山脉纵横起伏，大自然生气蓬勃，同时却又浊流滚滚，阴云聚散，土地似乎在呻吟，传递出一种令人紧迫的保护我们地球家园的思考与无声的呼喊。

如果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只能说是王林旭一个人的成功，但是，这样一个时刻，中国厅的启动和这样一个背景：中国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具体的承接战略落地的国家行动方案，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全新的不一样的认识：中国正在向全世界传递一种新的理念，在二十一世纪，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愿意为此而付出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里的一大亮点，也是一大核心。这一理念、战略、思想的源头，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延续和传承，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央集体的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需要为这句话做一个注脚的就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倡导的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后来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这无疑就是中国的一大贡献。之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就有了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准则和重要法宝。199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并发表了《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指出人类要求建立一个和平、平等、合作和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理想从未改变，而这个梦想只有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捍卫联合国的创始者们50年前在宪章中所确定的这些原则，人类在21世纪才会有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江泽民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世纪宝鼎”。而鼎在中国文化中，寓意丰富，大致上有稳定、安宁、和平、发展的含义。尤其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礼器，蕴含着“和五味”的和合之道，可以说鼎就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代表，因此这一向联合国赠鼎之举可谓意义深远。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随着国家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优势互补也越发明显。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能脱离世界大市场。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要求各国在经济、科技、金融、贸易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实行相互开放，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政策。……各国经济共同增长和普遍繁荣，是人类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联合国阐述人类共同未来的主张。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由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明确的概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经崛起的中国，将目光投向了世界；拥有更为强大力量的中国，也开始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之后，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此后他又在多个国际场合进行了阐述：“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这些朴素而真挚的话语里，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密不可分的。除了中国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形形色色的梦：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习近平主席阐释“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30分钟演讲赢得30次掌声。在巴西国会，“中拉命运共同体”让习近平主席成为赢得“迄今最多掌声”的外国领导人。在巴基斯坦，习近平主席的演讲热情洋溢，听众50多次拍桌鼓掌。博鳌亚洲论坛，明确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被外媒评价为亚洲团结的符号。正是这所有的梦想汇集起来，才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宏大的、让人类充满希望的未来之梦。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世界绝不是威胁，而是贡献！

1942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巴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这位“世界公民”固然带着对欧洲文明的绝望离开人世，却也带着对人类未来一种新的希望和期许离开，他在《巴西：未来之国》一书中，描述了在巴西看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和谐相处的稳定与安逸。茨威格在对比中反思欧洲文明，心里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级、种族、肤色、信仰的人怎样才能和平共处？”这个曾经令他困惑难解的问题，如今在巴西豁然开朗：“只有在秉承和平发展原则的巴西，我们对未来文明最美好的愿望才有喘息的机会，我们被仇恨与疯狂撕裂的故土才可能平静下来。”“我明白，我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也许正因为看到了未来，他才选择了放心地离开。

茨威格的传世之作《昨日的世界》中描述了梦幻中的和平宫殿是怎样一步步被毁灭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欧洲文明不可能缔造一个充满希望的和平新世界；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已经终结，而新的文明又在哪里出现呢？他注意到了巴西，却没有注意到亚洲文明，他也不可能预想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会走出一条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梦幻中的宫殿已经沉沦，现实的和平宫殿正在奠基！

梦想是美丽的，然而抵达美丽的梦想宫殿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怎样才能打造一个和谐的、具有蓬勃活力和持久生命力的命运共同体呢？第一个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里面有两个关键，一是作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成员大小不等，实力不均，作为块头大的成员必须承担起更大责任。二是参与的各方必须站在利他而不是利己的角度出发，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第二个原则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一个新的更高层次上合作，不能再沿用旧的层次思维。零和游戏的博弈必须消除，你输我赢、赢家通吃的旧思维必须打破。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价值需要众人一起来创新，共建才能共享，共生才能共赢。第三个原则是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共同体提供的安全保障，仍然是追求建立共同体的一个基本追求。全球安全唇齿相依，仅仅依靠一己之力，谁也无法脱离世界安全而维护自身的安全，必须要创新安全理念。第四个原则是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共同体不再是传统的零和竞争博弈，而是各种文明的同向竞和，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创新、突破和超越自我。

在这里，我们对“共同体”这一新理念进行了分析，应该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共同体”。参加共同体组建的各方均承认存在着特定的认识共性，这是实现组建共同体的一大基础。例如中国和韩国，共同构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基于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这样，双方对各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自豪与坚持，就不再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由一批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各种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构成的庞大专业人士，强调共同的经历和见识，经验和利益，从而在认识程度上达成了协同一致，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共同体。中国在亚洲范围内所谋求建立的共同体，尤其像中国—东盟这样的区域色彩浓厚的共同体，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根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整个东亚都是儒家文化圈，历史上儒家文化曾经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广泛传播，并且形成了不可动摇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东亚文明”的一个代表和标志。所以意识形态的动态差距远远小于文化上的这种稳定的共同认同。

第三个层面是利益共同体。正如中国和英国在伦敦发表《关于构建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利益是全方位的，但是合作的基础还是经济利益。据统计，截止2015年4月，中国已经与71个国家和组织建立起了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从普通的“伙伴”关系到“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都是基于经济合作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个层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亚洲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实行链接沟通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打造“欧亚命运共同体”以及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为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仅仅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还要参与全球治理，让全球不再只是武力的霸权或者经济的力量支配，这个世界更需要提倡一种和平的力量，一种崭新的“共同体”秩序。

纵观以上四个层面的共同体，有这样几条规律是可以总结出来的：一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推进共建共享，但是必须建立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二是不应该只局限于少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所谓精英人士的圈子里，而应该有最广泛的大众参与进来。三是必须抛弃狭隘的、封闭的区域利益主义，而应该实现真正的开放，成为世界上任何人都受惠的事业。

所以，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从经济合作起步，在成熟和稳定之后上升到政治的合作，最终在文化的层面上实现全球合作、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