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苏联渊源

薛 荣，李敦东，杨小惠



论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苏联渊源

薛 荣，李敦东，杨小惠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语言理论家、文字改革先驱及实践者。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深受当时苏联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带有浓重的苏联色彩，与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上层建筑论和语言进化论，以及苏联语言政策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瞿秋白；马尔；文字改革；拉丁字母

瞿秋白(1899—1935年)，又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探索造就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作为学者型革命家，瞿秋白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语言理论家、文字改革先驱及实践者。瞿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是其语言文字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文字改革思想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20世纪初苏联语言文字改革的历史回顾

在瞿秋白第一次赴俄时，苏俄的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改革已经在官方层面大范围展开。1921年，阿塞拜疆和北高加索地区创立拉丁字母。1923年12月20日，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法令的形式确定经过拉丁化改造的“新突厥字母为国家字母”。一年后，阿塞拜疆宣布新字母为唯一国家字母。1923年到1924年间，鞑靼、乌兹别克、巴什基里亚等讲突厥语的民族或部族都制定了拉丁语字母。[1]48-61

1929年8月7日，在瞿秋白第二次停留苏联期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苏联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各民族的新拉丁字母”的法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突厥鞑靼语[2]。苏联新突厥字母委员会的工作并不仅限于突厥语系，它还改造旧文字、半旧文字，同时还承担着为没有文字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创造新的拉丁化字母的任务。

苏联的“语言建设”首先是新政权民族政策的体现。到十月革命前，疯狂对外扩张的沙皇俄国己成地跨欧亚、统治100多个少数民族的大帝国。在这个奉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帝国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争取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支持对于革命非常重要。因此，列宁给予这些民族地区高度自治权，并且十分强调民族语言问题的重要性。

早在1913年，列宁就强调新的国家制度应该“可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义务国语取消，并可保证居民在学校里用一切地方语言授课”。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就发表《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以各民族完全平等为核心的俄罗斯民族问题四原则，专门成立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1921年3月15日，在决定国家日后民族政策方向的《苏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规定，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以民族语言、民族教育、民族习俗等民族化、本地化形式参与地方政权建设，促进当地社会发展”[1]49。

二、苏联文字改革运动对瞿秋白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影响

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的主体部分是在苏联设计完成的。“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于1928年5月第二次来到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这时起，他和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就在苏联汉学家的帮助下开始了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最终在1929年以《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的小册子在莫斯科出版。[3]

1931年，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经过苏联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的讨论和研究后，被纳入到苏联官方的文字改革体系中。上述这一历史背景，已经成为瞿秋白研究者和现代语言学史家的基本共识，但它对瞿秋白语言学思想的深层影响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事实上，瞿秋白的语言学研究与这一苏联背景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既体现为“苏联经验”在技术层面对瞿秋白的具体影响，也表现为瞿秋白对“苏联经验”的丰富与推动。“苏联经验”既在深层次上影响了瞿秋白“拉丁化中国字”改造的总体架构，同时也凸显出瞿秋白独特的“中国问题”关切。[4]

苏联“语言建设”的大背景影响了瞿秋白，启发他用拉丁化方案来改造汉字。在1921年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文中，瞿秋白就把“民族问题”放在开篇之首，并且转述了《苏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民族政策四原则，这是中国知识界对此问题的最早介绍。[5]

在1924年的《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中，瞿秋白更加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民族政策，并且引述了苏联1924年对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在1926年1月所撰写的上海大学讲义《现代民族问题》中，瞿秋白进一步系统论述了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少数民族自治、保障其发展民族语言权利的思想。他设专题讲述了“苏联之民族政策”，赞扬“苏联应当是世界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大联盟之典范”[6]816-817。他还特别引述1898年俄国共产党“民族自决直至分立国家”的四原则和旨在消除民族间经济文化差距的五条政策，包括建立独立国家，民族文字法定化，消灭宗法制度，发展民族经济，教育各民族的国家机关、审判厅要使用自己的言语文字、用自己的人员以及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发展报纸、剧院、学校、俱乐部[6]1059-1061。

“苏联经验”对瞿秋白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当时的时代语境，比这更为重要和深刻的则是苏联文字拉丁化改造的理论基础给予其文字革命思想的基调性影响。

三、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对瞿秋白的深刻影响

“苏联经验”对瞿秋白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的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改造运动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学事件，自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其中，马尔的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末逐渐成为主导[1]50。

马尔(1865—1934年)，苏联最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在高加索语、高加索历史、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均有著述，其核心理论是“雅弗语言理论”(又称“语言新学说”)。20世纪20年代末，马尔得到斯大林青睐，成为苏联语言学界的唯一权威。但在1950年，斯大林在《真理报》上领导发动了马尔理论大批判，其批判之结晶就是后来跻身于马、恩、列、斯十大经典著作之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瞿秋白第二次停留苏联期间，马尔的“语言新学说”已经成为唯一的官方指导理论。马尔的“雅弗语言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雅弗语言及其性质和起源的学说，二是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学说。关于前者，马尔认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同一个起源，并且由此排定语言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处于最低级发展阶段的是汉语和远古非洲诸语言，处于最高阶段的是闪族语系和印度语、希腊语、拉丁语。马尔认为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交流工具，而是具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7]。关于语言的发展，他认为语言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而发生突变，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一种语言系统就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系统。马尔的上述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语言阶段论、语言阶级论和语言突变论，对瞿秋白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了践行自己的观点，瞿秋白在艰苦的革命过程中坚持探索，与吴玉章、林伯渠和萧三等人共同研究文字改革问题，几经中断后，终于在1928年拟定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同年修订、定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以《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为基础展开讨论，制定了新的文字方案。[7]

四、苏联文字改革经验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中的实践

如果把瞿秋白的“拉丁化中国字”改造比作一场戏剧，那么其“苏联经验”就是巨大的舞台背景，它渲染了戏剧的苏联风情，但舞台上演出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瞿秋白与“苏联经验”的互动突出体现在他对苏联“语文建设”的推动上。他不仅丰富了“苏联经验”，其研究本身就成为“苏联经验”的有机构成。1929年，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这是苏联大规模研究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开端[8]。此前的苏联汉字拉丁化仅为局限在学院内部的小规模研究。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研究掀起了苏联汉字拉丁化研究的热潮，它引起了苏联科学院东方语言学家A.A.龙果夫的重视。A.A.龙果夫在1930年5月专门邀请瞿秋白等人参加关于汉字拉丁化的学术会议。A.A.龙果夫在会上做了考察瞿秋白方案的报告。会上还成立了由瞿秋白、A.A.龙果夫和郭质生三人组成的汉字拉丁化研究委员会，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之后，瞿秋白回国，林伯渠、吴玉章赴海参崴，这一研究转由当时正在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的萧三具体负责。紧接着，这一工作由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和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联手推进，并成立了B.M.阿列克谢也夫院士挂帅的汉字拉丁化委员会[9]。

1931年1月，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提交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讨论，并在5月19日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为基础方案被通过。由此可见，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研究为苏联的“语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实际上担当了苏联“语文建设”中的“外国专家”。这首先体现在其汉字拉丁化方案的技术设计上。在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上，苏联专家坚持把汉字拉丁化方案纳入苏联整体的“语言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不同意瞿秋白方案中特殊的双声字母设计，主张用带尾巴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双声字母，以此实现与苏联现有拉丁化方案的统一。但是，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坚持了当初瞿秋白的设想，强调这一方案针对的不仅是苏联华侨，而是更广大的中国人民，保留双声字母更符合汉语发声规律，并且可以更方便地利用中国现有的拉丁字母打印机。最终，瞿秋白方案中的“中国特性”有保留地被科学会议接受。[10]

瞿秋白与苏联专家之间的方案之争，不过是瞿秋白“中国问题”意识的一个表现而己。在瞿秋白第二次赴苏之前，中国内地的国语运动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1928年，赵元任主持设计的罗马字方案有“多方实验，期于善美”之时誉，已被当时“中华民国大学院”通过，正式成为“国音第二式”。瞿秋白的研究参考了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的设计，并与之展开对话。因而，他始终是带着自己的“中国问题”意识来借鉴“苏联经验”[11]。

苏联的拉丁化文字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是国家民族政策和文化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技术、人员等各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国家保障，而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没有任何官方支持，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指认非法。更为深层的差别则在于，苏联的“语言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标准语建设，而瞿秋白的“文字革命”则是一种旨在反抗现政权的“文化革命”，需要通过汉字拉丁化来发动群众。苏联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字都是表音文字，文字改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拉丁字母取代旧的表音字母(如阿拉伯字母)，这一改变的接受难度比汉字拉丁化改造的接受难度小得多。苏联少数民族的表音文字只要识字就能理解，而汉字的书面语(文言)与口语严重分离，文言垄断了精英文化。更为关键的是，汉字不比苏联突厥语族使用的外来文字，当然更不能与那些无文字民族的口语相提并论。汉字造就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文明，甚至连汉字本体研究“小学”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经典[12]。因此，瞿秋白感慨，文字革命“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文化古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进而言之，汉字由‘士大夫’阶层垄断，他们有传统经典的支持，有科举考试的制度保障，有根深蒂固的‘道统’‘学统’的滋养，因此构成了最强大的文化垄断力量”[1]61。新式的“士大夫”仍是文化垄断者，而且披上了科学、民主、进步的华丽外套，而这正是“苏联经验”所缺乏的。苏联的少数民族缺少如中国士大夫那般强大的阶层，他们旧有的文化精英大多是僧侣，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在苏联这样的无神论国家很快被压制下去。这其实是瞿秋白所遭遇的最独特的文化状况，也是其汉字拉丁化改造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13]。

五、结语

瞿秋白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深受当时苏联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带有浓重的苏联色彩，与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的语言上层建筑论和语言进化论，以及苏联的国体选择与国语策略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瞿秋白的拉丁化中国字研究是“苏联经验”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体。瞿秋白的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是在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等单位汉学家的协助下开展的，其中包括与瞿秋白交往很深的郭质生。其次，瞿秋白的研究后来成为苏联新文字改革整体建设的一部分。

瞿秋白等人在苏联所从事的汉字拉丁化研究，是中国学者当时革命任务的一部分。在与“苏联经验”的互动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问题”意识得以凸显。瞿秋白认识到中国的“拉丁化中国字”改造具有超越苏联“语言建设”的文化独特性。

我们研究瞿秋白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方面所做的贡献，并不是说瞿秋白的文字改革思想十全十美、毫无缺点。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瞿秋白的文字改革理论和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马尔“语言新学说”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某些观点不够全面，有些提法不够科学，甚至太偏激。他过分地强调了方块汉字的缺点，而低估了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把语言分为“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农民的原始言语”“绅士等级的言语”，使人误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他主张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在主观愿望上是为了简单易学，但却忽视了声调是汉字的重要因素这个汉语的特点[14]。他在拉丁化拼音实践中，提出除了拼写北方话之外，各地区另订方案，拼写方言。这跟马尔所说的语言从最初的无限分歧到最后统一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瞿秋白在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创新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并不会影响瞿秋白对中国文字改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瞿秋白不仅为中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还积极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制定的《新中国文草案》，是一份较为详尽的、以服务人民群众为目的的文字改革方案，尽管他所提出的“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观点过于绝对，但他是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的先驱之一，是中国文字改革事业的先行者。他所提出的文字改革思路及《新中国文草案》，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杨慧.“普通”的微言大义——“文化革命”视域下的瞿秋白“普通话”思想 [J].社会科学辑刊，2009(3):19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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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598.

[1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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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viet Origin of Qu Qiubai’s Ideas of Language Reform

Xue Rong,Li Dundong,Yang Xiaohui

Qu Qiubai, one of the major leade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only a great Marxist,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theorist, propagandist, but also an important language theorist, language reform pioneer and practitione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Qu Qiubai’s ideas of language reform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oviet language reform and tinted with a strong color of the Soviet Union. Qu Qiubai’s ideas of language reform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oviet linguist N. Marr and his theories of language superstructure and evolution as well as Soviet Union’s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Qu Qiubai; Marr; language reform; Latin letters

薛荣，文学博士，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李敦东，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杨小惠，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瞿秋白的语言文字学思想研究”(15YYB007)。

K825.5；H125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4.012

2017-05-25；责任编辑: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