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卓希惠

摘 要：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关键词：司马迁；欧阳修；传世观；彰明良善；纪大略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01-08

Abstract： SIMA Qian and OUYANG Xiu have innumerable links in their concepts of inheritance which are extremely famous and immortal. Centering on SIMA Qians Shiji and OUYANG Xius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other epitaph inscription prose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ir ideology， writing purpose， creation method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MA Qian and OUYANG xiu inherit the long-cherished ideal of their fathers， with strong sense of duty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family culture and common psychology of pursuing immortality. Both of them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character of gentlemen， and advocate the writing purpose of praising the good. They also have the literary talent ability to spread immortality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s. SIMA Qian narrates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ople mainly through his masterpiece Shiji， while OUYANG Xiu writes numerous outstanding epitaph inscriptions of relatives， friends， celebrities， great ministers and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as well as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oth of them practice the immortal concept of inheritance with their creatio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and faithfulness， SIMA Qian and OUYANG Xiu adopt the creation methods such as selecting big events for record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theme to make the values of their works immortal. SIMA Qian can faithfully state the historical facts； he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are informative and accurate. About rulers， he doesnt record their imaginary events and conceal their evil events. And OUYANG Xius writing is also on the premise of sticking to the facts.

Key words： SIMA Qian； OUYANG Xiu； concept of inheritance； praising the good； recording big events and neglecting small events

雁過留声，人过留名，是中国传统文人固有的传世观与留名意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是对古往今来文人最高理想的典型概括。对于古代文人而言，如何留名青史、垂传后世，实现人生最大价值，应该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系怀，且为之焦虑不已的事情了。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所谓“死生有命”，但其精神、思想、意识如果能在当世和后世传播开来，产生有意义、有价值及深远的影响，则又体现出精神生命的无限性。司马迁与欧阳修都在论著中，充分体现出对立名扬声、垂传后世的重视与期许。

重声名、求不朽的传统在中国早已存在。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穆叔和郑子产都谈及如何死而不朽的问题，得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的结论，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视为不朽的标志。孔子亦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司马迁则直接继承先秦这一传世观，他对这一思想独有的深刻理解，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而欧阳修也对后世之名充满了强烈而深切的期待。梳理司马迁及欧阳修散文，不难发现二者在扬名后世、垂传不朽的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及创作方法等方面有着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今学界研究或多集中于欧阳修对司马迁总体思想精神的学习，或集中于欧阳修《新五代史》对《史记》体例、创作艺术等的借鉴，或集中于欧阳修碑志文对《史记》艺术的学习与阐发[4-9]。但并未专门对欧阳修与司马迁的传世观进行比较探究。本文以司马迁、欧阳修传世观为着眼点，试图梳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力求探究并论评欧阳修在传世观上对司马迁的继承与发展。

一、光大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

“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录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对自己的敦敦叮嘱，他是把家族的荣誉感和显亲扬名的期望以及庄严的事业心、使命感一并传给了司马迁：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0]

司马谈的教诲使司马迁深铭于心，终生牢记。欧阳修由于父亲欧阳观早亡，在为父所撰墓表中，以母亲郑氏平凡又深情的话语，记录父母亲对自己的敦敦希望：“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11]父親通过母亲话语寄予欧阳修的深切期望，欧阳修谨记父训、“泣而志之，不敢忘”的承继决心及恳切态度，与司马谈临终嘱托司马迁谨记、完成自己遗愿的场面与图景，何其相似。可见，不论是司马迁，还是欧阳修，都以谨记父训，有闻于世，有传于后，荣身显亲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最终，司马迁以文传，其《史记》以纪传体开辟史学先河，为“史家之绝唱”[12]，同时还以其高度的文学成就成为文学经典，显扬其千年不朽的声名。而欧阳修在当世就以“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天子推恩，褒其三世”[11]的荣耀显扬祖上，庇赖后代，更以文章道德为一代宗师，享誉当代，表见后世，成其不朽。

司马迁和欧阳修都非常重视家族世系文化的传承，都将显扬文化、弘发家族、传诸后世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并思考自己在其中的定位与意义。司马迁云：“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10]详细回溯了司马氏家族起源、变迁的历史过程及“世典周史”的职官传承，梳理了家族世系及显达者，清晰地勾勒出秦汉之际司马氏由昌至无泽，至喜，至谈，至迁（自身）的家族变迁谱系。欧阳修则首创修撰私人家谱，完成了《欧阳氏谱图》，在序中他详细追述了欧阳氏家族的起源、迁徙、仕宦、遭遇，于家族源流的梳理中寄予文化传承的责任与意识，著名的《泷冈阡表》，则以父亲“有待”于己之扬名显荣、光宗耀祖为暗线，饱含弘扬家族、显亲垂后的深刻意识。

司马迁是将光大史学、显扬文化与责任事业、声名不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0]等，可见司马迁重名思想的实质，乃是重视和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

这种承继先圣、弘扬文化、传播后世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在欧阳修文集中也有充分体现。《〈诗谱〉补亡后序》中云：“昔者圣人已没，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而焚弃于秦。自汉已来，收拾亡逸，发明遗义，而正其讹缪，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11]感惜贤圣文化传扬不易。《答宋咸书》感慨“六经之旨失其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也”，“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之来者”[11]，颇有绍先知古，承继文明，垂范后世的期许、憧憬与信笃。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由通判滑州入谏台，知制诰，其《外制集序》感叹学者文章见用于世者，何其少乎，望以己之微力承载天子之意，有益于时政，并彰示后世，他说：“嗟夫！学者文章见用于世鲜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犹恐不称，而况不能专一其职，此予所以常遗恨于斯文也……虽不能尽载明天子之意，于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后世。”[11]叶盛说：“夫六经而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继丘明者司马子长，子长为《史记》。而力量过之，在汉为文中之雄。继子长者韩子，深醇正大，在唐为文中之王。继韩子者欧阳公，渊永和平，在宋为文中之宗。”[13]正是看到了欧阳修在承继文化、弘扬后世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以文“立言”，以文留名，以文存世，传诸不朽，相对于“立德”的不易指实、“立功”的渺芒难期，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这也是历朝历代众多士人，往往以“立言”作为人生终极追求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1]在智、仁、义、勇、名这五大人生修养中，他把立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不为知闻，名不传世，是“悲”之核心所在。司马迁期冀文传千古，垂名后世：“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1]，他身受宫刑，隐忍著述，不是怕死，而在于“立一家之言”[1]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欧阳修自少至老，他都极重视自己的声名，如《上范司谏书》体现出年轻欧阳修对载诸史册之重视：“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11]，希望士人不论是为政还是为文，都能成就垂范当世，载诸史册，昭明后世，百世不泯的理想，而写于晚年的《读书》一诗则在回忆自己人生经历时，表达了强烈的希冀名垂后世的愿望：“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平生颇论述，铨次加点窜。庶几垂后世，不默死刍豢。”[11]在人生的宦海沉浮中，欧阳修始终坚守名节、崇尚德义，他个性耿直，犯颜直谏，虽屡受诬谄诽谤，但刚毅不屈，与庆历名臣一道砥励士气，倡导名节，对当时士风建设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因此声名远播，传诸将来。对此，时人多有赞誉，曾巩云：“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风义动簪绅。”[14]苏轼云：“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15]王安石云：“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16]这些当时一流人物的中肯评价，是欧阳修实践珍视名节、垂世不朽人生愿想的充分体现。

可以说，传世不朽的观念体现着欧阳修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不少文章中，他反复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生命体验。《杂说三首》其二云：“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11]《鸣蝉赋》云：“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11]《送徐无党南归序》云：“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11]他强烈期待通过传世不朽，实现超越于自然生命形体的精神永存。以文字而体现生命不朽的价值是士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依据，这在欧阳修对散文特殊功能的阐述中可以管见[9]。其《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11]他推重文章社会价值，重视君子意识，推崇圣贤人格，追求精神永恒的生命意义。《祭尹师鲁文》云：“自古有死，皆归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殁。尤于文章，焯若星日。”[11]可以说，文字的垂世作用在他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苏氏文集序》云：“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11]残酷的社会现实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乃至生命，但其人格精神却可以通过其文学获得精神长存与生命永恒。可见，在继承司马迁传世观的基础上，欧阳修更加追求君子意识与圣贤人格，并将传世不朽作为最终实现君子意识与成就圣贤人格的重要途径。

重名传世思想还体现在司马迁与歐阳修对忠义重节的历史人物的推扬与评价之中。司马迁对那些能够成名、扬名、名垂后世的历史人物的感情、态度与评价，充分彰显了他的重名思想。他公开申明《史记》所传列的，是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10]的人物：如对伍子胥，他盛赞“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10]；对范蠡，他一再称扬“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10]；对曹沫、荆轲等刺客，他由衷赞叹“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0]……他所景仰、看重的，都是倜傥非常、能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而鄙视那些无所作为，无闻无称之辈。

欧阳修也对富有忠义气节且重视声名，垂范后世的历史人物赞赏有加。五代梁将王彦章本一武人，却以“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作为人生信条，最后力战不屈而死，欧阳修不仅将王彦章的事迹列入《死节传》，予以最高的嘉奖，而且为其画像作记，并反复强调“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11]，一定要让其“义勇忠信”[11]之节彰明于后世，教育于后人，如徐一夔所云“五季之世，死节之臣为不多见，使彦章之忠义不白于天下，后世无以为人臣劝，因著于篇”[17]，道出了自己倾心于此的原因，而且欧阳修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刻划，文章的选材、写法以及融铸的情感、态度等，像极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英雄人物传记，以至达于“杂之司马传中，几不复辨”[18]的效果。除了为历史人物作传扬名之外，欧阳修更多的是致力于为友朋同僚扬名后世撰碑作铭。墓表碑铭传逝者生平，颂逝者功业名节，是传世扬名的适佳文体。友朋的逝去、交游的零落都不能不使多情善感的欧阳修感慨低徊，在嗟叹盛衰之际，幸慰友朋能托文字于无穷，传名于身后。如《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感慨时光荏苒，回忆往昔西京从游盛况，慨叹张君逝后之冷落，流露浓郁的今昔变化、世事沧桑之感，文末则以“惟为善者能有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11]相慰籍。《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也于慨叹中流露今昔之感，亦以“则必有称于后世，君其是已”[11]相告慰。晚年所作《江邻几文集序》云：“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又可悲夫！而其间又有不幸罹忧患、触网罗，至困厄流离以死，与夫仕宦连蹇、志不获伸而殁，独其文章尚见于世者，则又可哀也欤！然则虽其残篇断稿，犹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11]在叹伤友朋零落之际，仍归重于“死而有文章可传者”[19]，惟有文章传世以慰的情感蕴涵至老而不变。

二、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与

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在司马迁看来，“立名”是最重要的，但还须配有“智”“仁”“义”“勇”这四种道德修为，方能垂扬后世。他之所以为李陵辩白的一个主要原因，即认为李陵是忠仁廉义孝信之士：“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1]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选。此外，司马迁还每每表明，自己为历史人物作传的用意是褒扬良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10]等，认为只有扬善后世，方资足用于人。

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也提到“三不朽”中当以“立德”为首：“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11]他重视碑铭“彰善而著无穷”[11]，“乐道天下之善以传”[11]的功能，认为对“善”的纪录和弘扬是文章创作的重要目的：“其孝谨闻于其族，其信义著于其友，其才能称于其官，是皆可书以传。”[11]如为范仲淹、王旦、余靖等人撰写墓志，均以孝谨、信义等为评价标准，为父亲作墓表也紧扣父亲“廉”“仁”两个重要品质展开，以此作为父亲传诸后世的依据。欧阳修为他人作碑志墓表，总是特意选择对方的高品义节为着眼点。如《尚书屯田员外郎李君墓表》表彰墓主爱民之政德，刻石扬名：“呜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孙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扬。”[11]又如《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盖其生也，以不知于世而止于是，若其没而又无传，则后世遂将泯没，而为善者何以劝焉？此予之所欲铭也。”[11]在欧阳修看来，为善坚于金石，更能传世：“自古圣贤之传也，非皆托于物，固能无穷也，乃知为善之坚，坚于金石也。”[11]可以说，欧阳修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无所不在地为自己、亲友、古人、社会做着有传于后的努力。

然而，纵是盖世之英豪，能否声名永垂，风采毕现，还要依赖记述之笔的强弱。可以说，自儒经至各代文人，其作品之流传，除自身条件，无不藉他人辅助之力。司马迁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10]欧阳修亦云：“《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11]“自古材贤有温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20]他在整理集古录时，慨惜作碑者之文笔往往不足于彰扬墓主的声名与业绩，并联想到魏晋以来史家文笔不力，不能如《左传》《史记》《汉书》一般，使历史人物风采皆现，使其声名传播后世，对此，他深有感慨地说：“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11]关于司马迁纪史传人，垂范千古的能力，是勿庸讳言的，可以鲁迅“史家之绝唱”一语以概之。在欧阳修看来，“立言”不仅能使自己声名播于当世，而且可以帮助他人传扬声名，载诸史册。于是，怀抱义不容辞地为贤仁者作传的责任意识，籍自己在文坛上的声名及社会上的影响，欧阳修积极地为亲人友朋、同道僚盟、皇公巨卿、僧佛诸流等序集撰碑，以生花妙笔，各传其实、各现其貌、各见其心。得知尹洙兄尹源去世的消息，他当即表示：“修于子渐（尹源字）不可无文字……纵不作墓志，则行状或他文字须作一篇也。”[11]他也曾就别人的请作慎重表示：“兹人美德固乐为之纪述，第以文字传远，须少储思。”[11]当然，要承担起传己、传人有如史官一般的历史职责，文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欧阳修撰写的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名士的碑志佳作，无疑是这一意识与能力的充分体现。如好友尹洙去世后，欧阳修为之作墓志铭，范仲淹认为虽有事实过于简略的不足，但不得不肯定此铭“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而他人所作“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21]。对于挚友梅尧臣，欧阳修极力推扬其诗歌成就，先后在《书梅圣俞稿后》《梅圣俞诗集序》《梅圣俞墓志铭》等文章中不遗余力地称赏梅诗，使之有闻于当代，又传将于后世。如果没有欧阳修的大力推扬，是否有梅尧臣诗名之盛，抑未可知也！还有，如果没有欧阳修为释秘演作诗集序，释秘演又安为我们所知？由欧阳修所纪而为后人所知者，又何止一秘演呢？因此，仅有传世意识是不够的，还需具备相应的资质、文才与能力，方能承担起为自己、亲友、朋僚、历史人物等贤仁之人传诸不朽，垂范后世的责任。

欧阳修认为士人传世不朽，在具体方法上可以是丰富多样的。如告于史、铭之石、序诗文集，此外，以艺传、以物事传等也都是垂传后世的有效方式。在《仲氏文集序》中，欧阳修说：“君之既没，富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诸幽，而余文序其集以行于世。”[11]指出将人物生平事迹告知史官，或刻于墓志碑铭之上，或请名人为作品集作序等，都是传将后世的重要渠道与方式。在常规的传世方式之外，也可以艺传、以物事传。以琴传者，如宝元二年（1039），欧阳修居襄城时结识琴僧知白，由知白所弹琴曲，生發出对人生的感慨及恐精湛琴艺不传于后的忧思：“吾闻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无其传。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知白弹。遗音仿佛尚可爱，何况之子传其全。”[11]以字书传者，如“然则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余事，亦有助于金石之传也”[11]。以物事传者，如筑堤利民的滕宗谅，做到了堤以人传，人以文传：“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11]欧阳修好嗜集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志录古人、古事、古物，不使其泯灭无闻，他说：“集聚多且久，无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举取其要，著为一书，谓可传久。”[11]关于集古之由，欧阳修说得很明确：“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11]明确道出忧虑碑石古物随时间流逝终将湮灭不存，故集录而藏之，使之流传后世的目的。

三、求实取信的原则前提与

纪大略小的方法保障实录精神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因为只有历史事实真实可靠，才能取信于当世，传诸后代。在《史记》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到处游历探访，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实地调研，秉持“疑则传疑”、“著其明，疑则阙之”的原则，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信和选取，态度极其严谨认真，尽可能了解和掌握事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实记录历史事实的真相，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其实录原则与精神可以班固之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为定评。

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他说：“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11]，把“事信”置于“言文”之前，要求文章首先要信实求真，严格符合客观现实，然后再追求有文采，如此方能传世。欧阳修又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11]认为士人之所以知古明道，立德、立功、立言，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取信、垂传后世。因此，欧阳修十分看重碑志等文体的创作，充分发掘此类文体接近于史书的信实传世功能，以实现自己传诸后世的理想。如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碑志，如实载录范仲淹顾全大局，终与政敌吕夷简“欢然相约，戮力平贼”[11]、冰释前嫌的客观事实，虽遭致误解，欧阳修仍坚持“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11]的立场，坚信自己所为将不惧现实及历史的考验。尹洙是对欧阳修古文创作有较大影响的挚友，为之撰碑，欧阳修同样秉持求实公正的态度，客观理性地评判尹洙在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中的功绩，不因时局而为曲说，亦不因友善而虚美之，深得史官秉笔直书之风，这都是欧阳修真实、“不虚美”的写作原则使然。所谓“须慎重，要传久远，不斗速也”，“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11]，“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11]等等，均可见欧阳修求真务实以传后世的写作追求。对于文章写作中出现的疏忽，欧阳修也能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承认差错苏轼云：“欧阳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载章献太后临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奉诏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牍具在。考其始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公，曰：‘文正公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耳。”见孔凡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4页。，甚至墓主曾与欧阳修“争议于朝”，而其子孙因欧阳修之声名及其碑志信实更能传世的缘故，依然要请他撰写，这是十分有意味的事情欧阳修曾在《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一文中说：“修为谏官时，尝与公争议于朝者，而且未尝识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铭属于他人而以属修者，岂以修言为可信也欤？然则铭之其可不信？”见李逸安《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40页。。由此可见，求实取信确是欧阳修在司马迁《史记》等优良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以文章立名并传世不朽的重要信念。

垂传后世是目标，求实取信是前提，而记大略小则是重要的方法保障。善于剪裁、“记大略小”、突显主旨无疑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重要的创作方法。因为叙写历史的基本功夫，就是要把各种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际关系，清楚明晰且重点突出地表达出来。《史记》一书，上下几千年，举凡社会变革，历史兴衰，战争风云，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等，无所不有，司马迁都能从容自如地把这些千端万绪，纷纭繁杂的事件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晰明了，而且纪大略小、突显主旨，达到了各得其所，各臻其妙的地步，所以梁启超说：“极复杂之事项……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复绝。”[22]如李广一生七十余战，司马迁仅选取其中三次代表性事例，却生动、逼真、典型地传达出人物的个性、才能与精神风貌。《吕后本纪》则紧紧围绕王诸吕、诛诸吕这个主题进行选材，对众多材料做了严格取舍，精心剪裁，并非巨细无遗、多多益善，这样，文章的主题集中鲜明，脉络条理清晰。《史记》人物刻画与细节描写，也总是能反映有关人事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十分典型。比如《张仪列传》中张仪到楚国被疑偷玉挨打，归家令其妻视舌的细节，就将这个以游说为职业的策士本相揭示得淋漓尽致。

这一纪事方法，也为欧阳修所重视并每每运用于创作实践之中。《尹师鲁墓志铭》就很好地贯彻了欧阳修为文善记大节，裁剪得当而风神彰显的特点。对于尹洙的生平事迹，欧阳修经过认真的筛选，略其文学、议论和才能，着重突出其忠义之节，所以整篇文章显得异常简洁，主旨突出而人物风神彰显。《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也是重点突出传主石介的高尚品德，人物形象尤为鲜明，须眉毕现，活画出徂徕先生气岸。清蒋彤云：“古人称史才，才者裁也。序事有裁制之难，其要唯在轻重而已……此法惟三史深得其妙。”[23]认为在史书的剪裁详略方面，惟有《史记》《汉书》《新五代史》深得其中三昧。因传世意识影响及欧阳修“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的声望，人们往往对欧阳修有求而作。在所撰墓志碑铭中，欧阳修每每能根据或抓住最能够反映对方本质风貌的个性特征、生平经历、才华品质、能力功绩等方面来体现，如传范仲淹、薛奎等着重突显其品德与政材；传石介、尹洙等，重点写其品节；传苏洵、梅尧臣等侧重其诗文；传胡瑗、孙明复等强调其师道；传苏舜钦、黄梦升则渲染、哀悼其不幸，等等。关于欧阳修散文传写人物，精于选材，止记大节，存其大要，人物个性鲜明突显的特点，学者多有言及，可以清沈德潜之语为代表，他说：“作文必寻一事作主，如欧公于苏子美，则以不遇为主，于石守道则以刚介为主，于苏明允则以能文为主，于梅圣俞则以能诗为主，而此篇则以师道为主，盖主意为干而枝叶从之，所以能一线贯穿也。”[24]为不同人物作墓志，能做到因人而异，各具特点，范仲淹政绩功业至大巨丰，多不胜记，故止记大者，如《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均举范仲淹有关于国家大事者，着重突显人物之品德才能，以见其不朽传世之因由，文章取舍得当，全文仅一千四百余字，叙事能扼其大，措词不觉其繁，可见欧阳修极意经营文字。梅尧臣事业少，无可记，故記其纤悉，述其问疾之众、吊丧之多，却同样令文章神未倍增。详尽处不厌其烦，简括处极其扼要，熔裁得体，详略得当，因此，明茅坤云：“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节有法，自不繁而体已完。”[25]这既践行了欧阳修“文学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的创作要求，又突显了主干，略去了繁琐，使人物形象清晰，观点鲜明，更易于行远传后，有效地发挥了碑志墓表等文体表彰良善、警劝后世的功能。

四、结语在传世观上，司马迁和欧阳修都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三不朽”的思想，以立言不朽、传诸后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同时他们都承传了父辈的理想与夙愿，希望能光大家族文化，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存世价值。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及求实取信的原则前提与纪大略小的方法保障，使二人传世不朽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感愈发清晰而明确，并最终完成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共同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名篇佳作，沾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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