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蓝 履职尽责为民生

张志国

李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副会长，文化部中国古籍保护专家。李蓝也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社科界的委员，李蓝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这些年，这位搞语言研究的学者，他所关注的领域可谓方方面面，但是更多的问题还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而且全都是老百姓所关心的。他对本刊记者说，全国政协委员就要将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心声都带到会上。

国家应重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医保问题

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蓝就曾提交关于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提案。这一提案后来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专题调研。

“要说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一份报告讲起。”回忆起提案提出的过程，李蓝打开了话匣子。

2012年12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联合发布《无约束的资本，伤不起的工人——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研究者用5年时间，全程跟踪统计了北京地区约50个工地的73起工伤案例所得。报告指出了建筑業职业安全、职灾维权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相关部门能够有所作为，让更多受工伤的建筑工人得到应有的关怀和帮助。

据报告调查统计，95.9%的职灾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仅4.1%取得过职业资格证；在遭遇职业灾害的群体中，89%曾遭遇工伤拒赔，而建筑业资质挂靠、层层分包机制，令37.1%“带队进城”的包工头，转身成为资方拒赔的“帮凶”；遭遇工伤的工人中，只有15.1%选择严格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权，7成选择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维权，甚至有12.4%的工人放弃了维权。

报告显示，遭受工伤事故职业灾害的农民工都是生活负担最重的中年人，他们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一旦遭受工伤事故，就会对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可以立刻摧毁一个家庭。

这样一份报告引起了李蓝的高度关注。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前夕，李蓝辗转拿到了这份报告的全文，报告中所披露的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血泪史让他倍感震惊。

“这个报告触动到我的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我的一段知青经历。”李蓝回忆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

李蓝是贵州省大方县人，1975年初中毕业，随即成为下乡知青。那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李蓝，作为下乡知青，在家人的帮助下，拜了一个农村泥瓦工为师，跟着师傅到处找工做、学手艺。

“那个时候我刚出校门，什么都不懂，也完全没有任何防护意识。”李蓝说，当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曾受过两次伤。一次是踩在一颗3寸多长的钉子上，钉子尖直接从脚背上穿出来，让他卧床休息了两个多星期。一次是抬水泥预制板上楼，4个人抬800多斤重的预制板。由于是冬天，预制板凝结时间不够，抬着在楼面走时，其中一块预制板突然断裂，4个人全都掉下了楼，受了伤，李蓝左手肩关节脱臼。

“我当时就用毛巾吊着手去找我的武术教练。结果他也没有药，就让我咬着毛巾，直接用劲把关节复位了，那是真叫一个疼啊，养了两个多月才好。”说起当时的经历，李蓝现在还有些后怕。

“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管我们这种‘临时工，而且，跟着师傅，什么地方有活就去什么地方，一年要走十几个工地。”李蓝说。

可能就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蓝真切地感受到建筑业工人的无助和无奈，使他坚定了要为建筑业工人维权的决心和信心。

在201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蓝和宋镇豪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国家应重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医保问题的提案》。他们在提案中提到：“‘工伤拒赔是一种性质和后果都远比‘恶意欠薪更为严重的恶意行为。遭受‘工伤拒赔的农民工不仅仅经济受损，其人身遭受伤害的后果更是难以用金钱来弥补。”

提案上交后，在2013年12月，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作为全国政协2014年重点调研课题及双周协商座谈主题，由主席办公会议督办解决。

“在那之后，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很多委员和代表的关注，全国政协也对此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问题取得很大进展。”李蓝说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提案能受到全国政协的如此重视。

工伤维权之路的艰辛与漫长，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但是李蓝说，他能体会到作为第一个提出建筑工人工伤维权问题提案的委员，全国政协多次组织调研各地建筑工人工伤维权情况时，李蓝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调研组委员名单中。

农村中小学教师去哪了

李蓝在2013年提交的“关于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的提案后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专题调研，从而推动了建筑工人工伤保险的落实。这也让李蓝在科研工作之余，时常收到希望他帮忙提案反映的老百姓的请求。2015年两会，李蓝提交的关于设立农村中小学教师专项资助基金的提案背后便是一群坚守在边远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迫切诉求。

由于工作的原因，李蓝时常需要到农村地区进行调查，2014年，他的足迹遍布河南、甘肃、四川、贵州等多个省份农村地区。在这些地方的学校里，李蓝发现，校舍、教室和教学设施都很现代化，但只有几个五六十岁的男教师守着一群学生，年轻教师几乎都离开去了城里。

河南商水县教育局长曾给李蓝讲了一个故事，他至今印象深刻。当地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师，平常在学校上课，一到寒暑假就到城里的建筑工地搬砖运瓦，挣钱补贴家用，有时碰到学生或家长只能低着头红着脸躲到一边。

这样的情形并不是个例。李蓝所调研的几个地方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月收入少的只有1200元，多的也不到2000元。虽然国家早已规定发放农村教师生活津贴，但是人均200元补贴，加上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仍然是杯水车薪。

“留在学校当老师比不上外出打工收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教师会离开农村了。”李蓝更为担忧的是农村中小学教师低收入带来的负面效应。近半年来，多地相继发生教师因工资问题停课事件，李蓝非常关注。

如何才能农村教师愿意留在一线教学岗位上，安心工作呢？李蓝的一次日本之行给了他“灵感”。李蓝告诉记者，他曾向日本的朋友了解当地是如何向农村地区输送优质师资的。得到的答案是“高薪”。当地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发放高额补贴，使得很多刚毕业，希望有一笔积蓄的年轻人愿意前往农村地区。反观国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津贴并没有向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倾斜，自然无法吸引老师、留住老师。

因此，李蓝提出通过解决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教师的待遇问题，真正实现教育均等化。他提出几项具体的建议：

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师工资制度，国家财政拨款，确保全国中小学教师同工同酬，确保中小学教师的生活质量，维护中小学教师的人格尊严。

二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应明显高于学历资历可比较的公职人员，以此吸引优秀青年从事教育事业。

三是设立国家级农村中小学教师专项资助基金，进一步加大农村、边远山区、牧区中小学教师的资助力度，以高于城市集镇教师工资一至两倍的薪酬吸引青年教師投身农村教育。

四是县市级教育部门领导干部、城镇中小学校长的任职晋级，应具备在农村中小学校任职任教的经历。

农村“互助养老”亟待国家资助

2016年的“两会”上，李蓝在其提案中呼吁，国家应为农村养老院设立分类专项资助资金，直接资助农村养老院。

据李蓝介绍，目前我国存在三种主要养老模式：最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由子女赡养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指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指在社区范围内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

“农村的生活模式已经全改变了，由子女赡养的居家养老在农村难以为继。养老甚至也变成了啃老。”李蓝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农村“空心化”加剧，传统的“养儿防老”养老受到冲击。此外，新兴市场化的养老方式，由于成本高、农民养老观念转变难等问题，尚未被空巢老人接受，农村出现“养老断层”。

在此背景下，肥乡县的互助养老模式一度引发全国效仿。2006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一位独居老人死于家中数日无人知晓，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该县同年创设互助养老院。2008年由前屯村集体出资打造成正式的“互助幸福院”。年龄在60岁以上身边无子女、配偶照顾的老年人签协议免费入住，但吃饭，穿衣、医疗等仍由子女出资，老人之间自我管理、互助服务，没有专门服务员。

综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三种主流养老模式以及优势的“肥乡模式”曾成为全国养老的一个范本。而如今却遭遇瓶颈，出现身份模糊、资金匮乏、普惠性弱、发展疲态等多重困境。

针对互助养老模式，李蓝指出其性质导致的具体问题，随着养老院里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年轻些的老年人要承担起照顾更年长的老年人的责任：“这就变成了有些老人不是去养老的，而是进去当护工了。”

“更重要的是医疗问题，农村老人往往缺少医疗常识。”李蓝说：“比如心梗脑梗的护理不一样，如果有老人出现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在互助养老院中，往往缺少专业的医护人员。针对护理人员的缺失，李蓝指出了两个解决方向：对同村留守妇女进行升级培训，这样也能解决一部分当地就业问题；另外，国家应设立一个基金，给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们做一些基础的医疗培训。同时，“互助养老院里还应该配备一两位年轻一点的受过常规训练的专业护理人员。”李蓝说。

互助养老需要额外的护理和更多的医疗支持，就需要向养老院升级。李蓝在提案中呼吁国家对农村养老问题加以重视，让农村互助养老院成为合法社会组织，接受社会资助，并为之设立专项资助基金。

“农村养老问题是个多层次的问题。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国家。”李蓝说。

扶贫要“生态保护+产业发展”

2016年的两会上，李蓝提交了关于“生态扶贫”的提案。

精准扶贫是“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李蓝在调研中发现，为了避免走边发展边污染的老路，一些地区探索出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扶贫方式。这种“生态扶贫”模式值得继续探索和逐步推广，国家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李蓝认为，扶贫不仅要变输血为造血，还要变常见的工业扶贫为绿色扶贫，让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他调研发现，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地区先后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新思路，并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在这种扶贫观念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循环经济和特色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

“生态扶贫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李蓝说，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具有青山绿水的天然优势，开展生态扶贫比较容易，但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如何实现生态扶贫，还需要探索。另外，生态扶贫虽然有良好的造血机能，能开发出一些绿色生态产品，但由于物资流通渠道不畅、规模效应低而导致绿色产品价格偏高，影响了生态扶贫的效果。

李蓝建议，有关部门可及时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在全国精心布点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同时，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并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还要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绿色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为绿色生态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和市场贴标签、开绿灯，并制定优惠政策，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的流通环节。

李蓝对记者说，在2017年的两会上，他的提案还将继续关注生态扶贫和养老产业、农村养老等问题。他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感到责任重于泰山。只有思想认识到位，才能依法履职。参政议政，需要真诚的心，心系于民，才能不辱使命，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