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促进变革性研究的科学资助政策

2017-03-29 11:58乔冬梅胡明晖
创新科技 2017年1期

乔冬梅++胡明晖

[摘 要] 中国要整体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就需要实现科学研究全面提升,形成全球科学地貌图的隆起高地。这需要科学家不断取得突破性的和具有变革性学术影响的科学研究,更需要政策制定者根据科学研究发展进行政策创新,打破传统的科学资助政策模式,不断进行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变革性研究的科学资助政策。在对变革性研究概念界定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构建促进变革性研究的科学资助政策进行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 变革性研究;科学资助;科技政策

[中图分类号] G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37(2017)1-13-3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Funding Policy for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Qiao Dongmei1 Hu Minghu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2. The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hool,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7)

Abstract: If China wants to enter the ranks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as a whole,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pgra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form a highland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geomorphological map. This requires scientists to make scientific researches with breakthrough and revolutionary academic influence constantly, moreover, it needs the policy makers for policy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science funding policy, to keep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system innovation, and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funding policies which promote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funding policy in our country for promoting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has been preliminarily studied.

Key words: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science fu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根据国内多位学者研究,变革性研究的概念是美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并被世界各国科学家接受和应用[1-2]。尽管有研究文献认为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是变革性研究的思想起源,我们认为,作为科技政策概念,变革性研究的提出更多的是对二战后形成的以布什報告为代表的科学资助政策的批评和质疑,集中反映了科学界对当前主流科学资助模式的不满。当然,由于这些理性批评能够阐明当前科学资助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以“民主”和“科学”为典型文化特征的美国能够最先制定针对变革性研究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

作为追赶型的新兴科技大国,我国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对变革性研究不仅仅是从理论层面和政策研究层面进行了系统分析,而且从科学资助机制创新层面进行了初步的政策实践。尽管我国的政策实践与美国促进变革性研究的政策创新存在很大区别,但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政策经验,并为后面的政策创新打开了窗口[3]。结合我国科学研究实际,我们认为应该从整体上反思我国当前的科学资助政策,充分认识现行的同行评议制度的不足之处,全面构建以促进变革性研究为目标的科学资助政策。

1 变革性研究概念界定与理论特征

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表的布什报告《科学:无止境的边疆》,对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核心原则进行了深入分析,促进了大量科学研究机构的创立,彻底改变了美国科学研究在全球中的地位。尽管政府能够拿出大量的财政经资金支持科学家的学术研究,但是受专业知识所限,遴选受资助对象成为新体制下的关键问题,因此,学术同行评议制度自然成为这种公共财政资助科学研究模式的核心机制,依靠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评价决定研究经费的分配和使用。事实上,当科学界和官僚阶层均对学术同行评议机制产生依赖时,同行评议机制自身的缺陷也就随之暴露出来,尽管普遍承认学术同行评议机制的好处,但是以这种机制作为分配作为公共财政组成部分科研资金的依据,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对政府资助科学研究模式及其核心机制同行评价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这种体制下,存在部分具有创新性、非共识性和挑战传统研究范式的科学研究很难获得同行评议专家的好评,因而不能获得公共资金的经费支持,由此既会破坏学术公正性,又可能影响创新性学术研究的开展。第二,在解决具有复杂性和多学科性的重要学术研究问题时,简单依赖小范围的学术同行的评价具有很多局限性,因为这些科学问题已经超越这些评价者的专业领域,由此这些所谓的“同行”已经变成了“外行”,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评价。第三,在科学史上,有些研究在提出的时候受到当时学术同行的否定、排斥甚至被视为异端学说,但是又被之后的研究证明是正确的“先见之明”。对这些案例的深入分析,进一步会加强人们对现行科学资助机制的批评,因为在科学史上“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不是大多数的学术同行手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部分科学家结合科学发展规律和研究案例用“变革性”的概念来界定那些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这就是“变革性研究”。事实上,在人们对政府机构基于同行评议对科学研究给予公共经费资助的做法提出质疑的时候,公共资助机构不仅要承受来自科学家的批评,而且要承受以纳税人身份为标记的社会公众的压力。由此,公共资助机构能够很快接受这个由科学家提出但是并没有给出清晰理论界定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等联邦科学资助机构均对变革性研究的理论特征和政策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政策机制设计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促进和加强针对变革性研究的经费支持和资助。

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已有变革性研究的学术定义,我们认为所谓变革性研究是指那些具有打破或颠覆现有科学研究范式,并具有科学价值的创新性学术研究[4-5]。对于变革性研究的甄别和识辨通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是也不否定有些科学研究在提出时就具有“变革性研究”的理论特征。举例来说,从1916年爱因斯坦预言引力波的存在,到2015年LIGO获得直接观测证据,整整跨过100年;而我国韩春雨博士关于基因编辑技术NgAgo的论文发表后不久,就受到全球科学界关注,如果该技术能够获得广泛的实验验证,那么对于流行的CRISPR-Cas9来说,毫无疑问是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性研究。通过对变革性研究的多案例研究,我们认为变革性研究的理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变革性研究是具有颠覆或挑战现有研究范式的科学价值;二是变革性研究是具有高风险的科学研究,而一旦成功又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并能够在一定学科领域内实现突破性进展;三是变革性研究不仅能够加快知识变革,而且通过引领科学前沿实现科学地位领先。由于变革性研究具有上述特征,在现有科学资助政策框架内,很难获得较为有效的经费资助,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研究本身会挑战主流研究范式,影响同行评议专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本身已经超出了同行评议专家的知识领域。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科学政策进行再设计,构建促进变革性研究的科学资助政策,弥补现行学术同行评议机制的缺陷和不足。

2 变革性研究的科学资助政策构建

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从过去的以学习为主的“跟跑”向“跟跑、并跑、领跑”转变和演进,并且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学投入不断增加,我国科学家必将实现与更多的国际同行“并跑”和“领跑”,同时“跟跑”现象会越来越少。这不仅是自我鼓励的豪言壮语,而且是我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趋势。为了实现这个发展目标,我们很有必要对科学资助政策进行大胆创新,在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持续资助具有“变革性”价值的科学研究,促使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不断提升我国科學研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从“研究数量突破”向“研究质量突破”的转变。

结合我国科学研究资助管理实际,我们在设计和制定变革性研究的资助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变革性研究的特点,从增强基础研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重视遴选机制、评价机制和资助机制创新,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相关的科学研究领域首先制定促进变革性研究的资助政策,并与颠覆性技术资助计划实现有效衔接,通过政策设计优化和有效整合拓展国际科学领先的学科领域。

2.1 设立专门的科技计划资助变革性研究

对于国家发展全局来说,科技投资是重要的战略性投资,我们在大幅增加科技投资的时候,应该超前部署和发展具有颠覆性影响的科学研究,制定专门的科技计划,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占领科学研究的制高点。对主流科学范式的颠覆是变革性研究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变革性研究在先有科技计划体系内很难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承认。但是,由于变革性研究能够带来颠覆性创新,一旦获得成功会对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建议国家对科技计划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把变革性研究计划列入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之中,专门资助科学家开展变革性研究。

2.2 增强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灵活性

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探索性的创新活动,创新失败是科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重要特征。从目前发展看,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仍是一种政府管理,虽然这种政府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但是与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精神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由于政府运行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公共财政收入,政府行为应该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并且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要求也更为苛刻,因此,避免失败和追求绩效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科学研究中的失败现象是非常多见的,特别是变革性研究往往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才能获得成功。为了促进变革性研究的有效开展,亟须进行机制创新,加强柔性管理,增强现行科技计划的灵活性。

2.3 探索促进变革性研究的资助机制

在研究早期,变革性研究往往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这在主流科学家看来,这些研究设想往往是难以实现,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在保守主义氛围中,变革性研究由于难以获得经费资助,不能开展有效的科学实验,影响着从事变革性研究科学家的科学事业。事实上,许多成功的变革性研究的科学案例都表明,传统的科学资助机制是不利于开展变革性研究的,而这些变革性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多是得到了传统科学资助机制之外的支持。在科学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个人兴趣爱好,而是具有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当前科学资助机制的局限性,进行大胆的创新,针对变革性研究设计和施行全新的科学资质机制。

2.4 鼓励更多科研人员从事变革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壮大,我国科学研究在“数量”方面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是惊人的,但是不能忽视科学研究在“质量”提升中出现的新问题,学术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不仅抹黑了我国科研形象,而且反映出我国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我们亟须反思为何我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可观,而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却迟迟难以提升。如果从变革性研究视角看,正是我国的科技政策设计在促进科研人员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变革性研究方面出了问题,导致很多科学家不愿意从事具有创新性和颠覆性的科学研究。因此,科学研究要在国际上实现“领跑”的目标,国家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更多的科学家从事变革性研究。

3 结论和讨论

从科学研究发展历程看,由政府机构资助科学家的学术研究,不仅是科学研究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的积极反应和有效行动,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现代政府的基本义务。在科学建制化初期,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提出“学问和知识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到二战后布什报告中对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充分论证,再到今天的“融合与辐射”理念与对“变革性研究”的倡议和资助,无不彰显着人类探索未知的渴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美国作为公认的全球科技强国,在变革性研究的科学资助方面不仅丝毫没有懈怠,而且不断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和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尽管从规范性研究看,我们还很难完整准确地界定变革性研究,但我们无法否认科学史上存在很多经典的变革性研究案例,更难以否认这些变革性研究对科学发展乃至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已经超出科学自身的今天,变革性研究对于实现国家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类福祉方面的价值不断凸显。从这个视角看,针对性地设立科技计划、加强柔性管理和创新机制,鼓励更过的科学家从事变革性研究,是促進变革性研究政策创新的重点。

作为科技政策的新概念,变革性研究的甄别是判断科学研究价值的难点,也是在科学资助政策设计时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本文并未探讨变革性研究的甄别方法,变革性研究的甄别非常复杂,既可以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开展理论研究,还可以从政策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研究还需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 龚旭.科学基金与创新性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变革性研究的相关政策分析[J].中国科学基金,2011(2):105-110.

[2] 胡明晖.美国科学基金会变革性研究资助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科学基金,2016(2).

[3] 郑永和,陈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强支持变革性研究考察[J].中国基础科学,2008(4):39-42.

[4] Dietz, J S,Rogers,J D.Mean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Frontiers, hot science,evolution,and investment risk[J]. Minerva,2012(50):21-44.

[5] 胡明晖.变革性研究:定义、特征与资助机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2):1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