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中的漂浮者
——评周洁茹《岛上蔷薇》

常鹏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时空中的漂浮者
——评周洁茹《岛上蔷薇》

常鹏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作为“归来”之作的《岛上蔷薇》，是周洁茹回归文坛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其中通过叙述人“我”在内地、美国与香港之间近十年的迁徙时光中和各种朋友的交往与生活，连缀起“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并借助空间的变换和记忆的“回望”勾勒出在游移与回归中成长的“我们”。

周洁茹；《岛上蔷薇》；成长；游移；回归

在20世纪90年代末谈及“70后”作家，周洁茹是不可回避的存在，她的小说不以故事性见长。“周洁茹的小说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说话的声音，那声音似乎是透明的、‘及物’的，颇富叙事性，直接呈现经验的质地。”①这种特质不仅源于她个性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更在于她独特的叙述方式，她对生活的敏感、对微妙感情的捕捉、对自我欲望的呈现和对生命中变与不变的思考与追寻，这些都使她的小说在“70后”作家创作中独树一帜。而2000年迁居美国后，她的生活和创作出现了转折，作品数量锐减，直至移居香港数年之后，她的作品才久违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作为“归来”之作的《岛上蔷薇》，是周洁茹回归文坛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小说自叙式的文字里，“我”始终在以一种“现时”的方式述说，时间不再以线性方式进行，而是在“我”和各种朋友的交往生活中以片段的方式或虚构或真实地呈现出来。

一、成长与我们

在巴赫金关于教育小说的研究中，界定出“人的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小说中“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②，此时个体的生理成长、心理变化、性格生成，乃至整个人生经历跃升为文本的主要表现内容，“成长”的意义于是在小说中凸显出来。纵观“70后”作家的创作经历，“成长”的主题或明或晦地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像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弋舟的《蝌蚪》、卫慧的《蝴蝶尖叫》和徐则臣的《水边书》等，而其中所谓的“成长”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成长，更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成长。在周洁茹的早期作品中，如《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里的“我”作为一个家庭条件优越、父母关爱备至的中学生，“我”不想跟父母讲话、有在班里迫切成名的欲望，甚至会发出“我怎么会觉得活着毫无意义呢”③的人生疑问……这一阶段，周洁茹笔下的女性人物多作为问题少女存在，她们孤独、叛逆、向往自由，以对家庭的逃离、对社会既定规则的反抗，甚至对自身肉体的戕害来表现自我的独立与自由。周洁茹在创作中显露出的这种代际特质和她们的时代环境不无关系，“70后”作家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成长于社会集体精神信仰渐趋虚弱和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八九十年代，理性的空虚与缺失、价值观念的断裂与迷惘成为他们独特的精神色调，社会宏大叙事逐渐退场，关注个体生命成长和欲望追求的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主流，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迷惘、孤独与阵痛在“70后”作家的笔下显现出来。《岛上蔷薇》从“我们”出发，在我离群“出走”之后与各式各样女性的遭际中叙述“我们”的成长历程。小说第一节“我们”里叙述者“我”以成人角度“回望”青春成长，“我们一生中最有趣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时代，我们那作为问题少女的时代”④，“我”、小可、丝丝、蝴蝶，我们穿世界上最奇怪的衣服、头发很长、抽烟、抄作业、考试作弊、出入酒吧……“我”内化于“我们”之中，通过“我”的视角，勾勒出“我们”的形象特征和心理性格，长相很美、有各种男人为其花钱的小可，成绩最好、时刻惦记青梅竹马的丝丝，喜欢美术、把产品和作品分得很清楚的蝴蝶，还有成绩很差、感觉无爱的“我”，“我们”是具有叛逆色彩的“另类女性”，作为问题少女的“我们”和现实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对现实欲望的追求与享受但内心隐秘深处对长大这一结果存在恐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反叛与游离却又掩藏着被主流认同的愿望与要求，“残酷青春”变成“我们”对抗主流与世俗的坚实阵地，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游离与反叛使“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孤独、伤感与空虚成为“我们”的情绪主色调，也造成了一种新生活方式与心理形态的生成。

小说章节大多以人物命名，分散于整个叙述当中，“我”既内化于“我们”，也参与到“她们”之中，“我”的故事不是以独立的方式言说的，而是借助众多“她们”的故事建构起来。而“我”“回望”成长的过程也是捡拾回忆片段的过程，这里不是保持距离的克制性观望，而是作为亲历者“现时”的陈述，小可、丝丝、蝴蝶、维维安、梅娣、秀芬、小树、露比等人与“我”是共同成长的关系，“我”叙述“她们”的成长与生活状态，同时借助“她们”也让我透过虚雾看清了朦胧的自己。小说中“我”几次迁移，在每段时间会遭遇不同的人物，陪伴我度过整个青春的小可、丝丝、蝴蝶，给我做上海菜的秀芬，曾经优秀如今整天做家务的超级妈妈，忠于爱情到永久的小苹果，爱上贝斯的小花朵……形形色色的“她们”与无数个成长碎片被“我”的回忆黏合，时间锐利的光芒被钝化的感官蒙上灰尘，而“我”“现时”的诉说用魔力语言把读者放置在情境当中，内地的残酷有趣的青春时光、加州被诊断或有癌变的“我”经历的数十天孤独绝望、为了一顿晚饭凌晨三点穿越东柏拉阿图的冒险经历……我们跟随作者共同体验着或孤独或悲伤或绝望抑或是幸福的迁移时光，也“亲身”见证属于“她们”的悲欢离合。在“我”的叙述中女性大多也是作为迁移者存在，她们空间位置的变换更多的是对既往伤痛记忆的逃离或对自身欲望诉求的追寻，作为女性的“她们”，在自然时间的推移中生长，也在时间的大网之中，通过自身对生活真切的体验、对他人存在的认知、对回忆的回望梳理、对伤痛和欲望的逃离与追求，达到对孤独、爱、自由、疼痛和欲望的追问，对个体成长与生命意义的领悟，最终完成自我主体性意识的确认与生成。“再然后，历史在‘七十年代人’那里全面隐退，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进行时’的非历史性的成长”⑤，历史的隐退使70后作家的创作重心大多转移到日常生活叙事上来，周洁茹正是通过“现时”的生活化描写，把“她们”的成长放置在大众视域之中，达到对成长的书写、对现实与时代的质询、对自我灵魂的追问。

二、游移与回归

“《岛上蔷薇》是一个长大版的《中国娃娃》，……”“《岛上蔷薇》里面的姑娘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寻找她们的巴拿马，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踪了，有人从原点回到了原点……”⑥《岛上蔷薇》里的章节大多由人名或者指代人称组成，每个章节讲述的故事或完整或残缺，但各个章节之间由叙述者“我”的切身体验串联起来，故事和章节之间的跳跃性使整部小说在此构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同时在叙述者“我”的地域迁徙中获得生长，“流浪”“寻找”与“回归”成为小说故事的关键词。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⑦然而一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往往是基于对自己“不是什么”的肯定来做出判断，小说中移居美国的有来自中国的“我”、维维安，来自波兰的阿妮塔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梅娣等人，“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在异国他乡漂流不定，每个人的迁移岁月都暗含一份悲欢离合的往事，而这些往事都在“我”的“现时”叙述下、在与美国生活的对比中得到放大，进而获得普遍性的意义。

“空间”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它不仅作为国家、民族、文化内涵的载体，更是容纳“我们”“游移”“记忆”的一个封闭性场域。在迁移到美国之后，“我”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同时在与人物的交往和生活中引发过去的记忆，记忆则被“我”以故事的方式形塑下来，并通过“空间”的转换使故事发生的场所改变，最终以故事的讲述重新赋予“空间”新的属性与内涵。加州、新泽西的新港、加利福尼亚的柏拉阿图、纽约，这些都是“我”移居过的地方，在这里，“我”背痛接受物理治疗时会想念起中国的医生，讨厌鄙视简体字的杨医生，在中国店寻找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甚至怀念在中国没有蚂蚁没有老鼠没有蟑螂的家……此时，在“我”的叙述中美国作为中国的参照物而存在，小说通过“记忆”故事展现“我”在美国的孤独、悲伤和焦虑，以达到对“我城”的一种怀念与确认。

相对于美国，香港被作为“这里”的存在。但和西西、董启章等香港本土作家不同，周洁茹有着“异乡人”的身份，这既不同于移居美国时的“异国”色彩，也面临内地回不去了的“失城”结果，“其实香港不单单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复杂而纠结的问题场域，透过它，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⑧。周洁茹的香港写作是以特殊的“他者”视角进行的，在“飞毡”之上无论是向外探察世界还是回望“我城”，都得到了迥然不同的距离效果。《岛上蔷薇》最初在《作家》杂志刊载，出版时才被作者加上了香港部分，“我”停留在香港并且不知道哪一天离开，这部分同样是以个人化视角叙述，通过“我”述说“我们”的“回归”，不同的是香港的内地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中国人，露比是我在美国的好朋友，共同移居香港之后，“我们”的地理距离变近了，然而心理距离却变得疏远，“我们”谁都没有忘记谁，只是“我们”竟然不见面，这导致“我”最终失去了露比。香港的内地人很多，有优才专才，有投资移民，有嫁香港老公的，有在香港上学留香港工作的，这些人互相交际，又互相独立，“我”“游移”于其中却变得孤独，香港在这里衍变成虚化的地理背景，此时“我”的“回归”也逐渐变得可疑。在周洁茹的特殊身份与独特视角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到香港去”还是“回香港来”的命题，这里牵涉的是参照物的问题，对于移居的美国，香港是作为故乡中国的一部分存在，相对于内地，香港无疑又是疏离的“他城”，而“我”则面临内地“回不去了”在香港又无法生根的窘境，此时“我”具备了双重视角，既是“在地者”又作为“外来客”，这使“我”对于香港的叙述形成一种张力，同时在张力之中完成对“我”在港身份的质询与确认。

周洁茹在小说中提到“我”是来找“巴拿马”的，“巴拿马”引自德国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到巴拿马去》，在“我”的叙述中“巴拿马”具有了象征色彩，自我欲望、爱、自由、善意等含义蕴含其中，而“我”是个“流浪者”，“我”要到世界去、到“巴拿马去”，从中国内地到美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游移”，最终落脚香港，而“我”也完成了暂时的“回归”。

作为“回归”之作的《岛上蔷薇》延续了周洁茹以往轻盈又很尖锐的语言特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的限制性叙事方式，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用温热的经验还原生活的原生态面貌，跳跃性的结构，随笔式的叙述，这里没有过度的想象与夸张，更多的是生活化书写，“空间”的变换成为小说展开叙事的主要动力，线性时间的叙事神话在小说中被跳跃的“空间”所消解，人物穿插叠合的记忆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而多年的移居生活所承载的生命体验则给予周洁茹的创作以新的质素，“流浪”作为小说的关键词之一，把“我”放置于宏大的时空之下，在与“她们”或亲密或疏离的关系当中，构建起一群“到巴拿马去”的游离于“爱与疼痛”边缘的女性形象，同时“我”和“她们”共同成长，最终由“几个人”变成“一个人”，体味到成长的疼痛与意义。“我或者也只是一个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同样表达了我并没有多么厚重的背负，我也不承担什么，整个国家或者全体人民。”⑨周洁茹有着独立写作的自觉性，能够以“他者”的角度去客观书写现实生活经验，这种“游移者”的距离与态度使她在多变的环境中保持不变，用敏感的语言与鲜活的经验书写个体在时代洪流之中的悲欢离合和命运沉浮。

“作家的离散，焦虑和创伤意识，当然是在离开祖国的同时就产生了的。”⑩正像书名《岛上蔷薇》一样，周洁茹笔下的“她们”，在“漂浮”之中成长，在“流浪”与“回归”之间游移，“她们”是时空之岛上的“漂浮者”。

注释：

①⑤李敬泽：《穿越沉默——关于七十年代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第74页，第72页。

②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③周洁茹：《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载《你疼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④周洁茹：《岛上蔷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⑥曹瑛、王芫、周洁茹：《〈后来的房子〉及其他》，《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6期，第125页。

⑦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8页。

⑧蔡益怀、周洁茹、王威廉等：《本土内外与岛屿写作》，《华文文学》，2016年第4期，第29页。

⑨周洁茹：《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南方文学》，2017年第1期，第46页。

⑩周洁茹：《创作谈》，载《岛上蔷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6.006

2017-07-07

常鹏飞(1995— )，男，硕士研究生。

I207.42

A

1673-0887(2017)06-0023-03

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