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工人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一项基于G市汽车行业的研究

[摘要] 基于在G市的12个月的调查，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汽车产业的投资，兴建了大型的汽车生产园区和宿舍园区，造成同质性企业和工人在空间范围内的大量聚集。这种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安排有利于工人形成跨厂的人际关系网络，并进一步促进了工人间的信息流动。

[关键词] 汽车行业；空间布局；汽车工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 C912.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2—0130—06

Space and Workers Interplants Personal Network： A Study Based on Automobile Industry in G City

DENG Yunxue

（The Sociology Departm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999077，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on auto workers interplants personal network. Based on a 12 months field study in G city， it find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investment to automobile industry， constructed gigantic automobile industrial zones and dormitory zones， which led to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automobile factories and auto workers in several industrial zones. The work and living spaces nurtured interplants personal networks among workers， and further facilitated information flow among them.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n auto worker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relations between spatial politics and workers interplants personal network.

Key words：the automobile industry； spatial distribution； auto workers；interplants personal network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民工群体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劳动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77亿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农民工离乡进城后，需要再构建人际关系网络，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信息和社会支持。目前，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指出，农民工群体在乡村中的人际关系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开始构建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次级关系网络，特别是以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1]。同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分析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建立以同学和同事纽带为基础的关系网络。[2]此外，学者也研究了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对农民工关系网络的影响，并指出电子通讯技术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重建以地缘、亲缘为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降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焦虑感和被排斥感。[3]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农民工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和分析框架。但是，现有的研究往往缺乏空间的视角，我们对空间布局如何影响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的认知也比较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是在具体的空间情境中进行的，他们也是在一定的空间格局中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分析生产和生活空间对农民工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本文的核心问题包括：汽车行业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有何特点？该行业的空间布局如何影响汽车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分析汽车行业的空间政治与汽车工人的特点，本文将探讨空间如何影响工人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工人间的信息流通。

为了了解汽车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对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笔者于2013年到2014年在G市开展了总计12个月的田野调查。G市是华南地区主要的汽车生产中心之一。2015年，G市汽车产量突破250万辆，工业总产值达3776.79億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0.18%。同年，该市汽车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4.12万人

G市年鉴编纂委员会. 2015年G市年鉴.。笔者采取了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资料。首先，笔者参与了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新生代调查组”于2013年7月和2014年7-8月对G市汽车行业工人工作状况的调查。该调查通过配额抽样的方法对G市主要的3个汽车工业园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6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569份。在调查期间，笔者对这3个汽车工业园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走访，从而了解了汽车工业园区的空间布局的基本情况。其次，笔者深入访谈了来自32家汽车工厂的56名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以了解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在城市中社会交往的情况。再次，笔者多次探访汽车工人的集体宿舍，并受到工人的邀请参与到他们的日常娱乐和聚会活动中。通过这种方式，笔者得以近距离观察汽车工人的人际交往与互动。通过上述调查，笔者了解到汽车行业空间布局的特点和工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第2期邓韵雪：空间与工人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一项基于G市汽车行业的研究

调查发现，汽车工人间有比较紧密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汽车行业的空间布局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汽车企业的入驻，打造了大型的汽车生产园区，造成同质性企业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大量聚集。同时，地方政府统一建造的部分汽车工人的生活园区，导致同一工业园区不同工厂的汽车工人集中居住。这种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安排有利于工人形成跨厂的工人人际网络，并进一步促进了工人间的社会交往和信息流动。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回顾学者对空间和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然后将介绍汽车行业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特点，最后讨论空间布局对工人人际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探讨空间与工人人际关系网络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指出，空间是影响工人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之一。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布局会影响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导致不同产业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差异。接下来，笔者将介绍社会学学者对产业空间的研究，并讨论空间如何塑造了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

现有的研究指出，不同产業部门的空间分布会导致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不同。例如，何明修分析了台湾石化厂和炼糖厂空间布局的特点，及其对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4]他指出，由于石化产业和炼糖产业的生产组织存在差异，它们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在台湾的石化厂，工人的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都高度集中。首先，工人集中在几个大型的石化厂中，可以通过工作间隙的互动来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其次，由于石化厂位于城市地带，工人一般无力购买商品房，而是与家人共同居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内。居住地点的集中也使得同一工厂的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因此，石化厂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工人构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增加群体内部的团结。而台湾炼糖厂的空间布局则明显不同。研究显示，炼糖厂工人的工作和居住场所呈现出分散、孤立的特点。由于工作地点的分散和工作时间的季节性，炼糖厂工人很难在工作场所建立类似的人际关系网络。此外，由于炼糖厂一般位于农村地区，周围房屋的价格比较低廉，工人一般分散居住在厂外的房屋中，导致工人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较为疏松。因此，不同的产业空间布局导致了工人间人际关系网络的差异性。

现有的研究也强调了工人阶级社区对建立工人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卡茨纳尔逊对英美两国的研究发现，在两国工业化的早期，工人通常是居住在临时性的工棚中。但在19世纪，工人阶级社区开始出现，并对两国的城市空间布局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5]。对于工人而言，独立的工人阶级社区是他（她）们可以避免工头严密监视的场所。他们可以在社区中自由地生活和交往，也可以在社区中的公共场所（如酒吧）中集会和交流。因此，相对自由的社区环境为工人阶级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动员提供了空间基础。马塞多对巴西金属行业工人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工人在城市中建立较为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重组和扩张。[6]他指出，在巴西工业化早期，大量的工人来自乡村地区，他们通常居住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和农村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巴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居住场所，他们的家人也迁移到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塞多指出，工人社区有利于工人构建密集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邻里关系网和朋友关系网。这些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工人集体意识的形成，并为工人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资源。例如，工人可以通过邻里关系网络动员其他工人及其家属支持工厂中的团结行动，以增强工人在资方面前的议价能力。

此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工人的居住空间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存在明显不同[7]。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工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被分割，即农民工可以进城务工，但是他们及其家人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和社会福利，他们仍须回到农村进行长期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如抚育子女和养老）。这一制度安排导致农民工很难在城市扎根，转化为城市居民，也很难形成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学者指出，在沿海地区的工业区里，农民工群体通常居住在厂方提供的集体宿舍中。宿舍不利于工人与家人建立密切的互动，也不利于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邻里关系网络。但是，工厂宿舍的聚居方式仍为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基础。工人积极利用宿舍生活空间形成非正式关系网络，并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进行集体行动动员，挑战资方的管理。因此，研究指出，宿舍空间是形成农民工关系网络的重要场域之一。

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空间对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上述研究忽略了国家在影响空间布局中的角色。有的研究虽然提到国家的角色，但是将国家视为制度化的背景，而非积极的行动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是打造产业空间的主要行动者之一。因此，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情境中空间布局与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关系，我们需要将国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政治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二，现有的研究缺乏对工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因此，笔者将分析汽车产业集群对工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以填补这一研究不足。

三汽车产业园区和生活园区的布局

在下文中，笔者将介绍汽车产业园区和工人生活园区空间的特点。笔者指出，地方政府为了赢得国际知名汽车生产企业的入驻，修建了规模庞大、基础设施完备的汽车工业园区，并且为部分整车厂工人和核心零部件厂工人提供厂外的集体宿舍。因此，地方政府在规划和建造汽车产业空间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一）生产空间：同质化工厂在工业区中的集中

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汽车行业的生产空间受到生产结构的影响。[8]“及时供应系统”（justintime delivery system）是汽车行业生产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及时供应系统的运用对汽车产业的生产空间进行了重组，并导致汽车工厂在空间范围内的集中。为了及时供应汽车零部件，零部件供应商通常把工厂设置于距离整车厂1小时车程的供应圈内。例如，美国的零部件厂通常位于以整车厂为中心的几百英里的范围之内。[9]在韩国，现代汽车整车厂供货的大部分零部件厂位于距离整车厂10分钟的车程范围之内。[10]汽车生产工厂在空间上的聚集性可以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也有利于汽车整车厂和零部件厂及时协调生产情况。

在中国，汽车产业的聚集性不仅受到生产结构的影响，而且是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的产物。研究指出，中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引起地方官员热衷于追求所在辖区内的GDP增长，并相互就经济增长速度展开锦标赛式的竞争。[11]为了提高地区的经济绩效，推动地区产业升级，吸引汽车产业的进驻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重点项目。在这一背景下，“经营汽车产业园区”是地方政府吸引国际汽车生产商的主要筹码之一。因此，从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兴起了修建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园区的浪潮，并统一规划汽车产业的生产空间。

在G市，地方政府不仅出台各项针对汽车产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和土地租金优惠），并且投入数以百亿计的资金大力推动汽车产业园区建设。例如，仅在2008年一年，G市就投入了300亿元用于汽车产业基地和配套设备建设。G市共有3个主要的汽车工业园区，占地面积约为266.5平方公里，共聚集了34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接下来，本文将以G市的H汽车产业园为例，介绍地方政府如何打造汽车行业的生产空间。

案例一：H汽车产业园区位于G市的西北部，是G市的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該园区于2002年9月开始动工建设，建设总规模投入达到200亿元。2002年该园区最初规划面积为15平方公里，2012年园区面积扩展到惊人的215平方公里。大面积的农田和村落在短时间内被征收用于工业用地。地方政府从村民手上征收到土地后，再统一对汽车产业园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吸引汽车工厂的进驻，地方政府实行“土地零收益”政策，即地方政府不通过开发、出租土地赢利，土地免费提供给汽车生产企业使用，只收取征地时所投入的成本。不仅如此，地方政府承诺土地在交付给企业使用前需满足“七通一平”的条件，包括通电、水、排水、通信（电话、邮电、宽带）、有线电视、燃气、道路、土地平整。此外，地方政府还投入1.5亿元扩建改造H汽车产业园区内的港口，便于汽车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H汽车产业园区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十多年的时间内，该地区从一个农业县城快速崛起为中国面积最大的汽车产业园区之一。2003年，该区汽车工业总产值仅仅有114.82亿元，但到2015年，汽车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1391.70亿元。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该区的汽车产业也从2003年的6.61万辆快速增加到2015年的102.01万辆。截至2015年，H汽车城拥有1家整车制造厂及超过2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成为G市规模最大、汽车生产企业数量最多的汽车生产园区。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兴建和经营汽车产业园区是地方政府招徕汽车生产厂家投资、促进产业集群的主要方式。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对汽车行业的生产空间有两点主要影响：第一，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征收土地、修建基础设施、构建交通系统等各个环节，并使得汽车产业可以在空间范围内进行快速扩张。第二，地方政府修建大型汽车产业园区的策略提高了汽车工厂在空间上的聚集性。值得注意的是，汽车产业园区与一般的出口加工工业园区不同，它们是专门为汽车行业而建造的。也就是说，汽车产业园区的生产导致同质工厂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大量聚集。这一生产空间的布局为汽车工人建立跨厂人际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二）工人生活园区：高度重合的日常生活空间

在介绍了汽车行业的生产空间后，笔者将介绍汽车行业的宿舍空间，并分析地方政府在打造宿舍空间中的角色，及资方对宿舍空间的管理策略。通过走访G市3个主要的汽车生产园区，笔者发现汽车产业的集体宿舍通常是提供给同一工业园区不同汽车工厂的工人共同居住的。在下文中，作者将以L工业园区的工人宿舍为例，介绍汽车工人的生活空间布局的特点。

案例二：在L汽车工业园区，地方政府为了使得汽车企业能够“拎包入住”产业园区，投入6.9亿元建造TY配套生活园区，可供1万到1.2万人居住。TY配套生活园区包括FT和LX两个公寓区。在FT公寓区中，居住有1家中外合资整车厂、1家中资整车厂、1家发动机厂和1家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在LX公寓区中，居住有5家零部件厂的工人。也就是说，这些集体宿舍是提供给不同汽车整车厂和关键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居住的。笔者在探访工人宿舍的过程中，发现L汽车工业园区不同厂的工人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甚至同一层。此外，生活园区的空间安排使得不同汽车工厂工人日常活动的空间高度重合，例如工人们共同使用园区内的食堂、篮球场、小卖部、等车地点等等。

除此之外，这些集体宿舍位于厂区范围之外，并由第三方物业公司进行管理，而不是厂方进行直接管理。因此，资方的管理不能渗透到宿舍空间中，使得宿舍能够为工人的社交和集体行动动员提供空间基础。对于工人而言，宿舍空间是一个能够脱离资方直接监控和管理的场所，也是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生活和交流的场所。具体而言，在汽车行业的生活园区中，工人可以带厂外的家人、朋友进入生活园区，也可以邀请自己在其他厂的朋友进入宿舍聚餐。其次，在生活园区内，工人的活动范围不被限制在单栋宿舍楼，他们可以在生活园区内自由活动，例如不同宿舍楼的工人可以相互串门。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汽车行业的宿舍体制的两个特点：第一，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直接介入下，汽车行业的部分生活园区是提供给同一汽车产业园中不同汽车工厂的工人居住的。第二，生活园区不位于厂区范围内，资方对宿舍采取了放任式的管理模式。因此，宿舍空间可以成为工人进行自由交往和活动的空间。这种宿舍空间的安排促进了工人跨厂人际网络的形成，并有利于工人间的信息流通。

通过介绍汽车行业的生产和空间布局，笔者强调地方政府是打造汽车行业空间的关键行动者。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汽车生产园区和工人生活园区的规划和建造，并造成了汽车工厂和汽车工人在空间范围上的集中。此外，资方对工人的生活园区采取了放任式的管理方式，资方的管理没有渗透到宿舍空间中，使得生活空间能够成为工人自由活动的社交空间。地方政府和资方对空间的规划和管理方式为工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四汽车工人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

在介绍了汽车行业的空间布局后，笔者将讨论该空间布局具体如何影响了工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调查发现，汽车工人间有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新生代项目组”对569名汽车工人的调查发现，有近50.3%的汽车工人（286人）认识G市其他汽车整车厂或者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此外，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参加了G市汽车工人的部分社交活动，发现参加聚会的工人常常来自同一区域的不同汽车生产企业。基于上述数据和田野观察，笔者提出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汽车工人的特点之一。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空间布局对工人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汽车工厂在空间上的聚集性有助于延续原有的同学和同事关系网络。“新生代项目组”的调查发现，不同汽车生产工厂的工人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同学网络和同事关系网络。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569名工人中，有34.9%和21.5%的工人分别有中专和大专学历。此外，20%的工人有在其他整车厂或汽车零部件厂工作过的经验。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工人常常在其他工厂有同学或者前同事。由于汽车工厂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汽车产业园区内，工人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都比较集中，因而降低了工人与同学和前同事进行社会交往所需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工人个案来介绍空间对工人维系跨厂人际关系的作用。

案例一：X，男，24岁，毕业于G市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中专学历，学习数控专业。2009年X与一批同学毕业后，进入G市的A汽配厂工作，A厂位于L国际汽车工业园区。2013年，X辞工进入B汽配厂工作，该厂位于M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汽车传动轴。由于工作非常辛苦，2014年X再次辞工进入位于同一经济开发区的C汽配厂工作。此外，X在目前工作的C厂有三名亲密的朋友，他又分别在G市的其他汽配厂有亲戚和同学。例如，其中一名好友Y的妻子在D工厂，该工厂同样位于M经济技术开发区；另一名好友Z的同学在F整车厂工作，该厂位于L国际汽车工业园区。在几次聚会的过程中，X又认识了Y的妻子和Z的同学。因此，X与A厂和B厂的部分工人存在直接的关系纽带，与D厂和F厂的工人存在间接的关系纽带。也就是说，X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中包含来自G市其他4个汽车工厂的工人。

虽然X多次变换工作，但是由于3家工厂都位于G市，而且B厂和C厂位于同一经济技术开发区，因此X仍然和同学及前同事保持较为密切的交往。当有同学生日或者辞工离开G市时，X和同学会在城中村附近的商城一起聚餐、唱K。在假期，X也会约关系比较亲密的前同事一起休闲，例如爬山或者看电影。因此，即使X离开原有的工厂，他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同学和前同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于X而言，这种交流是他获得情感支持的方式之一。X在访谈中提到：“在外面打工，难免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有的时候加班很累，还有被老大骂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同学跟你聊一聊，一起唱K发泄一下，感觉就好很多。”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汽车工厂的聚集性有利于工人保持与同学和前同事的互动和联系。这种基于同学和同事关系而形成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有效地拓展了工人的社交圈，也增加了工人获得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的渠道，有利于工人减轻打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和异化感。

第二，汽车行业的空间安排不仅有利于延续原有的人際关系网络，也有助于工人构建新的以宿舍空间为基础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正如上文所介绍的，由于生活园区内的集体宿舍通常是提供给不同工厂的工人共同居住的，因此不同工厂工人的日常活动空间高度重合。工人可以比较方便地与其他工厂的工人建立联系。与同学和同事关系网络相比，基于宿舍空间形成的跨厂人际关系网络属于“弱关系”的范畴，紧密性和持续性也相对较低。这一关系网络的主要作用不是情感交流或社会支持，而是获取与周边工厂的相关信息，特别是与工人集体行动和加薪有关的信息。下文将通过一个工人案例说明基于宿舍空间形成的跨厂关系网络及其作用。

案例二：Y，男，28岁，毕业于河南郑州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中专学历。Y在S汽配厂工作了7年，他与其他3名工友一同居住在厂方租赁的RJ集体宿舍中。该集体宿舍园区位于M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包含两栋集体宿舍楼，居住着来自5家汽车配件厂的约800名工人。这些工人共用园区内的篮球场、乒乓球场、小卖部、小吃店和厂区巴士候车区。

2010年6月22日，位于M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汽配工厂发生了集体停工行为，要求800元的加薪。该厂的部分工人也居住在RJ集体宿舍区域。在停工事件发生后，Y在集体宿舍的篮球场询问停工的工人，很快获得了附近工厂停工的消息。Y解释说：“到处都有认识的人，我们去问一下，罢工的消息很快就知道了。”受到该工厂工人的鼓舞，6月23日，S汽配厂的工人采取了模仿停工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两家工厂的停工诉求和策略几乎完全相同：工人都要求800元的加薪；都采取了静坐停工的抗争方式；工人都堵塞了厂区内的出货通道。因此，S汽配厂的工人通过运用基于宿舍的人际关系网络，快速获得了停工的信息，并学习了附近工厂工人的停工策略，从而提高了行动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这一案例说明跨厂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工人间的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和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在缺乏正式组织传播与集体行动相关信息的情况下，非正式的跨厂工人网络成为了工人间传递消息的重要途径。当工人所在的工业园区有集体行动发生时，他们可以通过宿舍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快速了解到行动的原因、过程及工人的策略，并激发其他工厂工人的模仿行为。

通过分析上述案例，笔者提出汽车行业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工人维系和新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一方面，汽车工厂在空间上的密集性有助于工人与其他工厂的同学和前同事维系人际互动，从而获得情感支持。另一方面，集体宿舍的空间安排增加了不同工厂工人见面和互动的机会，使得工人在需要时能够快速从其他工人处获得需要的信息，从而使得工人间的跨厂信息流动更加便利。

五结论

本文提出空间是理解工人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在分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时，需要分析农民工所处的具体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布局特点，以及特定的空间布局如何影响了工人构建关系网络的行为。通过对G市汽车行业的分析，笔者提出了分析空间布局的两个面向，包括地方政府在打造产业空间中的角色，以及资方对产业空间的管理策略。在汽车行业，地方政府打造了大型汽车产业园区和工人生活园区，而资方对工人的生活园区采取了放任式的管理方式，这些策略使得汽车工人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汽车产业园区，并能通过生活园区进行自由的交往和互动。这种空间安排为工人构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提供了条件。此外，汽车工人积极运用空间布局来维系和新建跨厂人际关系网络，并运用该网络获得情感支持和信息，从而降低打工经历中的异化感，并相互学习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增强工人在资方面前的议价能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理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时，需要带入空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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