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者”的仕滇书写
——论宋湘《滇蹄集》

何忠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外来者”的仕滇书写
——论宋湘《滇蹄集》

何忠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宋湘是清代乾嘉道时期文坛和书坛上的名将，是岭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他为官清廉，关心民生，晚年出守云南，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仕滇期间，宋湘走访云南各地，著有诗集《滇蹄集》，记录了他在云南的见闻和感受，反映出云南的风土人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滇蹄集》也揭示了边陲民生之艰难和朝廷吏治之积弊，反映出宋湘作为儒士的担当，可见其心忧天下并为之努力的儒士典范人格。

宋湘；《滇蹄集》；云南；风土人情；儒士人格

有清一代，文人辈出，岭南诗坛亦多才俊，乾嘉道时期的宋湘①宋湘，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卒于道光六年(1826)，字焕襄，号芷湾、芷帆、蓬之，广东嘉应(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著有《红杏山房集》十三卷。善诗文，工书画，精于对联，其诗歌自成一家，在当时诗坛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誉为“岭南第一才子”。宋湘很有诗歌天赋，清人记载他“天资高迈，负俊才，诗文皆有才气，匠心独运，吐弃一切。”[1](P60)今人钱仲联先生评价宋湘：“足以与江浙诗人对树坛坫。”[2](P5)宋湘诗歌风格繁多，王英志先生曾言：“岭南二家黎简、宋湘，上承清初岭南三家诗风，成为清中叶诗坛多样化格局的重镇。”[3](P6)宋湘在云南为官的13年，是其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在仕途上历经坎坷之后，思想趋于定型，常深入底层人民的生活之中，感受到边荒之地的艰辛与困苦，期间根据见闻和感受，著成诗集《滇蹄集》三卷共计157首诗。宋湘对云南的一草一木都投入了极其真挚的感情，《滇蹄集》记录了大量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透过《滇蹄集》，反映出的是诗人仕宦边疆的心理转变，体现出诗人对理想的坚守和对儒士人格的塑造与完善。

一、从京师到边陲：宋湘作为“外来者”的心境之转变

云南地处边陲，远离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实是古人眼中的边荒之地。而受制于交通和信息的阻碍，云南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滞后性，远远落后于中原和东部沿海地区，云南也成为历史上众多士人的贬谪和流放之地。宋湘自京畿出守云南，作为文化和地域上的外来者，一路南行，没有京城的繁华，看到的尽是百姓的艰辛和悲苦，所见所闻给诗人极大的震撼，加之长途跋涉的艰苦和目睹边疆之地的荒凉，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出现落差，也对此次出行感到有些失望和无奈。但边疆艰苦的环境正磨炼了诗人的心智，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中，更能直接和深入地了解百姓的困境和需求。经过短暂的调整，诗人更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情感和心境逐渐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青年时期的宋湘胸襟豪迈，热衷仕途，有很高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步入仕途后的他在政绩和功事上颇有建树。但他早年科举不顺，后又仕途坎坷，一生饱尝奔波之苦。宋湘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广东乡试中中解元，其后4次参加进士考试，至嘉庆四年(1799)44岁时方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嘉庆十年(1805)授翰林院编修，这是宋湘人生中最为得意和舒适的时期，公事之外，诗人常和亲友吟诗唱和，其诗《即事》即反映诗人此时生活：

三车河水灌花菱，一夜花牌次第排。麻雀声中清梦醒，橐驼铃铎过斜街。

丁香开后海棠花，芍药牡丹相趁来。十载朝官诗一卷，三分花事七衔杯。[4](P203)

诗人此时比较闲适，而供职翰林院也为众多士人所羡慕，生活较为惬意。

然而，正当诗人品味这种闲适之时，却突然被调离京城出仕边疆，这令他有些措手不及。嘉庆十八年(1813)，结束了10年的翰林生活，时年58岁的宋湘出守云南，任曲靖知府。赴任途中，一路颠簸，让诗人体验到了颠沛流离的艰辛，沿途触景生情，写下不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编入诗集《南行草》。垂老之年作万里南行奔赴边荒，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宋湘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顿觉前途未卜，感到有些茫然和惆怅，故在《南行草》序言中说：

嘉庆十八年，岁在癸酉，予由翰林出守云南。既念吏事未谙，恐负君父；复念巢痕未扫，再到何时？出门之日，匆匆芒芒，如有所失。[4](P204)

从序言可知，宋湘对这次调动事先并不知情，突然调往边疆，难免有外放之意，诗人对今后的行程和仕途表示担忧，流露出内心的失落和勉强，也可看出诗人对于南行赴任最初的不情愿。而诗人在南行途中，已经感觉到了此行的艰难，嘉庆十八年(1813)秋，经过安顺、盘县，一路风尘，抵达黔滇交界处的胜境关。诗人一行在胜境关山脊上稍事休息，举目四望，群山茫茫，诗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在驿站写下《滇南胜境题壁》：

马蹄今日踏滇山，山在乾坤何处边？汉使石坛金碧气，佛门铃塔祖师禅。

封疆六诏开荒服，道里中原认斗躔。回首十年香案直，退朝满袖只炉烟。[4](P223)

从诗中可见诗人的迷茫和忧虑——山在乾坤何处边？这既是行程疲惫的抒叹，也是对人生之路茫然的拷问。面对此景，诗人更加怀念10年的翰林生活。

边疆多灾荒，宋湘的担忧不无道理，他到云南不久就遇上水患和饥荒，仕宦边荒的疲惫和愁苦开始蔓延开来，诗人写下《之广南道中述怀四首》，其一：

秋风吹马头，落日明宫柳。殷勤谢行人，去去广南守。广南古边邮，百粤控其肘。土人犹姓侬，云是智高后。百年嘘仁风，驯扰亦已久。莫驱树上鸡，驱鸡鸡挺走。莫掣壁上剑，掣剑剑伤手。故人石屏生，上官长白叟。临歧赠此言，知我爱我厚。永言绅佩书，风义兼师友。[5](P22)

从此诗看，诗人在边陲之地首先感受到的愁苦不是来自物质层面而是源于精神层面。离开繁华的京城独自南行，远离昔日吟诗唱和的亲友，身处边荒之地，感受最深的是一种无处诉说的落寞和孤寂。

然而，即使疲乏如此，诗人也并未因此而颓丧。宋湘具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出守边陲，虽有一丝不情愿，但绝不会在挫折中一蹶不振。走出京畿到地方任职，更能施展自己的治理才能而造福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赴任，恰是一次检验和锻炼的绝好时机。经过初期的调整，宋湘很快适应了边疆的生活，思想上开始出现转变。

宋湘思想上的转变，和苏轼有密切关系。清代文人多崇拜东坡，宋湘亦极为推崇苏轼，并在诗文和思想上向苏轼靠拢，苏轼对宋湘影响很大，是宋湘的精神导师。宋湘常与亲友论及苏轼，他与吴荣光(1773―1843)、伊秉绶(1754―1815)以及翁方纲(1733―1818)等都推崇苏轼，常唱和苏轼的诗，并参加祭拜苏轼等活动。[6]宋湘诗中多有苏轼乐观旷达精神的体现，如《奉题松云先生瞻园補梅图》：

过去春风经饲鹤，重来明月照藏环。雪泥鸿爪寻常事，谁信前身此日间。[5](P37)

诗中说“雪泥鸿爪寻常事”，可见诗人对挫折和困境已经习以为常。苏轼曾有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7](P1)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宋湘仕途亦坎坷多艰，这两首诗有着相似的心境，方知此时宋湘对仕途的不顺和人生的起伏已经释然。

云南虽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但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文人墨客消情怡趣的佳选之地。随着对云南了解的深入，宋湘逐渐放下担忧和迷茫，开始发现边疆生活的情趣，徜徉在山水之间，对仕宦边陲表现出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嘉庆十九年(1814)，宋湘在游览黑龙潭、西山、滇池和大观楼等胜景后，被风光所感，兴奋难掩，挥笔写下《题大观楼壁二首》：

江山到处我题诗，况是登楼放眼时。此水自从闻汉帝，昔人谁实见滇池。

碧鸡金马今黄土，段诏蒙酉古覆棋。欲唱竹枝三百首，偏传骑象戴花儿。[5](P24)

空翠波光入酒杯，大风环佩亦仙才。杜陵眼老旌旗失，蛮徼云深关塞开。

万里星辰依北极，百年草木上春台。君看一代山河影，浩荡蓬壶月照来。[5](P24)

眼前的万里江山，引发了诗人对历史的回顾与怀想，意气风发，一扫之前的焦虑与愁闷，重新流露出建功立业的抱负和雄心。此外，诗人在《滇蹄集·发大江边宿架哈顶》一诗中也说：“身在长途却得闲，重山沓水上吟鞍。”[5](P23)说明诗人已习惯边地生活，并以此激励自己。至此，经过短暂的波动，宋湘这个“外来者”看淡仕途沉浮，决心在边疆地区做出一番事业，在心境上完成了最终的转变。

二、异域风土人情：《滇蹄集》展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文学家不但善于飞文染翰，卷帙累累，而且对历史文献、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情有独钟，狂胪地方文献，不惜耗尽毕生精力者比比皆是，所谓“文献无征，后生之责。夫责固有之，情更应尔”。[8](P289)《滇蹄集》具有文献之功，不仅描绘了当地之民俗和风景，也大量记录了云南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滇蹄集》内容丰富，根植民间，贴近生活，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诗多描绘山川景物，赞美风土人情，同时揭露时政弊端，记录灾荒和战乱，反映民间疾苦，抒发人生抱负。在留滇13年间，他走访各地，对云南的山川草木极其热爱，三塔、苍山、洱海、澜沧江、滇池和大观楼都是他反复吟诵的对象。

云南多山川河流，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赞美。山水诗是宋湘诗歌中的一大类型，诗人常将人生的羁旅之苦和难得的闲适恬淡寄托其中，他的山水诗带有明显的“情物相因”的特点。[9]云南遍布高山河流，山河湖海自然成为宋湘笔下的常客，如《永昌道中度澜沧江铁索桥谒武侯祠作》：

澜沧江，戒金齿，天上明河落地底。万山盘束不得舒，阴风浊浪无终始。铁索桥，如长虹，截空架造天茫茫。古来飞鸟仅得过，至今职贡通遐荒。七擒孟获在何处，行人能指烧兵路。万古云霄庙一区，莫道驰驱过桥去。过桥去，重回头，洪涛亚木啼猿猴。中原尚有不了事，此间岂住武乡侯。武侯艰难古莫比，武侯事业斜阳里。谁识当年苦用心，呜呜尚有桥边水。吁嗟乎！开博南，通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开边之谣痛如此，莫把武侯比余子。[5](P27)

又如《滇蹄集·腊丁峡》：

云树深可五千尺，磵水鸣疑一万重。此段画图西蜀有，巫山恨不十三峰。[4](P239)

又如《渡荆江》：

岷江到此接天流，天在茫茫青尽头。万古雄风此江水，扬帆五度过荆州。[4](P254)

又如《滇蹄集·自腊丁至大青树，山磵雷鸣，吟一绝句》：

耳根半日响逢逢，四十里程雷转空。此水莫从天上落，马蹄围在万山中。[4](P239)

再如《滇蹄集·自顺宁返大理蒙化道中喜见点苍山》：

故山如故人，况复故人妙。何能见故人，不言亦不笑。

自我行三月，日苦乱山闹。今日蒙化山，始觉开展稍。

忽然见点苍，百里外照耀。雪光与云容，一豁一缭绕。

真乃峰丈人，西南扼其要。岂惟气象殊，精神可天告。

云雪亦常事，异境乃独造。夏杪雪微消，初秋雪已冒。

腰云初作带，顶云旋成帽。戎戎气一合，漠漠峰在罩。

只言云可囊，谁知雪已窖。凌虚出飞动，转势即深奥。

明入龙尾关，夕卷风头纛。即钓海上鱼，去采山中芼。[5](P28)

宋湘描写山川，较为注重表现山水之势，善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常借助天地风雷的壮观来衬托高山急水之气势。因为风格上的尊崇，宋湘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李白和苏轼的影子。表现山高水险、山涧奇崛时，用“铁索横空，飞鸟难过”，把李白“蜀道”的“难”化用在其中；而在写河水之势时，则言“深可五千尺，鸣疑一万重”“万古雄风，扬帆五度”“莫从天上落，围在万山中”，这是借用李白写庐山瀑布时“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夸张和意境，表现出了云南山川的险和绝。写腊丁峡时，言峡中河流如山涧雷鸣，声震数十里，这与苏轼在《入峡》[10](P5)诗中的感受较为相似：“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在描写雪山的时候，宋湘用“腰云初作带，顶云旋成帽”表现雪山的奇幻之美，而苏轼在《新城道中二首》[11](P9)其一里有句：“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两诗的手法较为相似。在诗人笔下，这些本就鲜活的山山水水显得更加灵动，诗人仿佛忘记了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疲惫，沉醉在山水之间。

诗人不仅善于写风景，也善于写更为细小的事物。诗人在云南见茶花，便提笔写下了《云南会城外西南隅云安寺》:

天下茶花无甚奇，云南茶花亦迷离。入寺突兀见此本，九州万古空春资。高火伞，低摩尼；红者玉，紫者泥；十万灶，一军麾。日亦不敢出，月亦不敢窥。朱霞青天，雷电齐飞。何年所植何物为？花叶不到处，惊焰犹交驰。才大有如此，独立隘两仪。世人纷纷说少态，蚍蜉撼树真群儿。吁嗟乎！种花须种一千载，看花须看一千枝，饮酒须饮一千椀。君不见挥刘伶斥李白，云安寺里入题诗。[5](P22)

诗人先从大处着眼，评论此古茶花树之奇，“入寺突兀见此本，九州万古空春资”一句给予古茶树极高的赞美。接着从具体处入手，用比喻的手法描写茶花的颜色和盛开时壮观的景象，“高火伞，低摩尼；红者玉，紫者泥；十万灶，一军麾。日亦不敢出，月亦不敢窥。朱霞青天，雷电齐飞。”“花叶不到处，惊焰犹交驰。”这些描写形象生动，道出了云南茶花天下一绝的美艳，非亲历且有极高诗情才气者不能为之。

宋湘常在诗中涉及“地方性知识”书写，对“地方性知识”及其书写，罗时进先生曾指出：“所谓‘地方性知识’书写，指的是以对地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具体表现出当地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说明什么是地方生活的一般形式；在一般性基础上揭示出独特性，形成最贴近感知的、丰富生动的地方知识体系。”[12]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也认为，地方性知识，与普遍的社会知识相同，其谱系由人、事、物三方面构成，只是在方法上须用“最富地区性的地区性细节和最富普遍性的普遍性结构”来进行深度描写。[13](P70)在地方性知识描写中，人、事、物三者成为了描写的主体和对象。宋湘把民俗风情、地理风物和自己对地方的热爱融合在一个系统的诗文谱系之中，在地方性知识描写中投入了极深的感情，字里行间总流露出他对云南深深的怜爱和殷切的希望。所以除了人、事、物三者之外，更重要的是情，寄情于景、融情于物，这是宋湘在地方性知识书写中的一大特点。

宋湘有很多诗是反映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和民风习俗之作。诗人常将自己融入到当地生活中，记录生活之事。《滇蹄集》中许多诗歌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从这些诗的诗名即可看出这一特点：《出城》《小西门外泛舟即事二首》《买菊》《卖鱼叹》《翻车行》《村舍》《杀虎曲》《春晓即事》《食油菜》《疫鬼哭》《祭灶日作》等。

这些诗歌，体现出一地的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如《黄连铺题驿壁》：

乳燕喃喃春已深，一风一雨上人心。秧田昨夜添新水，布谷今朝送好音。

荒徼百蛮多负担，农家几姓有山林。我行何補苍生事，村酒沽来愧满斟。[5](P31)

《出城》：

雨晴农务问闲忙，一路戎戎草木香。作郡太平真事业，山村五月看栽秧。[5](P32)

《出城即事》:

燕燕平畴何所营，菜畦蝴蝶共纵横。水中栽稻折腰女，照见榴花堆髻明。[5](P22)

又如《小西门外泛舟即事二首》写道：

近花浦在西城外，且说开船小物华。野水积蓝蛙阁阁，树风摇绿鸟楂楂。

薄有江南好体裁，钓船酒艇缆仍开。芦菱艇尾齐如剪，鹅鸭船头唤得来。[5](P22)

《与客话村居之乐·其三》：

村居风景好，三话白云飞。竹笋穿樵径，芦花护钓矶。

黄鸡随地有，白菜尽情肥。佳日年年过，如何客不归。[4](P291)

这些诗清新淡雅，集中融合了乡村农事和田园景观，是非常优秀的田园诗，其内容和风格与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组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中描绘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画卷，尤其以农民生活和农事居多，集中反映出当时云南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包含着一个贴近生活的、有关衣食住行等生活日常的丰富的知识系统。而在看似清新淡雅的生活背后，也如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中透露出的那样，宋湘也在诗中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在《黄连铺题驿壁》中就写出了农民负担之沉重：“荒徼百蛮多负担，农家几姓有山林。我行何補苍生事，村酒沽来愧满斟。”而此诗开头便是“乳燕喃喃春已深，一风一雨上人心。秧田昨夜添新水，布谷今朝送好音。”诗人为降水担忧，关心农田耕作和庄稼种植，从这可看出诗人在走访底层社会过程中，非常关心百姓的现实需求，注重体察民生疾苦。

宋湘喜欢人文风物，他自己曾亲身投入到人文建设之中，为其作出重要贡献。在护理迤西道员时，宋湘鼓励民众种植松树，他曾以自己的俸银购得三石松籽，让当地民众点种于苍山三塔寺后，后松树长至寻丈，宋湘欣喜不已，作诗三首，其中两首云：

古雪神云看几回，十围柳大白头催。才知万里滇南走，天谴苍山种树来。[4](P294)

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4](P294)

“遍种云中十九峰”，这是何其壮观之景象！凡属人文景观，皆为人之所造，今日我辈之所造者，则为来日他人之笔下者也。植木之举，不仅在于造景造物，亦可作木材之用，植于三塔寺后，乃再造人文景观，是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宋湘为官，每到一地，必亲自走访，《滇蹄集》中留下了很多描写自然风物和人文社会的诗作，以山水诗、农事诗和田园诗为主，形象地展示出了云南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诗中所描绘的乡村风俗和生活状况，是当时云南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人民生活的写照，从侧面反映出了宋湘的诗情和为官的品格，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三、宦海沉浮的自我锤炼：动荡中坚毅的儒士人格

宋湘所处的时代，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内忧未定，外患又起，政治日益腐朽，社会动荡，怪相丛生。宋湘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为官清正廉明，有着远大的抱负，但他遇上的却是政治腐朽、官场腐败的乱世。宋湘一生宦海沉浮，疲于奔波，但他身上有一种不屈的精神，面对混乱的世道，既不在黑暗的政治中被同化，也不在坎坷面前自我放弃而一蹶不振，而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始终保持着一种“士”的精神品质。而当时的时代环境，让宋湘经历了一次次锤炼，不断实现自我的突破和升华，锻造出了坚毅的儒士人格。

所谓儒士人格，即是有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具备孟子“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品格以及心怀天下、以苍生为重的士子人格。

虽然对离开京城到边陲赴任的结果最初有些不情愿，但因身为儒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年近花甲的宋湘毅然出守云南。在云南为官时期，诗人亦不辞劳苦，力求造福一方百姓，他深入下层民众，事必躬亲，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是清代少有的亲民“循吏”。离开京城，脱离繁华之地，宋湘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百姓的疾苦和吏治的积弊，在《南行草》中写下了许多反映下层人民生活艰苦的诗作，如《河南道中书事感怀五首》就深刻地揭示了官场的腐败和百姓的苦难，其中第一、第二首诗云：

十日河南路，年荒不忍看。青苗收藁易，黄土葬人难。

不雨自何日？有田同一叹。草根能几把，过客亦登盘。[4](P205)

三十万粮赈，饥民殊未知。君恩如此厚，漕运到何迟？

尽室驱儿女，无声痛别离。马头南北望，何处去流移。[4](P205)

在诗人的揭露下，百姓的苦痛展露无遗，而造成惨祸的罪魁祸首，是早已腐败不堪的官场和吏治，赈灾款被贪污，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致使出现大量流民，是典型的将天灾变成人祸的例子。诗人所见，与往日在京城所见所闻有如天壤之别，乱世当道的震痛，更加坚定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士人格的坚守。

《滇蹄集》中许多诗歌都表现出宋湘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政理念的实践和坚持，也表明他如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抱负和愿望。如《之广南道中述怀四首》中第二首：

功名报知己，亦报不知己。知己者所欲，不知己所毁。

毁誉何足言，问我而已矣。胯下五尺马，日食刍豆几。

鞭策不驱驰，槽枥皆可耻。况乃二千石，安居饱欲死。[4](P229)

此诗表明了诗人的志向和心态。在诗人看来，士人应心忧天下，名利作为身外之物不应过于重视，也表明自己对于名利的态度——“毁誉何足言，问我而已矣。”而把自己比作伏枥的老骥，则可看做是对信念坚守的宣誓。

第三首：

忆我守曲阳，自知无善建。郡民走告我，今年谷增万。

鱼鳖化为河，洪波消芳甸。荒荒马龙州，男女骭不线。

五百新纺车，织染兹亦偏。闻之岂不欢，百不了一愿。

边荒多艰难，救民先救困。兹行复如何，区区心一寸。[4](P229)

嘉庆十三年(1813)，时值宋湘初到曲靖，正遇上秋涝，河水泛滥成灾，马龙县首当其冲。宋湘赶到后，身先士卒，立即组织人员抢险救灾。后又拿出自己的俸银买了500架纺车，并让妻子王素云教当地人纺织。宋湘深知边陲民众的困苦所在，所以在诗中说“边荒多艰难”。而从“忆我守曲阳，自知无善建”一句可以看出，宋湘为官善于自省，作为地方的父母官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第四首：

好女老适人，日习见忘羞。早夜论家计，黾勉如有求。

岂不喜歌舞，操作无时休。上念堂上欢，下念儿女愁。

旁念逮鸡狗，风雨亦绸缪。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焉知后世人，呼我马与牛。展读舂陵行，叹息元道州。[4](P229―230)

此诗揭示出上层统治阶级的醉生梦死和下层民众的水深火热之状况，与南宋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一诗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一句有相似之处。揭露时政的弊端，也反映出当时仕人普遍的为官之道和品性，深刻揭示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宋湘为官期间常走访民间，深入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买菊》诗：

野菊天涯也自黄，填街塞路当头香。艰难索价钱三百，容易成园山一房。

笑口人情花剪响，酒杯天气雁声凉。风前忽憶长安市，不识监州蟹满框。[5](P24)

嘉庆十九年(1814)秋，宋湘代署广南知府，一天见沿街卖花者，联想到昔日与友人一起赏花的优游生活，写下此诗。而宋湘写此诗，还另有深意。1815年至1817年间，云南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因为饥荒，粮食剧减，物价猛涨，造成人民哄抢货物的现象。宋湘在诗中说“艰难索价钱三百”，可以窥见当时货物之贵，索价之难。此诗写于1814年秋，当时饥荒快要爆发，以三百钱买菊似乎是物价倍增的先兆和开始。全诗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气氛，也流露出诗人因灾难隐患为百姓的担忧和愁闷。

宋湘对云南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重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生产，还极为关心下层民众的教育。道光二年(1822)，为提高边远地区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改善当地教育环境，宋湘捐出自己的俸银1682两，在永昌(今保山)建成可容纳300多个学生的永保书院，着力培育人才。清代云南著名诗人、学者池春生和戴孙就是这一时期宋湘培养出的佼佼者。离开永昌时，诗人仍心系书院和当地教育的发展，写下《留别永昌士民四首》，其中第三首诗云：

广厦千间少，平生爱少陵。家无容膝屋，心有读书灯。

安得田三倾，多栽树百层。明当与君别，巾发莫鬅鬙。(诗人自注：谓书院已成，膏火未敷，望后来也。)[4](P308―309)

宋湘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崇高的理想终生努力。道光五年(1825)，70岁的宋湘升迁湖北督粮道，道光六年，因积劳成疾，劳累触热而逝于湖北督粮道任上。逝世时，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灵柩奉旨从湖北移归故乡，寄厝于安丰寺，至民国六年(1917)才在官贤父老的帮助下得以安葬。

宋湘见证了康乾盛世的繁华，也目睹了清王朝从巅峰迅速走向衰败，在他步入官场正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出现严重危机，此时的政治和官场相比于他年轻时所见到的要更为混乱和黑暗。宋湘的思想中极具正义感，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亟需有人弘扬正气，唤起知识分子和士人应有的良知，而这就必须有人挺身出来在文人尤其是在士人群体中建构出典范人格，起到树立标杆之作用。也正是如此，更加凸显出宋湘树立儒士典范人格的重要和迫切。

宋湘身处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朝政败坏，危机四伏，大厦将倾，宋湘身在其中，虽无力兼济天下，却也不愿只独善其身，晚年仍揣着“心忧天下”之情怀离开京城到边陲赴任。在云南为官的13年，是宋湘一生极为重要的时期，虽不如在京师10年的翰林生活那般闲适优裕，却真正发挥了他的治世之才，使人民直接受益，也使他的抱负和理想更直接的得以实践。宋湘为官清廉刚正，关心民生，13年间，为云南的经济、吏治、教育和文化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在云南为官期间所著诗歌编成《滇蹄集》，赞美云南的山川风物和人文风俗，揭示边荒地区人民生活的艰辛，讽刺时政，指出积弊，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和较高的历史价值。透过《滇蹄集》，反映出的是黑暗政治和乱世中一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鞠躬尽瘁的亲民“循吏”，并亲身实践，塑造出了时代所缺少而急需的儒士典范人格。

[1](清)何曰俞撰，覃召文点校.退庵诗话[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钱仲联编.清诗三百首[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王英志编.清诗一百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清)宋湘撰，黄国声校辑.红杏山房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5](清)宋湘撰.红杏山房集[M](收入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周利锋.宋湘与吴荣光、叶梦龙、伊秉绶交游考[J].嘉应学院学报，2011,(6):16―19.

[7](宋)苏轼撰.苏文忠公全集:卷一[M].明成化本，东坡集.

[8]张明观,黄振业.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9]刘光耀.清代岭南诗人宋湘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0]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宋)苏轼撰.东坡诗集注:卷一[M].四部丛刊景宋本.

[12]罗时进.典范型人格建构与地方性知识书写——论清代全祖望的诗学品质和文本特点[J].文学评论，2014,(9)：214―221.

[1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王碧瑶)

Narrative of Yunnan by Non-native Officials: OnDianTiJiby Song Xiang

HE Zhonghua

(SchoolofHumanity,SuzhouUniversity,Suzhou, 215123,JiangsuProvince)

Song Xiang, a known writer and calligrapher in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and a leading figure among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south China, was also an incorrupt and upright official who cared about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During his official term in Yunnan, he traveled widely while writing poems.DianTiJi(My Travel in Yunnan) is a collection of his poems that reflect local culture and custom. As a book of high value, this collection describes also hardship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corrup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shows the commitment of the author as a Confucius follower and his conduct was a good example of typical scholar who cared about the whole world.

Song Xiang;DianTiJi; Yunnan; local culture and custom; character of Confucius scholar

2017 - 04 - 11

何忠华(1991―)，男，彝族，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诗歌及地域家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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