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毛诗歌戏剧手法运用的审美张力

夏 玲，曾子芙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论阿毛诗歌戏剧手法运用的审美张力

夏 玲，曾子芙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阿毛诗歌技法上有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综合的特点，她善于运用戏剧性手法，使其诗中的情、事、理高度融合，达到综合性审美效果。阿毛诗歌在抒情内容上表达真切的生命感受，在叙事方法上有反讽的特点，在阅读效果上富有感性化张力，具有较强的审美效果。

阿毛；当代诗歌；戏剧性；反讽；张力

阿毛善于宽领域关注女性命运，文字书卷气和口语并重，她立足于生命现场的写实姿态，善于从生命具体经验现场抓取瞬间直觉，在她纤细如发的感受力引领下，其诗丰富多彩、葳蕤多姿。

她的诗歌富有原创性和想象力，有感情、有智慧，是高度情与理的综合。就情的一端来说，她的诗歌常以冷基调来书写热情感，表达的情感浓烈、真挚而又复杂多样；就理的一端来说，她善于对自己的观察感悟进行多角度深思，并将犀利的反思上升为有力的批判。她的诗歌表现出感性的宽度和理性的深度相互加强。阿毛诗歌的情与理的表达，都紧密结合生命的当代性场景展开，阿毛的诗意书写，常常借助戏剧性手法，对抒情、叙事和议论进行反讽性的强大融合和客观性的表达。

一、以冷基调书写热情感

美国克林斯·布鲁克斯提出“一切诗歌的表现方式最终都是戏剧性的。事实上，我们说在所有的诗中——即使是在最简单、最浓缩的抒情诗中——我们也会发现某人对某人讲述，而讲述者的言语出自一个具体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诗都是一部小小的戏剧。”[1](P48)阿毛表现情感善于用戏剧性，如她在《用这样的和谐》中表达的：“允许我用柔软去配坚硬——/用泪去洗海水……”①本文引用诗歌选自阿毛《变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她直面感情的矛盾，善于在戏剧性中表达情感，让经验呈现本来的实质和真相，在对立中求和谐。

在诗歌中用对立的事物和场景来营造出弥漫着冲突的戏剧氛围，寓言化的表现生命面对的悖论，会为诗歌构建一种自由思维的气韵，将诗歌内涵寓言化，给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容量巨大。《独角戏》在保持节奏和语调整体性的基础上，以戏剧独白的方式展开，颇有跳跃度地调动事象和物象片段，用句式简洁、对仗工整的密集排比句，对情势进行多层面对比，展示“我”和爱者之间的戏剧冲突。诗歌中的戏剧性手法选取日常的冲突性事景和物象对比性地进行戏剧排列，乍一看好像突兀，细致一想，用来对比的事物又有一定因果关联，当读者被陌生化的比对吸引后，会对戏剧场景之间的空白进行思维补白。如：一个人和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两个家庭的事一个人如何承担？灵魂和肉体发生什么矛盾？大地和天空、芳草和天涯的距离？海洋和海啸、地震和尸体、医院和葬场、尘土和墓碑之间的因果等，这就进入了诗人的情感理想和现实发生的矛盾的思考。

在《转过身来》中诗人不仅呈现了情感流逝的戏剧性对立，而且对“春天”和“夏天”“白天”和“黑夜”进行戏剧性反向思考，进行不同于常情的反向情感投射：“春天走了。转过身来/爱，爱夏天，爱它的红颜/和身体里阵雨般的蝉鸣。/转过身来/爱，爱世间的每一颗露珠，/在静止的荷叶上面；……”曲线式的戏剧性表达有时间和空间的包容量，表现了爱的宽阔和坚定。

阿毛以冷静的语调写火热情感。阿毛说爱不是用咏叹调高唱，而是用一种冷静沙哑的嗓音低吟，她的“重音轻唱”带有沧桑的情调和心灵动荡后的思考，善于用想象空间构建的戏剧情节来表现情感中渗透的无助、无奈、忧伤和疼痛。在《爱情病》中诗人让闪电第一次出场，“劈开身体；//很快变成绣针，/将颤栗缝合……//到处都是疼痛，/而心尖的疼为最甚。”然后是“再次的闪电，/已变成再次的破开与撕扯。”闪电的两次戏剧动作对应于两次暴力性情感，外景和心境交替描写，借用闪电的戏剧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情感过程。情感的伤害让人“无处躲藏，但有药可医：/只等时间送来好天气。”

《多么爱》中诗人拼力说爱，开始用形容词、动词、名词的戏剧性反义对比力量，来写爱的几个阶段，用抽象的“形容词”来写对爱情的幻想、热情和期待，用动词来写对爱情的追求、承担和行动，再用名词来写爱情的静态现存形式：“我多么爱啊，/所以用尽世间所有的词。/以前，我用得最多的是形容词，/其次是动词。/那时候，我拥有星星/那样多的形容词和动词。/现在，我用得最多的是名词，/也只剩下名词。”这种内在过程性揭示的方法，给人留下了思考趣味。但她没有停留在抽象动作阶段，而是从抽象进入具体的身体性场景，“昔日丰满的血肉之躯，只剩下一张带血的皮，和一把嶙峋的骨头”。最后写了白天和晚上两个对比呈现的、看似错位的想象性戏剧性场景：“白天我写诗，是替不能再爱之人，/还原夜晚的盛宴：/是用骨中之磷，点燃星星和露珠”；白天在努力还原夜晚，而晚上却做相反的事：“晚上我写诗，是用滴血之皮，/替不能倒流的时光，/还原青春的天空和大地。”这是用戏剧性的做不可能之事的悖论，来托出坚韧执着的真情，最后对应到“我多么爱啊，/所以用尽了剩下的名词，/也用尽了这血肉之躯。”

阿毛诗中感受的敏感区域辽阔，她的诗有喜怒哀乐的多维厚度和广延宽度。阿毛诗写中的情感表达保持立体多面性，在当代生活场景中，其情感意象投射密集，她笔下的情感层次复杂、幽深、多变，充满了冲突和矛盾，有时甚至有些含混。她立足于自身生命经验，调动个体记忆、对物的拟像、对往事和理想的追忆，借助戏剧性场景的综合功能，表达自身百感交集的情感经验，纪录情感的矛盾、挣扎、蜕变和升华，有一种“敲碎岩石，让它成为星星/敲碎自己，成为通往高处的路”的力图揭示本质的执着。因她的心灵有过不一般的痴迷、痴狂，才会生长出情感的宽度和深度，最终像小人鱼那样“对现实我藏着小人鱼脚底的尖刀，可依然微笑着直立、弓身。”

把戏剧性运用于抒情，可增强诗歌抒情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阿毛内向地关注自身如动态的风和水一样波动的情感，尽管“走远的青春、红颜；/和你我沧桑的面庞。/我背过身去，不忍看到/一块镜面在优雅处破碎。”阿毛表达自己的情感经历和见解，坚持不走向虚幻、矫情和自恋，不去美化情感、过滤情感和简化情感，而是直面和审视情感。

阿毛诗歌中常常是对情感的珍惜和自嘲共存，对爱情的歌颂和反讽共存。戏剧性情感表达在“肉体和灵魂”对立中呈现张力，在对立中完成批判。她善于用当代情景构建一种双重的反讽戏剧情景，如：“所有诗章皆给不存在的眼睛：/钻石皆由眼泪凝成……”“一个躯体置身十字路口，/比心灵更易见”“原谅我提前写好悼词，/因爱要先于身体死去”“刚刚还是蕾，此刻便是花了，/毫无疑问，下一秒会是落英。//真快啊！/”……借助让人悲喜交集、爱恨交加的戏剧性场景，深度表现情感迷茫，表达诗人心中的火热情感和外界现实冷遇的矛盾，也暗示性地将对情感的质疑道出，完成对情感对立面的追问性书写。

阿毛诗歌中的情感是多面、立体展示的，她把文字深入到了“‘话语抵达不到的地方。’‘手指无法弹奏的区域’，其他文体的‘无音区’。”为我们做了情感的个体经验纪录，情感的个别性和一般性有着辩证关系，阿毛说：“任何一个事物的疼/都是我们的某一部分的疼”“我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群体/最后才是一代人的近处和远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毛基于个体生命本真体验的情感立体抒情有了时代意义，见证了当代女性情感的艰难履历。

阿毛勇于直接呈现情感的立体多面性，表现情感在当代现实情境下经历的多样重压，常借助戏剧性独白和虚拟对话，在绝望、无奈、怀疑中审视当代情感。对情感的戏剧化处理，使其古典情怀和现代精神达到深刻融合，表现出诗人情感内质的刚柔相济，也保证了抒情的客观性，是值得提倡的健康抒情。

二、在叙事中介入反讽性思考

阿毛诗歌的叙事性特点也非常明显，其诗歌的叙事性有诗写内容的丰富延展性，也有对当下现实的介入性。

阿毛诗歌的叙事性一方面扩展了她诗写的领域，另一方面，也给当代叙事性诗歌带来了新鲜元素。这一情况表现在她具有女性意识的诗歌上，如《女人词典》《太太团》《白领丽人》《单身女人的春天》等，对女性精神成长有更多的体验和思考，叙事文本具有对时代影像的概括性、评判性和客观性，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加强了她作品的社会生活介入性。而《速写疯人院》《凌晨排队等专家号》等诗更多的是客观的零度叙事，整体上在反讽情景调动中蕴含一种大悲悯。克尔凯郭尔说：“反讽所提出的最高要求便是人应该诗意地生活。”[2](P240)诗歌中对现实情境的反讽性处理，蕴含着对现实的更新期待，对当下现实有参与姿态。

诗歌的叙事多不以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顺序来建构，也不常以逻辑思维来建构，而是以想象力来建构。阿毛的火车意象诗视觉形象强烈，镜头转化迅速，画面穿插巧妙。《纸上铁轨》的6个两句段落，就是6个由想象力统领起来的相互联动的戏剧场景：

火车以它的尖叫声/代替了别的呼啸

但聋者却从漂流木做的/笛子里听出苍凉。

盲者望天，泪水凝成的冰雹/砸在铁轨上：

“哐当，哐当哐当，……”/节奏紧似产妇的阵痛。

“我还没出生，纸上就铺满铁轨——安娜们捐躯，诗人们跑断钢笔。”

所以，我不停地奔跑在铁轨上/就是为了生下永生的你。

6个戏剧画面意象涵盖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他者和自我、外在和内在等，呈古今中外自由穿越之势。在营造戏剧氛围上，展现了诗人超常规的思维力，让人对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展开多层面对比后，在“空白”的填补中得到启发。这种启发是需要读者有所“思”才能获得的，能激发不同读者产生不同感悟。

阿毛诗中大量穿插碎片式跳跃思维来叙事，这些叙事片段的连缀有力地支撑了整体诗意和诗韵的建构。《闪光灯》前半段隐藏了叙事者，完全让意象自己展示自己，在“咔嚓，咔嚓”的声音背景中，诗人用联想式密集叠加的动宾词组叙事片段来描写“闪光灯咔嚓”的一瞬间的感悟，“剪西窗剪乱麻”意象有传统文化积淀，“剪玻璃剪铁丝”是现代意象，“疯鸟跳断树枝红舞鞋掉在地上”的意象让人产生快乐兴奋的联想，“左胳膊扭断右胳膊左腿跪向右腿”是身体性意象，这些意象差异巨大，却在诗人的新鲜组合下产生了新的隐喻性。诗人充分利用叙事性意象进行戏剧化叙事，让叙事中的动作本身呈现出悖论，引导读者进入对时间、生命、回忆的思辨。利用间离效果使读者有所思考后，诗人又把场景拉到近处来，为了让读者在情感上有更多呼应，诗人后半段自己出场做出自白：

“咔嚓，咔嚓。”/是生活给诗歌提供象声词。

“咔嚓，咔嚓。”/是我用文字拍下生活的叠影。

我多么爱你啊，生活！/所以，不停地“咔嚓，咔嚓，……

阿毛诗中的叙事有简笔画特点，她善于几笔就勾勒出我们熟悉的现代都市反讽性场景，在《咖啡语迟》中，“包厢不对。光线不对。//咖啡不对。语茶不对。/音乐不对。暧昧不对。/距离不对。语速不对。//……我们的爱对”，将景象和心像一起呈现，是“不对”和“对”的悖论让这首短诗有了陌生化张力。《从芦苇丛到咖啡馆》以古典的自然场景和现代的室内环境的对比，写诗人的古典情怀遭遇当代物化的生存环境的肢解，空间转换自然而迅速。《境遇》中旁观的角度和自白的角度转换，使用了电影镜头转换方式。

阿毛诗中还有大量的“以假求真”的佯谬式句子，如：“天使一样好看的魔鬼”“惹怒了余生”“今生醒来——前世不曾睡去”“也不要你救我——你，这毒药”“我拥有一个母亲的十万根胸针”“他人的迷娘曲/是我的咒语”“谋杀至爱”“陌生人吞下烟火，/和江山”“让流水变铁盘/敲岁月的木鱼脑袋”“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军火库”等。看似矛盾的突变式“悖论”诗句，形成陌生的间离效果，能很好地激发读者参与联想，让人产生更多的思考，是可以扩展人的思维的语句。

三、理性和感性融合的张力

阿毛诗歌中有一种特殊的女性思考锋芒，她在诗写中有效地避免了枯干的表达哲理，但又保证了诗写中思考的力度和形而上的智性维度。在情与思的结合中，理性思考增加了诗歌的力道和锐气，使诗歌具有思辨性极强的智性特点。

阿毛有哲学本科学习背景。一个学习过哲学的诗人，哲学会为她带来开阔高远的视野，哲学给她带来的是思考现实的深度和观察生活的多角度，哲学高度的思辨性可以作为她文化底蕴的重要而深厚的一方面。关键是诗人如何进行感悟与智性的融通，如何将本体的生命追问向诗意的感性表达转化。学哲学反而会提示诗人不能在诗歌中“凌空高蹈”和“抽象说教”。阿毛说：“学哲学的经历，对我不过是反向的规劝与提醒——那就是我不善于理性与哲学，而善于感性与诗歌。”[3](P292)学习哲学提示阿毛：诗歌中的哲理表达不能以“格言警句”的枯干形式道出，必须有生动的感性表达形式，“道出思”是一种有难度的书写，是一种更需要想象力和技术的书写。

诗中“思”的成分，多是以戏剧化情景生发的暗示、隐喻和寓言化的方式来感性呈现的。阿毛善于让诗中的思辨色彩化抽象为具体，化沉重为轻松。《波斯猫》中她将人面对没有防备的伤害的痛写成拟人化的情景：“正是优雅，或一脸的道德感，/使我们疏于防范。”；在《位置》中：“我一向不在乎，但生活却逼着/我弯腰找。‘……在哪里？’//我的脑子命令骨头/远离中心和漩涡，一个人站在一边。/这样的立场，和边缘，//多了几分危险和寂寞。”首先展示两个指挥者“生活”和“我的脑子”发出不同指令的冲突，然后是“中心”和“边缘”的冲突，“你置身悬崖，小心落入/无人俯视的深渊”，结尾处为我们留下了“面对悬崖该如何”的悬念。

S·阿瑞提说过：“诗句的矛盾对比变成诗人的魔术。”[4](P117)阿毛掌握了这种魔术，她善于在“静动”“生死”“爱恨”“紧张和安宁”“肉体和灵魂”等对立事物中进行诗意的魔法配方，在“真”与“假”的辩证中进行生命的深层追问。如：“像一把剪刀被掰开的上下齿。/除了去绞灵魂这根柔肠，/再无法啮合，去剪生活这块软铁。”剪刀的硬和生活的硬对应，二者的硬又和灵魂的柔肠对应，比喻基础上的隐喻运用得非常奇妙准确，肉体和灵魂对比书写。“我出发，我返回，/我是自己的他乡”“走得越远，离家就越近，/这是现代逻辑”，这是远与近的对比。阿毛的类似跳脱性的修辞，都能让我们从文本展示的内在矛盾中，进入更为庄重的思。

东西方都有把“最高意义上诗学看成哲学”的观点。海德格尔曾说：“一切冥想的思都是诗，一切创作的诗都是思。思与诗是邻居。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本身意味着诗与思在不同中相互包容，达到同一。”[5](P6)诗人的思考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思考。诗人曾有过的哲学本体体验和她的文学审美体验并不矛盾，是可以沟通、贯通的。诗歌和哲学都以“形而上”作为对象，但是哲学理性抽象，诗歌感性具体，诗的抽象是最抒情的抽象。诗能给哲理以血肉，而哲理则给诗歌带来风骨。思考力应成为诗人的一个基本功夫，只有诗人自己思考透了后写下的文字，才能给读者带来广阔的思考空间。

阿毛的诗在随笔式书写中有发散性思维的张力，以鲜明独特的换位性意象进行戏剧性书写，玄思中透露出几分禅机。《移植》在诗人高度的想象中：“你血液里的/针尖//刺绣/皮肤上闪现生活的泪//我把一面铜镜/由回廊移植到文字里//保留/它照见过的悲观与生死”，在诗人想象力的综合下，物质和精神是可以换位的。《现场》中“女人多出的那个伤口缝补了我”“走在铁轨上的人/被手提箱里的爱恨/生死教育”，这是主体和客体、梦境和现场的换位。在《对换》中她设想自己和小蚂蚁相互换位。换位引发的荒诞感，为读者铺开了思辨性空间。

阿毛诗中也有议论入诗，她能巧妙地让我们感受到锋利的思想，但却绕过这锋利对我们的审美感受力可能造成的伤害。一些概括性较强、有哲学色彩的抽象词汇做了她诗歌的标题，如《形式》《所以》《美德》等，但内容却是非常感性的。《美德》中她用对话暗示出哲理性的感悟：“世风省去德，只爱美……‘德呢？……得了。’/一些人憎恨艺术中的道德感，像时代憎恨美德。”《她们三的视频对话》则是完全用三人对所处情景的描叙性对话来道出各自体验到的人生状味，语言上富有韵律的对比呈现，读来饶有趣味。

《三阶段》用画面情节表现了一个女人整个人生的戏剧性，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在人生的三个阶段中，竹篮始终被女人提着走，但放在竹篮中的内容却发生了由轻到重、由虚到实的变化，诗人抓住这一戏剧情境，用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的辩证对应来说理：“我喜欢这样的重，/而不是那样的轻。/所以，时光中，我选择/越来越重的呼吸，/越来越缓慢的步履。”最后以戏剧场景的解释结尾：“万物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伸一缩。/不是我后退到策马前行的那一页，/是马及时勒住了前蹄。”语言简洁，诗意集中，表达人生哲理细腻而机智，可谓“道”“趣”“智”渗透。

[1] Cleanth.Warren,Robert Penn. Understanding Fictio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2](法)米歇尔·福柯.规则于惩罚[M].刘北诚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阿毛.变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4]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王碧瑶)

On Aesthetic Tension of Amao’s Application of Poetic and Play Devices

XIA Lin & ZENG Zifu

(SchoolofHumanities,ZhaotongUniversity,Zhaotong, 657000,YunnanProvince;Schoolof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 100089)

The poetic skills of Amao contain the features of being classic, modern and post-modern. She is good at using dramatic techniques to perfectly integrate emotion, event and reasons,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aesthetic effect. With splendid aesthetic effect, her poems express the true feelings of life in content,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irony in narrative, and contain emotional tension in reading.

Amao; Contemporary poetry; Dramatic; Irony; tension

2017 - 04 - 13

夏 玲(1968―)，女，昭通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诗学。曾子芙(1994―)，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I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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