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的主体滥觞之反思
——从“翻译暴力”谈起

刘满芸

(长治学院 外语系,山西 046011)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的主体滥觞之反思
——从“翻译暴力”谈起

刘满芸

(长治学院 外语系,山西 046011)

作为近年来国内翻译领域的一个持续性话题,“翻译暴力”引发了诸多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所面临的深度困惑与视阈瓶颈。不同的语言体系经过自身历史的演变与社会生态的进化而对意义的生成、储存、呈现与传输模式完成了独特的建构,族群间思维的天然性差异必然会在译文中通过碰撞、交叉与互补来实现互文性转化,体现了语际间互为进化与共生的形态、方式与过程;而将翻译的种种可能性与现实性加以暴力化论述则有悖于人类的思维伦理,某种程度上造成翻译从整体观层面被负面化解读。“翻译暴力”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的“主体滥觞”与“文本解构”的结果,曲解了翻译的性质,是对翻译的“最深的误读”。基于此,从翻译的历史经验、意识形态话语、互文性本质三个方面对以“翻译暴力”为典型的文化解构翻译批评范式进行反思。

翻译暴力;历史经验;意识形态话语;互文性本质

“翻译暴力”是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持续而颇具争议的显性视点,相关研究论文常现于各大学术期刊,硕、博论文也争相以此为命题。学者王东风的《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1]和孙艺风教授的《论翻译的暴力》[2]两篇论文影响很大。针对这股“暴力”风,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在其《“暴力翻译”从何而来?》[3]一文中表达了对此观点的质疑和不屑,认为将翻译诉诸“暴力”,是翻译研究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