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党群关系思想探析及启示

2017-04-01 14:20朱西周金帅
学理论·下 2017年3期
关键词:党群关系毛泽东

朱西周+金帅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革命时期党群关系理论整体继承的同时,又对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的实践活动中,党群关系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澤东关于党群关系的理论、实践的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阶段如何更好地处理党群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党群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42-04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了领导全国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但党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人民群众自身地位及其利益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阐述了“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547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党群关系的理论创新

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同时又能反作用于实践、引导实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战时相对成熟的党群关系理论。如毛泽东在1945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中提出:“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起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起动手打倒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起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人民。”[2]280新中国成立后,对人民群众这一历史范畴的重新划分,毛泽东对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理论也进行了创新。

(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毛泽东党群关系的核心理论来源,对毛泽东革命时期群众观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3]1260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在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是不懂这个问题。他们害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4]290毛泽东也鼓励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1963年的讲话:“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很有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324

(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强调:“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5]136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的中央政府依然把为人民服务摆在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要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策划,立即动手办起来。”[4]70

(三)依靠人民群众,相信群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加快经济建设,让新中国早日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人民群众的作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关键。毛泽东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一理论。他曾经激动地说:“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生产方面,毛泽东认为”相信群众”更是必要条件,“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6]423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1957年,我国的“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向群众学习,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便对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有这样的解释:“‘三个臭皮匠,合成一整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7]926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着强大的创造力,毛泽东对此十分肯定:“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6]457针对少部分地区,打压群众积极性这一情况,毛泽东做出了如下建议:“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8]218

(五)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作风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是我们党要时刻注意的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上下在胜利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要经受住执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謙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表现出了毛泽东对党内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的警示。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要破除官气,扫掉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8]378同时他也强调:“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任何人不论官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8]354针对某些地区出现官僚作风引发群众不满的现象,毛泽东认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8]236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党群关系的实践探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正确性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证明,“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官方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2]188这是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所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同样作为毛泽东群众观的重要内容并加以实践。

(一)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剥削压迫,农民群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然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仍然有2/3地区存在封建土地制度,近3亿农业人口被压迫着,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同志于1950年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场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地开展起来,新的《土地改革法》在若干政策上做出了新的规定:“一是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改编为保存富农经济;二是由没收地主在农村的一切财产,改变为了只没收其部分;三是增加了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规定,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及其因从事其他职业或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9]93到了1952年底,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

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反对统治,然而新生政权依然面临很多潜在威胁,匪患便是其中之一。解放战争中大量被歼灭的反动武装,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潜留在大陆,企图等待时机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相呼应。据统计:“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座以上,1950年,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匪特杀害。”[9]45匪特的猖獗行径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全国上下强烈要求中央政府消灭土匪,消除匪患。1950年3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人民群众武装自卫三项方针对全国的匪患进行彻底清除。在整个剿匪运动过程中,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响应,作为剿匪的重要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匪特无处可藏。在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通力配合下,全国各地剿匪成果丰硕,“到1953年,共歼灭土匪特务武装和争取匪特投降自新二百零六余万人”[9]45,彻底解决了全国的匪患问题。剿匪斗争作为毛泽东党群关系理论的重要实践,通过军民合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颠覆新生政权的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三)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随着朝鲜内战的爆发以及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艰难的选择摆在了新中国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对此我国对外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1。最终在美军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并最终越过三八线后,中国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经过艰苦的战斗给予不可一世的美军以沉重打击并无奈地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与志愿军入朝作战相呼应,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热潮,大批适龄青年积极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类军事干部学校,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的场景处处可见。众多技术人才如司机、医务人员、铁路工人等也志愿到战场上负责地勤和运输任务,据统计:“仅东北地区就有六十多万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9]80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在物资上给予支持,全国人民也自发组织赴朝慰问团,向在朝作战的志愿军进行慰问。慰问团通过各种形式的慰问演出、报告会和图片展览等方式转达祖国亲人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大大鼓舞了志愿军官兵的战斗意志。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美援朝运动,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使全民的爱国主义运动规模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度。

(四)“三反”运动

为了配合整党运动的开展,1951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地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地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6]191在整个“三反”运动过程中,我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对他们了解的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检举揭发,提供证据。薄一波同志作为“三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过:“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做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11]138“三反”运动的开展,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抵制了剥削阶级的腐蚀,更为党群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好的条件。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党群关系对当代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党群关系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是革命时期的直接继承,是革命时期的成功之道,从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群众运动,使反动派企图颠覆我党新政权的阴谋破灭,全国范围内的政权得以稳固。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当下如何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有重要启示。

(一)不断加强党风建设

党员是构成政党的最基本要素,每个党员的作风不仅仅代表自己,也是影响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甚至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合法性。据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调查:“79.36%的人认为党员干部作风是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因素,71%的人认为腐败现象严重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问题,69.39%的人认为干部作风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问题。”[12]257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使一些领导干部在迷失中忘乎所以,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党的形象,也给党群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对于党风建设,党中央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液、失去力量。”[13]131党的性质决定了我党是与任何不良作风水火不容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已经深入我党的灵魂,是我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最显著的区别,也是我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关键,加强党风建设是当前形势下我党的头等大事,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

(二)领导干部应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历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7]933可见,领导干部作为共产党员的代表,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亲身体会人民群众当前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各种社会问题加重著群众的不满,领导干部“走下去”,积极解决群众问题,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显得尤为迫切。然而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基层走访的过程中“路滑有人扶”“泥路有人背”的现象频出,这样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看来始终高高在上,这就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具体表现。针对这类情况,习近平主席强调:“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14]7因此,领导干部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需要我们切实纠正和防范。

(三)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是党内干部行为的规范,是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注重法律制度在全党的贯彻执行,强化“制度就是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用制度“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15]314。当时曾有人以张子善、刘青山是有贡献、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为由,为其说情。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用实际行动维护了法律制度的效能和权威,也赢得了密切而有效的党群干群关系。这些思想主张和制度实践对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针对当前有的地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增多、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甚至紧张的新问题,全党干部要自觉维护宪法、党章和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切实保障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发挥法律制度在密切党群关系中的最大效能。近年来,全国各地很多“大老虎”都被打倒,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这既是我党对制度的进一步建设,也体现了我党惩治腐败、维护法律制度的决心。然而,现阶段暴露的问题也恰恰反映出我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

(四)积极正确地引导人民群众

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有很深的认识,他认为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是我们党打破一切反动统治的关键。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群众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通过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新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新生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环境趋向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在依靠群众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苗头:在执政和平建设的时期,仍然像战争年代那样,过分地依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再加上对群众的正确教育没有跟得上,所以出现了群众斗争的过火行为,集中体现在土改斗地主和“三反”“五反”中。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曾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6]1因此,人民群众不但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胜利的根本保障,也是建设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我们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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