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框架理论看典籍英译中的显化

2017-04-01 09:38吴泳容
现代交际 2016年22期
关键词:文化因素

吴泳容

[摘要]本文选取了方重先生的《桃花源记》英译本,把框架理论中的默认值分为语义角色、文化因素两个方面,以此阐明典籍英译应该把默认值显化。本文认为,只有把典籍中隐形的框架显化,才能激活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框架,让读者对中国典籍产生共鸣。

[关键词]显化 默认值 语义角色 文化因素 框架层次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077-02

典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典籍英译则承担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责任,因此探讨典籍英译的内在认知机制以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了方重先生的《桃花源记》英译本,把框架理论的默认值分成语义角色和文化因素两个方面,以此说明典籍英译应采取显化翻译。

一、显化翻译与典籍英译

柯飞假设:“由形式化程度较高的语言翻译成形式化较低的语言,如由英语翻译成汉语,显化现象发生递减,而隐化现象发生递增,若是相反的翻译方向,则显化递增,隐化递减。”(柯飞,2005:306)在翻译形式化程度较低的典籍作品时,为了让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文本,译者应该采取显化翻译。为什么典籍英译需要采用显化策略?本文将利用Fillmore的框架理论阐释这个问题。

二、显化翻译与Fillmore的框架理论

Fillmore认为框架是一个“认知结构”(Fillmore &Atkin,1992:75),这个认知结构是话语得以理解的基础。因此,用框架理论看翻譯,“就是译者在目的语中所采用的语言表达式能否激活与原语相同或相似的框架。”(汪立荣,2005:30)

那么,显化的实质是什么?语言是由符号和意义组成。但“意义并不在符号之中,不为符号所拥有,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是导引和被导引的关系。”(Fauconnier,1994)意义需要符号来导引的称为显义,意义隐藏在符号之下的称为隐义,或称为默认值。因此,显化翻译的实质是把默认值用符号表达出来,以激活目的语读者的语义框架。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典籍英译应该采用显化翻译,原因就在于典籍通常带有大量的默认值,难以激活目的语读者的语义框架,因此,要用符号把这些默认值表达出来,才能成为能被目的语读者理解的文本。下文将从语义角色、文化因素两方面解释《桃花源记》中的显化翻译,以求进一步说明典籍英译中使用显化翻译的必要性。

三、《桃花源记》英译本与默认值的显化

《桃花源记》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描述了一个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文章以其思想深度和文学意境已被林语堂、杨献益、罗经国、方重、Herbert A Giles等大家翻译。同时,也有多个针对这些翻译文本的研究。本文将选取方重先生的英译本,从默认值的两个方面:语义角色和文化因素对该译本进行剖析,说明典籍英译需要作显化处理。

(一)语义角色

“由于心理完形的作用,人作为认知主体往往把现实中的情景归入‘施事—动作—受事这样一个认知框架。”(沈家煊,1999:5-6)换言之,施事者和受事者是认知框架内两个重要角色。但是,汉语言,尤其是典籍中的汉语言,往往把施事者或受事者设定为默认值。汉英转换不把这些默认值处理好,目的语读者很难激活对应的认知框架,顺利导引出意义。《桃花源记》作为经典古文,其中不乏施事者或受事者作为默认值的情况。

例如:

(1)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Leaving his boat he ventured in.

(2)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

Seeing the fisherman they were so eager to find out from whence he came.

(3)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Our fisherman came out, found his boat again, and took care to leave marks all along his way home. As soon as he was back to the city he told his adventure to the magistrate.

以上例子都是施事者在原语中被设置为默认值的情况。如例句(1)中“舍船”的动作发出者应该是渔人;例(2)中,“见”“惊”和“问”的动作在原语当中都可以推敲出施事者是桃花源的村民;例(3)的施事者应该为渔人。像这些在原语中设为默认值的例子,如果在处理成英文的时候不用符号导引,即把必要的施事者明示,目的语读者就无法导引出整个“施事—动作—受事”的认知框架。因此,译者需要对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中的默认值显化。方重先生对这些默认值的处理方法一是直接把施事者翻译出来,如例(1)中的“he”,例(2)中的“they”即村民,例(3)中的“fisherman”;二是翻译成英语当中的被动句,如:

(4)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As the peaches came to an end, the headspring of the stream was found to issue from the side of a mountain.

看到水源和山的是施事者应该是渔人,但方译并没有把视角一直停留在“人”。他的处理方式着重描写景,施事者或受事者由原来关于“人”的认知框架已经切换到关于“景”的认知框架,“景”的框架没有默认值,所以,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他们仍然可以导引出相应的意义。

总的来说,在处理语义角色的默认值上,方重先生都倾向于用较多的符号量处理默认值,帮助目的语读者构建认知框架。

(二)文化因素

原语符号导引的框架带有文化因素,对目的语读者来说很可能存在默认值。框架理论认为,文化背景知识是一个语言社区大部分人所共享的,不属于这个语言社区的人会因此产生语义理解上的差异。对于原语读者来说,文化因素只需要少量的符号就能够导引意义。但是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这些文化因素都是陌生的,如果翻译的时候还是由少量的符号来导引这些文化默认值,必然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差异,文化默认值应作显化处理。在《桃花源记》一文当中,最显著的文化因素莫过于朝代年号了。

(6)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ao-Wu of Eastern Tsin there was once a native of Wuling.

“晋太元中”指的是东晋太元年间,但不熟悉中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是没有相应的认知概念的。如果按照原文的符号量,直译为“Taiyuan of Tsin”,是不足以让目的语读者导引出意义的。方在此的处理虽然已经增加了符号量“Emperor Shao-Wu”,但笔者认为符号量仍然不足,读者仍然无法大致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个中原因在于译者没有考虑到目的语读者一般采用公元纪年的时间表达法。所以,为了唤起读者的认知框架,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Giles的译法“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4th century”,此時的原文的默认值就被显化为能唤起目的语读者的知识架构了。

(7)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They had not heard of the Han Dynasty, not to say the Wei and the Tsin.

这句话与上例(6)有同样的问题。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框架中并没有这些朝代,如果直译,读者只会觉得不知所云,所以笔者认为,较为恰当的处理方式如林语堂的“Han Dynasty (two centuries before two centuries after Christ), not to speak of the Wei (third century A. D.) and the Chin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林的处理方式把中国的朝代与西方的纪年方式相结合,符号量足够让目的语读者大致知道这些朝代所处的时期。此外,目的语读者还可以通过括号内的注释知道这些朝代的更迭。

四、结语

本文选取了方重先生的《桃花源记》英译本,运用Fillmore的框架理论,用语义角色、文化因素两个默认值阐释了典籍英译作使用显化翻译的必要性。对于语义角色这个默认值,方重先生把“施事—动作—受事”这个认知框架种的施事或受事用增加符号量的方式达到显化效果,因此译文也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但文化默认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原因之一是没有显化默认值,本文也提出了阐译的解决方法,另一个原因是导引意义所用的符号过量。因此,根据对该译本的分析,本文认为典籍英译需要显化策略,即把默认值用较多的符号加以显化,并且要适当控制符号的量,才能把陌生的框架通俗化,激活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框架,让读者对中国典籍产生共鸣。

【参考文献】

[1]胡开宝.语料库翻译学概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2]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04):303-307.

[3]刘泽权,侯羽.国内外显化研究现状概述[J].Chinese Translation Journal,2008(05):55-58.

[4]沈家煊.转喻和转指[J].当代语言学,1999(01):3-15.

[5]汪立荣.从框架理论看翻译[J].中国翻译,2005(03): 27-32.

[6]Fillmore,C.J.An Alternative to Check list Theories of Meaning[A].In C.Cogen,H.Thompson,G.Thurgood and K.Whistler.(eds.).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C].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75:124.

[7]Fauconnier,G.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 CUP.1997.

[8]Fillmore,C.J.and B.S.T.Atkins.Towards a Frame-based Lexicon: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 bors.In A. Lehrer and E.F.Kittay(eds.).Frames,Field and Contrast:New Essays in Semantics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1992:75.

责任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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