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视角下民族团结教育何以可能

摘要：将民族团结纳入公共生活视角，是当前高等院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全新路径。当前的民族团结教育，不仅需要实施者超越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只针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偏执和个体群体、社团利益的中心主义倾向，对社会成员实施平等、正义、权利、义务和共同体等教育，实践价值理性，自由主体间交互交往，公民参与公共自组织自治，民族团结教育才有可靠的基础。

关键词：公共生活 主体交互 民族团结

众所周知，随着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的滥觞和物化、世俗化思潮的流行，一个以“精致利己主义”①和个人主义为价值理念的文化思潮也显山露水，注重自我私人领域，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爱与责任感缺失，无限放大个人名利，成为新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整体注脚。不难看出，“非理性”是贯穿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的主线，或者说，正是由于价值理性的缺场、公共场域、公共生活、公共话语和公共自组织的缺失，公民教育的缺乏，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新世纪的整体困境。在当代，作为一种维护民族团结和维持社会公序的手段，民族团结教育已超越“少数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和“通过少数民族成员获得他们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控制，推动民族认同，并试图从主体群体控制下的社会中创立独立的社会”②的传统阐释，而与公共生活的构建密不可分。高等院校作为公共生活场域，师生主体间的理性、交互和参与推动着公共生活的构建，民族团结教育只有贯串于师生的公共生活中，才能拓展新路径并取得实效。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公共生活极为稀有，公共场域、话语和公民参与尚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培育师生公民意识，构建公共生活，民族团结教育才得以可能。

一、公共领域：价值理性的在场

社会团结不仅包含“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那种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建立友谊、婚姻等固定关系，或是在交往过程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心理状态的和行为模式，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可以包容更广泛的现象。”③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这一言说指明了社会团结的质素，为我们理解民族团结提供了视角。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团结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团结的产生、社会团结的类型、将征和功能、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团结存在与变化的动力因素、社会团结得以维持的力量和社会团结被破坏的原因。涂尔干把“集体意识”和“集体良心”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具体是指“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者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结合或吸引为将征的联系状态”④其中蕴含着社会公共生活的诸多要素。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工作（或称制作）和行动。“之所以说这三种活动是基本的，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境况。”阿伦特视劳动和工作为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采取的活动模式，而视行动为人在人们相互之间的活动模式，劳动属于私人领域，工作属于社会领域，而行动属于公共领域。“行动不管其特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在确立各种关系，因此它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线。”⑤阿伦特的这句话表明“行动”是社会成员和世界公共部分的最大公约数，它衍生政治领域，共享言行，并构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阿伦特观点基础上，重点阐释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他不仅把公共领域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视角，更理解为一种历史范畴。古希腊的公共领域、封建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公共领域三种类型是历史上出现的公共领域形态。在中国当代社会，随着市民社会、世俗社会的深化发展，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公民实践和社会治理的整体趋向。公共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是人与人的“共同存在”和同时“在场”。有论者將公共领域的特征描述为客观性、普遍性、非联合性和共享性，认为公共领域是处于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以确立、追求和共享公共价值为本旨、所有成员平等地享受公共利益的空间场域。⑥它既不同于“国家”，亦与“私人领域”有别，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内生形态。

价值理性在场无疑是公共领域得以构建的基本前提。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混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漠视公共生活甚至将公共生活领域私人化。人们“对政治领域的更加冷漠和消极以及对诸如家庭、职业和个人事业等私人领域的更加关注。”⑦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前者公共化个人私生活，而是后者更为丰富和确定。人们惯常推卸公共责任、减少分内职责，认为公共领域没有独特价值，并应该为私人领域服务。种种现象表明，在当下中国缺失公共价值立场的前提下，建构公共生活是有一定难度的。尽管如此，面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强劲潮流，构建公共生活确是不二选择，但前提是通过制度、舆论、道德、伦理和审美逐步建构共有的公共价值，它必然超越私人领域和个体价值。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共生活视野中加以思考、表达和实施，不仅需要实施者超越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只针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偏执和个体群体、社团、党派利益的中心主义倾向，对社会成员实施平等、正义、权利、义务和共同体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才有可靠的实践和价值理性基础。

二、公共话语：自由主体间的交互

“这些社团、组织和运动关注社会问题在私域生活中的反响，将这些反响放大并集中和传达到公共领域之中。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机制。”⑧哈贝马斯的这句话向我们表明公共话语机制对构建公共生活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话和言说正是人类特有的共性，“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 许多年前，查尔斯·泰勒指明了人类生活的对话本质。而阿伦特更是将言说和对话与行动联系起来，“言说和行动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二者紧密联系。无言的行动不再是行动。行动者，只有在他同时也是话语的言说者时才是可能的”在她看来，言说和行动具有某种一致性。言说不仅与行动相伴，而且一定是行动中的言说，真正的行动必须以言说方式进行。公共话语是公共生活中的言说。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都是公共生活的，而且是公共、开放、理性和负责任的。⑨

学校生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学校公共生活的构建，各主体之间是在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高等院校要适应教育观念、理念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必须改变传统师生之间传受关系、主客关系、主动与被动关系观念，在人类公共知识面前都是学习、研讨、阐释的主体，学习就是主体间的某种对话。民族团结教育必须在对话和交互的机制下方能进行。“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友好和协调、联合”⑩金炳镐教授指出不同民族主体只有通过交往联系、协调合作才能达成团结，而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主宰、殖民和同化。民族团结“是同一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平等尊重、联合协作、和平共处、相互融合的认知与行为”刘子云对民族团结的定义无疑切中肯綮。 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师生民族成份多，各民族有各自的习惯、风俗和文化，通过师生公共构建公共生活，超越每一民族个体的独有特性，达成更为广泛的合作、协商和对话，使得民族之间的信任、理解和联合得以达成。公共话语的构建是和公民教育紧密相关的，比如展开爱、幸福、审美、责任、自由、平等、正义、真理等的教育，在学校建立某种公共价值，使师生精神饱满和充实，内心更为丰富。这样，各民族间就有了联合、团结的基础。也与公共话语中尊重个体话语权、个人权利等密切相关，公共生活必然是个独立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和妥协。那些仅以舆论和宣传为唯一路径的各种意识形态教育，在人们思想转向的前提下，只能是事半功倍，甚至走向反面。

三、公共自组织：公民参与自治

眾所周知，随着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共享普遍意识的达成，公民自组织也从长期的权力和社会文化的隐性背后逐步走向前台，“现代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中基于志愿者并且能够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组织，同时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服务和政治体制所需要的领导力量的开发。” 彼得·德鲁克的这句话是我们理解自组织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公民自组织在历史发展中，也积极推动着公民文化塑造、社会管理、公共权力强化与监督等功能的发挥， 可以说，它是一个健全社会形成的标志，在国家公权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有一定张弛和彼此消涨过程中起到了相互制约、监督、纠错、润滑作用。公民自组织是公共生活保有独立性、权利、监督和规范等功能发挥的“躯体”，它的形成有利于形成国家—市场—社会生态关系的形成。因此，有人认为，“公民自组织的适度发展是现代公共生活重构之本”。

那么，在高等院校，如何形成公民自组织呢？毋庸讳言，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为公民自组织建构提供公共平台。师生共有的的文化基础、公共知识与公共目标奠定了公民自组织形成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自治社团是学校公民自组织的主要形式。以民主决策、共同管理、学生自治为基本内核的公共组织形式，可以积极推动高等院校公共文化的形成，培养师生健全、理性的人生观和丰富充实的内心与精神。因此，成立社团联合会、各种公益、志愿者、社会服务性社团组织，譬如法律援助服务团、志愿中队、环境保护者协会等等社团，并参与自治，是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有效路径，面对公共危机、公共事件时，社团成员必然以公共组织名义并实施公共路径探讨、处理，从而使得学生感受公共文化感染熏陶，培育学生公民精神和公民品质。

学校成立的各种社团，与校外社区联合，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对整个社会公共生活构建将起到示范、引导、延伸作用，形成良好的公民教育、公共活动、公共场域氛围，推动对话、合作、协商、妥协机制和稳固公民社会的形成。民族团结教育只有在一定的社团组织中展开，依托社区和社会扩大辐射面，实效不言而喻。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均有大批学生社团，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公益性、服务型活动，公共意识、公共品质和公共精神在高等院校逐步形成并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何深入推动公共自组织形成，引导师生公共生活，形成公共精神成为新的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出，指以自我为中心和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思想、行为原则和价值伦理评判的标准。他们利用公权力约束边界的模糊和体制性弊端，通晓“玩人术”、“权术”、“谋术”与“伪装术”，熟谙社会关系学，处世油滑事故，善用手段，善于阿谈奉承，懂得如何利用体制、政策与权力网络达到一己之私。常常表现为自我人格、心理甚至精神的巨大分裂。

②刘子云：《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第66、89页。

③[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④贾春増：《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⑤[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⑥彭定光：《制度伦理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塑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1期，第83-84页。

⑦[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529页。

⑧吴育林：《公共生活理论范式对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启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91页。

⑨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⑩金炳镜：《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1页。

○刘子云：《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第66、89页。

○ [美]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陈付龙：《公共生活的现代重构：本体论哲学视界的论证》，《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4期，第21页。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助“民族团结教育在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实施的新途径研究”[15JDSZ305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御娇，湖北民族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