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与批判：从《春尽江南》看格非新世纪的都市书写

汪西东

摘 要： 格非的《春尽江南》描写了新世纪江南城市鹤浦的整体面貌。带着忧伤的情绪与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格非着力于当下都市中社会乱象和时代精神病痛的书写，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中的彷徨、挣扎、选择、渴盼或颓废的种种现状，透露出人在都市的精神面貌和生存乱象，同时也表达了格非对新世纪都市时代精神复归的渴盼。

关键词： 格非； 都市书写； 都市乱象； 知识分子； 批判与忧伤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7）05-0073-05

格非的力作《春尽江南》是其“江南三部曲”的尾曲，着力于对新世纪都市的书写。在透析都市乱象的同时，细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末的知识分子跨越到二十一世纪在现实生活中行为和精神上的种种裂变、荒唐、颓废，展现了当下新“废都”的图景， 刻画了一幅幅都市人物群像。饱含着的忧伤、同情的复杂感情，讽谏的批判笔法，给作品平添了独特、深沉的审美蕴涵。

当年，着力于农村题材创作的贾平凹转而书写都市的作品《废都》问世，引发了上个世纪末的文坛大讨论，其中关于都市与知识分子的颓废书写，给社会带来了震惊与思考。诞生于新世纪已走过十年的《春尽江南》以谭端午及其周围的典型群像在生活中的故事为叙事主线，勾勒出上世纪末乃至延续到当下新世纪都市的社会影像，该作品引起当下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展现了格非对新世纪都市的独特观察和理解。

一、新世纪都市社会乱象丛生

《春尽江南》深刻全面地描写了新世纪的都市——鹤浦，这里是一座江南城市。鶴浦拥有着新世纪现代化的生活因素：和谐号列车、QQ社交平台、“超级女声”明星贴图、高档时尚会所等，同时也充斥着“废都”的气息，这里“离奇古怪”的社会事件和现象随处可见。谭端午的哥哥王元庆曾有过一段发迹史，他抱着“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愿景，本想在鹤浦郊区开辟一座“花家舍公社”，抱着极大的热情先后远赴安徽凤阳、河南新乡、江苏华西村等地考察，最后才勉强在岛国日本的延手县找到了公社建设的范本。王元庆这一人物是对《人面桃花》《山河入夢》里陆秀米和谭功达的理想情怀与韧劲的继承，也是传统的济世安民情怀在一名现代社会商人身上的延续。但怪事却相继发生，王元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三个黑衣人冲进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打断了肋骨，后来又莫名其妙地遭到公安机关的逮捕，最后不得不另觅他途，倾尽资金建了一所精神病治疗中心。在治疗中心落成的同时，王元庆却巧合地发了疯，成了自己精神病院的第一个病人。整个“事故”读来让人感到惊奇又似乎合情合理，文中的一段描写也许可以解开我们的疑惑：“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王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来，是为你好。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1]77-78读者感叹公安民警荒诞地大谈特谈“原罪”的同时，不难想象暴力当道、权利合谋、倾轧良人的黑暗与可怕。小说中另一桩事件是“葫芦案”，庞家玉买了一处房产，因为暂时不住而想通过中介公司出租出去，结果中介公司跑得没影还把房产证带走了，租户因此而赖着不走。身为律师的庞家玉反而没有办法，苦口婆心的谈判苍白如纸，诉诸工商所却不受理，找来警察调解终归无用，最后不得不搬来一批社会上的混混，反而奏效了。可笑的是，现代化的江南都市里，光明与公正无计可施，黑暗与暴力却驰骋有力，这是什么样的城市？为了得到大老板张有德提供参会人员的食宿费、交通服务费以及每个代表高达五千元的出场费，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便安排在奢靡的“销金窟”花家舍举办，同时还要给张老板的外甥女在报社提供一份清闲的工作。为了金钱利益，诗人向商人俯首折腰。花家舍名为高雅人士的出入之地，实际上是藏污纳垢之所，这里村庄的居民被迫迁走了；墙上勾勒着兼有傣族风情和日本浮世绘特色的图画不伦不类；“游人止步”的月亮门内，是实行会员制的“私人禁地”；名为服务员的女孩们穿着六十年代红卫兵的服装，取悦前来的客人。花家舍由《人面桃花》里桃花源式的土匪窝、《山河入梦》里管理有序的人民公社到《春尽江南》里的“逍遥窟”，展现了格非对当下都市社会中阴暗面的暴露和无声胜有声的笔伐。都市鹤浦的社会乱象除了文中直接叙述的王元庆的离奇遭遇、“葫芦案”、张有德的花家舍之外，还有庞家玉作为职业律师接触到的社会案件，如一个案件中，一个男人因为女友的一条暧昧短信而怀疑女友与她上司有染，狂怒地杀害了该上司及其父母，又在大衣柜里苦苦等了三个小时后杀了该上司的妻子、女儿和保姆，然而杀害保姆仅仅因为觉得其受凌辱时表现得很虚伪。对于如此丧心病狂的恶魔，杀人犯的父母还千方百计想通过精神病鉴定使儿子逃过法律的严惩。在鹤浦这座都市中，家庭关系也颇为扭曲，庞家玉与丈夫貌合神离，出轨成了常态。儿童也受到成人环境的影响，失去了童真，庞家玉把正处于天真烂漫时期的儿子当成超人一样训练，作为争取面子的工具，作为对丈夫极度失望的发泄，在这里亲情已经充斥着功利，家庭没有了温馨的味道。格非以现实的笔法塑造了新世纪的“废都”影像，这里不仅充斥着丑陋的利欲、情欲、物欲等，同时也被人性的扭曲和罪恶所裹挟。作者对“废都”鹤浦的揭示不仅在社会乱象方面，在生态环境方面也存在“废都”之象：长江堤坝的南岸，垃圾堆成了山，一眼望不到边；通往市区的公路上，运送垃圾的车辆亮着大灯，排起了长队；大雨冲刷着街上的各色垃圾，汇聚成了一个移动的白色浮岛。格非带着温婉、忧伤的情绪，在都市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两方面，叙述着鹤浦这个江南小城精神和“城格”的整体塌陷。江城水乡失去了天然的绿色、素净和秀丽，尽是浮躁、颓唐的气息。格非以独特的眼光观察着时代进程中的都市，他的《春尽江南》以谭端午为中心人物、以鹤浦为中心场域，展现了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都市社会存在的真实与荒诞，着实引起当下社会的震惊与反思。他笔下的江南都市鹤浦存在的乱象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国都市普遍性现实存在的缩影，很具有代表性。

二、新世纪都市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塌陷

尼采认识到十九世纪西方的现存道德处于危机之中，需要重新创造新的价值体系挽救人类道德的堕落，喊出“上帝已死”。当代有人呼喊“传统知识分子已死”，则是对部分知识分子自我放逐、自我堕落及人格塌陷的失望与悲愤。《春尽江南》对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描写呈现出一股颓败的诗意。主人公谭端午青年时处在诗歌还备受欢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毕业于大学中文系的他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他戴着诗人这一荣耀的帽子到处留情，“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1]22-23这一点和《废都》中的庄之蝶的艳遇有些类似。招隐寺中，谭端午玩弄女大学生李秀荣后毫无愧疚地溜掉，还卷走了她的零钱，他不觉得这是偷窃行为，而认为是诗人表现友谊和亲密的象征。后来他经历考博失败、与硕导闹翻、工作难寻等不堪后，不得不落魄地回到家乡鹤浦，在地方志办公室谋得一闲差，“他隔三差五地不去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1]47谭端午作为上世纪末的诗人，进入了新世纪，显然已不适应，对于社会上的世事，他毫无兴趣，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一切，似乎世事变化都与他无关。他终日在地方志办公室里混日子，家庭事务也不关心，游离于母亲与妻子敌对的夹缝中，对儿子的教育问题置若罔闻，即使发现妻子对自己不忠，却像什么事也没有，他关心的是残缺的诗篇、关于“牺牲”的思考、混乱的“五代史”、國外的经典音乐等，或者和朋友一起喝酒消遣，和年轻忧郁的姑娘绿珠保持着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格非在文中写到：“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1]121谭端午恰似当今社会中的“多余人”，相对于作者给他所设置的诗人形象，也看不到诗人高雅、清贵的气质，说他是“遗世而独立”，似乎又相去甚远。端午这一诗人知识分子形象的设置，也是当下都市社会中部分对社会自我疏离和精神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庞家玉由一个天真烂漫、崇尚诗人的女大学生，一名自学成才的职业律师，逐渐演变成追金逐利的现代女强人，为孩子成绩下滑而施行家庭暴力，为送孩子进好学校而走关系，对爱情、婚姻的不忠与背叛成为其个体寻求自我价值显现和精神释放的途径，最终长久沉重的生活高压使她陷入不治之症的绝望。这种演变固然有社会不利导向的因素，更多则是其个体主动的选择，最后这个新世纪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出走”与回首中精神才获得忏悔式的觉醒。徐吉士和陈守仁都是谭端午当年的诗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他们散发着青春朝气，昂扬着生命激情。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诗人归来”的时代，他们也是充满着诗人的情怀、激昂与骄傲。然而当这几位诗人伴随着时代大潮告别了理想主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以追逐物质财富为热潮、以世俗功利为能事的市场化经济新阶段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直至当下新世纪，受到社会观念转变的催化，自身人性也逐渐暴露出丑陋不堪的一面，奋不顾身地跌向欲望的沟壑。陈守仁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商人，在江畔建立起自己的“呼啸山庄”，但他的高雅追求终究是道貌岸然的伪装。他对自己的远房外甥女绿珠抱有违背人伦的企图，在遇见绿珠前后不过二十四小时，就堵在運行着的火车上的厕所里摇尾求欢，嘴里吐着污秽的言语：“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让人销魂。”[1]65可见其已经毫无知识分子的操行。徐吉士也曾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当时看起来诚实厚道的他还为一个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的抑郁青年诗人举办追悼会，后来如鱼得水地混迹于新闻界，担任过《鹤浦晚报》的新闻部主任，后又成为了报社社长。徐吉士的名字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正是这个吉士，当年诱骗女大学生李秀蓉和宋蕙莲到招隐寺供他与谭端午取乐，在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举行的空隙中，他也不忘去“私人禁地”追寻快乐。当年的“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今日却呈现出赤裸裸的肉欲追求，恨不得天下美女供他赏玩。曾经多少还有些精神追求的诗人，现如今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操守，彻底融入污浊不堪的现实物欲之中，与世俗功利的时代风气携手共舞、沆瀣一气了。在这个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共进的时代，当然也应是知识分子理性高扬的时代，他们却日益颓靡。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2]格非笔下的徐吉士、陈守仁之流就堕入到了追逐欲望放纵的野蛮状态。《春尽江南》中的都市知识分子和《废都》中的四大名人一般，呈现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倾向。格非笔下的知识分子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多种因素的挤压中没有守住那份仅存的尊严，屈服和妥协成了常态，以徐吉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市场的俘虏、自我精神的流亡者、文人群体的边缘人。他们恬不知耻地屈从在现实物欲的石榴裙下，顶着知识分子的旗帜，背地里却施行着丧失知识分子人格的行为，他们从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的追求上都失去了自我。格非眼中的当下都市不只是整体的乱象横生，也有时代精神的陨落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塌陷，作者痛惜地揭露了当今时代下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部分都市人群的自我迷失、放逐、堕落甚至毁灭。

三、忧伤与批判：呼吁时代精神的昂扬

波德莱尔曾高喊：透过粉饰，我会掘出一个地狱！格非对当代都市现实没有作任何的粉饰，而是直接地揭露当代知识分子的荒唐、颓废、自我堕落以及都市整体的不堪。笔者不能明确地下定义说《春尽江南》是一部现实主义批判小说，但可以说它是一部写实小说，且带着现实批判的笔法。“为什么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深受读者和文学界的爱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和精神状况。为什么2011年格非的《春尽江南》获得批评界广泛的好评？就因为格非敢于迎难而上，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精神跌落的深切忧思。”[3]格非一方面通过书写鹤浦这个江南都市存在的社会乱象来完成他的批判笔法，一方面是通过对徐吉士、陈守仁、张有德之流腐朽堕落的呈现来完成的。格非将社会现实中形形色色的面貌艺术化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由读者去触碰、感受、思考，作出自己的深层解读和价值判断。

格非曾称自己写作《春尽江南》的真正动机是欲勾画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在物质意义或者说物理意义上的社会变化之下的精神史，或者说心灵的反应史。《春尽江南》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书写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在整部文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新世纪知识分子乃至整个都市社会带著悲愤的情绪、批判的笔法同时也有着淡淡的忧伤。《春尽江南》与《废都》一样都有刻画知识分子在时代进程中精神裂变的过程，特别是裂变之后在精神及行为上的种种表现，以及社会中种种荒唐却有其现实存在性的事件或现象，进而深入地刻画了一个新时代下都市的颓废形态。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写颓废知识分子的作品也不少，现代文学中鲁迅《在酒楼上》的魏连殳、郁达夫“沉沦系列”著作中的“我”，这些著作主要透过对颓废知识分子的书写来引起社会“启蒙”的注意。当代的作品当然更为成熟，将作品的张力扩展到整个社会，作者已然不是对当代社会大众的“启蒙”，而是要沉沦颓废的知识分子从“自我沉沦”中“自我觉醒”。《春尽江南》中的知识分子度过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自我身份确认时期，进入市场化经济波涛汹涌的浪潮中，深刻感受到自己由中心地带被挤压到了边缘地带，失去了以往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自身独立地位的自我确认，便在欲望的沟壑中寻找对自身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失落的解脱。其实这种解脱也只是自我精神的麻痹，像抽鸦片或听哀曲一样，沉浸于其中只是一时，等这种欲望的转移结束之后，清醒的悲哀接踵而来。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对自身日益疏离，他们更多地采取“鸵鸟”战略，像庄之蝶浸淫于性欲的释放，谭端午沉浸于《新五代史》、国外的经典音乐以及与情人的暧昧不清，这些在深层次上是对身份优势和地位下降的无奈，对自我身份确认的自卑和迷茫，对自我心理落差横亘于胸的焦虑不安，对遭受时代现实围困寻求精神解脱却突围失败而导致现实中自身灵与肉的分离。格非在对谭端午的书写中隐含着对他的同情，从谭端午隐约察觉到妻子出轨后表现的淡然、对妻子粗暴教育儿子时选择外出散步以躲避、与绿珠在夜晚忧郁的聊天和随心的漫步、妻子离家出走后的失落和忧虑等描写中，我们体会到了一个带有哲学家色彩的忧郁知识分子在谭端午身上复活了。特别是在妻子庞家玉死后，谭端午戒了烟、读完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写一部以家玉逝世地普济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在他把二十年前留给庞家玉的诗《祭台上的月亮》续写成的长诗《睡莲》中：“我大声地朝你呼喊……你听不见……哎，假如我们还要重逢，我希望在一面镜子里……我说，亲爱的，你在吗？”[1]374-376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真实的怀恋，以前无动于衷、感情淡薄的诗人丈夫又回来了。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不仅觉醒而且自我复活了，自然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回归。绿珠也从云南龙孜回鹤浦了，准备在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做老师，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格非对新世纪的“废都”和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绝望，这也是作家自身对反抗新世纪“废都”绝望的希望书写。《春尽江南》结尾没有了都市的乱象，回归到了平静生活的描写，这里的人是拥有简单而朴素的心灵的，这种心灵映照下的都市是正常都市时代精神的复归，也正是格非通过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

四、结语

格非对“江南三部曲”中的“江南”解释道：“对我而言，‘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另外，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都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它是我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4]格非对江南都市鹤浦批判且忧伤的书写中，也是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未来发展的沉思和担忧。格非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以“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概括司马迁著《史记》的抱负和宗旨。对于“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他认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除了要开风气之先，还要挽救风气。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正是践行了他对自身作为作家的要求，体现出他坚守着自身文学创作者的道德责任与情怀。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堪忧，作家们对社会现象有着独到的认识与透析，在当今这个物质资源已经颇为丰富的时代里，人们在精神上却日渐迷失，饥饿曾经促使我们奋进而无暇他顾，今日的人们却被丰盈的物质推向了狂欢的深渊，希望与绝望只有一线之隔，春尽江南之后，格非依然等待着“春风又绿江南岸”。

参考文献：

[1] 格非. 春尽江南[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2]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 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

[3] 孟繁华. 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235.

[4] 格非. 人面桃花[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