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民族性体现

张斌

摘要：中国的艺术歌曲形成于近代民族存亡时期，当时的音乐家本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希望可以用音乐艺术这样的方法来开启人民的智慧，唤醒人民大众的思想。因此，他们提出了效法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口号，掀起了新音乐运动，创作了一大批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有鲜明民族性的艺术歌曲。本文从歌词写作与音乐创作两方面对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民族性表现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艺术歌曲 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6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02-0073-03

艺术歌曲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因为其特定的表现手段和对应的形式结构展现出了独特的抒情魅力，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欣赏性。艺术歌曲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演唱形式包括独唱、重唱与合唱；第二，音乐的创作手法细腻、严谨，注重人物的内心情感刻画；第三，艺术歌曲的歌词通常具有诗意性，常取自诗词的名篇或是为艺术歌曲专门创作的符合音乐要求的文学性极强的佳作；第四，对音乐的旋律做文学性的处理，使其抒情性更强；第五，音乐素材选用广泛，结构细致精巧，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和欣赏性。中国的艺术歌曲形成于民族存亡时期，当时的音乐家提出了效法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口号，掀起了新音乐运动，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歌曲。这些艺术歌曲无论是歌词、曲调，还是钢琴伴奏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性，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特色。

一、早期艺术歌曲的产生及发展

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定义，狭义上来说是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融合的产物，迄今只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从广义上来说，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艺术歌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先秦时期，包括“宋代的琴歌，唐代可以吟诵的诗词等”。本文所论述的仅为狭义的艺术歌曲。

中国艺术歌曲的诞生和兴起是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于矛盾交替的情况下，激荡的社会动荡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音乐创作的题材和体裁方面也反映出了这种强烈的变动。中国艺术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有两个：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近代史上文化与诗歌等艺术创作最活跃的时期，诞生了多种不同内容、风格的新诗歌，它们为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二是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作曲手法，为新音乐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创作元素，用其来表现中国传统的国粹，体现兼容并蓄、西体中用、中西结合的特征，符合当时的音乐创作思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诞生了中国的艺术歌曲。20世纪早期艺术歌曲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中国的艺术歌曲诞生的前身是学堂乐歌。经日本传入的以西方歌曲曲调填词的学堂乐歌，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沈心工、李叔同等人是当时从事学堂乐歌创编和教学的代表。其中，李叔同从刚开始的选曲填词发展到后来自己作词作曲，创造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品。他的乐歌继承了中国音乐审美的传统习惯，追求恬淡、宁静、亲和，从而达到深邃的意境。如歌曲《送别》，其不仅是声乐学习者的必会曲目，也被收录进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艺术歌曲的早期萌芽。

（二）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國近代音乐史上艺术歌曲的初步发展时期，创作的艺术歌曲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处于一个引进模仿、学习借鉴、吸收融合的过程。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的优秀的作曲家和作词家，创作了大量的艺术歌曲，许多都还流传至今成为经典的艺术歌曲，有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黄自的《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花非花》；青主的《我住长江头》等。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歌曲产生了一些新的气象，出现了创作题材与表现形式上的拓展创新，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国难当头、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下，由此产生的艺术歌曲融入了爱国、抗敌、革命、战斗等元素，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歌曲具有战斗性、宣传性、民族性等时代风格特征。代表作品有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贺绿汀的《嘉陵江上》、赵元任的《老天爷》、夏之秋的《思乡曲》等等。这些作曲家在艺术歌曲中国民族化的创作中，在旋律的民间音调的运用、和声民族化倾向方面，更加成熟，相比2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早期艺术歌曲民族性的体现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充满诗意的歌词和音乐创作上的中西结合两个方面。

（一） 充满诗意的歌词

诗意，是诗人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在情感立场上，有歌颂的，也有批判的；在表达方式上，有委婉的，有直抒胸臆的。简言之，诗意是一种超越语言表达力的情感、气概和境界，能让我们直接体会到诗词中的含意，如在唐代达到巅峰的近体诗和古体诗，以及在宋代最流行的词，元代的曲。

早期的作曲家在艺术歌曲歌词的选择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采用古代诗词进行谱曲，如青主的《大江东去》、黄自的《花非花》、谭小麟的《正气歌》等；另一种是采用时人创作的新体诗进行谱曲，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春思曲》、贺绿汀的《嘉陵江上》等。前一种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艺术性不容置疑。但到了近代，随着人们审美的变化，再加上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古典诗歌不再适合表达现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开始了一股“新诗革命”风，于是那时，一些留洋学习音乐的作曲家就尝试以中国古典诗词和白话文新诗结合民族音调创作“土洋”结合的中国艺术歌曲，并取得了成功。

在歌曲中，为了表现诗与意的结合，作曲家通常直接采用具有诗意的诗词进行谱曲，作为艺术歌曲，“乐境”是演绎表达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二度创作”中最终的表现层次。如李叔同的《送别》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送别诗的继承。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芳草离情，都是千百年来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它以短短的一首歌词，把这些意象都集中起来，以一种“集大成”的冲击力，强烈震撼着中国人离别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人送友离别的一种文化心理符号。

再如赵元任先生的艺术歌曲，也有其独特的诗意性的体现。其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了著名诗人刘半农的诗歌，歌词中的“微云”“微风”“银夜”“鱼儿”“燕子”“枯树”“冷风”等词组都是诗意的呈现，给听众突出的画面感和强烈的代入感。此外，赵元任在创作中还很注重歌词与吟诵旋律的结合。从《新诗歌集》中的歌曲看来，赵元任先生对歌词的选择几乎都是“五四时期”的新式白话诗，其中以胡适的最多有五首之多，次之为刘半农。从歌词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赵元任先生偏于选择文学性较强、通俗易懂、句尾押韵、句法整齐的文学作品。这首先由于赵元任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文学家，所以他的作品在歌词的严谨性方面特别的讲究。用语言的特点作为旋律的素材，用歌词发声——包括诵读的语速，节奏的原则来创作旋律，这使得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也使得旋律更加有“诗意化”。

（二）音乐创作上的中西结合

在艺术歌曲的曲调创作上，早期的作曲家们经常深入到民间去采风，到江边去听纤夫及船夫哼唱的号子，在田边地头听村民唱歌，在戏院听戏曲演唱，甚至到寺庙里去听念经音乐。马思聪说：“中国的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还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山、平原与河流们。”他们广泛地收集了民间音乐素材，并不断运用和赋予民间音调以新的生命。其在创作中对传统的民间音调或保留原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由此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和融入性。这使得艺术歌曲这一外来形式很快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并生根发芽逐渐壮大。如赵元任先生的代表作《卖布谣》是在民间小调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教我如何不想他》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自由合尾式变奏曲式，结尾乐句的素材则选自中国京剧中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黄自《花非花》是典型的民族五声调式；青主《我住长江头》加入变宫，但五声性突出；冼星海《夜半歌声》的曲调主要在LaMi之间进行，充满着忧伤的情绪和突出的民族性等。

在钢琴伴奏方面，作曲家们特别注意和声配置的民族性。赵元任曾说：“中国的音乐不及外国的地方，关键就在于和声方面。有了和声的变化，才有了转调的媒介，一调当中全用起十二律来用得才有意义。……但一定要突出和声的国性和中国风味。”在赵元任的作品中，无论是《听雨》《卖布谣》，还是《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可以看到他对于西洋和声技法的运用，如各种暂时转调、各种小七和弦、减七和弦、变化音和弦，各种和弦外音以及同主音大小调直接交替等手法。同时，赵元任在上述作品中更大胆探索了适合我国曲调的五声音阶和声配置的实验。相比于赵元任、黄自有着更为娴熟和丰富的和声技巧，黄自的艺术歌曲都有着精致的钢琴伴奏，为和声的民族化拓展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如《春思曲》，黄自采用了传统音乐中少用的6/8、9/8拍，主旋律曲调与民歌风格颇为接近，但后段的变化音带来了短暂的离调，这是欧洲浪漫派作曲家喜欢用的手法。和声部分使用的都是大、小三和弦与七和弦，在个别地方使用了减七和弦，以增加忧伤的色彩。伴奏中连续密集的分解和弦如绵绵流水一般营造出女主人公惆怅的心情和深切的盼望，极富感染力。

三、结语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了“拿来主义”思想，“拿来”并不是单纯的照搬照抄，而是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过来，留下精华，去其糟粕，再加以升华，然后为我所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其一，中国音乐讲究艺术表现的中和、简约、适度、含蓄、空灵。其二，音乐以五声音阶为主，曲调更着重于表现线性形态。其三，中国的艺术歌曲是以汉语演唱的，汉字是有四声的。中国戏曲及曲艺唱腔讲究依字行腔，字正腔圆。这同欧洲艺术歌曲分别以德语、意大利语等演唱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中国歌曲的创作要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反映中国人民的审美情趣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正是符合了这一思想，用西方艺术歌曲的体裁，加上中国的民族元素，创作出符合中国人口味的藝术歌曲，是早期艺术歌曲创作者们成功的关键。本文对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民族化体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旨在提出艺术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民族化才是艺术价值的最终体现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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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孜孜，郑杰，赵丽萍.中国艺术歌曲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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