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中国文化在异质语境中的传播与变异

宋阳+黄宣方

内容摘要：本文以美国华裔为研究个案，通过汉语符码嵌入和文化意象使用等具体分析，分析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在美国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和变异。这一现象有助于当下的我们进一步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变异。

关键词：汉语 中国文化 异质语境 传播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也越来越重视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传播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与传播国的异质文化语境之间的博弈。美国华裔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研究这一论题的绝妙切入点，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充分体现了美国社会环境的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在这个极具跨越性的领域中，汉语与英语、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在此相遇，由于彼此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的差异而产生了对话、交流甚至冲突、斗争的互动与交锋活动。

这种语言与文化的互动与交锋的结果之一便是华裔的语言特色——汉语符码的嵌入。一种嵌入的是在英语中已有对应词的汉语符码，即某些符码在英语中已经具有约定俗成的“符号对等”。这类语码多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较大影响的事物的名称，如“tofu”（豆腐）、“Mah-Jongg”（麻将）、“chopstick”（筷子）等词语。另一种汉语符码嵌入采用的是拼音的形式，也可以叫做“語音翻译”，这是最常见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或者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或者参照耶鲁罗马化系统进行拼写，如“Chuangtzu”（庄子）、“chiu chiu”（蛐蛐）、“Kuen Ming”（昆明）等词。最明显的汉语符码嵌入形式是直接使用汉字。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通常出现在封面设计中。美国华裔拒绝汉语与英语之间边缘/主流、非法/合法的二元对立，也拒绝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作为“文化记忆”的中国文化与作为“本土记忆”的美国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将各种形式的汉语符码嵌入英语，华裔将英语拉下神坛，使其从高高在上的霸权语言回归为“仅是一种普通语言”；另一方面，华裔通过在异质语境中对汉语符码的挪用、保存和转换，打破了汉语原本浑然一体的稳定性，使其成为夹杂着鲜活异域生存经验的时刻变化、生长着的“活的语言”。

漫漫五千年，勤劳、聪慧的中华民族不止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宝藏。从《诗经》、《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文化记忆一直回响在美国华裔心中。在与汤亭亭的一次谈话中，陈美玲就坦言了自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我写诗时常回想到唐朝。我感到自己确实是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我不愿与它割断联系。这就是我学习古汉语的原因。我感到它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根在很早以前。我们是古老的心灵……我感到与我的中国根紧密相连。[1]

从林永得的美好静谧的月夜意象到陈美玲的形单影只的沙鸥意象、从汤亭亭的“木兰”到宋凯西的“壑舟”、从施家彰的“柳风”与“关关雎鸠”到姚强的李贺与李商隐，中国文化被华裔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总能在不同时空的炎黄子孙心中引起共鸣。那很久以前的、古老的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早已铭刻在每个华族个体的身上，成为“世代存于我们文化中”的记忆，得到不断的传承与发扬。

华裔以中国文化的文化记忆为源、以华裔诗人的本土经验为源，承袭了汉语与英语、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两个文学传统。在承袭的同时，他们既拒绝中西文化传统的绝对权威和稳定性，又否认两者的二元对立，通过对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挪用、改写和驯化等方法，华裔拼贴出了仿似马赛克般鲜活生动的语言形式与文化意象。这一现象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传统之间找到了协调和平衡之处，有助于当下的我们进一步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变异。

参考文献

[1]Marilyn Chin. “Writing the Other：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Kong Kingston（1989）.”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 94.

本文是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与中国文化传播对策研究》（L16DYY008）、沈阳大学“大创”项目《基于汉语国际教育跨学科视角的英语专业学生从业规划》（201611035000077）和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项目《基于汉语国际教育视角的中国文化之异质语境传播研究》的成果。

（作者介绍：宋阳，文学博士，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亚裔美国文学和海外华人诗学；黄宣方，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生）